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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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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成了钱少爷的听众，台湾仔讲的那些事对她很陌生，许多言辞她根本听不懂，如闽南土话所称，叫“鸭子听雷”。她没读过书，只是个童养媳，她的世界非常狭窄，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无论听懂听不懂，她这只土鸭子就是喜欢听雷声。钱少爷的话让她听来新鲜，特别是这个年轻人愿意对她说话，把她当做革命宣传对象，翻来覆去讲解，不厌其烦，视童养媳为知音，让她倍觉愉快。
阿婆发现情况，意识到危险。她把母亲叫到房间训斥，不许母亲再与台湾仔来往。母亲争辩自己清白，与钱少爷间什么事都没有，让阿婆打了巴掌。阿婆把母亲锁在房间，逼她思过认错，整整关了三天三夜。母亲不服，三天三夜里以泪洗面，不吭不声，不吃不喝，与阿婆较劲，绝不服输。大舅知道母亲性子刚烈，怕出意外，求阿婆手下留情，这才不了了之，把她放出来。
二十几年后，母亲自己的大女儿回到厦门辞行，准备投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凌晨时母亲拿一把大锁把女儿锁在房间里，关了三天三夜，阻拦了她的北上之路，改变了她的命运。追根溯源，原来不是母亲自己的发明，是她从阿婆那里贩来的，只不过掉了个方向，原先她是被锁在房间里的那个，后来她变成把人锁起来的那个。
母亲被放出来时，钱少爷已经离开，房间被收回，不再租给他了，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钱少爷知道母亲每天清晨都要早早起身，到小河边倒夜尿，刷洗全家人的马桶，几天后他特意挑天蒙蒙亮时跑到小河边跟母亲说话，告诉她自己搬了新地方，离这里不远。他们借了一个旧祠堂，办了一所夜校，母亲想识字，想知道世间的道理，可以上他们的夜校，夜校给学员备了纸和笔，不要钱。
“你来吧。”他诚恳相邀。
“只怕阿婆不让。”
“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母亲偷偷跑去夜校上课，说是去读书识字，不如说是去听钱少爷说话。她没敢让阿婆知道，也不像其它学员天天上课，只能找机会偷空一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管如此小心，阿婆还是发现了状况，她非常不安，决定让大舅和母亲即刻圆房。
大舅说：“迟一点吧。”
那时家人还在为老祖母守孝，大舅的父亲中风还未好转，不能下地。时局动荡，家中生意很不景气，大舅是家中长子，年纪还轻，经验不足，让生意上的事情搞得焦心，艰难维持，非常吃力，没有心思操办婚事。
阿婆叹气道：“只怕再拖人就没了。”
不久出了事情：夜校发生暗杀大案，枪手把正在开会的几个年轻人堵在屋里，拿枪乱射，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屋。外间传言凶手为日本浪人，用暗杀警告流亡台湾青年不要从事反日活动。官府与日本人勾结，暗中提供了支持。
邻居家有个女孩跟母亲关系好，经常一起去夜校上课，女孩听说夜校出事，钱少爷中枪，跑来告诉母亲。当时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准备给家人做晚饭，一听消息有如巨雷轰顶。听说钱少爷给送进教会医院，母亲一声不吭，当即把灶脸里的柴火抽出来，拿水浇灭火苗，丢下火钳，拉起女孩就跑。
她在医院见到钱少爷，他脑门上中了一枪，虽还有气，却已不省人事，医生断定过不了当夜。钱少爷是台湾流亡客，在漳州没有亲属，几个要好朋友一起遭难，或死或伤或逃，少爷浑身是血躺到医院等死之际，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母亲在病床边放声大哭，不忍心钱少爷如此孤单离去。她让女伴回家说一声，自己留下来陪伴，为钱少爷送行。女伴回去报信，马上又跑了回来，传话说阿婆让母亲立刻回家，钱少爷非亲非故，是死是活与周家人无关，不要在医院丢人现眼。
