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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愚蠢历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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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英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有可能是土耳其那些研究人员的同行，进行了一项为期3年的研究，以决定鱼在被渔夫钓上钩的时候是否感觉疼痛。
他们的结论：鱼感觉痛。
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在论文中他分析了卖炸面圈的商店的社会学原理，并且给予了证明。
1997年，两位德克萨斯的科学家制造了一个6英尺4英寸（约1。95米）的捕鼠夹子。没有6英尺（约1。82米）长的老鼠钻进他们的夹子里。
在17世纪，英国医生把烟草当作能治许多疾病的灵丹妙药，其中包括瘟疫。
1976年，美国爆发了一场猪流感恐慌。政府为一个全国性的预防接种计划支出了1。35亿美元。接种出现了不良反应，有23人死亡，另外有成百上千人心脏病发作或者引起瘫痪。猪流感后来没有得到证实。
1939年滴滴涕（DDT）被生产出来后，它的发明者因开发了一种使农民免受蚊子和庄稼害虫侵扰的灭虫剂而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与那个没有去研究滴滴涕的长期影响的发明家同样短视。或许他们是打算要全世界来作为他们的长期研究对象。他们在为数甚多的病痛及死亡案例之后才认识到滴滴涕所带来的问题比害虫更严重。
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一家公司把20000吨危险的化学品装进有漏缝的金属桶埋进一条人工河渠里。一个居民区在河渠上面建了起来，导致生活在那里的儿童出现先天畸形和癌症。倾倒地点的名称：爱的河渠。
美国公共卫生事务局进行了一项为期38年的研究，在此期间，研究人员告诉来自阿拉巴马的400名黑人，他们正在接受对梅毒的治疗，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公共卫生事务局想知道当梅毒患者没有被治疗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结果如何呢？许多人死亡。所有人遭受痛苦。
这场试验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医疗信息。当这场骗局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之后，幸存者和受害人家庭在一场状告政府的官司中获得900万美元的赔偿。
一家德克萨斯的公司将把你的DNA样本放在火箭里，并且把火箭发射到外层空间。你为什么想那样做呢？根据推销的广告语：“以备外星人寻找人类DNA去克隆。”
检验和评价萨立多胺的科学家们认定，它是一种如此有效的安眠药片，可以不需要处方直接在药店里出售。
不知何故，研制这种神奇药物的科学家们却忽略了它的副作用。孕妇服用萨立多胺后，它引起可怕的先天畸形，包括婴儿出生时没有手臂，以及从肩膀上长出像蹼状的手。在这种药被禁用之前，大约8000名患有这些先天畸形的婴儿出生。
1984年，在印度的博帕尔，一个农药厂装有甲基异氰酸的储存罐发生泄漏，有毒的气体扩散到65平方公里的范围。
甚至在泄漏被发现之后，又过了两个钟头这座城市的居民才被告知面临危险。他们当中的2000人丧生。
建造3。2公里长的苏格兰的泰伊大桥花了7年的时间。这座桥梁曾一度被认为是它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工程奇迹之一。在它通车后18个月的1879年12月18日的一场暴风雨中，桥梁倒塌，一列火车栽进下面的河里，80个人罹难。
人们没有办法逃跑，因为英国的客车车厢门总是锁着的。
至于那个工程奇迹，设计桥梁的工程师没有就风对桥梁结构的影响进行过测试。他所用的建筑材料也是劣质的。
1963年，布鲁克林一家医院的癌症研究人员给23位上了些年纪的病人讲他们将参加一项新的治疗计划。而实际上，给他们注射的是活的癌细胞。
在美国，标准铁路轨距（两轨之间的距离）是4英尺8。5英寸（约1。478米）。美国铁路建造商采用那个奇怪的标准是因为他们在英国就是这样修建铁路的。而英国工程师采用那个标准是因为最早的铁路和早于铁路的有轨电车道都是由同一批人建造的。
有轨电车轨道采用那个标准是因为修建轨道用的是与制造马车时相同的夹具和工具。马车车轮之间的奇怪距离是设计来让车轮适应英国古老公路上的车辙沟槽的，那些公路是由罗马战车在土道上碾压出来的。
文明可以消失，而工程设计却永存。
