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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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吴春河乘轮船西行，悄悄从台北回到厦门，有两个人与他随行。

　　　　此刻岛内工作悄然展开，同志各自努力，组织运转有序，可容吴春河暂时离开，处理其他重要事务，任务还是接头。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上级要求他与闽南地下党建立联系，现在是时候了。有一个情况促成他作出尽快返回厦门的决定，这就是突然得知的噩耗：大哥钱勇牺牲。吴春河对母亲和澳妹非常忧虑。他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听到消息，大姐死亡的创痛远未平复，她们怎么承受得了这一新的巨大打击。

　　　　吴春河此刻返回大陆大有风险。“弟两火”在报纸上登启事，通过颜俊杰提供消息，也许就是想把他从隐蔽处招引出来，在特务目光可及之处活动。吴春河却不能因为顾忌风险而一动不动，该做的事还得去做。

　　　　回厦门当晚，他略作乔装，穿件黑布褂和短外裤，手里拎着个竹篮，篮里装着两条刚下渔船的鱼，扮成渔民模样，回到渔港小巷家中。

　　　　母亲开门一见陌生渔民，不禁发愣：“你谁？”

　　　　一个男孩突然从陌生渔民身后跑出来：“阿婆！”

　　　　竟然是亚明，大姐和姐夫的儿子，母亲的外孙。

　　　　母亲这才认出眼前这个男子不是什么陌生渔民，是自己的女婿，已经失踪多时的吴春河，他把母亲日夜想念的外孙吴亚明送回来了。

　　　　吴春河说：“亚明想阿婆了。”

　　　　母亲垂泪，悲喜交加：“我的命啊。”

　　　　大姐出事之前，吴春河谨慎防范，未雨绸缪，先把孩子带到台湾，寄在他的一个同学家中。同学与他在上海读书时很要好，分别后常有联系，外人却不太清楚他们间的关系。同学的妻子幼师毕业，在台北一家幼稚园工作，家里有一个女孩，比亚明大两岁。幼稚园老师把亚明当做自己的儿子，小姐姐也很会照顾小弟弟，亚明在那里生活得很好，比较安全，与父母亲时时要经历的危险有所区隔。但是此刻吴春河决定把他带回来，当做帮手——孩子在外婆家长大，跟外婆感情最深，眼下这种时候，只有这个孩子最能抚慰老人。

　　　　吴春河在家里住了一晚，母亲跟他唠叨到深夜，提到大姐的不幸过世，几度失声痛哭。母亲还为大哥不安，说阿勇好一段时间没有消息，儿媳也不见踪影，部队离开集美，不知调到哪里去了。有人听说他们夫妻双双给叫去台湾，台湾有多远，不就在厦门对面吗，哪怕跑到美国那么远，也可以捎个信啊。养这个大儿子真是没用，跟死鬼一模一样，时候一到拍屁股就走，无声无息，不管家人怎么操心挂念。几个男的都是，不及金凤一丁点。偏偏金凤又是这么短命！

　　　　话到伤心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吴春河劝母亲不要难过。金凤不在了，大哥没有消息，家里其他人还在，有澳妹、亚明跟母亲在一起，无论碰上什么，一定要想开一点。

　　　　母亲骂：“天杀地埋的，我们欠了谁家生死债！”

　　　　吴春河把儿子送交母亲，于第二天匆匆离开厦门。

　　　　他带着一位中年人同行，于约定时间到了码头。码头上有个穿长衫的年轻人坐在石礅上看书，看的是一本莎士比亚剧集，年轻人读得津津有味。

　　　　吴春河走过去向年轻人借火，年轻人说他不抽烟。

　　　　吴春河瞟了一眼年轻人手中的书：“《哈姆雷特》？”

　　　　“《麦克白》。”

　　　　“是小张？”

　　　　年轻人点头：“你是老吴？”

　　　　“对。”

　　　　吴春河走开，没再跟小张说话。几分钟后小张把书收起来，起身离开石礅朝码头边走。吴春河在后边尾随，两人一前一后上了一条开往浮宫的小轮船。吴春河的同伴不动声色跟在后头，三人互相间不看一眼，似乎各自毫不相干。

