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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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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审理因此结束。下午继续审理时，孔洁的母亲被一干人拉拉扯扯，但她还是挣脱着进来，坐于原位。她恶狠狠地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猛然朝地上吐出一口痰。我也朝她吐了一口，她便将脑袋偏过去。
下午先出场的是办案民警。公诉人问：“你们是什么时候赶到现场的？”民警答次日早上。孔洁妈妈忽然站起来，指着他说：“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wＷw。wＲsＨu。cＯm】
“我接到出警通知是次日早上。”
“我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这个我不清楚。”
“不清楚？哼，我告诉你，案发当天傍晚我就报警了。”审判长敲槌子，试图打断她，她却是用更高的声音往下说，“今天我必须说，我当晚六点就报案，但是他们叫我二十四小时后再来报案，还说这种事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的。我说我女儿一向很乖，从不乱跑。他们就说：‘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处理多少案子吗？你知道我们警力总共有多少吗？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我问你，这是不是你们说的？你们还说：‘你也别以为是我们不接受报警，这个是法律有规定的，法律规定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这个女人擤了下鼻子，将鼻涕擦在衣袖上，接着说：“今天我就问在座诸位，法律到底有没有这一条？你们都是懂法的，你们告诉我，法律有没有这一条？”审判长抬手让公诉人继续问，她又抢白：“我相信你们。我去学校找老师，老师比你们好多了，她翻电话簿，帮我向女儿的同学打电话。其中有一个姓苏的，追过我女儿，但他手机关机。我们一整夜都在找他，等找到时，天已亮了，是这个杀千刀的。”说到这里，她用手指遥远地戳我，“是他婶子回家了，看到一地的血，才报了警。可怜我女儿早死了。”
说到这里，她好像还只是刚刚获知这不幸的消息一样，惊愕了一下，才猛然啼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她的亲戚看着实在不像话，将她拉回座位遮挡住。叵耐她又尖叫道：“这事永远没完，我要给书记给市长写信。我就不信没有公道。”审判长赶紧敲下槌子。这一幕让我很吃惊，就好像整个事情归根结底还是错在民警，跟我无关。我很难过，甚至想帮着她上去骂几句民警。公诉人此后草草问上几句，让民警灰溜溜地退堂了。我的律师压根儿也没想问他。
我的婶子本应出庭，但公诉人只是宣读了一份对她的询问笔录。往下是两个哨兵先后出庭。他们的脸涨得通红，看到我时眼里闪着狼一样的寒光，显得又委屈又愤怒。他们一定在接受内部审查时说：“我怎么知道他会杀人呢？”但谁会听他们的？他们的领导一定捶打着桌子说：“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站岗就是为了做做样子？”
前一个哨兵承认有位女生进了院落，后一个则说完全不清楚。公诉人问：“你们换岗的时间是不是下午三点？”他们都回答是。公诉人指着我说：“我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我站起来响应：“我没说不是。”我的律师长嘶一声，装作很痛苦地倒在座位上。
在辨认弹簧刀等证物后，当天的庭审告结。法警将要带离我时，孔母冲上来，狰狞地抓我的脸。她的亲属匆匆跟上，借劝解之机也拧了我好几把。法警紧紧揪住我的胳膊，要不是我自己朝前走，他们想必也不知道将我带走。我边走边回头，看见孔洁的母亲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弹着腿，身体往下倒，不停地干号：“女儿，我的女儿啊。”周围人赶紧去扶她，她却是撒泼得更厉害。整个事情进行得像是一种仪式。她可能觉得非如此不可，不如此便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我相信这不是纯粹的痛苦，纯粹的痛苦只有在空间只剩下她和女儿的遗照时才会出现。那时她欲哭无泪，空虚得就像五脏六腑被掏空了。
