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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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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完好无损，并已按照他的紧急通知，通过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员暂停活动，以待情势明朗。本应从厦门方面传递过来的音讯却没有到达，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寄往博闻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钱金凤没有取走，没有回复。显然是她出了事，才会有宪兵突然到这里抓捕他。吴春河没有写信到家里与妻子直接联络，因为宪兵追捕时他已经有所猜测，担心事出于她，如果那样，与她的直接联络渠道肯定已经受到特务的监控，包括通过其他家人的联络都不安全。
一个从厦门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情况：前些时厦门出了大案，警备司令部暗藏的共党分子从监狱骗出一个人犯，遭宪兵围捕，为首女共党被击毙于万石岩山上。
吴春河如遭雷击，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呆坐于张双庆的避难小屋里，不思茶饭，一言不发有如和尚坐禅。
以吴春河的谨慎和隐忍，此刻潜伏静观应当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躲在台南山边张双庆家坐禅，目前是安全的，待风声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动。但是他无法继续静藏，因为厦门意外生变，妻子可能已经亡故，让他焦虑不已的还有整个联络的中断。厦门出事后，除了博闻文具店这条联络线失效，原本已经建立的，经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条联络线路也丧失功能，香港方面切断了联系。吴春河以及他苦心经营的这一部分地下组织与上级不再相通。
他决定返回大陆，任务是接头，设法把联络线路再找回来。
张双庆把吴春河送到渔港，通过那里的关系上了一条前往舟山捕鱼的渔轮。眼下吴春河不能回厦门，不能回惠安洛阳吴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网伺候，他走了一条远路，取道杭州，再辗转南下，十几天后到达香港。
吴春河到台开辟工作之后，上级安排他通过香港建立联络，确定了联络点和联络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联系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这些联络点和渠道只允许他使用，此刻联系中断，只能由他潜出台湾，独自前往香港接头。吴春河赶到香港后，发觉原有的联络点已经不存，备用联系渠道原设于一家经营西洋参的货栈里，此刻货栈已经盘给一家西饼铺，新任东家对前任老板的去向一无所知。相关联络点都被果断撤销，吴春河在香港四处碰壁。
作为一个老地下党员，他清楚自己四处碰壁并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随后他在敌人追捕中失踪，事发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人叛变？妻子的直接领导是他，妻子出事是否与他相关？有没有祸及地下组织？情况尚未搞清，上级不能不防，以免发生骨牌效应，造成巨大破坏。
