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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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在台北一家小旅馆里见了面，老林说：“老吴辛苦了。”

　　　　他已经知道吴春河在黄狮坑历险的情况，也知道军警正在台湾岛上大搜捕，这种时候他冒险前来台湾进行工作安排，只因为一个：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国民党残余力量正在快速撤往台湾，并加紧镇压地下党活动，这里的工作更其艰难，也更其重要。

　　　　吴春河说，他们知道黎明前最为黑暗，已经做好迎接最艰难时刻的准备。

　　　　老林向吴春河了解谢德灵案情况，作出一个决定，要求迅速撤离相关人员，只在台湾隐蔽不够，应当把他们尽快疏散到大陆去，设法送到福建沿海，安排到游击区。解放军很快将解放福建，接下来兵锋指向台湾，这一批台湾干部非常宝贵。

　　　　吴春河说：“也需要一批人留在这里工作。”

　　　　老林同意留下一些没有暴露的继续坚持。

　　　　“老吴你带队撤。”他指示。

　　　　“把别人留在险地，我自己先躲？”

　　　　老林坚持让吴春河离开。不管谢德灵情况如何，吴春河早已是敌人追捕重点，此刻留在台湾比谁都危险。吴春河在台湾工作多年，打下很好基础，如果在这里出意外，于大局于今后都非常不利，让他带人撤回大陆是保护工作骨干，为了今后发展。所谓人在线在，眼下人最重要。台湾这边的工作不必担心，上级会派得力干部加强。

　　　　吴春河说：“能不能让他们先撤，我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再走？”

　　　　老林问：“岛上还有什么大事情吗？”

　　　　吴春河承认他还在设法找一个人，是亡妻的父亲，这人的情况比较特别。

　　　　他给老林讲了柯子炎，以及“钱以未连线”。

　　　　老林吃惊：“这事不寻常。很重要。”

　　　　老林认为应当向上级报告，也许上级那里掌握有线索。这件事不会太简单，短时间内不一定就能搞清楚，吴春河该撤先撤，老林会安排人接手了解。

　　　　虽然心中有所不甘，吴春河还是服从老林决定。按照老林的要求，他布置相关人员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分几批撤退，从北部和南部分别出发，让大家通过关系各自选择安全渠道离岛，约定了会合地点和方式，以及各应急处置方案。

　　　　有一封信几经辗转送到了吴春河手中。

　　　　还是吴春福，“山本武藏”，来信的原因还与颜俊杰相关：颜俊杰找到吴春福，说有一个姓柯的人传话，吴春河的岳父很可能落脚在台南。不清楚姓柯的消息是否可靠，只请吴春福转告，让吴春河自己定夺。

　　　　吴春河说：“我从台南撤退。”

　　　　他本拟从台北离开，现决定改道台南，因为吴春福这封信。信中提供的消息可靠吗？有一点是可靠的，它肯定来自柯子炎。“弟两火”正在深挖“钱以未连线”，同时搜捕相关故人吴先生。吴先生会易容，藏得深，暂时查无头绪，需要设法把他从深海引到浅处，以利发觉。有什么东西有助于招引吴先生？钱以未，吴的岳父兼前辈同道，吴对钱的消息肯定不会掉以轻心。柯子炎曾在报纸上登启事与吴先生略事沟通，这一次他不登启事了，改为通过颜俊杰——颜长官并不知道吴春河在哪里，但是曾受柯子炎之托，七弯八拐找到吴春河。柯子炎断定吴先生更愿意相信颜俊杰，所以一劳再劳颜长官。柯子炎传递口信的目的，可能只为了把吴春河引回台南，他知道吴春河抗战后回台湾，最先落脚台南，建有基础，可谓老巢。人在老巢容易放松，一旦放松容易为人察觉，柯子炎一定在台南布下了许多网线，只要吴春河触及其一，那就插翅难逃。