此案未经数日，便审结了。律师建议做司法精神鉴定，公诉人认为我有杀人计划，杀人后逃走，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审判长支持了这一说法。他又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没有。
数天后，我再次被带到法庭。所有人跟着审判长站起来，听他抑扬顿挫地宣读。很长时间内，我都像在生词的河流里游泳，一句话也听不懂，在我以为快要结束时，审判长又蘸着口水翻出下一页，因此我说：“直接念最后一句吧。”审判长顿住，眼镜掉在鼻梁上。法警猛然踢了我的腓骨一下。最后审判长念道：“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话音刚落，法警又使劲踢了我腓骨一下，我便展现出瘫软的模样。
我心想这就走了，他却是又念：“对于被害人家属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考虑到被告人无经济来源和可供赔偿财产，确无赔偿能力，判令免予赔偿。”我分明能感觉身后有个人重重地倒在座位上。我觉得法院与其说是在宣判我，不如说是在宣判她，法院挺对不起她的。我有些后悔杀她女儿，但如果我谋杀的不是这样一个不允许谋杀的人，谋杀又有何意义？
第十八章 上诉
就像小说里的某人，
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
两日后，妈妈来了。她还是尽量绕着人走，但当有人蹭到她时，她便说：“好了，我儿子也死了，我谁也不欠。”她看到我，从包里取出各式饮料和一大包烤翅，“孩子你说得对，赚钱就是为了吃。”但她无法将它们塞过来。她像到饭店消费一样招手，来了一位看守，她对他说：“将这些给我儿子。”
“对不起，所有寄送物品都需要统一登记。”
“麻烦你帮我去登记一下。”
“需要你自己去。”
她委屈地将烤翅塞进包里：“你要想吃燕窝熊掌，妈也去办。妈没有你，多少钱也没用了。”
“省着点吧，你还要生活，还要找老公，收养小孩。”我说得绝情，但除此之外我能说什么呢？妈妈的眼泪像喷泉般飞溅而出，这是我头一次见人这样哭。她偏过头，说：“我一定把你捞出来。”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再说什么。我觉得她是条牛，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把月的时间她变得如此固执，可能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自信自己占据了道理吧。“你等着。”她说，提起包大踏步走了，走上五六米，转过身又说，“你看你瘦得可怜。”
没过两天，妈妈又来了，陪同的是一位秃顶矮个律师。妈妈说：“我不懂，你跟我孩子说。”他便说：“是这样的，我们想替你向省高院提起上诉，但需要征得你的同意。”
“我不上诉。”
“这是你的权利，干吗不享受？”
“我知道。”
“我姓李，大家都知道李律师曾经将三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过。”
“我知道，但是没必要。”
妈妈的手一直在捶打玻璃，听到这里忽而头也撞过来。我看见她的眼睛、鼻子、口腔极其扭曲地抽回去，又冲过来。“我只需要你的配合。”她吼道。我马上点头，“好，好。”可一回牢房我就后悔了，就像小说里的某人，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但我不能对妈妈说我想死，我说不出口。
此后律师和母亲总是风尘仆仆地来，又风尘仆仆地去，连寒暄的工夫也省了。就像我是皇帝，他们是忠心耿耿的臣仆。有一天，律师取出一份五年前由A县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上边称我颅脑外伤，伴有阵头痛，有癔症、神经官能症表现。我表示没这回事。“你看，连医生的证明都有。”律师取出与主治医生的谈话笔录，上边写着：
问：这个诊断书是不是你写的？
答：是我写的。
问：属实？
答：是我签的字。
我说：“我没有在人民医院看过病。”他恼恨地用手指敲案台。我便明白了。“现在开始，你给我听着，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他说。然后我就什么都答是。这样我就拥有了需要主动记忆的历史。律师看起来很满意，不过走前还是问：“你能说出你为什么被送到医院么？”我张口结舌。他便恨铁不成钢地说：“是寒假路过夜宵摊时被人用砖头敲了。”
“是这样的。”
“你要记得发生在你身上的创伤。”