母亲不吭声，一动不动。
她守了一夜。天亮之后钱少爷没有死，倒是另一位伤势较轻的年轻人走了。又过了一夜，钱少爷从昏迷中苏醒，死而复生。
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一个月后离开医院。期间阿婆屡次派人传话，逼母亲回家。阿婆说了重话，如果母亲不听，那就永远不要回去。待到钱少爷裹着一头纱布出院时，母亲已经无家可归。
钱少爷说：“跟我走。”
从此钱少爷成了母亲的丈夫，我们的父亲。
他们搬到厦门，在乡下租房子住，生下了大哥和大姐。父亲到厦后参加秘密组织，开始神出鬼没，时常离家外出，一走十天半月，养家糊口重担尽归母亲。漳州老家那边，大舅的父母相继过世，大舅娶了舅妈。大舅人好，听说母亲在厦门生活艰难，一再过来探望，带着米和钱接济，帮助我们家渡过难关。
1923年初，父亲从厦门去广州，母亲带着大哥大姐举家随往，那时候母亲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被派到广州从事工运。我们家在广州郊外一处民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母亲在那里生了二哥钱海宁。当年夏天，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回台湾奔丧，行前又把家人带回厦门，搬进渔港这座木屋，房子是父亲认识的一个台湾人租给他的，当时很破，下雨天到处漏水。奔丧本不需要太长时间，却不料父亲一去难归，只从台湾寄过几次钱，来过几封家信。母亲独自在厦门支撑一家，咬紧牙关洗衣谋生，供一家人维持生活。一年多后父亲回来，母亲才知道原来他一回台湾就坐了监狱，日本人始终没忘记当年参与反日逃亡大陆的钱少爷。父亲在狱中患病，那边的家人设法让他出狱就医，他寻机逃回了大陆。
父亲归来时，恰当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发展，他奔走在广东、福建，秘密建立组织，联络台湾流亡青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奉调去了武汉。1927年，上海、武汉相继发生政变，国共分裂，共产党惨遭镇压，父亲逃过捕杀，于当年年底从武汉潜回厦门，我们家的木屋成了厦门地下组织一个秘密据点。来年春天，军警突然包围我家，冲进屋里搜查，万幸的是父亲当时外出，没被捕获。家人却遭了大灾：母亲即将临产，被军警捕进了监狱。
这就是我生于监狱的缘故。我出生在我们家最艰难最凄惨的时候，父亲逃避追杀，不知去向。母亲在监狱里不断过堂受审，一问三不知，饱受折磨。我们所居木屋作为“共党据点”受查封，大哥大姐和二哥被赶出家门，流浪于厦门城乡。我在监狱里出世，死而复生不久，母亲被取保释放——她对父亲的秘密活动确实知之不多，无法提供当局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她没有用，终于放人。母亲抱着我回到渔港，我们家的木屋门外还贴着封条，母亲不管不顾，撕了封条，自行登堂入室。以后几天，她抱着我在厦门街头四处询问，终于在乡下一间破庙找回大哥他们三个孩子，领回木屋，我们家的生活在那里重新开始。我们所居木屋容我们一家人栖身，它却不是我们的房子，多少年来，母亲一直担心房子的主人突然露面，让我们把所欠租金缴齐，即刻走人，那样的话我们真不知该往哪去。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住着，始终没人上门干涉，不知为什么。也许房子的主人把自己的这份产业遗忘了？或者已经不在人世？
我们家重回木屋不久，有一封信从香港寄来，是父亲的信，他还活着。一年多后风声稍平，父亲从香港悄悄回家，秘密藏匿在木屋里，不时召集秘密会议。很快我们家受到注意，父亲接报再次匆匆离开，大哥用自行车把他送到码头，看着他上船去上海，这是我们家人与他见的最后一面。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去上海不久就于英租界被捕，引渡回故乡台湾，第二次进入日本人的监狱，后来就在那里失去踪迹。