军事研究人员想出了一个奇妙的计划，要训练蜜蜂来嗅出战场里的地雷。科学家们认为，地雷里的化学物质会被溶滤进四周的花当中，这样就可以在花粉里发现它们的踪迹。
研究人员马上遭到动物权利支持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蜜蜂不能被强迫为军事服务，因为它们不是美国公民。
不仅是医生，就是病人也可以在医疗上干出蠢事。就以比利时的一个卡车司机为例。他在一家五金商店买了一袋小铁钉，认为他是在按照医生的指示行事。晚饭后他吞下了几颗铁钉，因为他的医生给他讲在他的饮食里需要更多的铁。他被急忙送进了医院，铁钉刺破了他的胃。
1891年，在德克萨斯的美国气象局负责人艾萨克·克莱恩告诉加尔文斯特的报纸说，人们不用担心飓风，尽管这座港口城市只是建在离海平面8英尺（约3米）高的地方，并且又没有防波堤。
“任何旋风要制造一个能够损坏这座城市的风暴是不可能的，”这位科学家斩钉截铁地说道，并进一步宣称其他人流露出的关切“完全就是个荒唐的幻觉。”
没有为预防风暴或者海洋的肆虐修建任何设施。1900年9月8日，一场飓风横扫加尔文斯特，它的有“荒唐幻觉”的市民中有8000人死于非命。
在火箭科学的早期，在试飞之前的燃料舱清洗各种
杂质是由技术人员负责的。燃料舱中即使有一点点灰尘
也可能改变飞行的模式，并且存在摧毁火箭的潜在可能。
一次发射以前，身着清洁服装的技术人员从对接平台沿着梯子往下进入燃料舱，仔仔细细地做好清洁，清除每一点可能的杂质，每一处污垢，每一点尘土。
他们返回到控制台以后，遥控检测仪器显示在燃料舱里仍然有一些杂质。
他们重新打开舱盖，把梯子拉了上来。
主持宗教电视节目的牧师杰里·福尔威尔1998年宣布，由于千年虫引起的电脑程序问题“有可能是众神震撼这个国家的工具。”
福尔威尔预言，调整软件使其能够识别2000年的编码将带来一场世界范围的宗教复活，最后导致耶稣回归来带领信徒上天堂。
为了迎接这个等待已久的重大事件，福尔威尔储存了食物和枪支弹药，尽管他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他在去天堂的路上需要枪支弹药，也没有道明白需要食物的原因。
数十年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耗费了1。25亿美元把火星气象轨道观测器发送到6。695亿公里的太空来研究那颗红色的行星。可是科学家们却没有在检查他们的数学计算方面花上几块钱。
一小组负责飞行的科学家用美国的度量衡来计算围绕火星的轨道。但是另一组负责飞行的科学家们却用的是公制度量衡系统。没有人想到要把这两个数字系统进行换算。
结果在航天器能够进入轨道之前，它砸进火星表面被彻底毁坏。当纳税人得知那是航空航天局的一艘便宜的飞船时还稍微得到一点安慰。
然而，它并不是由我们的火箭科学家制造出的第一艘花费以数百万美元计的败作，火箭科学家们证明了有些时候甚至火箭科学也不是火箭科学。
1962年，“海洋一号”偏离运行轨道，在它落到地球上之前不得不把它炸毁，其代价为1850万美元。
究竟出了什么错？是有人在指令计算中把一个连字符号用错了地方。
在18世纪德国大学生用佩剑进行的决斗中，医生们不得不把他们受伤的脸部缝合起来，可是缝合却做得并不好。为什么那些受伤的大学生宁可缝合得不好而不喜欢适当的修复？因为那些学生是在为伤疤而决斗。一个人的伤疤越丑陋，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美国内战时期的医学科学显然落后于军事学。南方和北方死亡的62万士兵里有一半多不是在战场上阵亡，而是死于疾病和由军医所传播的感染。
一个南方士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虽然他受了伤，可他拒绝了治疗，他认为他在战场上比在医院里更有机会活下来。
欧洲的每一位植物学家都把茄子叫做“马拉伊纳那”——“疯狂的苹果”——他们认为要是你吃了它，你就会变得失去理智。或许他们试图使他们的母亲相信，依据科学他们没有必要吃那种蔬菜。
詹姆斯·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英国医生，他在1880年发明了一个独特的治疗哮喘病的方法：每天吃3块煎得很熟的牛肉馅饼，同时饮用大量的热水。
这个治疗方法没有作用，但是这个汉堡包式的主菜被我们沿用，它的名字叫“索尔兹伯里牛排”。
在史前的欧洲，萨满教僧人尝试在病患者头颅上打孔来治疗癫痫病。这是他们的手艺，如此在头颅上钻孔的病人能够经历那原始的手术而存活，并且常常回来再进行更多的治疗。
奇怪的是打孔术在1962年重新被炒热，当时一位荷兰医生宣称切掉一小部分头骨将恢复大脑的适当血液循环，促进意识。
荷兰人对这种观点的回应是把那位医生送进了精神病院。
至少有两位该医生的英国追随者真的给自己做了打孔术，他们用电钻在自己的前额打孔，把骨头碎片从颅内取出来。虽然这两个人都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他们都在手术后活了下来，并且在伦敦开了一家艺术画廊。