　　　　刚在船舱的条椅上坐定，水警进来检查，除了证件还查行李，乘客丢在椅座下的行李也不放过。吴春河身边一位农民打扮的人往椅子底下塞了只麻袋，鼓鼓囊囊，水警抬腿往麻袋踢，麻袋嘎嘎嘎叫了起来，原来塞着一袋鸭子。

　　　　水警查姐夫的证件，姐夫那天换了大金牙，生意人打扮，水警没找他麻烦。

　　　　小张坐在姐夫的斜对面，一边低着头看书，一边把证件掏给水警，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水警看证件也漫不经心。第三个人同样没有受怀疑，大家平安无事。

　　　　小火轮准时开行。由于马力小，又是逆水上行，速度很慢。途中吴春河从舱中上到甲板，小张也在那里，靠着船舷看江里的水流。

　　　　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像旅途中两个无聊的陌生路人。

　　　　“从黄狮坑进山吗？”吴春河问。

　　　　“路上过一个站。”小张回答。

　　　　中午时分小轮船靠到浮宫码头。这是九龙江边的一个小集镇，吴春河他们俩跟着交通员小张下了船，穿过集镇中的道路。时逢集日，道路两侧排着大大小小的摊子，卖肉的，卖鱼的，卖菜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吴春河在这个集镇上突然失去踪迹。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庄园遭难

　　　　姐夫吴春河送亚明回到厦门家中时，我没见到他。我跟班上同学一起去乡下，老师带我们去野外采集生物标本，住在岛外一所乡村小学里，一去三天。三天后回到家里，母亲一见我就骂：“澳妹死哪去了，才回来！”

　　　　我挺委屈：“说了要去三天啊。”

　　　　母亲说：“就不能早点回家？急死我了！”

　　　　“急什么阿姆？”

　　　　没等她说话，亚明突然从屋里跑出来扑到我身上，喊我小姨，我大吃一惊。

　　　　“亚明从天上掉下来了！”

　　　　母亲这才告诉我姐夫回来过，然后又走了。

　　　　我又高兴，又感觉不安：“他怎么还敢回家？”

　　　　“共产都敢，回家怕啥？”母亲不以为然。

　　　　母亲着急找我，却不是因为姐夫和亚明，是另外有要紧事情。她把我拉进屋里，从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卷，放到我手里。

　　　　“看看这是啥。”

　　　　小布卷包着一个石印章，很小，跟我的小指头差不多。我举着印章左看右看，看不出刻的是什么字，还好抽屉里有一盒旧印泥，拿出来印一下，明白了，是“觉醒”。

　　　　这印章从哪里来？漳州大舅那里。几天前，有一个客人到大舅家的杂货铺买东西，一边看货一边东张西望。等到店里买东西的其他客人走开，柜台后只有大舅一人时，客人忽然从口袋里掏出这个小布卷，递给大舅，问他认得这个不。大舅一看那印章就吃惊，他不懂刻字，也不认得那个章，却知道事情挺蹊跷，可能与父亲钱以未有关系。当年父亲住在大舅家时，大舅见过他磨石头刻字。

　　　　这位客人大约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脸很黑。他告诉大舅，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台湾来的，家住台南。有人让他到这里送这个东西，请大舅把它交给该交的人。其他的不必多问，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来。

　　　　大舅惊讶道：“我怎么知道交给谁？”

　　　　客人吭都不吭一声，起身就走。

　　　　大舅为人小心，心知这件事非同寻常，左思右想，所知会刻字的人只有钱以未，除了我母亲，布卷里的这块小石头真是无处可交。他特地跑到了厦门。

　　　　母亲非常疑惑。她不知道这个印章是什么意思，以往根本没见过，不知道它与父亲是否相干。母亲大字不识几个，篆刻于她有如天书，因此她急于找我，要我拿鼻子嗅一嗅，估摸估摸这是怎么回事。

　　　　我哪有办法。

　　　　“台湾仔还要去找大舅问呢。”母亲着急。

　　　　“让大舅问他个明白。”我说。

　　　　没想到只隔一天，有人来问印章了，却是特务柯子炎。黄昏时分他带着两个特务来了，像上回一样，他穿便衣，戴礼帽，只是帽子下边多出了一条绷带的白边。

　　　　他问母亲：“阿婶还好？”