说实在的，这是个死局，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但律师却开列出整整五条突围路线，好像死倒是最不可能的事。其一，寻求司法精神鉴定；其二，将部分责任分摊至社会；其三，改年龄；其四，死咬没有强奸意图；其五，强调有自首情节。
“我没有自首。”我说。
“你有，”律师斩钉截铁地说，“被捕时是你主动找到警察的；被捕前你曾用三张人民币抓阄，其中有一条便是自首，说明你有自首意图；还有，你曾主动打电话给副班长李勇，汇报行踪，@文·人·书·屋@对你这种年龄的人来说，班长、副班长就是最大的组织，你是在向组织忏悔。”
“是我不想玩了。”
“不想玩了就是自首。”
又过了些时日，妈妈脚步轻快，挥舞着手臂，欢天喜地而来，就像手里捏着释放通知书一样。律师说：“你应该感谢你妈，我从未见过这么执著的母亲。”
我问：“怎么了？”
律师说：“孔妈妈答应为你求情了。”
我说：“怎么可能？”
律师说：“你妈答应赔她七十万。”
我说：“哪儿来的七十万？”
妈妈说：“我有存款，把店铺、房子卖了，就凑齐了。”
律师说：“你妈其实还借贷了二十万。”
我说：“钱都给出去了？”
律师说：“还没完全给出去，目前只有一部分保管在孔洁的舅舅那里，毕竟还没亲口答应。”
我说：“她怎么可能答应呢？我杀了她女儿，她还替我求情？”
妈妈说：“她一开始也不答应。我说，我是一个单身母亲，你也是，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我儿子死能换回你女儿的性命，我宁可他去死，但现在他就是死了，洁洁也回不来了。你不如看在我们都是孤寡女人的面子上，放他一条生路。”
律师说：“我说，你抚养女儿很不容易，眼看就成材了，无论怎么说都是我们这边的错。但错既已铸成，事实既已发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你能从人类罕见而高贵的精神出发，出面为他求情，你就是救了两条命，你既救了这位女士，也救了她的儿子。我想他们也会尽全力来补偿你、报答你，他们终生都会感激你的恩德。”
我说：“她就这样答应了？”
律师说：“不，她让人将你妈打了一顿。你妈一直跪着磕头，恳求对方说个价。孔妈妈并不理睬，后来还是她亲戚看不下去，过来扶你妈。你妈不起来，她便出来往你妈头上吐痰。”妈妈将头低下去。律师接着说：“你妈妈就自己说钱，三十万不行加到五十万，还不行，又加到七十万。你妈不是一万一万往上加，而是二十万二十万地往上加。对方还没反应，你妈长叹一声，说儿啊，便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就是这样，孔妈妈才说，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妈妈说：“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答应了。”
律师说：“话说到这份上，就是答应了。现在我们需要你做的是在法庭上忏悔。”
第十九章 庭辩
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
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左手腕。
五个月之后，二审由高院主持，在原法庭举行。让我感到好受一点的是，不会再有三审了。我已经腻味在牢房玩迷宫游戏了，我就是我，不是什么虚构人物。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了左手腕。
这事后来被检察官演绎为畏罪自杀。
检察官在看守所提审我时我便认出他来，当然他不会认得我。他肩宽极窄，身躯长得像一根扁担。如今他正坐在法庭上跷着二郎腿，不时翻阅一下案卷，寻找着要点。提审时我就知他态度极不认真，但又有着近乎愚蠢的自信。他现在想临时抱抱佛脚，却抵挡不住连打三个哈欠。他应该整晚都在喝酒、玩骰子、搂抱女人，现在满耳朵还是KTV的声音。
我的律师陈述上诉理由后，请求法庭出示法医鉴定结论。那个爱哭的女法医被招来，在律师的逼问之下，她坦承没有提取到精液等物证。“没有并不代表没有强奸意图。”她强调道。无疑她的说法是欠妥的。律师说：“在对方已是囊中之物的情况下，我的当事人如果有强奸意图，就会强奸，就会留下痕迹。我想问，被害人到死是不是还是处女膜完整？”
“是。”法医回答。检察官说：“可是一审时被告人承认有，最终判决定性也是强奸未遂。”
“审判工作应该重证据轻口供。设想下，一个体重六十二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三十九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
