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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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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林与雷震是老乡,是个比自己年长七岁却还未成家的老姑娘。后来相熟了,也知道了李青林的一些经历,两个在婚姻家庭上都遭受了挫折的姐妹就在工作与情感上更加投缘了。白天忙完了收费处的工作,休息时江竹筠常到雷震家走动,与雷震书记商量些事情,有时抱着雷震的小儿子换国逗乐。大家都觉得江竹筠平易近人,很有大家闺秀和知识女性的风范,却不知道她内心深藏着暴动失利和丈夫彭咏梧牺牲所带来的深切痛苦,尤其是为了革命她不得不将幼子云儿放在老彭的前妻那里。由谭正伦大姐领养着自己的儿子,江竹筠应该是放心的,但毕竟这是她同彭咏梧的孩子,她每天都在惦记着云儿……他又长高了吗?还记不记得亲生父母的音容笑貌了?再看到他的时候,云儿还会不会认得出她?思儿之苦,是江竹筠在万县那一段时间里一有空就想得最多的事。

六月十一日是端午节。节前的晚上,她给谭竹安写了她在万县的最后一封家信竹安:

没有好久以前(记不清楚了)曾给你一封信,信以前给你由和成银行电汇了贰百万元,想你已经收到了吗?由于事情忙和家庭的拉累,没时间是吧?所以没有回信。

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的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你们每个人都健康吧?云儿复原了没有呢?没有生其他的病吧?我惦着,云儿是否拖累你们了,尤其是累你。不要客气,若需要他离开的话,我可以把他接来。我现在的生活比较安定,而且和我在一起不会有好多困难,你们觉得怎样?

老实说,你做家庭教师,该不会教我的云儿吧?我绝不容许在他这么小的年纪在智慧上给他以启发,注意,智慧,别启发他,让他自己长进,启发早了是不好的。

你近来生活安定了些吧?清闲了些没有呢?若老是像你上封信说的那么忙碌,那才是件糟糕的事呢!

以后我想按月给你们一点钱,稍为津贴一下,只是我的被子等行李又没有了,还得以我的薪津来制,真是糟糕。好在天气热了,需要不急,到了秋天,几月累积制一床被我想总归制得起了吧。

就此握别 祝健

竹姐

六月十日

把信寄出去后,她又动过这样的念头,到重庆看看幺姐,看看云儿,她甚至买好了给炳忠的礼物,一只漂亮的书包。然而,江竹筠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就在端午节发出给谭竹安的信时,重庆的叛徒就带着一批特务来到了万县城……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6月15日,特务将江竹筠和李青林一行12人由万县押往重庆,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下川东地区工委书记涂孝文叛变后,虽然出卖了一些地、县领导人,但对暴动地区的组织领导和乡村基层组织却佯装不知,把责任完全推卸在已牺牲的彭咏梧身上。特务头子徐远举知道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命令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和司法股股长张界对她严加刑讯,妄图从她身上打开暴动地区和万县乡村组织的缺口。

张界在提审江竹筠时,开始时煞有介事地接着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都一概是一问三不知,甚至连彭咏梧都说不认得,后来干脆啥都不回答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张界,命令军士对江竹筠使用酷刑。夹竹筷子,老虎凳,江竹筠多次痛得昏死过去,又被凉水浇醒。反复多次,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厉声斥骂:“你们这帮狗东西!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命就这一条,要组织,没有!”

关于江竹筠在敌人监狱受刑和受刑过程中的表现,原审讯她的敌特分子张界于1972年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期间有过交代。他这样说:

……一开始,徐匪就要尽威逼利诱的手法,让她江竹筠把组织和组织上的人全部交出来,可以“自新”,否则后果你是会知道的。交出你的组织的人在这里,不信,可以给你见面,你不交组织是不行的。可无论徐匪威逼,江烈士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员。徐匪拍桌大叫:“如果不交出组织,马上就用严刑。”江烈士说:“杀我的头,我也不是地下党,谁交我的组织,我不是地下党,谁也交不出我的组织,那是他的胡言乱语。”徐匪就冒出反动的火来,叫当班的军士把竹筷子拿来,顷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当班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忍着痛,连声喊:“哟!哟!”弯腰下去站不起来,江烈士满脸流着革命的汗水,顷刻脸都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徐匪叫特务军士把手放开让她说,江烈士站起来说:“今天,你就是把我杀了,我没有组织总是没有组织”。徐匪叫嚷:“不说就把你吊起来,看你说不说。”于是当班特务军士拿绳子来,匪军士拿了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来,使力向楼板上一甩,徐匪以为这一下可以把江烈士威胁倒,可是江烈士对麻绳连一眼都没有望。这时徐匪的门外站着很多男特务和两个女特务,看江烈士英勇斗争的精神,都在纷纷议论。徐匪从上午九点多钟整到十一点多钟,完全失败了。当天下午,徐匪又叫陆坚如继续进行企望迫害,陆坚如总认为他的反动本领大,特别是徐匪问不出组织来的案件,到了他的手,他的反动劲头就更大。凭他的反动言论,是骗不出江烈士的组织来的,胡话说了不到半小时,竹筷子又夹到江烈士的十个指上,当班的军士都是从匪军统特务团改编时调来的,个个反动劲头顶大,都是一些吃人的野兽,一叫他夹筷子,他就拼命的夹,筷子一上江烈士的手,江烈士就蹲下来,由于江烈士上午刚受过筷子夹的创伤,还未得到恢复,又在创伤上继续用原刑,使痛更深一层。陆匪叫嚷:“什么时候说出组织来才放下筷子,筷子一阵又一阵来回在江烈士手上猛夹,江烈士痛的死去活来,头都竖立不起,竹筷子还在夹。江烈士一直不承认她是地下党员,从一点多钟整到四点多钟,江烈士虽然受尽苦痛,她坚强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变,江烈士喘了一口气说:“刀,也好,枪,也好,都不能使一个不是地下党员变成地下党员的。陆匪听了更加嚣张起来,“老虎凳”也搬了来,江烈士正在准备接受第二种刑具迫害。陆匪跑去和徐匪筹划对策,第二天徐匪叫把江烈士送往匪渣滓洞看守所关押。一个星期后,徐匪叫我和作海文去匪渣滓洞再一次对江烈士进行迫害。江烈士来到“侦讯”地方,态度自若、毫无畏惧的样子,开始问她的话,她答复的很自然,她说:“我也受了不少痛苦,如果是地下党,我早就把组织交出来了,我确实不是地下党,说我是地下党的人,是骗你们害我的,希望你们再不受那个人的骗了。”竹筷子又夹在江烈士手上,江烈士双眼现出无比愤恨的神情,说:“你们是这样的横蛮,总以为刑具可以改变真相,可那是改变不了的,还是收起来吧,如果我是地下党,也不等到今天,早就说出来了,老实告诉你们,这样做是枉费心机的,永远也不会达到你们的目的,我不是地下党,死,我也不能说我是地下党的……”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精神,一扫因组织遭到大破坏而给当时的渣滓洞监狱带来的沉闷气氛,激励了整个渣滓洞内关押的难友们,他们因此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敌人对江竹筠的用刑恶毒,每每她被特务们从审讯室拖回囚室后,狱中同志们都会为她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女牢房的同志们见她们的江姐受伤的手指流着血,一个个一边哽咽欲泣,一边忙着将狱中能够弄到的一点儿冷盐开水、红药和布条,给她的伤口进行了简易的消毒和抱扎。男狱室的同志们有的写慰问信,有的收集慰问品。虽都是些最菲薄的礼物,但却包含着难友们金子般的情意。那些用自制笔墨或竹签子、红药水写在草纸上的简短赠言,它发自素不相识的同志间的肺腑之情……

清晨,男牢的一位同志对着女囚室大声朗诵起赞美江竹筠的诗来: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和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象金子一般的亮,

象金子一般的坚。

……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木的扛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万个战士的安全线啊!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是一颗又热又红的心肝!……