古代罗马人不刷牙。相反，他们遵照古代罗马牙医的建议，用小便来漱口以预防他们的牙齿被蛀蚀。
新西兰古代的毛利人相信是神打喷嚏把生命赋予人类的。
与此观点相反，许多古代的欧洲部落认为人可以因打喷嚏而致死，因为他们把灵魂从鼻孔里打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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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为什么在打喷嚏时我们仍然说：“上帝保佑你。”尽管现代医学科学并不把它视为一种保护性措施。
在古代欧洲，人们被活埋在城堡或者别的重要建筑的基脚下。这是由于古代的工程师注意到有时候墙壁会移动，然后固定下来。
工程师们把那些用人来充当的砖块作为向地神的奉献以防止墙壁倒塌。
今天的工程师们更常用现场备忘录和小组工作会来作为逃避那些指责的先进手段。
中世纪的医生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把马的头放在病人的枕头下面来让病人退烧。很可能用这种方法把发烧赶走的惟一方式是连同病人一块赶走。
1954年，科学家宣布吸烟者患肺癌的比例相当于非吸烟者的3倍到16倍之后，吸烟者的数量却反而在增加。
1995年，德克萨斯州一位男子在他的药剂师给了他治高血压的药而不是治咽炎的药之后，心脏病发作致死。那位药剂师不能够辨认处方上医生的手写医嘱。
在19世纪初期，英国探险家弗兰西斯·加尔顿把他那好奇的心思和可观的财富转向了科学，就像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一样。
加尔顿的奇特的研究当中有：他通过对在每一座城市（从漂亮伦敦到丑陋阿伯丁）见到的漂亮女性进行记数而做出的一幅美人地图，绞死罪犯的绳索的适当长度，安在椅子腿上、用于确定人们朝晚宴桌上的同伴倾斜程度多少的压力表，对演讲者的枯燥乏味进行评价的量化指标，一个用于从远处测量女性身材的六分仪，还有他的那篇有些臭名远扬的论文“祈祷者效能的统计学研究”。除了其他之外，该论文还证明，臣民为君主的长寿而祈祷，可君主实际上的寿命要短一些。
加尔顿最臭名昭著之举在于他鼓吹的优生学。他提议只有出身高贵、展现出“健康、有精力、有能力、有男子气概和彬彬有礼”这些适当品质的男子才应该被挑选出来构成英格兰的生育群体。
白痴、罪犯以及各种其他令人讨厌的人应该被关押在劳工营禁止其生儿育女。
威廉·夏克利是另一位有争议的遗传学家，他认为他自己的子女在智力进化方面是对其父亲素质的一个“重大的倒退”。
夏克利夫妇是如何出错的？他把它归咎于他妻子缺乏高度的学术成就。
19世纪的医生把病人锁在一个发热舱里，舱内高亮度的电灯泡使病人的体温上升到高至105华氏度（约41摄氏度），试图以这样的方法来治愈梅毒。
一位英国医生在1851年发明了一个蚂蝗暴风雨警报系统。他的天气分析装置由一个装满蚂蝗的罐子和一个铃铛组成。他预计，在暴风雨即将来临时，蚂蝗会变得活跃起来，于是铃铛被敲响。
那位医生的想法是要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蚂蝗警报站。英国政府拒绝了他的建议。
第14章 名人说过的蠢事
要是你想闻名天下，那就早早地开始做伸长嘴巴的健身操，这样当记者开始报道你所说的话的时候，你的舌头就会有1英尺（约30厘米）长了。
在说大蠢话的竞赛中，政治家们很可能是难以超越的领头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了工作就产生了失业。”
罗纳德·里根在被问及他有什么样的资格去担任总统一职时说：“我还没有聪明到会撒谎的地步。〃
华盛顿特区的市长马利昂·巴里：“除了杀人案之外，我们的犯罪率是最低的之一。”
乔治·布什总统：“我有自己的看法，它们是坚定的看法，可是我并非总是与它们保持一致。”
副总统丹·奎尔：“失去了自己的思想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或者完全没有思想。那是多么的真实呀。”
华伦·哈定总统：“进展不是宣布也不是奢谈。它既非装模做样也非玩弄偏见。它不是人称代名词，也不是常年的声明。它既非在热情驱使下的人民的心神不安，也非提出的一个承诺。”
罗纳德·里根在反对保护国有森林的立法时说：“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你需要看多少棵树？”
芝加哥市长理查德·达莱说：“把这件事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警察到那儿不是去制造混乱的。警察在那里是要保持混乱。”
参议员巴利·戈尔德华特1964年在竞选总统时说：“许多美国人不喜欢简单的事物。他们就是以此来反对我们保守派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霍华德·派尔说：“受痛苦的权利是市场经的乐趣之一。”
