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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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建立党组织的矛盾呢？唐虚谷冥思苦想起来……终于他记起了当年在与党失去联系后，自己曾用组织“爱知读书会”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来凝聚知识青年的办法。这经验为何不借鉴？唐虚谷想到这里，顿时感到一股精神的力量——他决定在监狱里成立“学习会”这类党的外围组织。

于是，第五囚室便成了唐虚谷成立“学习会”试验点。首先他发起建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学习会”，名叫“铁窗读书会”。有同志开玩笑说：“应该叫‘铁窗背书会’，因为我们哪有书可读呀？只有背书嘛！”

“背书会也挺好。我来给大家讲，你们就背……”这对唐虚谷来说是轻车驾熟的事，早年他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没想到在这监狱里真成了“无课本”课堂上的教材。

从此，唐虚谷每天俨然像大学教授一样滔滔不绝地讲授着，“学员生”则聚精会神地听着、背着……五室的经验后来被推广到整个渣滓洞各个囚室。

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告诉“老大哥”唐虚谷，在监狱这块地方，所有关进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唐虚谷在授课时非常注意将政治理论学习同眼下大家的思想联系起来，目标明确而集中地解决信念和气节问题。在“学习会”一室一室推广后，唐虚谷便想：全监狱应该有个“联合会”，而且各会的“头儿”便是这“联合会”的“委员”。当然这个“联合总会”就由他这个发起人来担任“会长”，只不过用不着去公开它，免得敌人起疑和紧张。监狱的秘密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唐虚谷组织和发起的另一个监狱地下组织便是“黑牢诗社”。如今我们读到的许多从渣滓洞和白公馆传流下来的著名“狱中革命诗篇”都出自该“诗社”。

入狱不久，唐虚谷就发现囚室内尽管关的多数是充满革命信念与气节的共产党员，但由于敌人残酷用刑和严厉管制，整个监狱的气氛都很沉闷。唐虚谷觉得这样下去对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极为不利，即使革命意志异常坚定的人，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心态和身体。有一天老唐发现有位叫蔡梦蔚的年青人，总在嘴里吟上几句，诗味挺浓。唐虚谷一下子又想起了与他同时被叛徒出卖的杨虞裳同志也是一位很有诗才的共产党员，于是他利用机会分别同蔡、杨二人谈话，希望他们再邀约一批人，成立一个“铁窗诗社”。

“‘铁窗诗社’，太好了！”蔡和杨都觉得“老大哥”的建议好，蔡和杨通过放风时又征求其他有诗才的囚友，大伙都觉得好。

“铁窗诗社”很快建立起来，且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燃遍整个牢房。在入狱的共产党人中就有许多是青年学生出身的同志，他们平时本来就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下，“愤怒出诗人”使得这些革命者几乎个个都不同程度地当上了“诗人”。

“我们坐在牢里，首要的就是要有斗志，常言道：诗言志，今天我把一首《宣誓》奉献给大家，算是抛砖引玉。”在狱中的一个联欢会上，当难友们尽情地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之时，一群“诗友”们悄悄地溜进了楼下一号牢房。激动而兴奋的诗人们聚集在一起，曾任《挺进报》编辑的古承铄抢在第一个说道，只见他将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一派诗人气质地吟诵起来——

在战斗的年代，

我宣誓：

不怕风暴，

不怕骤雨的袭击。

一阵火，一阵雷，

一阵狂风，　一阵呼号，

炙热着我的心：

脑际胀满了温暖与激情。

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我宣誓：

我是真理的信徒，

我是正义的战士，

我要永远永远，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好，写得好。古兄的《宣誓》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宣誓。现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皇朝的统治不会太长了，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但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去投入战斗，毫无愧言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写了一首《迎接胜利》给大家听听……”何雪松说完立即朗诵起来：

乌云遮不住太阳，

冰雪锁不住春天，

铁牢——

关不住战士的身子，

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

不怕你豺狼遍野，

荆棘满山，

怎比得，

真理的火流，

革命的烈焰。

看破晓的红光，

销铄了云层，

解放的歌声，

响亮在人间。

用什么不迎接我们的胜利？

用我们不屈的意志，

坚贞的信念！

……

“好——！”

“雪松兄的这首诗写出了‘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很有力量。现在敌人对我们威逼利诱，党内出了叛徒，我们更要坚持到底，必须要解决为谁坐牢和怎样坐牢的问题。我写了一首《把牢底坐穿》的诗给大伙念念，希望大家提提意见——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混乱的日子，黑夜被人硬当作白天，