更有“战士诗人”之称的何雪松的激情诗篇,让整个监狱都在传颂这样的一位丹娘式的“江姐”——

“你是苏菲亚的灵魂,

你是丹娘的化身,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屈楚代表楼下一室写给江姐: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象皮鞭抽打着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娘,

你并不孤独。

战友的激励和鼓舞,给了江竹筠极大力量。作为一名革命者,江竹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作为一位母亲,她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儿子彭云。她常常在最痛苦的时候对难友们念叨着她的云儿:“我真想云儿呀!不知道他长得啷个样,不知道竹安和幺姐他们是不是娇养他……你们说,两岁的他还记得他爸吗?”

作为妻子,她更思念英雄牺牲的丈夫彭咏梧。1949年1月16日,是彭咏梧牺牲周年忌日。江竹筠暗暗地记着这个悲痛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暗自垂泪。她不想让姐妹们知道,难友们在狱中的日子已经够苦了,特别是坐牢八个月的李文祥叛变,狱中的气氛已经够沉重了。细心的李青林还是发现了,她走到江竹筠面前,关切地问道:“江姐,怎么了?”

论年龄,李青林要比江姐大七岁,但狱中的同志们都称江竹筠为“江姐”,以示对她的尊敬,李青林自然也这样称呼她。

江竹筠摇摇头,掩饰内心的痛苦地说:“没,没事……”

“不,你有心事!”李青林关心地问,“是不是你又想着老彭,想着云儿?”

“大姐,老彭牺牲一年了,我好想云儿,好想他们。”江竹筠一把搂住李青林,热泪滚滚,止不住轻轻抽泣。

李青林连忙安慰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对于牺牲的同志,我们也痛心,也都怀念他们。但是现在环境十分恶劣,我们不能过于悲伤,我们必须好好地活着,活下来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面对李青林大姐的关心,江竹筠既感欣慰,又觉过意不去,她赶紧说道:“大姐,我知道,我没事。只是想他们,控制不住,你睡吧,对不起,我吵醒大家了。”

第二天,江竹筠早早起了床,扎了朵小白花,默默戴在头上。没想到,男牢中彭咏梧的战友杨虞裳、唐虚谷、陈作仪、刘德彬等同样牢记着这个日子,他们发起全狱难友在这一天停止唱歌,纪念彭咏梧烈士。他们还趁放风的时候,将写好的慰问信揉成一团,悄悄地扔进女牢:

敬爱的江姐:

咏梧同志牺牲整整一年了,人民胜利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面有彭咏梧的鲜血,我们将永远不忘。一定化悲痛为力量。祝健康,盼节哀。

值此彭咏梧牺牲周年之际,我们表示深切的慰问江姐,你和彭咏梧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还有一间牢房的同志集体写来的慰问信:

亲爱的江姐:

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并没有能使你屈服。

我们深深知道,一切毒刑只有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犹如冬天里燃起的一团团的火,温暖着江姐的心。她捧读着这些信,眼中情不自禁地涌出晶莹的泪,这不是悲伤,这是幸福的涌泉。“我真感谢同志们的爱护。同志,你帮我给大家写封回信吧!”江竹筠深情地对身边的女难友们说。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这是难友们记下的江竹筠在监狱里给同志们的回复。

1949年8月,经过营救,同狱的年轻女难友曾紫霞因保获释。

出狱的头天晚上,江姐和难友们对小曾出狱后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曾紫霞问她:“江姐,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让我办?”

江竹筠想了许久才说:“你给我带一封信,给我的亲戚潭竹安。”

江竹筠神地望着,目光似乎洞穿了牢房的墙壁,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近乎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这封信也算是我的遗书吧!”

江竹筠取出一支竹签子削成了笔。曾紫霞烧了一小团棉花,在灰土加了点水,调成墨汁。江竹筠握笔想了想,蘸蘸墨汁,俯身疾书。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样子。我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能和平、津、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给它三、四月的活命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 愿你们都健康!