　　　　母亲吆喝院子里的鸡，要乌鸦到别地方叫去。

　　　　我牵着亚明的手，刚巧从后院走进屋里。

　　　　“钱小姐好啊？”柯子炎点点头，“这位是吴小公子？”

　　　　母亲对着我吆喝：“脚下狗屎！”

　　　　她指桑骂槐，柯子炎当然听得出来，这个人刀枪不入。

　　　　“吴先生不在家吧？”他问。

　　　　我不知道他长了什么狗鼻子，居然这么快就嗅到姐夫吴春河归来的味道，而且还知道此刻他不在家。

　　　　母亲说：“不认识什么吴先生。”

　　　　“阿婶只认识我？”

　　　　母亲说：“我认识死不剩的。”

　　　　柯子炎笑笑，把头上的礼帽一摘，他脑袋上部缠着一圈圈绷带，额头绷带还渗有血迹，果然是“死不剩的”，头上挨过一枪。

　　　　他说他算死剩的，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还好他命大，跟钱家人可有一比。

　　　　“钱以未先生有消息吗？”他问。

　　　　母亲骂：“鬼有消息。”

　　　　他说不管是人是鬼，有消息就好。哪一天钱先生消息到了，给他带个好。他从没见过钱先生，只见过钱先生刻的印章，特别记得其中有两枚长方章。他试着找过，那一回搜查我们家，木屋各个角落翻个遍，查无踪迹，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去阎王爷那里找。”

　　　　柯子炎说人家阎罗王不要那种东西。实话说他找那两个章子就是要送给阎王爷的，要是它们终于到了他手里，他会让人找把大锤，把它们砸成一堆石碎。

　　　　他转头问我：“钱小姐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吧？”

　　　　我一概不记得。

　　　　他要我好好回忆。他跟我姐夫吴春河不是外人，当年吴春河跟他讲过“山本太郎”的故事，立志反抗日本鬼，打倒卖国贼，让他很钦佩，至今经常想念。这些年吴春河在大陆、台湾两地活动，涉嫌叛乱，犯的是杀头罪。他是保密局里有名的“血手”，一向冷酷无情，面对故人吴先生却是心存不忍，如果能做到他还是想帮点忙。

　　　　“把你们知道的都跟我说，这样大家都好。”他说。

　　　　母亲说：“死了最好。”

　　　　柯子炎问：“阿婶爱找死？”

　　　　母亲变脸：“你拿枪来。”

　　　　柯子炎笑笑：“我好用匕首。”

　　　　他还有一言相劝，如果吴春河回家，或者我们有机会见到，记得帮助转告，让吴春河跟他联系。即使吴春河不愿露面，也请提醒千万不要到处乱窜，否则非常危险。他是为吴春河的安全着想，如果出了意外，家人非常痛苦，他也不会好受。吴春河是他故人，眼下有要事需借助相帮，不能让吴先生如钱勇般惹祸杀身。

　　　　我大惊：“我大哥怎么了！”

　　　　“钱勇勾结共党图谋叛乱，密捕送台湾审讯，已经给枪毙了。”

　　　　母亲跳起来：“死你全家！”

　　　　我紧紧抱住她，不让她跟柯子炎拼命。柯子炎指着我要我留心，他今天不想大动干戈，否则他一招手，立马可以把我们家老小三口全部捕进监狱。

　　　　“你去死！”母亲大骂。

　　　　柯子炎不理她，还对我说话：“钱小姐记住我的话。当年我只有一个妹妹，现在你这里有三个老小，不信谁抵挡得住。”

　　　　他们推门离去。

　　　　我感觉手脚冰凉，对大哥的情况充满忧虑，只怕他真的大事不好，否则柯子炎不会这般放肆。柯子炎声称经常拿犯人的亲人下手，他曾经把我和母亲抓去关过，如果大哥再也无法保护家人，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母亲浑身发抖，为大哥忧心忡忡。

　　　　“他是讲真的？”