在人们的头上，狂舞的人享福了。

在深沉的夜里，他们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

呼天的人是有罪的，

据说，天是不应该被人呼喊，

而它的位置却是在他们脚底下面，

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吗？

为什么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好诗！这样的好诗应该让的所有同志都背诵，我们就会以另一方式对付敌人！”

“真想再出一期《挺进报》，把你敬平兄的诗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学习、欣赏……”

“诗会”越开越激昂。

“蔡梦慰，你在想什么了？快把你的大作拿出来给大家念念。”有人捅捅坐在一旁似乎陷入遐想的蔡梦慰，说。

“对，你老兄的诗呢？快念吧。”

蔡梦慰谦逊地一笑，说：“我正在酝酿一首长诗，起名叫‘黑牢诗篇’，还在构思之中……”

“好，下次听你的了！”

“铁窗诗社”组织后来一直活跃在牢中，成为鼓舞革命者斗志的重要阵地。而且诗友们还发明了狱中的“文房四宝”，　并在牢房里流传开来。纸，便是监狱中靠大家节约下的“入厕手纸”；笔，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掰下的一块块篾片，没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然后做成“笔”；墨水的制作可费了些劲，想了很久他们才找到设计方案：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再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内，等它燃烧完后变成一团黑灰，再加进水，这样“墨水”便制作成功了……

“铁窗诗社”中还有一个年轻的活跃分子叫余祖胜，他是《红岩》小说里的余新江原型。在创作本书时笔者正好到现今的重庆理工大学计课，这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欣喜地告诉我，余祖胜是他们的“校友”——重庆理工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著名的21兵工厂附属第11持工学校。理工大的这位“校友”也是位才华横溢、激情燃烧的诗人。他在19岁时就创作过一首叫《晒太阳》诗。入狱后，孤独而寂寞的生活，有时放风时出来晒晒太阳便是一种享受。于是余祖胜的《晒太阳》便成了许多难友们常拿来吟诵的励志诗篇——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铁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

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

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

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理工技校出身的诗人余祖胜在狱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他手巧玲珑，富有创造，经常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锯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和光明。同志们称他是“狱中工艺大师”。也有人称他是“讴歌幸福的诗人”。他的另一首《明天》的诗能说明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性情：

我伏在窗前，

让黑夜快点过去。

希望的梦啊——

总是做不完的。

黑夜里总有星光，

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

明天是我的希望！

“老大哥”唐虚谷创办的“铁窗诗社”先后共创作新旧体诗50余首，大部分于毁于“11·27”大屠杀中，留下来的只有20余首。诗社成员除屈楚同志后被营救出狱，只有傅伯雍在那天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脱险，其余全部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们的诗连同英名永远地留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册里。

自“学习会”和“诗社”建立起，监狱内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同志们情绪高涨，斗争意识大大提高。此时的唐虚谷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开展一次更大的斗争活动了。而这时，监狱的看守和特务们对政治犯的迫害也越来越疯狂。“必须改善眼下的基本生存方式。”于是唐虚谷又想到了狱外搞工人运动中常用的“罢工”武器：我们可以搞“绝食”！对，用绝食来让敌人向我们低头。很快，“刀已磨快，立即绝食”的倡议，在两天内传遍了渣滓洞监狱各牢房。绝食斗争最终取得的胜利，它既震慑了敌人，又大大鼓舞了难友。

“老大哥”的威信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再次提高，而特务头子徐远举则恨透了他。

“听说唐先生博学多才，而且对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我们打算办一个‘经济研究所’，请唐先生来负责，担任所长。充分发挥你唐先生的特长，不知怎么样？”一天，徐远举把唐虚谷“请”到老街——特务二处办公所在地。

“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再加上你们这帮人，想办什么‘经济研究所’，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呢？如果你一定要办，那你另找别人，我可没兴趣当你的什么所长！”唐虚谷一副鄙夷的样子。

“唐先生先别急于拒绝，慢慢思考几天，如何？我可是为你好哇！”徐远举假腥假意地试探道。

“没有必要再考虑！”唐虚谷斩钉截铁地回答。

“没关系，可以给你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再回答我。”这回徐远举显得很有“教养”。

两个月，唐虚谷在老街一住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不仅吃得好，睡得舒适，而且没有人对他用刑。敌人以为他在软化，哪知唐虚谷利用这个机会每天不停地看报打听外面的消息……