他必须另觅渠道。苦思冥想数日，考虑再三，他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从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黄庚。黄庚是厦门人，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学生宿舍同住几年，彼此非常了解。黄庚的年纪略长几岁，入党比他早，吴春河大学毕业时，黄庚向上级推荐，把他留在上海做工运。后来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一批工作人员被捕，他俩幸免于难，在上海无法立足，两人各奔东西，黄庚东渡日本，吴春河则回福建。抗战爆发后，黄庚从日本回国去重庆，在一家很有影响的报馆担任主笔，抗战胜利后出国到新加坡，应聘筹办一张华文报纸，出国前曾返回厦门，两个老同学见过一面。黄庚说他到新加坡是出于“需要”，海外华侨的影响不能小视，得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还交代：“有事可以找我。”出于秘密工作要求，尽管知根知底，彼此的真实身份还是不能明说。后两人偶有书信联系，吴春河很留意黄庚办的报纸，从文章倾向看，黄庚做的是海外统战与宣传工作。抗战期间黄庚以报社名主笔身份，经常出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到海外工作很可能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安排。
吴春河在新加坡找到黄庚的报馆。黄庚见到他非常吃惊。
吴春河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讲了自己的情况。妻子被国民党宪兵枪杀，他连厦门都没回，亡妻尸骨落在哪里都不知道，想来心如刀绞。但是他不敢因个人遭遇耽误大事，强忍沉痛，千方百计辗转香港，身赴南洋。台湾正在开辟工作，随着大陆战事迅速发展，台湾越发显得重要，需要尽快恢复与上级的联系。此刻无计可施，只能求助黄庚。
黄庚问：“谁派你来找我？”
“没有谁。自己派自己。”
“要做什么？”
“任务就是接头。”
黄庚询问当初是谁派吴春河入台。吴春河说，抗战时期他被从新四军派回福建，胜利后不久，由华中分局联络部派往台湾开辟工作。由于厦门突发意外，联系渠道目前中断，需要通过非常途径重建联系。吴春河知道有一条通道，就是香港《华新报》的詹社长，他与詹社长互不相识，自己不能贸然前去，需要一位了解情况、绝对可靠的人帮助牵头，才有望接上关系。
黄庚道：“我了解你过去，现在的情况却不清楚。”
吴春河到台湾开展工作的情况也不便多讲，只能待接头后向上级汇报。他不需要黄庚担保他一如既往地可靠，只要黄庚通过合适渠道把他的请求转告上级。
黄庚点了头，他让吴春河在新加坡等候数日，待他联系一下再说。具体怎么联系他不谈及，吴春河也不多问。几天后黄庚告诉吴春河，香港方面同意吴春河迅速前去接头，就按照吴知道的渠道，到《华新报》找詹社长，那里自有安排。
吴春河喜不自禁，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说，如果完成不了任务，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系，他怎么去面对极度危险中于台湾坚持斗争的同志？也无法面对已经牺牲的妻子。
黄庚感叹：“难得春河，自己多保重。”
没想到吴春河的接头任务还是那般不顺：未曾从新加坡动身，他就在自己所住会馆被英国殖民当局警察捕获，关进了监狱。
他到新加坡住在一所华人同乡会馆，是通过熟人安排的。却不料当地警察局接报，称有马来亚共产党重要人物于该会馆秘密开会，警察突袭会馆，盘查里边所有人员，可疑者全部捕进监狱。吴春河未待离开，意外被捕。
他与马共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来历特别，不能暴露身份，因此浑身疑点，成为这起案子里的特殊人物。警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起诉他的证据，他也无法让警察相信他是谁，到新加坡来干什么。吴春河到新加坡后自称“阿义”，他用这个小名成为当地的马共嫌犯，还用这个名字与外边熟人联络，设法让惠安洛阳老家汇来一点钱，帮助渡过难关。由于担心引起敌人怀疑，给黄庚找麻烦，他没有向黄庚报信求助。
他被关了数月，末了跟着一批马共成员被驱逐出境，这批人员多为华侨，祖籍基本都在闽南，英国殖民当局把他们驱赶到开往厦门的轮船上。吴春河跟着他们回到厦门，没待走出码头，一船三百余人一起被关进厦门水警的临时监狱。
厦门不是吴春河的安全区域，这里认识他的人不少，其中有些人千方百计想把他捕获。为了这一次意外回归他做了精心准备，被押下船时，他是一个头发花白、走路一瘸一拐的老瘸子，土话称“摆子”，且讲话漏风，嘴里没有门牙。他没想到自己的全新形象骗得过所有认识不认识他的人，却骗不过故人柯子炎，该特务在临时监狱外的空地上，居然把他从大堆人群中认了出来。
吴春河被抓到集美，在大哥的师部军法处受到审讯，审讯中遭到严刑拷打。这场刑讯是假的，有如他为自己设计的那条瘸腿。
在他“死于狱中”的当晚，大哥钱勇用一条船把他运过海，从集美到了厦门。