这是我们家的故事。有这样一个父亲，才会有我们这些儿女，我们家的人相继走上同一条道路，可以从父亲那里找到根源。但是我本该是个例外，我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母亲出于自家惨痛过往和对女儿的关爱，禁止我参与政治活动。我的兄长大姐都要我好好读书，不问其它，他们自己可以赴汤蹈火，却不愿意自家澳妹去经历他们的危险。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我从小爱哭，心软，他们不想看我哭泣，我应当笑靥如花。
我为什么终究走上这一条路？因为大势所趋，或者因为出自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我自己生于国民党的监狱，一落地就是小囚犯，如此便与生俱来，注定了我将何去何从？家人对我的限制禁止一直让我不服气，凭什么他们可以做的，我却不行？是不是正因为这种阻拦和不服气，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想来好像也不尽是。
我自己作了选择。大一时我们住新生院，在鼓浪屿。班上有一位女生跟我谈得来，我们一起出墙报，参加学生集会，谈论时政，针砭弊端，无话不说。有一天这位女生塞了一本书给我，交代别让人看到，是一本《新民主主义论》。
她问我，书上的道理对不对？我表示拥护。她想带着我去见一个人，是“那边”的人，问我愿意吗？我顿时想起我们家那些故事。
我说：“我愿意。”
她领我见了老江，一段时间后我被发展入党。
地下工作情况特殊，一些党的上级组织分别派员开辟白区工作，形成了不同的地下组织系统，由各自上级领导。老江本是厦门侨师老师，侨师学生运动活跃，地下党力量很强，老江通过一些渠道，把组织发展到我们学校，把我吸收进去。我们与三哥他们各归一支，分属不同系统，按照地下工作要求，不能有横向的关系。但是大家同属一个党，有着共同的目标，面对共同的敌人，关键时刻，应当互相协助与支持。
我把孙力的小册子退还给他，却依然会与他们共涉危险，义无反顾。
老江给我们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找了另外的任务。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血手”出现
出发之前我告诉孙力：“我得跟阿姆说一声。”
孙力反对：“危险。只怕万一。”
我坚持冒险回家。我是母亲的小女儿，我要是一声不吭突然不见了，母亲会为我提心吊胆，会非常伤心。我的兄长大姐可以不辞而别，我做不来，不忍心。
孙力很生气：“你这样搞什么革命？”
“难道我反革命？”
他没办法。严格说他不能命令我，我不是他的下级，我是在帮助他们。
我让三轮车停在巷口，让孙力在车上等，自己下车步行，步子不快，眼睛左看右看，没有发现异常。我们家的木屋大门紧闭，五脚距空空荡荡，几个邻居小男孩在坑洼不平的小巷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唤。我不知道这是平安无事，或者只因为自己失察。我心里很紧张，几乎没有经验，不像那些老资格地下党员能够及时发现可疑迹象。
我鼓起勇气打门。
“谁啊？”
是小男孩细细的嗓音。亚明比我强，能牢记外婆教导，必先问再开门。
“是我，亚明。”
他飞快开门，扭头往里屋跑：“阿婆，小姨回家了！”
我走进家门，有人在厅里问：“是澳妹？”
竟是颜俊杰。
几天前宪兵和便衣搜查我们家，柯子炎提到颜俊杰当了联络官，从台北来到厦门，住在要塞司令部。柯子炎走后，母亲要我找个时间去看看颜俊杰，却不料我还没去，颜哥自己上门来了，恰在我回家要跟母亲告辞的时候。
他一身便衣，独自前来，带了大包食物，其中有罐头、美国炼乳和牛肉干。
“东西备着，到时候恐怕得用。”他说。
“到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很明白。战局发展迅速，解放军势如破竹，前锋已经进入闽北。如此下去不要多久，战火就将在厦门燃起，到时候生活物资肯定紧张，颜俊杰是为我们未雨绸缪。
我问：“颜哥怎么又回厦门？”
“不喜欢我回来？”
我笑：“颜哥回来当然好。”
他说他不喜欢待在台北。知道厦门这里会有一仗，他不放心。
“阿勇托我关照你们。”他说，“要是失约，九泉之下他会怨我。”
母亲眼泪落了下来。