“怎么样，唐先生想好了没有？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份工作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担任的，你意下如何？”徐远举终于等不住了，亲自过来询问。

唐虚谷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道：“你那个什么所长，我是绝对不会当的。不过，你徐先生愿意让我在这儿待下去，我还是情愿的。”

“没这么好的事！”徐远举不再掩饰他丑恶的嘴脸，对手下的特务们一声吼道：“把他拉回监狱！”

回到渣滓洞监狱，五室的同志们欣喜若狂，像迎接凯旋的将军那样为“老大哥”开了个庆功会。有人问他在老街两个月得到什么收获时，老唐诙谐道：“我呀，倒是有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到长街去打了个转归来后，才明白什么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句古话的真正含义。”

“什么意思？”有人不明白。

“知道我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多少好消息吗！”唐虚谷卖了个关子，只见他弓了一下背，道：“整整一背箩哟！”

“哈哈……”狱室内，爆出异常欢快的笑声。

五

“李青林、江竹筠！你们两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也快点出来！”特务又在叫名字，这回叫的是女牢中的两位。

女牢内的江竹筠，听见叫喊着自己的名字时，毫不慌张地首先将默写出来的《新民主义论》递给了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布旗袍，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又细心地梳好头发，目光沉毅地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

“‘老大哥’叫走了，李大姐和江姐也叫走了！这回反动派是要真杀了！”监狱内气氛越来越紧张，难友们刚刚看着唐虚谷、齐亮、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和拐着腿的王敏等集中到监狱的坝院中，现在又见敌人在催促他们心目中的两位女英雄、好大姐，顿时一个个心头格外沉重。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因为有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我们似乎都很了解她了，但本书将在另外的章节中对她进行细述，事实上关于真实的“江姐”即江竹筠与江姐的故事是出入很大的。而过去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另一位“江姐”式人物李青林，则可以说才是真正的“江姐”原型，因为她的经历和狱中所受到的磨难其实就是小说中的“江姐”。

此刻，囚友们看到的李青林，虽然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双腿踉跄（她的膝盖因为被特务分子在审讯时使用老虎凳而折断后一直没有治愈），但她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敌人用刑最重的一个女共产党员之一，同时她还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中心县书记，“江姐”江竹筠则是她的下级。

关于李青林，2000年出版的万县市党史资料上这样介绍：

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省泸州人。1921年10月30日生于泸州沙湾。祖父经营盐业。父亲李盂敏，原为前清国子监太学生，后因废除科举而改营商业，开染房为生。母亲董氏，家庭妇女，生青林姐妹弟兄七人。青林排行第六，故人们叫她“六妹”。李青林自幼性格开朗大方，刚毅倔强，嫉恶如仇。在同辈兄妹中，更具刚强独特的个性。

1929年，李青林进泸州中学读书后，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因其叔父债务问题，债主强要弟债兄还，勾结驻泸军阀竟向她父亲无理逼债，毒打下狱，终以忧愤病死狱中。随后母亲也因倾家抵债家境破落的沉重打击而相继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仅靠其兄姐的微薄工资生活。家庭的悲惨遭遇对她影响很大，从此李青林心底埋下了对丑恶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1931年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九一八”事变发生，李青林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影响下，曾先后结识了我地下党员，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此后她常爱唱“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等诗句，抒发她内心的抱负和理想。

“七七”事变后，已经在一个中学任教的李青林立即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组织发动师生团结抗日，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街头和一些集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她那激动人心的“团结、战斗”、“抗日救亡”的讲演。她的进步行动，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于1939年1月，她被接收为中共党员。之后，组织上指派李青林担任战训同学支部书记，其公开职业是泸县小市陈公祠小学的教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她负责妇运工作。

1940年年7月，李青林因活动暴露，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被迫转移到重庆。她改名李潭，经考核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全国慰劳总会工作队员。从此李青林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敌特机关派特务进入慰劳总会监视，李青林便于1941年7月转移返回泸州。党组织指派她去泸县23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担任该校教务主任职务。党内她是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的她，继续秘密做党的工运和学运工作。

1942年春，李青林的组织关系转移到重庆，她便先后被派去磁器口、山洞、马家店等地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不久，蒋介石反动派背信弃义，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李青林被党组织派去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作妇运工作，她改用了妹妹的名字叫李方莲。