调查“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政府调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史密斯说：“船上的乘客为什么不去防水密封舱逃生？”
史密斯参议员没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被认为是防水的密封舱里躲避的任何人要么会窒息而死，要么会在那艘船沉没到北大西洋海底的时候被淹死。
又是副总统丹·奎尔：“破坏环境的不是污染。罪魁祸首是我们空气和水中的杂质。”
阿尔夫·兰登州长在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对手的竞选活动中说：“我每次来到这个地方都发现许多美国人。”
参议员奥林·哈奇：“死刑是我们社会对于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的认可。〃
在政治愚蠢方面，地理上没有界限，正如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所展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许多中国人居住在那里。”
又是副总统丹·奎尔的言辞：“我热爱加利福尼亚，我就是在凤凰城长大的。”
尼克松总统的发言人让·齐格勒是如此来说明一个常见的政治矛盾的：“总统了解情况的进展。那并不是说有什么事正在进行”
但是政治家们并不能对于人们可以说话不经过大脑的现象进行垄断：
财大气粗的慈善家乔治·德拉柯特为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建设慷慨解囊。可是他拒绝为战胜贫穷而捐款，他解释说：“人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愚蠢或者因为他们懒惰。如果你给他们提供资助，你就只是让他们保持在原先的社会地位上。
在1994年的美国小姐选美竞赛上，阿拉巴马小姐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我不会活到永远，因为我们不应该活到永远，因为如果我们被认为要活到永远，那么我们就会活到永远，但是我们不能活到永远，那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活到永远的原因。”
实际上，与其他人相比，她的话的确有很多道理。
美国广播公司高级经理沃伦·里特菲尔德在谈到从电视节目“姐妹”中删除有关性高潮的讨论时，他说：“共同地看，我们都相信性高潮。”
短命的电视节目“德斯蒙德·普菲弗尔的秘密日记”的制片人说：“虽然它们是历史上潜在的痛苦和困难时期，对喜剧来说却是成熟的。”
该节目是关于在美国南方奴隶们经历的艰难困苦。它是一部情景剧。
谈话节目主持人菲尔·多纳休：“我宁愿被人们说成是拙劣而不是被认为聪明。”
小提琴家祖宾·梅塔：“我认为女性不应该呆在乐团里。她们变成了男人。男人们平起平坐地对待她们。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金融家伊万·波伊斯基：“我认为贪婪是健康的。你可以是贪心的然对自己感觉良好。”
富有的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我相信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的赐予。”
超级模特贝弗尔利·约翰逊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呼吁每一个人加入同贫穷的斗争，而不管洛克菲勒和波伊斯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足够的钱来做整形手术。
女演员布鲁克·西尔德对香烟提出了这个禅宗的观点：“吸烟致死。如果你死了，你就失去了你生命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演员特里·萨瓦拉斯对历史上谁是恶棍中的恶棍进行评价：“有一个人比希特勒更坏，我说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当有人问及亿万富翁、篮球明星沙奎尔·奥尼尔是否在希腊时参观过巴特农神庙，他回答：“我实在记不起我们去过的俱乐部的名字。”
“奥克兰A〃棒球队的老板查理·芬利1981年对棒球队的行政管理人说：“我常常把波韦·库恩叫做乡下白痴。我对美国的所有乡下白痴表示道歉。他是个国家级的白痴。”
曲棍球全国联赛主席克莱伦斯在1974年说：“在曲棍球全国联赛中从来没有过任何暴力行为。”
一位老是喜欢匿名的图书编辑拒绝了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寓言故事《动物农场》：“在美国，有关动物的故事不可能卖得出去。〃