　　　　吴春河应当避网而行，他偏偏迎网而上，取道台南撤退，因为心里实放不下。柯子炎的口信让他联想起大舅送到厦门的那枚印章，送印章的接头人自称住在台南。

　　　　吴春河在自己的撤离名单里是最后一批，当年他从厦门前来台湾开辟工作，是从台南上岸的。到台之初遇到一场台风雨，水淹屋倒，往事历历在目，转眼几年，又一场大风雨袭来，就到了他离开的时候。天益药铺的少东家陈平与吴春河一起从台南撤离。谢德灵不认识陈平，谢案不会涉及他，但是基隆被捕的老庄知道他，曾在他家药铺二楼开会，为安全起见，吴春河决定陈平与他一起撤退。

　　　　他们悄无声息，在台南住了两天两夜。从当地同志处得知，台南城乡平静如常，未发现军警特务异常动作，没有发现柯子炎，钱以未更是毫无头绪，几乎没有谁听说过他以及他的连线。这个结果在吴春河意料之中。

　　　　上船撤离的前一天晚上，陈平经吴春河同意，离开他们藏匿的海边渔村，潜往山边张双庆处走了一趟。他与张双庆是亲戚，早先曾把一只皮箱送到张双庆家藏匿，里边有两支短枪，取回来可供海上防身。当晚他平安归来，除了悄悄带回两支枪，还随口说了一个让吴春河十分意外的消息。

　　　　“看了看阿榕伯。”

　　　　“谁是阿榕伯？”

　　　　“‘立三路线’，老吴还记得？”

　　　　有一次在天益药店二楼开会，陈平曾经向吴春河询问过“立三路线”怎么回事，吴春河心里有些诧异，想起陈平的父亲老东家曾经是老一辈地下党员，这才释然。没想到陈平的“立三路线”与老东家没有关系，却是与阿榕伯交流出来的。

　　　　这位叫阿榕的老人胡子留得老长，毛发尽白，既老且残，耳朵只剩一些残余听力，嘴里一颗牙都没有，舌头已经失去功能，语音含糊，说不出一句囫囵话。老人与陈平交流用的是笔，拿铅笔写在纸上，彼此传看，看毕，无论谈的是什么，老人一定会亲自划支火柴，将纸上的对话烧毁。陈平曾跟这位老人讨论中共建党旧事，老人问起“立三路线”，陈平一无所知。而后老人不再跟他谈这些，可能认为他嘴上没毛，知道的东西太少，不足以交流。

　　　　阿榕伯是陈平父亲老东家的旧友，两人一起坐过日本人的监狱。陈平的父亲出狱就医，活下来后打听情况，得知阿榕已经死在日本人的监狱。不料“二二八事变”之后数月，有一天黄昏，一个哑巴老乞丐衣裳褴褛，匍匐于地，趴在天益药店门外行乞，店员屡赶不走，给了钱也不离开，嘴里呀呀有声，手脚乱颤，似有话要说。陈平听说了，感觉有异，亲自下楼去见乞丐，老乞丐见到陈平，拿手指在地板上画，画的居然是老东家的名字。陈平大惊，让人把老乞丐扶进屋去见父亲，时陈父已经重病卧床，却还可以言语，盯着老乞丐看了半天，突然喊一声“阿榕”，两人抱头痛哭。

　　　　陈平按照父亲交代，把阿榕伯送到台北乡下一处僻静地方，安排人照料起居生活。自己也时常跑去探望，与老人笔谈。老人沉默寡言，惜字如金，写在纸上都是短语，往往问东答西，不知所云。通过艰难交流，陈平大体了解老人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在狱中曾生过重病，但是又活了过来，他的牙齿和舌头是在日本人刑讯中致残。台湾光复后他被国民党当局继续关押。“二二八事件”爆发，监狱混乱，狱中犯人逃亡，他也趁乱逃出。十数年隔绝，外边世界面目全非，老人贫病交加，以流浪乞讨为生，他看到天益药店招牌，想起陈平的父亲，试着一寻，居然有了着落。