“法律不允许假设，这需要问被告人自己。”检察官说完就明白自己错了。我果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任何强奸的意愿，也没有实施过任何强奸行为。”法庭一片哗然，他们想我果然翻供了。我的律师装作沉静地坐下去，心里一定可美了。
“那你为什么在公安机关讯问你时交代有强奸行为？”审判长问。我没有回答。检察官立刻站起来：“我想问被告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强奸意愿？”我觉得他有些气急败坏，这种问题也傻得可以。我的律师说：“我抗议这种有罪推定的举证方式。”但我还是抬起手铐说：“在孔洁来我家前不久，我已手淫过：我消除了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
“你有证据吗？”检察官说。
“没有。但是你们可以从法医鉴定结论里看到。”
“这并不意味你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起，我没这个想法，有的话完全可以办到。”
“你不想？”检察官说出这种话来简直不成体统。
“我想，但我不打算这么干。”
“为什么？”
“为了一种纯粹。”
“什么纯粹？”
“我杀她就是杀她，不想给这件事夹带任何杂质。”
我的律师及时接口道：“这说明即使是显见的恶里也隐藏了某种原则的东西。”接下来他宣读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由A县四百余名邻居、熟人、同学联合签名。他们以人格担保我尊老爱幼、为人老实，呼吁法庭从轻处理。律师试图一一读出名字，结果被审判长打断。他抖动着纸张，十分遗憾，意思是如此强大的民意最终只被体现成了区区几张纸。我想他和妈妈一定带了很多的糖果、红包去找这些人，他们起先不签，律师自己躲着签了几十个，他们便敢了，不但自己签，还招呼亲友们都来签。
律师往下又宣读来自我婶子的声明。她反思自己有着本地人的优越感，武断、粗暴，未顾及我尚处于青春期的事实，不自觉中完成了对我的摧残。声明还列举出二十条歧视事实，包括将五元钱故意放桌上看我偷不偷、我只能吃剩饭，等等。律师读完，走过来，眉头紧锁，眼神如炬，就像从不认识我那样，凶狠地说：“下边我问你的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好。”
“你保证。”
“我保证。”
“你想杀的是不是你的婶子？”
“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是。”我抬高声音回答。
“我反对这种诱导式提问。”检察官说。审判长让律师注意，但律师已陷入到激情当中，他将一只手插进兜里，低着头走了几步，猛然问：“为什么想杀她？”
“因为歧视。”
“什么歧视？”
“一个土著对外地人的歧视，所有的、无处不在的歧视。”
“面对这种歧视，你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自己是贼，每天被扒光了衣服。”
“你是不是想哭？”
我抬头看了看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在那里跟我不停地使眼色呢。接着他又问：“你能再细致一点形容这种痛苦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索性低下头，沉默起来。可能我还摇了摇头。我的律师就以这个动作为证据，说：“你们看看，这种耻辱深重到羞于启齿。”
接着他猛然问：“最后你为什么杀的不是她？”
我想我选择不杀，是因为她不值得一杀。律师见我没有回答，便说：“因为你杀不过强大的她，但是为了震慑对方，你杀了一个同学。你想告诉她，你绝不是好欺负的。这就是你幼稚得可笑的报复。”检察官拍桌子，大叫强词夺理，审判长也连续敲槌子。而律师已完全进入演说的境界，他将手再次插进裤兜，快步走到旁听席，缓缓俯视每一个人。等到所有人都展现出愕然的表情时，他举起手中的那支笔，像是把字一个个点出来那样点着：
“你们都是有罪的。”
接着他说：“你们给他高考压力，给他地域歧视，给他白眼，给他孤独，给他外乡人的身份，给他农业户口的待遇，给他奴隶般的命运。你们将他制造为一个委屈的贱民，你们从来不曾关心他哪怕半点，相反你们觉得是他侵入了你们正常安定的生活，觉得他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现实——你们对此毫无愧疚，对吧？当然，也可以想象，你们现在一个个也不肯原谅他。我现在只问一句，同样是生命，请问是谁让你们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你们坐得安心吗？”说完，他似乎也被自己的言语震慑住了，愕然坐倒在椅子上。