　　　　“他胡说八道。”

　　　　我一口咬定柯子炎是故意撒谎，这种人敢杀人放火，肯定更敢乱讲，无论什么话都不能相信。我说得非常坚决，不管自己心里多么惶恐，我必须先稳住母亲。

　　　　“为什么阿勇一点音信都没有？”

　　　　“早几年不是一样没有音信？”我说，“如今到处打仗，军队调来调去。”

　　　　“走哪里也该有个信啊！”

　　　　“说不定明天就有了。”

　　　　亚明跑过来，问阿婆和小姨说什么呢？母亲一看孩子穿得少，赶紧抓起一件衣服往他头上套，忙外孙的事去了。此刻只有这个小不点可以让母亲的紧张有所转移。

　　　　第二天下午，孙力在图书馆外把我叫住，塞了一张纸条给我。

　　　　“晚饭后老地方。”他说。

　　　　孙力是化学系的，与我同级不同系。我们在学生会活动中搭过话，互相认识，却没打过交道。他突然跟我说话，给我塞纸条，吓我一大跳。打开纸条，这一吓更厉害——纸条上没头没脑就两个字：“是我”。

　　　　我认得这个字体，是三哥钱世康。

　　　　傍晚我在食堂喝了碗粥，匆匆去了南普陀后山。

　　　　这是“老地方”，早些时候我曾经与三哥在这里见过一次面，事后三哥他们游击队劫了囚车，解救了四位同学，还差点收拾了柯子炎。

　　　　三哥果然在这里等我，一见我就咧嘴笑：“澳妹慌什么。”

　　　　“我没慌。”

　　　　他还是笑：“脸都吓白了。”

　　　　我可没心思跟他开玩笑，我一把抓住他：“三哥你快想个办法！”

　　　　我把柯子炎的事情告诉他，特务不知从哪里知道姐夫回家，还说大哥被秘密枪毙。母亲急坏了，三哥无论如何想办法打听一下大哥的消息，让母亲安心。

　　　　三哥闷声道：“是真的。”

　　　　“大哥死了？”

　　　　“这个仇一定要报。”三哥说，“事情先别跟阿姆讲。”

　　　　我“哇”一下哭出声来。

　　　　“澳妹，忍住。”

　　　　我拿手堵住嘴，拼命压住哭声。

　　　　“这就对了。”他咬牙，“天塌下来都要顶住。”

　　　　三哥潜回厦门找我，居然也是为了姐夫，特务追踪姐夫，三哥他们不甘其后。

　　　　他们都知道姐夫从台湾回厦门，曾经回过家，然后离开厦门，忽然失踪不见。三哥说姐夫本来要去接头，他们一直等着，姐夫没到，也没发现落在特务手里。

　　　　我抽泣着告诉他，柯子炎到家里追查姐夫，他肯定不在特务手里。姐夫回家时我不在，面都没见到。姐夫把亚明送回家，除安慰母亲外，只拉了点家常。

　　　　“出大事了。”三哥说，“需要赶紧找到他。”

　　　　像上回一样，他给我带了一包乡下花生糖。他交代我稳住情绪，好好活着，陪伴母亲，安慰母亲，替哥哥姐姐尽孝。

　　　　我泪眼迷蒙。

　　　　三哥告诉我，他们以牙还牙，也在想办法收拾柯子炎。上一次泉州城外没有抓住柯，他们继续寻找机会。几天前柯子炎在南安一带活动，三哥得到情报，知道他要回厦门，便带人在沿途一处险要地带伏击他的汽车，双方发生枪战，柯子炎在枪战中挂了花，当了“死不剩”的。按照当时情况，本可以击毙他，三哥却留了他一条命，要活的，宁可先放过。大姐牺牲前有交代，要抓住这个人，把事情搞清楚。

　　　　原来柯子炎所说“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讲的就是三哥。

　　　　我把大舅到厦门的事情告诉三哥。他听了很吃惊。

　　　　“印章在哪里？”他问。

　　　　“阿姆收着呢。”