　　　　后来陈平的父亲因病死于台北家中，死前曾特别交代陈平帮助阿榕伯养伤治病。陈平考虑台北乡下虽然隐蔽，毕竟靠近当局统治中心，阿榕伯是监狱出逃人员，当局可能还在找他，老人特征明显，容易让人认出，待在台北危险。经与老人商量，把他转移到台南，住在张双庆处，对外只称是张家远亲，孤老头寄居终老。老人转移台南后，陈平不时寄钱寄物，也曾屡次探望。这一次撤离台湾，行前陈平提出到张双庆家，除了取枪，也还想再去看老人一眼，留一笔钱，因为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归来时不知老人还在不在。

　　　　吴春河一声不吭，听陈平讲完事情。

　　　　“明天带我去看他。”吴春河说。

　　　　“凌晨就上船了！”

　　　　吴春河说：“咱们先不走。”

　　　　“为什么？”

　　　　吴春河告诉陈平，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叫亚清的人，这位阿榕伯跟他找的人似乎对得上。他找的亚清历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关押，后来忽然消失，他觉得很费解，现在有了解释：是“二二八事件”时趁乱逃生。闽南话里“亚清”“阿榕”语音基本相同，说不定就是这位？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在他即将离台前夕，终于让他能够以此告慰亡妻？

　　　　“如果真是他，那就是我的岳父。”他说。

　　　　陈平大张嘴巴，惊讶无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来到张双庆家。

　　　　阿榕伯对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极其警惕，他的警惕就是毫无反应。吴春河给他写了一张纸条，问他是否“亚清”钱以未，或者钱乙未？老人没有任何反应，不答是，也不答否。吴春河告诉他不必担心，他是自己人，亲人，不是日本特务，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老人还是没有反应，只把笔紧紧抓在手上，手不住晃，发抖，不是心绪不宁，是手有问题，写不成字，如果他曾经擅长篆刻，可以在石头上刻章，现在肯定不行，已经废了。吴春河拿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里的大姐，写了“钱金凤”三个字，老人还是没有反应，不知是出于担心，或者因为这么多年不见，大姐与老人记忆中的女孩已经天差地别。吴春河在纸上模仿反字，写下“破碎”“更生”两个词，老人还是没有反应。拿出刻有“觉醒”的那个小印章，老人依旧无动于衷。

　　　　末了吴春河试着再写一张纸条，写的是“发妻周菊花”几个字。

　　　　他看到一颗老泪溢出了老人的眼角。

　　　　“很可能是。”吴春河判断。

　　　　吴春河不再与老人笔谈，估计此刻花再多时间也不会有更多结果。老人身体状况不好，经过这么多年，受过那么多折磨，有些事可能已经记不清，有些可能对不上，加上对陌生人的警惕和排斥，匆促之间，很难指望获得更多。

　　　　“我们把他带走。”吴春河决定。

　　　　陈平大惊：“带回大陆？行吗？”

　　　　此刻他们在撤退之中，外边到处军警，危机四伏。原本安排好的接应渔船已经开走，他们改变行程，错过了撤离时间，必须另外联系，其中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和危险。两个人安全撤离尚且不易，带上这么个老人，岂不是目标更大？

　　　　吴春河决定冒险。昨天听到阿榕伯的情况，吴春河冒险决定留下，为什么呢？如果错过他会抱憾终生，现在也一样。柯子炎报称老人在台南，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消息渠道，也许很快也会查到张双庆这里，如果不把老人带走，可能将永远丧失机会。

　　　　“再危险也得做。”吴春河说，“撤退、接头，都是我们的任务。”

　　　　在他看来，如果老人真是钱以未，眼下救走他比保住自己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过去，也是为了未来。但是老人真是钱以未吗？柯特派员及其行动组在海峡两边折腾，就为了这么个垂死老者？以及这样一个无助孤单老人身上的“连线”？确实匪夷所思。

　　　　此时没有时间多考虑，先把人带上再说。

　　　　陈平有担忧，老人身体状况如此，受得了海上颠簸吗？老人愿意这么折腾吗？

　　　　吴春河断言：“他行。他愿意。”