1947年8月，通过当时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关系，李青林同志被调来万县，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职务。这时，我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发行的《挺进报》被敌特破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己也当上叛徒，招出了包括在下川东工作的江竹筠和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付书记李清林等20多人。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分子曾无耻地向特务头子雷天元献策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共产党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于是匪特务组长雷天元立即决定，当晚在特委会突击审讯李青林。令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李青林竟然是个异常坚强的女共产党人，什么话都不会从她嘴里出来。

“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很忙，很少和校外人来往。哪个姓江的？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李青林连自己是共产党都不承认，更不要说交代党的的组织了。

“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特务恶棍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命令特务们一二而再地给李青林施毒刑。后来，他们硬是在老虎凳上把李青林的膝盖折断了。然而李青林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红岩》小说里，有个情节：敌人用尖利的竹签插十指，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江竹筠并没有受此刑，而李青林确实受过此大刑。

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李青林与江竹筠等同在女一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在狱中，李青林又累受重刑拷问，加之腿骨被折断，无法治疗，皮肉溃烂，行动十分困难，但她忍受疾痛，一直顽强地坚持着同敌人的斗争。尤其是她与叛徒的一次斗争，成为了一则“经典故事”，流传至今——这是一名叛徒的自供：

在杨家山，有一天特务忽然把涂孝文押到渣滓洞去，叫他与李青林“对质”。原来李青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涂孝文“对质”回来后对我说：他到了渣滓洞，特务“法官”张界当着他的面“审讯”李青林，但李仍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张界叫涂孝文“对质”。没有等涂孝文开口，李青林就痛骂涂孝文，说在泸州时，他二人在小学里面教书，只是同事关系。当时涂追求她，她拒绝了，有一次涂竟强迫与她接吻，她打了涂一个耳光，涂从此怀恨在心，所以要报复她。说到这里，李青林理直气壮地斥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涂面红耳赤，低下头说：“是”。这幕“对质”的丑剧就此收场，没有达到特务预期的“效果”。涂孝文还向我说，当时他感到羞愧，鼓不起“勇气”去证明李是共产党员。

在监狱与敌人的斗争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37岁的李青林同志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不仅以身作则，更是用极大的精力与毅力鼓励年青同志。她虽腿骨残废，却总是跛着腿积极参加狱中同志们举行的一些如春节联欢会、追悼会等大的活动。平时她双腿行动不便，于是就坐在那里为难友们缝缝补补，照看婴儿与伤者，还为男室难友做了五件棉背心和绣了许多花枕头等，将同志间的友情与温暖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现在，敌人就要枪杀这位亲爱的“革命大姐”了，所以当李青林在江竹筠的挽扶下走出女囚室时，整个渣滓洞响起时起彼伏的一声声亲切的“李姐”“江姐”的呼喊声……

“不许嚷嚷！”端枪的特务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制止囚友们说话。但此刻的渣滓洞已经失去了平静。

“同志们再见了！再见！”

“再见了同志！替我们报仇吧——”

李青林与江竹筠手挽着手，转头向楼上楼下的各囚室的同志频频招手告别。

“来，你这个跛子，我拉你一把吧！”上车时，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不便，伸出手想拉其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凛然怒斥道：“不用你拉，我自己走！”

而就在这一刻，女囚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齐亮”后，便发出凄惨的哭嚎声，顿时让整个渣滓洞沉浸在悲痛的凄凉之中。“秀英，我的好妻子，听我一句话：别哭！”这是齐亮的话。

“我……我不哭，我不哭……呜呜……”女囚室里，方才那悲凉的哭声一下变成了凄苍的啼泣。

27岁的齐亮也是《挺进报》的负责人之一，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曾是联大的学生会主席。齐亮在昆明联大时，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有极高威信，他与好友闻一多、马识途等组织和领导了一次次抗日反蒋的运动。后受中央委派到重庆办《新华日报》，仍然主要组织领导学运。《新华日报》撤离重庆时，他主动要求留下参加地下工作，1949年1月与妻子一起被捕又一起关在渣滓洞。齐亮的妻子马秀英比丈夫小一岁，她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齐亮在任西南联大学生治会主席时，与马识途同志关系密切，后齐亮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马秀英就在他手下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一长，她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后经齐亮和王朴同志介绍，马秀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并肩在与敌斗争的前沿。这对年轻夫妇，在渣滓洞几个月里，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室，但他们每天都在关心对方，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着革命和爱情的交流。