　　　　他交代一定要收好，事情非同寻常。

　　　　三哥离去，我没有马上走，独自在夜幕里垂泪。心里除了大哥大姐留给我的悲伤，还有对姐夫的担忧。我不知道姐夫出什么事了，此刻究竟是死是活。亚明已经失去母亲，他不能再没有父亲。

　　　　后来我才知道，柯子炎到我们家追踪姐夫之前，已经与姐夫打过照面，姐夫差一点就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没有得手，无奈才跑到我们家追讨。

　　　　姐夫离开厦门那天，从轮船一上岸就遇到了危险。

　　　　交通员小张带姐夫他们两人进山，下船后他们走上码头，穿过集镇街道中的集市摊点，走向镇街后部一家酱油铺，那是他们要落脚的交通站。姐夫很谨慎，让交通员小张走前，自己随后，隔了相当距离，另一个同伴又隔了一段距离。

　　　　小张走进酱油铺时，姐夫顿了一下，站在街边一棵龙眼树旁观察，意外在那一刻突然发生：小张突然从酱油铺里冲出来，向街道另一头狂奔，有两个人跟在后边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叫：“站住！”骚动忽起，集镇街道上做买卖的大小摊主顿时慌乱，目瞪口呆。

　　　　小张没能脱身：有一个卖鱼的汉子在他跑近时猛地把鱼担子推倒在路中央，年轻人猝不及防，长衫被鱼担子绊住，人被拉倒于地。卖鱼汉子一个猛虎扑食压到他身上，把他按倒在路中间。原来是早已经布下的埋伏，小张进了人家的圈套。

　　　　姐夫吴春河趁乱转身，返回码头，只走几步，前边又有情况：几个便衣迎面快步而来，是特务，都背着短枪。姐夫一眼看住便衣里的一个人，那人睁大眼睛也看着他。

　　　　姐夫一侧身，拐进街旁的一家剃头店。

　　　　这剃头店生意冷清，两张竹椅都空着，两个剃头匠袖着手等客上门。姐夫往朝里的一张竹椅上一坐，师傅即殷勤凑上，把一张油腻腻的土布褂披在他身上。

　　　　“怎么剪？”师傅问。

　　　　姐夫说：“剃光。”

　　　　剃头店门口发出响声，姐夫抬眼一看，一个便衣晃到门边，目不转睛看着他。

　　　　是柯子炎。所谓冤家路窄，一点不假。

　　　　自抗战初期各走一路，他们已经有逾十年没打过照面了。去年大姐出事，柯子炎带人到台南姐夫任教的中学抓他，姐夫曾远远地见过他；后来姐夫从新加坡被遣送回厦门，柯子炎到水警临时监狱把姐夫认出来，那时柯子炎坐在吉普车上，并没有露面。直到今天，在剃头店，两人才狭路相逢碰到了一起。

　　　　姐夫转回头不看柯子炎，一声不吭做不认识状，让师傅理发。从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柯子炎从门外晃了过去。

　　　　姐夫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放上台面。

　　　　“店里有后门吗？”他悄声问。

　　　　师傅指了一下店后的门帘。

　　　　姐夫扯下脖子上的剃头布，顺手抓过地上一顶斗笠，盖住刚剃出几道发沟的脑袋，掀开布帘从剃头店后门走了出去。后门外是一条河沟，姐夫跳下河游到对岸。

　　　　对岸下游泊着几条小船，姐夫看看周边无人，赶紧翻身上船，躺在船舱里，同时把斗笠往河下游用力一抛，让它顺水快速流走。

　　　　这斗笠当地人称“大笠”，与普通斗笠有别，细竹篾编为上下两层，中间夹有竹叶，有一个尖顶，比普通斗笠面积大，更结实，戴在头上可抵挡中到大雨，漂在河面上格外显眼。姐夫刚把自己藏好，就听岸上一阵枪响，有人朝下游开枪，还有喊话，显然是被他抛下河的斗笠引开了注意。