　　　　为什么断定他行？因为这个老人不可小看，经过那么多磨难，能够活到现在，显然其生命力惊人之强。为什么说他愿意？一个心里怀有希望的人才会如此强大，他知道家里人在等着他，回家肯定是他的一大希望。

　　　　张双庆搞来一架牛车，他们把老人抬上牛车，拉出山边村。陈平担心老人不愿动身，不料老人毫无反应，让走就走，既没有高兴表情，也没有拒绝表示。

　　　　他们找到出海的渔船，船老大把他们藏在鱼货舱里，交代他们格外小心。

　　　　“特务刚到渔港搜查，说有共党。”

　　　　吴春河打听特务的情况：多少人？搜查时问些什么？长什么样子？船老大提到了一个坐在码头系绳墩上插烟、戴礼帽的特务头头。

　　　　“故人，血手啊。”吴春河说。

　　　　他们必须赶在前边。当天傍晚渔船出发，海上风平浪静，同行三条船，共同组织了一支船队向西疾行，时夕阳垂挂于海平面上，晚霞绚丽，船队向着太阳前进。

　　　　现在胜利在望。吴春河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但是船队遭遇了意外。船队经过澎湖时夜色正浓，前方远处传来马达声，一艘海军巡逻艇亮着探照灯全速朝船队驶来。

　　　　吴春河说：“沉住气，按计划行动。”

　　　　渔船队在海面分散，驶向不同方向，躲避巡逻艇检查。巡逻艇无法全部顾及，舍弃了其中两船，一头扑向吴春河这条渔船。渔船用尽吃奶之力，借着夜色掩护逃跑。巡逻艇发出警告未果，直接向渔船开火，舰炮炮口火光闪闪，一颗颗炮弹轰向渔船。渔船左弯右旋躲避炮火，终于没能幸免，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

　　　　渔轮炸得四分五裂，几分钟后沉没于海中。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电台危机

　　　　警察冲上楼时，房间里有五个人，除了老江，另外四人都是同学，两位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时间，安排在楼下望风的同学刚发出警报，大家手忙脚乱把桌上的书籍收进书包，把放在一旁的课本抓到面前，楼梯就被警察的急促脚步踩得砰砰作响。也就十几秒钟，警察踹开大门冲进了房间。

　　　　他们有四个人，一进门就大声吆喝，让我们靠墙壁站好，不许动。而后他们动手搜查，领头的警官命令一个手下看管我们，另两个动手，其中一个搜查房间各角落，一个检查桌子四周物品。我看到警察把我们扔在桌上的课本逐一抓起来看，他的脚踢到了桌子底下的书包。

　　　　我当即放声大哭。

　　　　警察停止搜查，几支枪一起指着我。

　　　　警察头目呵斥：“哭什么！”

　　　　我说：“阿姆等我回家。”

　　　　“为什么聚在这里？”

　　　　我说我们什么都没干，学校提前放假，大家在这里复习，准备考试。

　　　　解放军已经打到江西、浙江，前锋指向闽北，大批国军残兵退据福建，准备固守厦门。残兵需要兵营，也担心学生闹事，当局命令岛内各学校提前放假，腾出校园，清空学生，供部队驻扎。学校通知提前考试，同学们仓促应对。我们几个人跑到校外这个地方，说是找个安静处复习迎考，实际是与老江碰头。这个房间楼下是小旅馆，旅馆老板是一位同学的堂叔，人很实在，可以信赖，我们在这里与老江见过几次面，一向安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忽然引来了警察。

　　　　我在一屋子人里年龄最小，有资格哭闹。警察的注意力被引到我的身上，桌子下的书包暂时逃过一劫，没被翻动。但是它也无法自行遁迹消失，东西还在里边，静悄悄藏匿在警察的脚尖前方。

　　　　恰在这时，楼梯又传来脚步声。小旅馆的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响动很大，晃动感传递到整个楼上。

　　　　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年轻人走进房间。年轻人个头矮小，学生打扮，表情紧张，头发蓬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头一道伤口还在流血。

　　　　这个人我不认识。

　　　　警察头目喝问：“是哪一个？”

