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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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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较蚨矗k出客厅侧门，就向侧门走来。洪宝书同志眼看客厅侧门外，一个身穿黄军便服、副官打扮模样的人正同一个头戴呢帽、穿黑呢大衣的，他判断是特务的人争执起来，好像是要特务在客厅等候，不许上楼。谁也没有注意客厅沙发上坐着的人，洪宝书同志趁机从客厅正门走出去，大摇大摆地下了台阶，走出何北衡公馆，到求精中学一个教师那里，过了一阵就安全地离去。
国鋕一出客厅侧门，立即跑向三楼他的卧室，将几份绝密材料付之一炬，来不及销毁的部分文件、材料，迅速藏入安排好的地方。处理了几分钟他就下到二楼，边敲门、边走进何北衡太太的卧室说：“何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何太太尚未起床，一听连忙起身，边穿衣服边说：“不要怕，有我呢！”国鋕说：“他们是抓共产党的，准是搞错了。你打电话问一下萧毅肃、李根固他们吧，问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何太太说：“哪里有啥子共产党，我打电话就是了。”于是，国鋕随何太太从二楼下来。此时，季缕见何太太同国鋕一起出来，眼见诱捕不成，就向何太太说明是奉上方命令逮捕刘国鋕这个共产党的。何太太说：“刘国鋕是我家亲戚，他哪里会是什么共产党？！准是有误会，搞错了。”说着何太太请季缕到客厅坐，又说：“你们坐坐喝点茶，用一点点心，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萧毅肃”，“他人就在这，也跑不了”。季缕此时已将何公馆的特务叫了进来，他想刘国鋕也确实跑不了，厅长夫人要给萧毅肃打个电话他不能不允。何太太电话一次没有拨通，又拨第二次，最后特务还帮忙着拨。电话拨通了，来接电话的不是萧毅肃，而是肖太太，只听肖太太说：“参谋长还没有起床！”就在此时，季缕发现刘国鋕已经不见了，国鋕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已是无影无踪。季缕发现国鋕不见了，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万状。可他既无权、也不能立即搜查，只得火速开车返回行辕二处，向徐远举禀报诱捕刘国鋕未成的详细经过。他认为是何太太将刘国鋕藏匿起来了，他为了减轻、开脱罪责，把何太太的气势着实地形容了一番，并说何太太骂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怎么到我家抓起人来了？我家犯了什么法呀？！”徐远举一听季缕的报告，火冒三丈、勃然大怒，臭骂季缕：“你这蠢货！我叫你把人骗出来，你倒好，反而让人家给骗了！”季缕一贯逞能、心狠手辣，而今居然让刘国鋕在他面前跑掉了。按照特务机关的常规，这种情况是要严惩的，只因季缕是徐远举的心腹、干将，而且徐远举还有用他的必要，因而幸免于处分。但是这件事却成了特务内讽刺季缕的笑料。
徐远举感到事情很棘手，立即向绥靖公署朱绍良、参谋长萧毅肃报告，说是何北衡太太如何气势汹汹，如何将刘国鋕藏匿了起来。萧毅肃一听，怒不可揭，下令包围何北衡公馆，严密搜查，一定要何北衡太太将刘国鋕交出来。萧毅肃立即打电话到成都找何北衡，何正在刘文辉家里同邓锡侯、王陵基商讨什么事，电话就接到刘文辉府上。萧毅肃指责何北衡太太窝藏、放跑共产党，并威胁说：“如果抓不到刘国鋕，只有请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一听此话，大为不满，也怒气冲冲地说：“我太太是个妇道人家，她懂什么？要坐班房嘛，我辞职到重庆抵案好了”。萧毅肃，何北衡二人在长途电话重对吵起来。刘文辉等见吵得太凶，才劝解下来。朱绍良眼看没有抓到刘国鋕，肖、何二人又在电话上发生争吵，感觉事情不妙，干脆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并命令将执行任务不力的特务先扣押起来。此时的徐远举，因没有抓到刘国鋕已是十分恼火；又见肖、何二人发生矛盾，心想着何北衡、萧毅肃乃张群的手下的文、武二将，自己也是张群的人，不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又听说朱绍良把何北衡告了，还牵连自己有亵职之错，深感左右为难……若是何北衡真回重庆，这局面又如何收拾呢？想来想去，他也给何北衡挂了个长途电话，他对何北衡说：“现在事情闹大了，你也要识相一点。你就留在成都不要回重庆来，我只有尽量设法把刘国鋕抓到，大家才好脱手”。何北衡虽官居要职，但风头不对，担当不起包庇共产党的罪名，不敢立即返回重庆了。