作家们相互之间常常有一些最愚蠢的看法。
弗吉尼亚·伍尔夫把詹姆斯·乔伊斯错综复杂的小说描绘为“局不安的大学生在挠脓疮时写出的作品。”
乔伊斯的杰作《尤里西斯》在1998年被一批学者组成的评委会评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作。伍尔夫的作品没有出现在那个名单中。
列夫·托尔斯泰如此评价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粗糙、不道德、粗俗而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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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但是他喜欢它吗？
第15章 白痴政治
假设你是个白痴，”马克，吐温大胆地说道，“假设你是一位国会议员。但是我就是我自己。”
政治和愚笨之间的关系在能够读每天的报纸的人们看来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
它会使你去思考：如果政治家们如此愚蠢，那他们是怎样被选上的？或者那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有的政治家通过比别人花更大的力气，更深地掉进了历史的愚蠢之地。
1962年，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花纳税人的钱去了一趟欧洲。他在那里考察了美国妇女的就业机会，参观了夜总会和脱衣舞表演（所有美国妇女能够工作的地方）。
鲍威尔也用纳税人的钱支付了他的洗衣费，他在伦敦洗的衣服通过外交信使飞到了意大利。
1971年，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被授予武术中跆拳道的荣誉段位。在武术里你不可能得到荣誉段位——搏击需要练习。
为了省钱，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杰福德从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寓搬了出来，搬进了他在国会大厦的办公室。在1981年，国会议员每年的收入超过60000美元。
20世纪40年代，竞选法国总统的撒米尔·菲迪南德·罗普在“洛皮欧瑟拉匹号”军舰甲板上发表讲话，号召在晚上10点钟之后消灭贫穷，并且提出了一个改善巴黎空气的独特方法：“把那座城市搬到乡村去。”
在1962年的美国参议员选举中，有46000多选民写下了爱德华·肯尼迪的名字。那有什么愚蠢的地方？那些选民居住在康涅狄格州，而肯尼迪却是在马萨诸塞州参加竞选。
1966年，当电视节目《蝙蝠人》大受欢迎的时候，前苏联的官方报纸《真理报》把剧中披着斗篷的男主角称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杀人犯。”《真理报》显然喜欢更为无产阶级化的逗乐者和谜语者。
1840年当选总统的威廉·亨利·哈里森并不傻，因为他拒绝在华盛顿3月份一场暴风雨中的户外就职典礼中戴上帽子或者穿上大衣。
他之所以傻是因为他非常迷恋自己的声音，以至于他洋洋洒洒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而每一个人都冻得不行，包括他自己。
哈里森因此头部严重伤风，引发致命的肺炎，这时他任职才一个月。哈里森成为第一个因演讲而导致死亡的总统。
休伯特·汉弗莱对总统一职梦寐以求，他同意了做林登·约翰逊手下的副总统。这好比一个想学会精制皮革的人去给作家马奎斯·德·萨德当学徒。
作为政治家，约翰逊是一个自负的施虐狂，他利用一切机会贬低汉弗莱，有一次这位副总统完成他老板的要求时动作不够快，腿上还挨了总统一脚。
“我需要你的建议时，”约翰逊告诉汉弗莱，“我会让你知道的。”
尽管他屡受羞辱，汉弗莱还是没有当上总统。他在选举中输给了一个为了谋得那个职位而蒙受更大羞辱的政治家：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总统提名哈罗德·卡斯韦尔出任最高法院法官，遭到强烈的反对。民主党人指出卡斯韦尔并不是个德高望重的法官，不能进入国家的最高法庭。
参议员罗曼·赫鲁斯卡为卡斯韦尔的提名摇旗呐喊，出了一个新招。
“即使他是一个平庸之辈，”赫鲁斯卡争辩道，“还有多不胜数平庸的法官、平庸的人和平庸的律师。他们多少有一点代表性，有一点机会，是不是？我们不可能都要求那里的都是布兰代斯、弗兰克福特和卡多佐之类的人物。”
胡奥·菲格雷多将军在1979年被选为巴西总统之后，马上表现出权力政治的风格。
“我要把这个国家向民主开放，”他高兴地宣布，“我将把任何反对它的人投入监狱，把他们砸碎。〃