　　　　押进屋子的年轻人四处张望，眼光从我们身上溜过，落到老江的身上。老江也看着他，脸上没有表情，很平静。

　　　　“是他？”警察头目把手枪指向老江。

　　　　年轻人摇头。

　　　　“不是？”

　　　　年轻人说老江是矮胖子，国字脸，不是这个。

　　　　我断定警察要找的就是这个老江，尽管他个子不矮，也不是国字脸。年轻人显然已经认出人了，他没跟警察说实话。

　　　　警察头目不相信：“那么他是谁？”

　　　　我抢答：“刘老师是我们助教。”

　　　　警察头目当即翻脸：“多嘴！”

　　　　我“哇”地又哭出声：“阿姆啊！”

　　　　这天也算万幸，警察虽有怀疑，却没把握。他们没再揪着我们，只是喝令我们不得聚众生事，赶紧各自离开。而后押着那年轻人下楼梯，赶到其它地方认人。

　　　　老江交代：“大家分头走。不要慌。”

　　　　他告诉我们，年轻人是侨师的同学，看来他出事了。侨师和我们厦大联系紧密，大家都要小心。他会马上隐蔽起来，再根据情况与我们联络。

　　　　“玉凤不错。”他说，“临危不慌。”

　　　　我哪里是。我已经吓坏了，只怕被警察逮住证据：桌子下的书包装着一些禁书，要是落到警察手里，我们都得进监牢。

　　　　一位男生问老江：“有任务交代吗？”

　　　　老江说：“现在任务是隐蔽。”

　　　　那时候不敢多说话，大家匆匆离开。

　　　　我没回校，直接跑回家去。

　　　　有一个人在家里等我，母亲对他格外警惕，没让他坐在前厅的椅子上，把他赶到后院天井，坐在水井的井沿上等我。母亲给了他一杯水喝，把厨房的后门打开，她带着亚明在厨房择菜，同时盯着客人的一举一动，有如便衣盯着一个“土共”嫌疑。客人还真不是嫌疑，肯定是“土共”，他是孙力。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这里，他从没到过我家。别说在家里，我们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接触，彼此没有任何关系，只因为三哥才打过两回交道。现在他来了，肯定有大事。我不能让母亲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还得让母亲放心，知道人家找我并无异常。

　　　　我说：“孙力你不去复习功课，到这里玩？”

　　　　他说学校提前放假，给大兵让位，老师学生都不服，考什么试？

　　　　母亲插嘴：“不考还不回家？”

　　　　考当然还要考，孙力家里已经给他寄来路费，让他买好船票，一考完试就走，从汕头转梅州。厦门这里眼看要打仗了，家人让他赶紧回去。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数学课本：“咱们在这里讲吧？”

　　　　这个孙力挺机灵。

　　　　我告诉母亲，过几天考数学，这门课我比较不放心，人家孙力可以，我让他帮个忙。学校里最近挺乱，所以到家讲。

　　　　母亲没吭声。无论是否相信，在家里在她眼皮底下读书，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搬了张小桌放在天井，拿两只小凳，跟孙力一人坐一边。孙力从书包里取出讲义夹，装模作样打开，开始讲题。他牛头不对马嘴，说的根本不是高等数学，完全是欺负母亲听不懂。

　　　　刚好母亲带着亚明去楼上换衣服，她一离开，孙力把讲义夹一丢，直截了当：“你三哥让我找你，很急。”

　　　　“他呢？”我问。

　　　　“他有安排，事情交我办，让你帮我。”

　　　　我向他伸出一只巴掌：“有条吗？”

　　　　上回三哥让他找我，怕我不信，拿张纸写上“是我”两字作证。这一次没写，因为我已经知道孙力的底细，事情比较要紧，写纸条反不安全。为了打消我的疑虑，让我知道孙力并非假传圣旨，三哥特地给了孙力一句口令，叫做“乖女流鼻水”。