来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竹姐八月廿七日

曾紫霞一出狱,立即把信交给了谭竹安。谭竹安流着眼泪看完了来信,他立即找到幺姐谭正伦,把江姐的情况告诉了她。善良而深明大义的谭正伦,此时不仅已经理解了丈夫彭咏梧和江竹筠结合这件曾令她痛苦莫名的事,同时又十分敬佩江姐和彭咏梧出生入死的精神。她表示一定要精心地照顾彭云。之后谭正伦确实也做到了,为了保证江姐儿子彭云的安全,她东躲西藏,吃尽了苦头。

好心的谭正伦,为了让狱中的江竹筠夂,她特意同弟弟谭竹安一起,带着彭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并托曾紫霞设法带给狱中的江姐。

收到云儿照片的江竹筠,欣喜万分。她长久地亲吻着云儿的照片,然后将它放在胸前,那股甜蜜劲深深地感染了整个监狱的难友们,女囚室的同志们争着与江竹筠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江竹筠知道这时她和同志们离别的时候到了。她毫无畏惧之感,先是把自己在狱中默写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了同牢难友黄玉清,说:“这是我们默写出来的文件,收好了,你们接着学吧。”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一件红色毛衣。她把云儿的照片拿出来,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放在贴胸口的地方。

“同志们,再见了!”江竹筠镇静自若地与难友们挥手告别,像重新踏上新的战斗征程。

这一天傍晚,江竹筠和李青林等二十几位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面对敌人从背后扫射来的子弹,她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关于江竹筠,因为《红岩》的原因,她成为小说中的“江姐”,成为全中国人民人人都熟悉的女英雄。“江姐”的精神和传奇故事,深深地根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在这里,作为纪实作品,笔者还想告诉读者们有关真实“江姐”的两件事:一是她在狱中的情况,以前文学作品里都有一个情节:特务们用竹尖钉她十指的毒刑,其实这是没有的,用筷子夹她十指确有其事。在监狱里,敌人将江竹筠是作为重犯,所以对她平时使用脚镣。而江竹筠的脚特别小,小到竟然能从脚镣的铁圈里抽脱出来。女囚室的难友们当时发现这一秘密后无不兴高采烈,于是她们为了保护江竹筠,每天大部分时间让她躺在床上,用被子盖住她的双脚,不让外人看到她从脚镣里脱出双脚的“秘密”,只有在敌人审讯和放风两个时候,大家用特殊的办法为江竹筠掩蔽着悄悄将脚镣套上。这个“秘密”是后来获保释的陈然的未婚妻曾紫霞批露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脱出来!女犯们几乎惊叫起来。从此以后,江竹筠在未取脚镣之前,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有的女犯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有女犯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没想到这件当初只对敌特保密的事几十年来竟无人知晓……”另一件事是:她的儿子彭云,后来一直由其养母谭正伦抚养。长大后的彭云,继承了父母的革命遗志,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彭云在少年时代,就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文章说:“我的妈妈和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忍受种种磨难,坚贞不屈地斗争到最后一口气,为的是全中国的解放,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正像‘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首囚歌唱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烈士们生前想到要‘破坏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烈士们牺牲了,他们的理想要我们来实现,他们留下的担子要我们来担。我现在在叔叔、阿姨们的关怀和照顾下,生活得很愉快、幸福。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幸福生活,是无数行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妈妈在从狱中捎出来的遗书中说过,要我从小艰苦锤炼,粗茶淡饭,沿着父母的足迹前进,以建设新中国为志,将来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我决不能辜负妈妈和许多革命前辈的期望,要以他们对待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对待学习和社会工作,象他们对待敌人的严刑一样地对待困难,纪念他们,学习他们,做一个象他们一样坚定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1981年,学习成绩优秀的彭云,以优异成绩,被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录取研究生,如今已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九泉之下的烈士江竹筠和彭咏梧,一定会为他们的儿子感到欣慰。



关于一个更加传奇的中共“美女间谍”

如果她还活着,正好今年90岁。她的出生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90岁的女人,肯定是非常老了,但她是在66年前牺牲的,那时她才24岁,花一样娇艳的年龄,加上她天生丽质,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战友与同志心目中,永远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美丽。