颜俊杰问我近来如何，我告诉他学校提前放假，我们忙着准备考试。他让我赶紧考，考完后回家守着母亲和亚明，不要到外边去，很危险。
“会吗？”
母亲骂：“澳妹掉了魂啦。”
颜俊杰住在要塞司令部，要塞司令是他老友，那里方便，他向老友要了个房子，设他的联络官办公处。他要我到要塞司令部找他，他带我去军官食堂吃饭，那里伙食不错，不像学校寡油少盐。眼下好东西都给弄到兵营里了，没事的话，我可以天天到他那里吃饭，也给母亲和亚明带吃的回来。
“还能拿呀？”
母亲看着我，满腹狐疑。
颜俊杰有公干，不一会儿起身离开。还好他走了，他如果没事继续坐下去说话岂不糟糕，孙力他们还在外头等我呢。
颜俊杰一走，母亲就盯着我：“鬼打着了？”
她起疑心，因为我跟颜哥说话时心不在焉。她追问我不在学校读书，跑回家做什么。我告诉她是回家拿件衣服，班里同学要到野外采集，晚上住同安，只怕凉。
“不是要考试吗？”
“我们生物学系考笔试，也考采集。”
母亲不识字，不知道大学怎么回事，但是她本能地不放心。
“厦门没有虫子抓吗？”她问。
“是生物采集，不是抓虫子。”
我上楼拿衣服，母亲追着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顺利的话一两天就回来了，如果没回来，那就是没考完，阿姆不必操心，迟几天考完了，立刻就会回家。
她脸色一下子变了，跑过去“哐”地关上房间门：“你到底为什么！”
我急了，在屋子里跳脚：“阿姆！”
母亲逼我说实话。眼下兵荒马乱，厦门岛上到处大兵，都说共军还没有到，岛外已经遍地“土共”。这种时候为什么离开厦门？找死吗？有什么事不许瞒她，乖乖说，她绝对不让我不明不白离开家门。
我急得失声哭泣：“阿姆害我啊！”
“到底为什么？”
我咬定没有其它，就是野外采集，考试。
母亲说：“骗不了我。”
“阿姆怕我去投共？”
“你敢！”
我说我们家的人都敢，只有我不敢。如果我想投共，在厦门就做得到，不必跑到外边。如果真要到外边投共，我拔腿就走，绝不回家跟阿姆费舌头。如果我要投共，哪怕阿姆把我关起来，一天两天，十天八天，不可能关我一辈子，哪一天放我出去，我还照样跑去投共。
“你找死啊！”
大门突然被人砰砰打响：“钱玉凤！钱玉凤迟到了！”
母亲放下我，走过去打开大门，外边站着一个同学，肩上扛着一支采集杆。这个人不是我的同学，是孙力他们系的，膳食委员会学生代表，负责监督采买。他从伙房借一辆拉米拉菜的三轮车，送我和孙力离校。我回家看母亲，拖了这么长时间，迟迟不出门，孙力坐立不安，他不能出面，因为母亲认识他，于是派这位同学前来察看究竟。为保险起见，孙力让他把采集杆扛过来，这把采集杆放在三轮车上，是我们离开学校的掩护物。
母亲看到采集杆，愣了一下：“真是去抓虫子？”
我大叫：“不是！我们去投……”
母亲大喝：“乱说！”
她怕我的嚷嚷让人听到，惹出麻烦。其实我只是吓她，哪里会公然宣布自己去“投共”。我被那支采集杆救了，母亲终于不再阻挠，放我离开家门。我做气呼呼状，头也不回快步而去，母亲在我身后喊了一句：“澳妹早点回家！阿姆等你！”
她语音里充满了焦虑、不安与无奈，我的眼泪哗啦一下落了下来。
我不知道此刻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母亲。
我们上了那辆三轮车，同学拉着我和孙力，匆匆赶往码头。三轮车上有我们的简单行李，以及一个藤箱子，箱子是细藤条编织，结实坚固，闪着桐油的光泽。
这个藤箱挺沉，里边装着我们外出采集、化验需要的仪器。所谓的仪器其实就是孙力从我们家水井里钩出来的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带出厦门。这部电台穿越海峡波浪，从台湾来到厦门，三哥为它历险，大姐因它牺牲，大哥追查其下落，姐夫破解其谜团，现在要由我把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几天前孙力跑到我家，下井找到电台，宪兵突然上门，孙力把电台又藏回井下。前天清晨母亲出门买菜，孙力和一个同伴按事先约定早早守在我们家近侧，母亲一走，我就把孙力放进家门，自己站在大门口给他看风放哨。转眼间孙力从水井里把电台再钩出来，装进一只竹筐搬出我家，放在门外三轮车上，跟我道别，匆匆离去。
那时孙力交代：“你三哥让你一起走。”
“去哪里？”
“你想去的地方。等我通知。”
我满心忐忑，又满心期待。我知道他说的是去哪里。