　　　　“臭三哥。”我骂。

　　　　我不再讨纸条了，问孙力跑我们家是什么事，要我帮什么忙。

　　　　他指了指我们身边的水井。

　　　　“井怎么啦？”我不解。

　　　　里边可能有东西，我大姐留下的。

　　　　我大吃一惊：“电台？”

　　　　他让我小声。

　　　　“谁说它在井里？”

　　　　他说是我姐夫分析的。他要悄悄下去查一下。

　　　　“怎么可以！阿姆就来了。”

　　　　“你想想办法。”

　　　　几分钟后，母亲带着亚明回到厨房，看我们老老实实坐在小桌边做题，她没吭气。

　　　　孙力跑到井边，把吊桶放进井里打水。他打哈欠，说天气很闷，犯困，打桶水泼一泼脸提提精神。这些话是说给母亲听的，他想干的其实不是打水，是打桶，设法让水桶掉进井里。把水从井里打出来是力气活，把桶丢进井里容易多了，难得他装模作样，小心翼翼把吊桶垂下井，左右甩动桶绳，让水桶在水面上翻过来，翻过去，最后倾倒于水面，灌水下坠，而后才揪起井绳。水桶离开水面忽然变得沉甸甸的，他适时失手，让桶绳脱落，一桶水连桶带绳一起掉下井去。

　　　　我叫唤：“孙力你会不会啊？”

　　　　他一拍大腿：“糟糕。”

　　　　母亲在厨房里听到动静，跑出来查看，发觉是水桶掉进井里，她盯了孙力一眼：“看你这么大个。”嫌人家白长个子，一桶水都提不上来。

　　　　孙力赔笑，说我们家水桶跟他们家的不一样，他不太会用。

　　　　“吃饭会。”

　　　　“阿姆，”我不想让孙力太难堪，“就是掉个水桶嘛。”

　　　　孙力说：“没事，我来捞。”

　　　　“不会打水，会捞桶？”母亲还不放过他。

　　　　他让母亲不必操心，他是乡下孩子，打水捞桶他从小就会。给他个桶钩就行。

　　　　母亲让我把桶钩找出来给他。家有水井，必备桶钩，桶掉到井里是常事，有桶钩就能对付。我们家的桶钩打有三个铁钩，用绳子把它放下井，让它沉到井底，左右搅动桶钩绳，提一提，感觉有点重，那就对了，一定是钩住了水下的吊桶绳；小心翼翼把桶钩提出水面，慢慢把水桶绳拉上井口，抓到手里，这就了事了。

　　　　这回没那么简单，孙力想从井里钩出来的不是故意丢下去的水桶，是另外的东西。但是他左钩右钩，每一次钩上来的都是那条桶绳，没有其它。

　　　　他干脆把桶钩也扔下井去。

　　　　母亲在厨房里忙做饭，顾不着其它。孙力让我别吭声，自己匆匆脱掉外衣，只穿一条短裤，从井口爬下井。

　　　　当年有一回，三哥在天井玩时，不小心把一粒小拳头大的铁球扔进井里。三哥舍不得丢，用双手两腿撑着井壁往下爬，潜到水里，把小铁球从井底捞了出来。当时我还小，三哥让我在井边放哨，防备母亲看了骂他。这么多年过去，今天我又当了放哨的，这回下井的不是三哥，是他的替身。

　　　　孙力号称大学生，比我三哥笨，手脚不太管用，井下了一半，脚没有撑好，加上井壁湿滑，“扑通”一下，整个人从井壁滑落，直通通掉下井去。我在上边看了大吃一惊，一时慌了手脚，喊也不敢，叫也不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井底突然传出一个湿漉漉的声响：“不要紧，没事。”

　　　　那是下午时分，太阳西下，天色还亮，井底却暗，从井口根本看不清下边。还好声音能够传上来，我俯在井边，屏息静气，紧张聆听。我听到井下哗哗哗响，而后有气泡声，然后什么声响都没有了，那一刻时间显得特别长，长得让我喘不过气。

　　　　“孙力，孙力，我小声喊什么回音都没有，

　　　　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井下突然有了动静。

　　　　“没有。”是他的声音，“没有。”