1844年，民主党经过妥协推举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辉格党（共和党前身）则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带侮辱性的口号：“詹姆斯。K。波尔克究竟是个什么家伙？”
结果就是这个波尔克战胜了辉格党人。波尔克进一步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他成为为数不多的，如果不是惟一的，实现了在竞选中所有承诺的总统。在4年一届的任期内，他实现的承诺当中有赢得墨西哥战争，确保美国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
至于嘲笑波尔克的对手，要是去问一下今天的大学生，他们会回答：“辉格党人究竟是些什么家伙？”
政治专家尼可罗·马希尔维里为死后的政治从属设计了一种策略，它暴露了大多数政客的虚假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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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下地狱而不是上天堂，”他宣称道，“在前一个地方我将有教皇、国王和王子们陪伴，而在后一个地方只有乞丐、僧侣和传教士。”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为欢迎爵士乐界名流艾灵顿公爵在白宫举行了一个晚宴，当时他把歌手卡博·凯罗成误认为是主客，说道：“帕特和我都喜爱你的音乐。”
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嗜血成性，他的卫士不得不把他暗杀掉以保护他们自己不成为他屠杀名单上的下一个。
在卡里古拉对权力的追逐中，他折磨处死的有他的敌人，同样也有他的朋友。罗马人民使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却把罗马说成是“到处是脖子，等着我去屠宰的城市”。
罗纳德·里根总统不遗余力地宣扬保守经济学的游戏，却在把钱花在他想要花钱的地方时不那么厉行节约。作为演员，里根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你的话语来加以遮掩。
在他的就职典礼上，里根所花的纳税人的钱比他之前的任何总统都要多——保守的估计至少是100万美元。里根是如何对他的铺张浪费进行辩解的呢？他只是宣称没有动用任何公众基金。
这就是他的得人心之处，人们相信他而不相信事实。自我欺骗的回应促使政治家们认为他们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愚弄公众而在事业上飞黄腾达。
当沃伦·奥斯丁1948年在联合国出任美国代表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方法来解决中东问题。他建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来消除他们的分歧。
理查德·尼克松的发言人让·齐格勒是这样来揭示总统在掩盖水门事件中的立场的：“如果我的回答听起来有些？昆乱的话，我想它们是混乱的，因为问题是混乱的，局面是混乱的，我无法加以澄清。”
1998年，来自俄克拉荷马的一位参议员候选人在初选进行之前一个月就去世了，可他仍然得到56000张选票。
或许选民认为一个去世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在世的政治家更糟糕。
埃德加·胡佛让联邦调查局特工保存了一份诗人阿齐伯尔德·麦克利什的颠覆档案。麦克利什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是国会图书馆馆长。
胡佛抓住了这位诗人的什么把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麦克利什是个“不成熟的反法西斯分子”。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在一生中曾经游过裸泳的自由派人士比保守派人上差不多要多出一倍。是不是自由派人士的胆子更大一些？更倾向于参与一些非法的活动？或者只是他们的身体更好？
或许保守的人们同样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他们掩盖了他们游裸泳的事实，对此秘而不宣，并且不回答研究人员提出的问题。
担任了5届国会议员的亚利桑那州的山姆·斯泰吉尔在离开政界23年后重返政坛，于1999年被选为乡村城市普莱斯科特的市长。
斯泰吉尔满腹牢骚地接受了他的胜利，他说选举当中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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