她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里的名字叫张露萍。其实她的名字有好几个: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张露萍等。就因为她的名字太多,从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与组织是单线联系,故而在她被敌人残杀而牺牲后的几十年里竟然谁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到了1982年——在烈士牺牲37年后,中共四川省委的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算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我想得起了,张露萍在延安时叫黎琳,外号叫‘干一场’!”这是叶帅在听取一位经历在解放前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报告了四川省委复查组在对当年发生在重庆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复查时,十分激动地回忆起张露萍时说的话。

后来叶帅又专门向专程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复查组的同志详细介绍了情况:四十年代初,我党两名同志打入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内部,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叫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派人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冯传庆的案中主要与张露萍有关,她是当年由党在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曾希圣同志亲自派去在敌人心脏建立的“电台特支”负责人。

张露萍的故事迷离复杂,从她牺牲的1945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位有“中共美女间谍”之称的女共产党员,牺牲后却一直不被有关组织部门所认可,一般公众就更不可能对这样的英雄了解了。但即使这样,从解放初一直到张露萍烈士被正式确认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年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中,有一位老人总要到一个无名烈士墓前去祭扫,这个老人就是小说《红岩》里的“疯子”原型人物韩子栋,老人后来当了贵州省人大副主任。他在敌人的白公馆监狱和贵州息烽监狱都呆过,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所以他坚信她和那六位与她一起被敌人枪杀的年轻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的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确实,凡是看过一次张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迹的,我相信都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张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具有典型的“谍战”故事,其惊险复杂、曲折迷离的故事,远比电视《暗算》、《潜伏》等电视剧要精彩和生动。国民党时代的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谈到张露萍打入军统一案时,曾说:“蒋介石为这事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差点戴笠被撤职查办。”这是戴笠“一生的奇耻大辱。”

这也难怪,这时当时国民党最核心和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并不时地将重要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共延安总部,蒋介石能不怒发冲冠吗?

所有这一切皆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间谍”有关。张露萍的故事的精彩与传奇也在于此。

上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总部的电讯总台,设在当时的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这里的一座小楼时刻戒备森严,窗帘紧闭,若明若暗的灯光昼夜不熄,来往人员总是行色匆匆……显示了这里的每一个细微风声都充满了神秘和要紧。

1940年的一天,这里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那一刻特务总头目戴笠,差点把嘴都气歪了!

你想,从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到电讯员张蔚林、王席珍、赵力耕、杨洮、陈国柱这些电台的骨干,竟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蒋介石和戴笠的面子何处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秘密还何在?延安的共产党能不赢才怪!

出事的那一天,蒋介石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毙了你!你平时口口声声说军统组织如何如何的组织严密!实际上是人家共产党早钻进了你的心脏,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马上查!否则……”戴笠从来不曾这怎么丢过面子,他下令立刻把电台总台台长抓起来。军统的一位所长叫毛烈,不知何故,给共产党员、电讯员张蔚林写了一封信,戴笠不听任何申辩,拨枪就把他枪毙了。

抓到中共“红色电台”的八位“犯人”之后,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秘书、司法科长和军统特别行动处几位处长等人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几张熟悉的“男犯”脸,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句耳光,可这些被打耳光的年轻人竟然对这位昔日的“大老板”根本不放在眼里,还在嘲笑他、骂他。再看看唯一的一位女共党——他妈的,还这么年轻漂亮!

“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戴笠一看就明白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这对戴笠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认是“周公馆”——共产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民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员竟然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恋爱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遗爱祠来玩的。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

“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

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文=“那么你啥时参加共产党的?”

=人=“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共产党。”

=书=戴笠的嘴再次气歪了。“打!”

=屋=“继续打审!”

“继续再打!”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招。“统统死刑!”戴笠咬着牙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共产党员。这样,中共“红色电台案”的七个人全被押进监狱……

六男一女,个个年轻青春。尽管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幸福和光荣地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与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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