现在，他们就要彻底分手了。齐亮第一次听到特务们点自己的名字时，就特别担心女囚室里的妻子知道，然而现在妻子仍然知道他要走了，并且如此悲痛地哭泣，这让齐亮内心巨大痛苦。他的眼睛湿润了，紧咬着牙关，恨不得冲到女囚室的铁窗前向亲爱的妻子向她安慰一声，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含着泪水，朝妻子挥手手，作最后的告别……“再见了，同志们！”

“同志们，再见了！”囚室内外，一片难分难舍。

“走！”刑车在特务的吆喝声中，带着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王敏等29人（敌人又从白公馆提出一名共产党员）离开了渣滓洞，驶向预先设好的刑场。

此时已近暮景。歌乐山在晚霞的照映下，血色一片。敌人的刑车正驶向电台岚垭刑场……那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李青林、江竹筠和唐虚谷、齐亮、王敏等是被分三批押至“执行”区域的，在那里，另一批特务们在几小时前已经挖好了一个尸坑。

“快快，往前走！别停下——”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等是这样被特务们赶着往尸坑前走去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片荒地将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墓地……突然，他们的身后响起密集的枪声——

“突突……”

有人中弹后跄然倒下。有人一听枪声便转过身，来不及半秒钟的犹豫，他们振臂高喊起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突突突……”子弹更加密集地射来。更多的人倒下了……

先倒下的人中有人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浑身的鲜血，举起拳头，使出最后的力量在高喊：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突突突！”“突突突……”更加密集而猛烈的枪声。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突！”“突突！”“突……”没有人再从地上站起来，断断续续的口号声、痛吟声是从地面传出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些含糊不清。特务的枪口，便向这些仍在发着声音和肢体扭动的人补枪……

歌乐山变黑了。太阳躲进了黑暗中。敌人乘着黑色夜幕，仓皇地从尸坑旁的草丛中提出一桶桶刺鼻的镪水，朝堆满尸体的泥坑里倒灌着，烈士们顿时面目全非，血肉模糊……

20天后，也是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无数革命群众和那些死难亲属纷纷来到这块敌人残害革命志士的地方寻找亲人的尸体时，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当他们挖开尸坑时，只见到两个女人的头发和仅有一个可以辨认的男尸。后来找来被捕的特务询问，才知道两个女的是李青林和江竹筠，那男尸则是个意外情况，他便是拐子王敏。1980年，王敏的儿子在一篇纪念其父亲的文章中揭开了这个“秘密”情况：

1949年11月14日，这个我们永不能忘的血腥日子，父亲跛着伤残未愈的双腿，与江竹筠等30名共产党人，被残酷杀害于电台岚垭。据当地群众回忆，父亲在特务集体行凶时，侥幸未死，待敌人撤离时，即从行凶的平房踉跄奔出，在平房外的院坝里又被特务发觉，刽子手们立即回来补枪。重庆解放后，付伯雍等同志来到此处，只见父亲的尸身弹孔遍体，头盖、肩胛骨碎在一旁，乌黑的斑斑血滴从院坝一直延伸阶沿、门槛，情形惨不忍睹。同志们根据殉难者上唇的黑痣，高大魁梧的身材以及残跛的双腿认出了他。父亲在营山跳岩脱逃时伤折了右脚胫，在狱中坐老虎凳又折断了左腿骨，两伤尚未痊愈，又殉难于此，共产党人的意志，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考验。由于敌人行凶后，又剥去烈士衣裤，搜尽财物，然后泼镪水，盖泥土……，所以后来收殓时，平房里大坑内烈士们的遗骸已不可分辨，好不容易才从长长的黑头发上，辨别出江竹筠和李青林二位女同志，因此电台岚垭殉难的30位烈士中，能在棺木上写上烈士姓名的仅父亲和江、李三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壮烈牺牲的30名志士中，除了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和王敏外，还有杨虞裳、蓝蒂裕、蒋可然、吴奉贵、陶敬之、黄楠材、陈以文、朱　、周成铭、石文钧、何忠发、袁尊一、明昭、张文瑞、张泽浩、张远志、左国政、游宗象、尹慎福、谯平安、李群、邓致久、胡友犹、盛超群和从白公馆提出的邓兴丰。

敌人的大屠杀如此丧心病狂，没有人性！然而这样的大屠杀仅仅是开始……

就在杀害李青林、江竹筠等共产党人的当晚七八钟，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回到他所住的嘉陵新村6号。这时，手上还沾着共产党革命烈士鲜血的徐远举等特务已在此恭候。

“局座，任务已经完成了。”徐远举毕恭毕敬地向上司汇报道。

“处理干净了？没留下什么痕迹？”毛人凤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