检察官为着不甘示弱，也站起来说：“即使我同意你的观点，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被告人的婶子吊起来处死？是不是应该将我们所有人都拉出去枪毙？是不是应该当庭释放他？你们同不同意？”
“我同意，”我的律师声音沙哑，但态度明确，“完全同意。”
“你同意，我不同意。何况我一点也不觉得情况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被告人仅仅是为了震慑她的婶子，他可以杀死她的一只猫一只狗，犯不着绕这么大的圈子。即使他要通过杀死一名女同学来实现这个目的，他只要将被害人杀死便可，为何还要再补三十七刀？为何还要将她倒放在洗衣机内？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他停顿下来，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将事情在我和孔洁之间联系起来，然后他伸出干瘦修长的食指，像枪一样戳着我。我偏过脑袋，那晃荡的指尖便重新将我瞄准，就像我逃无可逃。他说：“仇恨！这是基于仇恨的残忍！他如此残忍，完全是因为他仇恨孔洁！只有这一种可能！”
随后他问我是不是追过孔洁，我说没有，他复问我是不是遭受过对方的拒绝，我说没有。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觉得我要是回答是那就不是一个罪犯了。然后他自己发挥，讲出一通弗洛伊德、荣格、自卑型人格、皇帝女儿、丑陋的情欲之类的东西。看得出为这演说，他已准备了一堆格言，想急切引用出来，同时又想发言像瀑布般通畅，因此数度梗阻，需要看一眼笔记本。但每次梗阻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咆哮。他终于说完时，也像大病初愈般，毫无元气地躺在椅子上。
应检察官的强烈要求，我的婶子最终还是出庭了。她走进来时，刚走几步腿就硬了，迈不动，好像她才是受审人。好不容易走到证人席，她便低下头，脑门渗出一层亮晶晶的汗。检察官请她复述案发现场的情形，她哆哆嗦嗦说了。她现在明明是害怕法庭这样的场合，大家听她讲时，却觉得她仍然在害怕当时看见的。
检察官问：“辩护人说是因为你的歧视才导致凶案。你承认么？”婶子那巨象般的身躯便发生要命的震颤（就像大厦将倾）。“不是。”她就这样背叛了律师和妈妈对她的苦苦游说。
“到底是不是？”
“不关我的事。”
“那你有没有歧视你的侄子？”
“不能说是歧视。”
“那是什么？”
“他们也要讲点良心，他妈妈将他委托给我，我当然有责任好好带。为了不影响他高考复习，我自己都搬出去住了。他在这里还长了十斤肉。你问他自己是不是。”
我的律师正准备起来发言，我举手了。审判长示意我说，我便说：“婶子，我只想问你，你的玉佛哪里来的？”
“什么玉佛？”
“粘在保险柜底下的玉佛。”
“那不是什么玉佛。”
“那是。你和叔叔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礼啊？”
这个女人目瞪口呆，猛然像演戏一样挥舞着双手向地上瘫软下去，几个人冲过来将她抬出去。我心想现在没有谁比她更心疼的了。我把这话说出来，她就不敢提出赔偿了，即使有赔偿，那赔偿的价钱也和她自己拿出去卖不一样。【wＷw。wＲsＨu。cＯm】也许我妈妈早赔给她了。不过没关系，我现在也总算让她得到她应得的。
随后出庭的是邻居何老头儿。他大概很久没有到过这种大场合，整个人跃跃欲试。事情本只有五分，他添油加醋地讲，便有十分。他讲完自己看到的现场，又胡诌出我平时干了很多坏事，“可以说坏事都被他干完了。”他说完抿着嘴唇，以一种政府的态度蔑视着我，而我觉得他不过是一堆腐臭。我说：“你打了我。”
“我没有。”
“你打过我。你掐着我的脖子，一直骂我，还打了我一耳光。你摧残了我的心灵。”
“胡说。”
“你打了就是打了。”我觉得很好玩。他果然找不到说理处，握紧拳头。我接着说：“你的狗死了吗？”他猛然一惊。“是我下的鼠药。”我说完，老头儿脑门充血，嘴里大骂：“你他妈还是人不是人，连条狗都不放过。”我的律师连续叹气，也许他觉得我太幼稚，而检察官则面露微笑。没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一个杀人犯的凶残成性的了。
此后民警出庭，他强调不少江湖大佬被抓到时都瘫软了，而且要求见父母妻儿，唯有我神情冷漠、若无其事，“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要求吃一口麦当劳。”
“是肯德基。”我说。
第二十章 告白Ⅰ
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