　　　　河边的闹腾声响渐渐归于平静。无论外边闹腾还是平静，姐夫都不吭不声，虫子一般蛰伏在船舱里，直到天黑。

　　　　他借夜色掩护爬下小船，悄悄上岸离开小镇。夜幕中的小镇惊魂初定，有狗吠声阵阵，姐夫吴春河孤身一人，不再有交通员领路，也没有同伴相随。

　　　　他再次陷入困局：酱油铺交通站显然已为敌破获，导致交通员小张被捕，小张的任务是带领姐夫一行进入山地游击区，与地下党机关接头，这个任务小张已经无法完成。姐夫怎么办？放弃这一次接头，返回厦门，或者直接返回台湾？

　　　　姐夫非常谨慎，他作了另外的选择，决定独自上山。

　　　　这是因为柯子炎。柯子炎号称“血手”，他没在剃头店动手抓人，绝对不是手软，很大可能是他对剃头店没有数，担心仓促行事中了圈套。他布置好他的人，转身就会扑进来实施抓捕，所以姐夫没有丝毫耽搁，转身就跑。落入敌手的交通员小张不被突破便罢，一旦被迫说出底细，柯子炎会知道姐夫他们去黄狮坑接关系。出于对姐夫谨慎性格的了解，柯子炎会断定他将放弃前往黄狮坑，因为姐夫失去交通员后无法与地下党联络，到黄狮坑没有意义，还可能自投罗网。柯子炎会判断姐夫最可能返回厦门，或者返回台湾，他的特务一定是在守株待兔，藏匿于那几个关键通道口上。

　　　　姐夫必须反其道而行。

　　　　他心里还有一重忧虑：交通员带着他前往交通站接头，这个站被破坏，交通员被捕获，他却得以幸免逃脱，旁人可能生疑，如果他不吭不声一躲了之，更会令人怀疑，给他的任务和使命带来不利，他与此间地下党的联络可能再也无法建立。比较而言，尽快找到本地地下党领导机关，报警，说明情况，建立联系，更可能消除怀疑。

　　　　但是离了交通员和交通站，他怎么上山？到哪里接头？如果他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还要交通员？姐夫考虑自己并不是盲目行动，上级已有通知，本地地下党领导派了交通员带他进山。早几年去台前，他本人也曾秘密进山，游击队里还会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只要能遇到游击队员，请他们报告上级领导，仍然有望接上关系。

　　　　这里边当然大有变数，极具风险，他能做到吗？

　　　　姐夫从小镇沿江上行，趁夜走到海澄。在那里稍歇，第二天清晨继续前进。这里是平原水网地带，远远可见山岭横在天边，有一种载客自行车在黄土道路村头街角边穿行，多的一辆车能搭载三四个人。姐夫雇了一辆自行车前进，于次日黄昏到达黄狮坑。这是一个村落，四周群山环抱，有一条通往内山的道路经过村边，村子建于山坡，坡下有条溪流，进村的道路从溪岸蜿蜒而上，从村头两株巨大的古柏中间穿过。

　　　　姐夫在古柏树旁受到四个人拦截。四个人都持步枪，穿便衣，左臂上挂有黄布袖章，袖章上用墨水写有“自卫队”字样。

　　　　“哪里来的探子？”他们问姐夫。

　　　　姐夫称自己不是探子，是路过的教书先生，经黄狮坑，到漳平永福找熟人求职。

　　　　“为什么走这条路？”他们怀疑。

　　　　是因为听说其他路不好走，姐夫绕了点路。

　　　　姐夫向他们打听村里有没有借居的地方，天快要暗了，山里夜路难走，得歇一歇，找人要口饭吃，找堆破棉絮眯一眯。

　　　　为首的一个下令：“带他去见易太太。”

　　　　他们把姐夫押进村，进了一座大宅。这是本村唯一一座楼房，建得有如巨大的方形堡垒。四边墙体均为青石垒起，异常坚固，下层无窗，却留有枪眼。二层以上开有石窗，屋顶是个平台，像城墙一样建有一个个枪垛。

　　　　姐夫被押进大宅，关进一间黑屋子。他们给姐夫两块地瓜充饥，地瓜是热的，黑屋子的地上铺有稻草，可供睡觉。

　　　　“这是什么地方？”姐夫问。

　　　　“牢房。”

　　　　“我是好人。”

　　　　“易太太回来再说。”