他们去了大姐钱金凤的墓地，两人在黑暗中站了许久，大哥一言不发，吴春河痛哭，泪流满面却没有声响。他非常难过，妻子本不该这么早离去。
大哥把情况告诉吴春河，吴春河这才明了事情前因后果。大哥把自己的起义计划交给吴春河。吴春河答应到香港后帮助他接上关系。
大哥感慨：“难得春河能吞忍。”
所谓“吞忍”是土话，意思大体相当于“打落牙齿往肚里吞”，能够忍受旁人忍受不了的苦痛。吴春河爱妻亡故，身受追捕，为完成接头任务在两岸间奔波，历香港、新加坡、厦门磨难，蹲监遣送，处处遭灾，让大哥听来非常不忍。
吴春河说：“吞忍事小，生死事大。”
吴春河从大哥嘴里知道了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确证前些时候与宪兵一起冲进台南那所中学抓他的便衣果然就是故人。
“我了解他。”吴春河感到担忧，“一具冒名顶替的尸体只怕骗不了他。”
“我来对付，你只管走。”大哥说。
吴春河告别大哥，再次踏上他一波三折艰难重重的港岛之旅。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国恨家仇
姐夫非常令我感慨，我不知道所有一切他是怎么做到的。
姐夫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当年他的牙齿并无异常，没有引起我任何注意，或者不如说他从头到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几乎不存印象。姐夫个头偏矮，身材瘦小，额突鼻宽，嘴唇肥厚，皮肤显黄，是很典型的本地一般男子形象，站在人群里立刻就会被淹没，跟蚁群里忙忙碌碌的一只普通小蚂蚁没有两样。其实姐夫台湾、福建两边的家境都不错，从小衣食无忧，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上大学，不必像我们家的人为学费和生存发愁。人常说“穷则思变”，很多人参加造反投身共产党，多因身处社会底层，饱经磨难，不平则鸣，揭竿而起。姐夫是另一种情况。
姐夫吴春河刚读中学那一年，因患肝炎休学一个学期，生父回到大陆，把他从惠安洛阳接到台北，台北这边有个堂伯开有一家诊所，方便诊疗养病，他在台北住了近半年时间。吴春河有个亲弟弟上小学，上的是“公学校”，台湾人子弟只能读这种学校。时日本驻台总督府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强制小学生读日语，连名字都必须改，学校的日本老师给吴春河的弟弟起了个日本名，叫“山本武藏”。弟弟告诉吴春河，如果吴春河回到台湾，也得改日本名，可能得叫“山本太郎”。
吴春河说：“鬼叫。我才不干。”
有一天傍晚，吴春河去弟弟的学校接人，兄弟俩打算放学后一起到河边玩。弟弟背着书包从学校大门跑出来时，吴春河向他招手，大声招呼，不想却招惹了一旁一群孩子，当即把他俩团团围住，叫骂不止。
这群孩子是附近“小学校”的学生，所谓的“小学校”与台湾小孩的“公学校”不一样，那是供日本占领者孩子就读的好学校。“小学校”的日本小孩趾高气昂，歧视“公学校”的台湾小孩，他们听到吴春河在校门边大声招呼弟弟，不高兴了，张嘴开骂。吴春河只会几句日本话，听得出对方骂的是“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
他非常生气：“臭日本鬼欺负人！”
对方居然一拥而上，大打出手。吴春河兄弟俩寡不敌众，被他们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好一会儿警察赶到，对方一哄而散。
吴春河的弟弟被打得头破血流，居然还受处罚，被关进学校禁闭室，吴春河陪着关了半天。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犯了校规。学校里禁止使用汉语，吴春河兄弟俩在校门边拿闽南话互相大声打招呼，被视为公然挑战“皇民化”教育的恶劣举动。
吴春河说：“让他们等着。”
他回到了大陆。他在上海上大学期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守军不抵抗，仓皇逃进关内，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全境。吴春河悲愤不已，与大批学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而后参加了共产党。
他说：“愿意忍受天大磨难，决不忍受沦为山本太郎。”