今天上午我们终于出发，有一批同学同行，大家各自行动，分头离校，于码头会合，上了开往海澄的小客轮。有位女生坐在我的座位边，她给我递来一把花伞，还有一个包，包里有一件花衣服和一双高跟鞋。
我很诧异。
孙力小声道：“穿上。”
“为什么？”
“包里有证件。”
那只藤箱被塞在我的座位底下。
客轮开航前，水警进船舱检查，查证件，也查可疑行李。水警走到面前时，我吓得手脚冰凉。我装作看报纸，强忍着紧张，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式套子，头也不抬就递过去。那套子里装着他们为我准备的证件，是一本护照，国民政府驻印度尼西亚总领事馆发给的归国华侨护照，护照照片里的姑娘跟我有点像。水警从套子里抽出证件，只抽一半，看了看就递还给我。
“侨生？”
我点点头。水警没有查我座位下的藤箱。
客轮开航，中午靠岸海澄码头，这个码头盘查很严，警察把守在出口处，查旅客也查行李。有几个挑夫跳上船抢搬行李，孙力指指藤箱，一个挑夫扛上就走，我追在后边连叫小心。挑夫在我前边大步往前跑，警察拦住他，他朝后边一指，说是“番客妹”的“对象”，也就是海外归侨姑娘的东西。警察转眼看我，挑夫趁机钻出门去。
东西躲过检查，我们顺利出了码头。
当时已经过午，大家都饿了，孙力领我们进了街边一家小饭馆，让店主给大家各煮一碗面。孙力交代我们赶紧吃，等他，自己转身离开。他是负责人，得先去接头。
他一走就出事了。
我们埋头吃面。坐了一上午船，一路紧张，感觉特别饿，店家把面端上来，大家一人一碗只顾吃。我的座位靠里，面对窗子，窗外就是街道，吃着吃着感觉热，我停了筷子，抬头看了一眼，突然就呆住了。
窗子边站着个人，目不转睛看着我。
这是个矮胖子，着便衣，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他是特务组长刘树木。
我知道大事不好，当时整个人慌了。
刘树木离开窗子，抬脚从门口走进小饭馆。他一进门我更慌了：原来不止他一个，后边还跟着一个人，这人我没见过，可能是本地警察，穿黑色警服，瘦高个儿，小脸，一顶帽子几乎盖住半个头，看上去还很年轻。
“都是什么人？干什么？”刘树木看着我发问。
桌边的同学一起放下碗，大家面面相觑。
“说。”刘树木追问。
瘦警察站在他身后，手按在腰间枪套上，木偶般一声不响。
一个男生回答：“我们从厦门来。”
“你住嘴。”
刘树木不让别人回答，指着要我说。我强压紧张回答，说这屋里都是厦大学生，到海澄没什么事，找同学玩。
“假话。”
他命令我们站起来。我们互相看看，一起站起身。
我们的行李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放在邻桌椅子上。藤条箱比较显眼，我们把它藏在饭桌下，大家围着饭桌，十几条腿一遮，谁也看不见。
现在他们看见了。
“桌子下是什么？”
“东西。”我说。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想哭。这时候哭不顶用，不哭又能怎么办？身边几个同学跟我差不多，都不知如何是好。
街道上突然响起枪声，就在近处，砰砰两枪，然后又是两枪。熙熙攘攘的街道顿时大乱，有人尖叫，有人没命狂奔。一个挑担汉子把担子丢在路旁，一头撞进小饭馆躲避。里边的刘树木和年轻警察也慌了手脚，暂时丢开我们，一起拔枪窜出大门。
我们几个同学抓起自己的行李，走也不得，不走也不得。突然而来的枪声和混乱给我们提供了摆脱特务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机会逃出小饭馆。但是孙力还没有回来，离开时他交代我们在这里等，我们不能和他失散。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接头，不等到他我们无处落脚，无处可去。
猛然地，砰砰又是两枪，然后乒乒乓乓响成一串，枪声震耳欲聋，在我们身边持续轰响。我们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几个同学浑身发颤，像是被子弹击中一般。突然有一个人冲进小饭馆，大喝一声：“快走！”
是孙力。
男生们抓起行李，抬起藤箱跑出小饭馆。我和另一个女生没拿东西，跟着跑了出去。我在小饭馆外突然吓了一跳，脑子里“轰”的一下，不禁停住脚步，呆立不动。
地上躺着那个瘦高个年轻警察，他的帽子丢在一旁，喉咙中了一枪，血从伤口喷出，流淌一地，看模样已经死了。刘树木则跑得不知去向。