　　　　“算了，上来吧。”

　　　　呼噜呼噜，他又潜下水去。

　　　　我不知道他要折腾多久。如果井里没有那个东西，他还能折腾出有吗？母亲在厨房烧火做饭，她可不傻，时间拖长了，她会发觉不对，要是她跑出门查看，逼着我非要问个明白，我怎么说呢？

　　　　幸亏时间没过太长，井底又传出动静，孙力从水里冒出来，手脚撑着井壁，一点一点往上蹭，慢慢爬上来。我听到他呼吸急剧，非常费劲，这井不好爬。爬到一半他停在那里不动，似乎力气已经用尽，我觉得他马上又要掉下去了。

　　　　“孙力，孙力，哎呀。”

　　　　他说：“别哭。”

　　　　我没哭，只是急得不行。好一会儿他又开始动作，终于升上井口，一个手掌伸出井沿，被我紧紧抓住。有两条绳子绑在他的右胳膊上，两条绳子分别牵着被他扔下井的水桶，还有桶钩。他举起胳膊对我示意，让我看那两条绳子。

　　　　我吃了一惊：“有了？”

　　　　他不吭声，爬出井口，赶紧拉绳。先把水桶拉上来了，里边装着满满一桶水。接下来拉桶钩，这条绳看来相当重，跟一桶水差不多，显然钩住东西了。孙力小心翼翼把桶钩拉上井口，果然有东西，用绳子绑在桶钩环上，是孙力在井下绑好的，绑紧了安全，不会从钩上突然脱落。这时天已经显暗，借着模糊光线，我看到孙力从井下找到的对象大如小箱子，用黑色防水油纸层层裹住，外边紧扎细绳。

　　　　厨房那边忽然传出响动，我手疾眼快，立刻把井里钩出的东西藏在天井墙边，这里有鸡窝和一个柴火垛，东西被我塞在鸡窝与柴火的空隙里。

　　　　母亲在厨房里喊：“澳妹！”

　　　　我跑到门边：“阿姆什么事？”

　　　　“你们做啥？孵鸡崽？”

　　　　我告诉她水桶已经钩上来了。

　　　　“是水桶还是鸡崽？”母亲抱怨，“耳朵哪里去了？”

　　　　我这才发觉大门通通发响，有人打门。

　　　　我去开门。我们家的门一向要护，凡有人打门，必须先问一声是谁，这才确定要不要开门，母亲从小就这么教我们。但是我比较缺心眼，常常问都不问，老挨母亲骂。这天刚跟孙力一起，在母亲眼皮底下从井里捞出一个东西，心情特别紧张，听到母亲叫唤，哪里顾得着其它，跑到大门口就拉开了门闩。

　　　　门外站六个人，四个宪兵，两个便衣。暮色满天，六支黑洞洞的枪口一起对准我。

　　　　“钱玉凤？”

　　　　“干什么！”

　　　　他们把我推进屋子。

　　　　母亲从厨房跑出来，一见我被宪兵抓着，她跺脚，一头朝宪兵猛撞过来，嘴里大骂：“土匪！土匪！”

　　　　领头的宪兵是个上尉，他下令：“让她别闹。”

　　　　他们几个人一起动手，七手八脚扯住母亲，把她压在墙边。母亲挥手踢脚，在他们的围困下拼命挣扎，嘴里大喊不止：“放澳妹！放了她！”

　　　　亚明跟着跑过来，他放声大哭。然后又跑出一个人，是孙力。

　　　　他本来可以逃走，天井后边有一面石墙，凭他那个头，从石墙上翻过去并不困难。石墙后边是一条排水沟，沟并不深，沟外侧有小路，从那里可以跑掉。他没有逃，反是跑进屋里，出现在宪兵和便衣特务面前。

　　　　“不要欺负妇孺！”他叫唤。

　　　　宪兵和便衣打亮手电筒，一起对准他。

　　　　宪兵上尉喝道：“都给我安静。”

　　　　这人嗓音有些嘶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