他从上海回福建，去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书时，大姐在这所学校读书。有一天大姐班上的国文老师生病，姐夫临时代课，上课时他不断对花名册，认了两节课，其他人的名字和座位号老是记不准，唯独记下一个“十二号钱金凤”。
大姐批评他：“吴先生记性不好。”
他回答：“我记住你了。”
他能记住大姐，是因为她格外出众。我大姐如母亲所骂是“紧性鬼”，生于小巷人家，长于贫穷艰困，却心高气傲，不甘人后。大姐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她有个小名叫“美人”，颇名副其实。大姐的性格像母亲，敢怒敢言，却又如父亲所教有一种自知自觉，因而显得不一般，引吴先生注意。
大姐他们的国文老师病愈后回校上课，吴春河不再代课，但是他想方设法让大姐留在身边，提出要大姐参加他们的剧社活动。
大姐很意外。吴先生说：“你会演戏。”
大姐从来没登过台，吴先生怎么会如此肯定？他告诉大姐，一个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别人却可能知道。他一看大姐就认为合适，模样很好，个性鲜明。
大姐干脆拒绝：“我不想演戏。”
几天后一个晚自习，吴春河到教室找大姐，拿了一叠油印稿纸给她。是一个剧本，俄国果戈里的《巡按》，也叫《钦差大臣》。大姐看了剧本，觉得挺有趣。几天后吴先生又给她带来新的剧本，叫《伤兵》，是一出抗日戏。隔两天他又送来新剧本，大姐问他：“吴先生这是做什么？”
他把“山本太郎”的故事告诉了大姐，说别把剧社当做演戏。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压迫和黑暗，很多的不合理和腐败，应当唤起民众改变。日寇虎视眈眈要灭中国，国家民族到了危亡之际，要唤起民众抵抗。大姐籍贯是台湾，跟他一样，台湾人比谁都更深切感受日寇和腐败政府之祸害，特别应当行动起来。
大姐说：“吴先生满肚子道理。”
吴春河说改变社会和人生需要寻找真理，他有很多很好的书，里边有真理。钱小姐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借她看，可以明白很多道理。
看了吴先生的剧本，听了吴先生的道理，大姐却不改初衷，没答应演戏。
“阿姆知道会把我骂死。”她说。
吴春河说：“要紧的是自己怎么想。”
吴先生很执着，想做什么总能做到，大姐这边说不通，他就迂回行事。他打听了大姐的情况，知道同级隔壁班林壮国是钱金凤的同学，一起从厦门到漳州读省立二师，关系密切是一对恋人。吴先生转而动员林壮国参加剧社活动。林壮国是乡下穷孩子，吴先生的道理特别听得进去，男子汉敢想敢为，不顾忌招惹阿姆骂，就参加了剧社活动，还把大姐拉到了剧社的排练现场。大姐出于好奇跟着走，到那里才知道其貌不扬的吴先生居然是导演，也当演员。那一天排《阿片》，吴先生在戏里演一个抽鸦片的官员，躺在床上直叫唤，说他恨不得在屁股上也插一支烟枪。
“吴先生错了。”大姐忍不住提意见。
这句台词应当是“多插”一支烟枪，吴春河没有背准。
有人赶紧翻剧本，果然不错。大姐的记性真好。
“瞧，你会演戏。”吴春河说。
大姐终于成了剧社演员，很快成了台柱子。大姐个性很强，脾气直爽，排戏时有啥说啥，毫不顾忌。那年寒假我随大姐到漳州，在剧社排练现场第一次见到吴春河，当时他们排戏，吴春河演一个老头，拿根鞭子抽大姐。排练中身为导演的吴春河出了岔子：他在嘴唇上粘两撇假胡子，可能因为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两撇胡子相继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哄笑。大姐很生气，朝吴春河嚷嚷。
“拿口水粘牢！”她叫。
吴春河笑笑，没说话，从地上捡起假胡子又安在唇上。
当年我能记住姐夫，不是因为他长得太不出众，只因为听到大姐对他喊叫。
大姐在剧社与林壮国演对手戏，一对恋人旗鼓相当，特别投入，他们的演出总是博得满堂喝彩。没想到剧社被认“左倾”，为当局所不容，下重手杀鸡吓猴，就在我跟去看排演当晚，林壮国遭到暗算，死在大姐怀里。大姐痛失恋人，万分悲伤，有一个人陪着她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就是颜俊杰。
颜俊杰是大姐与吴春河故事里的另一个人，或者应当倒过来说，吴春河是大姐与颜俊杰故事里的另一个人，这才能分出先来后到。颜俊杰从小在我们家晃来晃去，那时就有如我们姐妹的兄长。大哥离家投红军前托颜俊杰关照家中老小，颜俊杰不负所托，不时到家里探望我们，当时他对大姐已经很用心。大姐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让她读书，要找人家嫁她，大姐逃离家门，与林壮国一起去漳州报考，两人的路费还是颜俊杰偷偷接济的。没他相帮大姐很难走出家门，大姐对他十分感激。