我见过死人，却没像眼下这么突然，活生生一个人，转眼躺在地上，乍一看到，只觉毛骨悚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惊讶，还有不忍。我在死者身边呆立几秒钟，死者大睁两眼，翻着眼白，好像是盯着我。我下意识地俯下身，抬手在他眼皮上摸了一下，他合上了眼睛。
一个人从旁边窜出来，一把将我揪住。
“傻瓜！”
我一脸茫然：“三哥？”
“快走！”
他拉着我钻进旁边一条巷子。我们进了巷子后部一幢两层民居，穿过民居的厅堂天井直到后门，再从那里窜进另一条小巷。几分钟后我们到了江边，那儿靠着条小船。三哥把我推上船，我们迅即离开。
“孙力呢？”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三哥说：“死了。”
“什么！”
“骗你的。”
他告诉我孙力他们在另一条船上，已经先走了。他问我，刚才是不是特别害怕？大家都拼命往前跑，怎么我会站着不动，看地上的死人？太危险了。他们冒险开枪引开敌人，让我们可以趁机逃脱，时间非常紧张，稍迟一点，大队警察和特务会马上包抄过来，我在那里发呆简直就是自己送死。
我不知如何回答，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算了算了。”他学我，“呜呜。”
“臭三哥！”
他不再责备，转而安慰，说我让死警察吓住也不奇怪，“乖女流鼻水”，女孩子头一回嘛，没什么。他们有个新兵，也是大学生，头一次上阵，枪一响还尿裤子呢。经过几场就不一样，人家现在已经是个班长。
“我不是！”我抗议。
他笑：“不是‘流鼻水’，是‘善又水’。”
他夸奖我把电台找到，带出来，立了大功劳。我说不是我，是孙力他们干的。
三哥让我不要不好意思，这里边有我一份。解放军已经打到福建，此刻把电合送上山正是时候，有如雪中送炭。
我没有感到轻松，心里还在为刚才的情形后怕。我问三哥，特务刘树木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们从厦门尾随而来？柯子炎是不是也跟着我们？要抓我？
三哥说：“他们是跟我。”
三哥的敌工队与柯子炎的行动组打来打去，柯子炎调动周边特务和警察，发动了几次围捕，想抓住三哥，都没有成功。几天前双方在集美附近短兵相接，打了一场，战斗中柯子炎的特务一死一伤，三哥这边有个战士重伤被俘。被俘战士遭到刑讯，坚持不招，“血手”柯子炎下令用匕首割喉，战士被害于刑室。三哥他们与柯子炎对打，在同安、集美一带频繁露面，动作很多，昨天晚间他们突然隐身，潜到了海澄，为了今天接我们和电台。柯子炎他们急于找到三哥踪迹，分头在九龙江沿岸几个渡口搜查打探，刘树木因此到了海澄。
“如果来的是柯子炎，可没那么简单。”三哥说。
“打死他？”
“我要活的。”
我把特务到我们家搜查的情况告诉三哥，问他是不是姐夫出事了。三哥说姐夫从游击区匆匆返回台湾后，情况发生变化。上级安排姐夫和部分人员分批撤回大陆，撤退人员大多顺利到达闽南游击区，姐夫最后走，本来应该到了，但是始终不见，这边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台湾那边也没有。特务到处搜查他，可见也没有落入敌手。
“我们还在找他。”三哥说。
我问三哥我怎么办。他让我跟他上山去，游击队会给我安排工作。
“我可以吗？没报告上级。”
他有些不高兴：“孙力说了。”
他责备我不听话，小小年纪，头脑发热，不知道有多危险，冒冒失失跟上个人就走了。不只是自己危险，也得想想母亲，没想过母亲会担惊受怕吗？
我抢白他：“现在你知道了。当初怎么不知道？”
他辩解，说他离家时间越久，越觉得对母亲心存愧疚。原想母亲身边还有大姐澳妹，不要紧，胜利以后他再去尽孝吧。没想到大姐先走了，大哥也走上同一条路。所以他想尽量让我避开风险，等将来胜利了，安全了，那时再让我参加。
“你倒是不吭不声跟上别人。”他不满，“到底为什么？”
按三哥的意思，我要是真想参加进来，该跟他先说，听他安排，比较可靠安全。但是我之所以自行其是，就因为不可能。在他们眼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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