此后，我的律师一提交情有可原的说法，检察官便站起来表达罪无可赦的观点。就像天平往左倾斜一点，他就势必往右边增加点重量。律师决定转移战场。他出示一份按有接生婆手印的出生证明，声称我不满十八周岁。检察官认为应提起调查，包括户籍档案、学籍档案、邻人证言以及我妈妈在十八年前的活动都应该调查。他说这不是一件难以解决的事情。同时他提醒律师，引诱证人作伪证会被判处徒刑。
我的律师又陈述我有三层自首情节。检察官表示不能采信，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未表现出任何悔意。律师眯眼看我，意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但我觉得现场表演一段忏悔，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检察官问：“你是不是到现在也不感到忏悔？”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帮我，但我偏过脑袋。我没有回答不是，也没有回答是。我本想回答是。
“你为什么主动找到抓捕的民警？”我的律师问。我仍然偏过脑袋。审判长提醒我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说出真相：“因为我感觉他们的追捕不行。”律师感觉到背叛，十分气恼，急急申请对我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在此之前他借着走过被告席之机，敲了一下桌子。
他出示五年前A县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详细解释癔症、神经官能症的学理，并引经据典，论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必要性。他认为一审法庭对我提出的鉴定要求没有足够重视，现在调查核实这份诊断书符合取证全面客观的原则。同时他拿出报纸，上边有两位政法大学教授表态支持鉴定，他们说：“法官办这种案子应办成铁案，判死刑后再去做鉴定，就晚了。”检察官冷笑着，取出小梳子，用手掌护着梳理本已完好的发型。他当然觉得这是所有被告人都会采用的一招。后来他指着我对大家说：“他有没有一点精神病的表现？”又问我：“你是不是精神病？”
“我当然不是。”我感觉所有人都很吃惊。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精神病？”我的律师愤怒地站起来。
“有没有我自己还不清楚？”
“每个精神病都会这么说，你这就是有病的表现。”律师青筋暴突，狂敲桌子，旁听席爆发出一阵笑声。
“那你需不需要作鉴定？”审判长问。
“不需要。”我说。我的律师将公文包摔在桌子上，几乎要走掉。不过出于对自身荣誉的尊重，他还是建议法庭将孔洁的妈妈请来。做完这一切，他楚楚可怜地看了我一眼，就像身处绝境的人发出最后一丝恳求。而我早想终止这场游戏，我感觉法庭上的我已不是我，他只是供大家维护自己谎言的工具而已。
孔洁的妈妈依旧穿着黑长裙，但是扎了一条蓝围巾。那是孔洁留下的。她压抑着委屈，宣读一份《一位母亲为了另外一位母亲所提出的求情书》。大家皱着眉头，表情庄重，一动不动地注视她。她今天的发挥不错，语调、感情以及克制力，浑然天成。我想这是因为我的律师替她拟定了演讲稿，她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鸣（而不是像她自己那样乱号乱叫）。律师像词曲作者看着舞台上的歌唱家那样，不时跟着话语敲动指头，不少人伸手擦眼泪。
但我中止了她的演出。我插进话：“这是一场交易。”我看到纸张像白鹤般从她手中飞走，接着那瘦高庄严的身躯开始抖动。她眼睛闭了一下，又张开，然后直挺挺地向后倒去。人们赶快冲过去扶她，她已口吐白沫，全身可怕地抽搐起来，就像一个癫痫病人那样。法庭嘈杂得像菜市场，大家蠢蠢欲动，在焦急地寻找一句话。最终他们同时找到了，他们喊：
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我抬起头看天花板，接着扫视法庭，它狭小得像剧院包厢，一群遥远的人正站着挥舞拳头，剩下的是空荡荡的黄色座椅和暗青色的栏杆。在边墙之上，缀着一盏西式灯座，那里一直亮着微弱的灯光，一直没人关。总有一天，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只剩尘埃飞舞。
“杀死我。”我回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自己的眼神十分真诚。这时我的律师已将文件塞入包里，完全成为旁观者，而检察官长久地陷入诧异和震撼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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