颜俊杰父亲在海外做生意，做航运也做侨批。闽南话“信”念为“批”，所谓“侨批”即海外华侨与家人联络的信件。这种侨批又与侨汇相关，华侨写信问平安同时汇钱给国内家人，由民间机构在海外收批，送到国内结汇兑付。颜俊杰父亲在厦门、漳州等地开有侨批馆，生意做得颇大。颜俊杰高中毕业后不想再读书，也不愿去印尼受父亲管制，他父亲给他找事做，让他学着管理侨批馆生意，因此经常来往于漳厦之间。每到漳州，只要有空，他都会到学校看看大姐，问一问有什么需要。
林壮国出事时，剧社的人被当局作为嫌疑人关进看守所，大姐和我也在内。颜俊杰恰在漳州，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到警察局，给办案警察塞了钱，设法把大姐和我保了出来。大姐一见他，整个人都垮了，放声大哭，要死要活。他非常担心，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的侨批店住，亲自照料我们。几天后大姐情绪稍稍平稳，他交代店里伙计看着大姐，自己动身把我送回厦门，转身又立刻赶回漳州。
颜俊杰本来就像大哥一样，大姐早把他看做自家人，一向很亲密。林壮国过世后，颜俊杰无微不至呵护大姐，帮助她熬过那一段日子，让大姐倍觉可贵，渐渐地颜俊杰从兄长变成了男友。那时候吴春河于大姐只是吴先生，其他的什么都不是，颜俊杰却对吴春河相当警惕。林壮国出事之后，吴春河依旧锲而不舍，一直拉着大姐参加剧社活动，颜俊杰很不放心，除了担心大姐有危险，还担心吴先生别有企图。
大姐笑他：“颜少爷小心眼了。”
大姐一向自有主张，性子也烈。林壮国之死让她备受刺激，没把她吓倒，倒让她更趋反抗。她坚持参加剧社活动，决不退缩。颜俊杰知道她的脾气，不敢阻止，只是千方百计保护她。大姐知道颜俊杰生性敏感，她敢对所有人使性子，不高兴了谁都敢说，包括对吴先生，独独对颜俊杰从不嚷嚷。
吴颜之间后来发生逆转，原因还在日寇。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中华大地烽火连天。厦门面对台湾，谣言满天，都说日军立刻就要攻打厦门，颜俊杰的父亲担心家人安危，从印尼派人到厦门带人，逼着颜俊杰随母亲一起去雅加达。颜俊杰急往漳州找大姐，提出让大姐跟他一起去南洋。
大姐问：“是你家老爷的意思吗？”
颜俊杰承认是他自己的意思。到南洋后生米做成熟饭，他父亲没有办法，会同意的。
大姐顾虑：“这是跟少爷私奔啊。”
颜俊杰提出，如果大姐愿意，他可以立刻给父亲写信，告知大姐的情况，除非父亲同意他们成婚并一起走，否则他不去南洋。
大姐说她要想一想。
大姐欲言又止，颜俊杰感觉她有话不说。他四处打探，反复追问，这才搞明白，原来是吴先生插了一手：剧社里有一部分人准备前往龙岩，慰问抗日将士后北上投新四军，吴春河动员大姐一起走。
“这家伙真是个赤色分子！”颜俊杰大惊。
“赤色分子怎么啦？”
“难道你也是？”
大姐还不是，但是她不觉得反对黑暗、抗日救亡不对。她父亲和大哥不也是吗？
“你是女子！”
大姐说女子也可以革命。
大姐反过来动员颜俊杰不要到南洋，不如跟她一起，随剧社同学到龙岩去投新四军。日寇进逼，国家危亡，年轻男女应当挺身而出。
颜俊杰跑去找吴春河理论。吴春河竟然不承认动员大姐投军，也不承认剧社人员去龙岩慰问后另有安排。
“大丈夫敢做敢当，偷鸡摸狗什么勾当！”颜俊杰骂。
吴春河不改口：“没有这个事。”
颜俊杰认定吴春河当面撒谎，拿他当傻瓜，一时怒起，举拳痛打。吴春河不是他的老师，他没必要跟这人客气。两人早因为大姐心存芥蒂，此刻吴春河横刀夺爱又公然狡辩，更让颜俊杰怒火攻心，他出拳极重，打得吴春河无力招架，头破血流。
吴春河始终一句话：“没有。”
其实不是没有，是不能说，因为慰问和投军是内部密议，不能公开。
大姐得知颜俊杰打吴先生，气坏了。她把颜俊杰关在门外，不跟他说话，不听他解释，颜俊杰负气返回厦门。然后大姐又跟吴春河吵，因为吴春河责怪她把消息泄露给颜俊杰，大姐认为自己没有错，颜俊杰是她男友，她了解颜俊杰，两人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她愿意颜俊杰跟大家同行。
吴春河说：“他不可能。”
几天后颜俊杰被父亲派来的人带着，悻悻然离开厦门去南洋，与大姐失之交臂。大姐自己在投军前夕返回厦门，被母亲一枚大锁扣住，也与新四军失之交臂。
日寇侵占厦门。过了一年多，吴春河来到厦门，找到了我们家。