　　　　这些人不是军警特务，也不像共产党游击队，会是些什么人呢？黄狮坑不是姐夫此行的目的地，只是他要经过的一个站，按照计划，小张把他送到这里，再由另一个交通员把他送进山里去见游击队领导。现在他给关进大宅私牢，到哪里去找交通员？

　　　　天黑时分村外突然响起密集枪声，大宅里扑通扑通，脚步声杂沓。透过门缝，姐夫听到有人在大声吆喝，命令机枪队到大柏树下，其余人员到各自阵地布防。

　　　　几分钟后机枪声炒豆子般响起，时起时落，打了半个来钟头。待到枪声平息之后，大宅里又是轰隆轰隆，到处都是人声。

　　　　姐夫听到一个吆喝：“把探子带过来。”

　　　　他被押出囚室，拖到大厅。大厅挂着两盏煤气灯，气打得很足，照得厅堂亮如白昼。厅堂正中太师椅上坐着个女子，看模样四十上下，圆脸，浓眉大眼，表情威严，椅边大桌上摆着两支驳壳枪。

　　　　“就是这个探子？”她问。

　　　　姐夫申辩：“我不是探子。”

　　　　女子不听：“拖出去砍了。”

　　　　几个自卫队员过来拖姐夫。姐夫发觉情形不对，当即大声喊叫：“易太太不能草菅人命，冤杀好人！”

　　　　“好人个屁，保安团是谁领来的？”女子骂，“嘴硬！”

　　　　“保安团没关系！”姐夫喊，“我不是！”

　　　　女子问：“你不是保安团探子，难道是‘土共’？”

　　　　姐夫说：“我是好人。”

　　　　女子让姐夫老实招供，到底是干什么的，别拿什么教书先生糊弄。如果承认是“土共”，那么不砍，明天让人拖去交保安团讨赏，让保安团去砍。如果不承认“土共”，那么就是替保安团进山探路的探子，马上拖出去砍了。

　　　　“行，我说实话。”

　　　　姐夫承认自己不是教书先生，不是探子，也不是“土共”。他是闽南人民自治同盟的人，他要到漳平找陈永吉，陈手上有一支队伍，百余人枪，是他们自治同盟的武装。他们准备收编其他武装，组织一支自治军，如果易太太愿意，可以一起干。

　　　　“你去‘同盟’啥？教写字？”

　　　　姐夫说是去修一架机器，电台。他会修机器。

　　　　“你们还有电台？”

　　　　姐夫说有一部电台，但是出了问题，联络不正常，要他去看一看，修理好。

　　　　“自治同盟是什么鬼？国民党？共产党？土匪？”

　　　　姐夫说：“自治同盟就是自治同盟。”

　　　　易太太改变主意，决定暂不杀此人，交给手下审问，会不会修电台不须管，来龙去脉务必查实。如果还是什么“自治同盟”，那么只管狠狠打，打到不同盟为止。搞清情况，该杀该砍不迟。

　　　　姐夫又被关进牢房。

　　　　几天后，有一张纸条辗转来到厦门，由一位中年人送到了我们家。

　　　　“周掌柜：速筹钱，款送西北黄狮坑易太处。老吴。”

　　　　字是姐夫亲笔写的，他的字有点扁，笔画向右上方倾斜，我能认他的字体，因为我看过他给大姐写的信，信封上的字就是这个样子。

　　　　母亲在家，她不识字，我把信读给她听。我们俩面面相觑，对信里的意思全然不知。这封信对我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姐夫还在，并未消失。

　　　　把纸条送到我们家的中年人自称就是周掌柜，我没让周掌柜在家里多留，即把他送出家门，到了门外才问话。这些话不能当着母亲问，只怕她着急。

　　　　“怎么会把纸条送到这里？”我问。

　　　　他说纸条里有一个“筹钱”。这是老吴交代的暗号，指的不是金钱，是钱家。

　　　　“他是不是给土匪绑票？人家派了黑单？”

　　　　不像。如果是土匪派黑单，通常会写明要多少大洋，到哪里交钱赎人。

　　　　“‘西北黄狮坑易太处’是什么意思？”

　　　　他也很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