他还记得我，我却几乎认不出几年前那个掉了胡子、挨大姐嚷嚷的吴先生。那几年我身边每个人都发生很大变化，我感觉吴先生比谁的变化都大。他进我们家时西装革履，活像南洋侨商，不再是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模样。最让我惊讶的是牙齿，他嘴巴一张，金光闪闪，前门镶两颗大金牙，看上去异常耀眼。
他性情依旧，隐忍而和气。他说他的门牙并非虫子蛀坏，是特意拔掉的。为什么拔掉？因为原来的牙长得不好看。
他原先的一嘴牙确实不怎么样，可谓犬牙交错。特别是门牙外翘，凸起于牙床，把他的上唇顶起来，让他总像是撅着嘴。他的新金牙虽然还有些翘，撅嘴幅度却略略显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好看多少。
大姐对他非常冷淡。
那时大姐在岛内一所小学教书，远走高飞之梦已经不存。于日寇铁蹄之下艰难谋生，让大姐备觉屈辱，心绪难平。大姐这种处境是她自己造成的，至多怪到母亲头上，与吴春河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她迁怒吴春河，因为他听任她被弃之不顾。
大姐对吴春河冷嘲热讽。
“吴先生不是去新四军了？”
“又回来了。”
“当叛徒投日本了？”
“没有。”
“是待不下去了？”
“不好说。”
“不说你来做什么？”
她往外赶人，对吴春河没好脸色。吴春河一如既往地不跟她计较，这个人非常能忍，惊人地执着。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到我们家走一趟，大姐在，他就把自己提交给大姐冷嘲热讽，大姐不在，他就跟我们聊聊天。大姐很烦他，有时一进家门看见就朝他嚷嚷，说他吃饱了没事干，两颗大金牙到别地方龇去，不要趁她不在戳到这里。吴春河不在乎，只说自己不是来让大姐烦，是来跟母亲说话的。
“你算谁啊？用得着你？”大姐说。
母亲背地里责备大姐伤人太甚。大姐就朝母亲嚷嚷：“我是谁生的？”母亲只好私下里宽慰吴春河，让他不要跟“紧性鬼”一般见识。吴春河笑笑，不当回事。
我记得当时吴春河还给我讲故事，有一回他讲“龟兔赛跑”，问我这故事有道理吗？我觉得没道理，兔子不可能跑输乌龟，但是在故事里兔子总是落在后边。吴春河说，有时候乌龟确实可能赢。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起自己。如果他是乌龟，那么谁是兔子？
那年秋天，厦门岛上发生一起大案，一个驻厦日本特务头目于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手枪暗杀于一家咖啡馆外。事件震惊厦门岛，日军疯狂报复，实行戒严，断绝厦门岛与大陆的水陆交通，日本兵荷枪实弹沿街挨户搜查。传说有一位目击者称刺客身穿白色衬衣、黄色咔叽裤。日军搜捕三十多个白衣黄裤的年轻人，让目击者一一辨认，那人支支吾吾，日军恼火，将其当场击毙，被抓捕者则一一受刑讯，有二十余人被杀。
吴春河在事件发生后失踪，没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我们家。岛上到处传说日军大杀人，常来常往的吴春河没有一点消息，大姐开始显得紧张。
她问我：“吴先生最后一次到我们家，穿什么衣服？”
我想不起来。
大姐记性好，想起吴先生穿的是西服衬衣。她问我吴先生以往穿过黄色咔叽裤吗？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吴先生嘴里两颗大金牙是金黄色的。
“问你衣服，不问牙。”她烦。
我说吴先生会演戏，穿什么都可能。
大姐忧心忡忡。
十几天后，一天晚间，有个乡下打扮的年轻人悄悄上我们家寻“钱小姐”。
母亲顿时警觉，追问人家干什么。问了半天才知道搞错了，人家不找在学校里当老师的大姐，是找我，小学生钱玉凤。
“做什么找我们澳妹？”
来人说送一本小人书。
年轻人手中拿着本旧小人书，是《草船借箭》，头几页已经残缺。
那晚大姐在家，她一听就明白了，这个人肯定是吴春河叫来的。她把年轻人让进家门问，果然不错。吴春河在岛南端何厝那边乡下，叫这个年轻人来我们家取东西，说有一个小盒子寄在“钱小姐”这里。
大姐惊讶，追问我：“澳妹拿了吴先生什么？”
我说：“一个文具盒啊。”
文具盒很普通。前不久吴春河到我们家，大姐不在家，吴春河跟母亲聊了一会儿。趁母亲出去捅炉子换煤球时，把那东西塞给我，说里边没什么，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带着不方便，怕搞丢了，让我帮助保管几天，还说不必告诉别人。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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