刘国鋕的逃脱，把国民党的警、特机关闹得乌烟瘴气。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上阵，演出了一场追捕刘国鋕的闹剧。
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浩浩荡荡到了何北衡公馆，把个何公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何公馆的楼上、楼下、厕所、厨房，里里外外搜查几遍，也找不到刘国鋕的人影。此时的徐远举，对厅长夫人不再讲究官场礼仪，逼着何太太交出刘国鋕来。何太太一贯养尊处优、深居官府，哪里见过如此吓人的场面呢？她早已哭哭啼啼地抽泣不止，说：“刘国鋕就是大姑爷的弟弟，所以住在我家。我哪里知道他真是共产党？我晓得他跑到哪里了？你向我要人，我到哪里去找？要人你向刘家的人去要。”徐远举亲自搜查了何公馆，又见何太太此时这般模样，估计刘国鋕已不在。于是，他逼着何太太把刘家的人找来。何太太打电话到美丰银行，将国鋕的三姐国凤叫到何公馆，三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何公馆，才知道七弟出事了。何太太打电话到铁路局，将国鋕的六哥国铮叫回何公馆，特务押着他，将国鋕的住房作了仔细搜查，只抄到几本进步书籍及家人信件。徐远举即令将三姐、六哥押到重庆老街32号行辕二处，并派特务留守在何公馆。
徐远举威胁国鋕的三姐、六哥说：“抓不到刘国鋕，你们不要想出去。只有等我把刘国鋕抓到后，我才会放你们。”徐远举把国鋕三姐、六哥当作人质关在老街32号并逼他们将在重庆的亲戚地址说出来，还每天押着六哥在重庆市中区、南岸区等地追捕刘国鋕。
经国鋕介绍到何北衡家中做家庭英文教师的胡其芬同志（原名胡南），沙磁区特支委员张文江（又名张国维）同志得到了转移通知，想了解转移的原因，他同未婚妻李惠明同志前去何公馆，都被守在何公馆的特务逮捕。
国鋕的表侄女屈义蒿同志，受国鋕嘱托进城去通知国鋕的三姐，要三姐设法销毁他秘藏的部分文件、材料。当她得知三姐到何公馆去了，想借机探点虚实，谁知一到何公馆，不容分说地也被关到了老街32号。
特务到民建中学去逮捕国鋕的侄子刘以治，刘以治已离开，才未被捕。
国鋕和我的相片，不知被翻印了多少张，几十个特务拿着我们的照片，在飞机场、轮船码头、汽车站、关卡，四处搜索，几辆吉普车日夜穿梭追捕国鋕。
被关在老街32号的亲友们，他们眼看特务整天忙忙碌碌、慌慌张张、进进出出，甚至听到这个说：“今天追错了一个人追了好久”，那个说：“抓了一个，不是刘国鋕”等等特务们的各种言语。他们没有为自己身陷囹圄而不安，他们愈是看到特务焦躁愈是喜悦。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国鋕呵！快跑吧！跑远一点再远一点，千万不要被这群恶魔抓了回来！
国鋕，他在哪里，他脱险了没有？
国鋕从客厅侧门跑上三楼卧室销毁绝密材料时，他临危不慌张，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敌人虽是只身进入何公馆的，但周围肯定有警戒，这是表面温和有礼而实际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最紧张时刻。他判断如果马上逃走，不仅会影响洪宝书同志的转移，而且自己也不一定能逃出魔掌。他果敢地决定，拖住敌人、麻痹敌人，选择有利时机行事。于是，他叫起了何姻伯母，用何太太去同特务周旋。当他同何太太从二楼下来以后，他见到特务对何太太仍装着彬彬有礼时，就装着胆怯、委曲，的确像是误会的神态、顺从的陪伴女主人毫无一点不驯的样子；当他看到特务正忙于帮何太太拨电话分神的时刻，和思想麻痹的弱点。就在这关键的一瞬间，国鋕机警地溜出客厅，迅速地从何公馆右后侧的山坡上，滚下坡去了。他滚下坡后，将身上的泥土拍打干净，就镇静地、神态自若地沿着一条小路穿过上清寺、插到牛角沱，挤身在奔流的人群中去了。
国鋕惊险地逃出虎口后，考虑到同志们的安全，和必须向组织报告。他从牛角沱绕到两路口铁路新村，找到在铁路局工作的六哥国铮，请六哥火速到七星岗女青会找我去。六哥将我带到成渝铁路局内的一间小屋同他见面，在屋外放哨去了。国鋕向我简述了特务抓他的经过，并指示我立即通知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联系的人暂时转移，然后要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上级张德明汇报。当他谈到与上级联系时，十分严肃地说：“你是新入党的党员，不懂得同组织失去联系的严重性。一个共产党如果是自己和组织失掉联系就是自己脱党。你没有经历过失掉同党组织关系的滋味，无法理解我说的重要性。我告诉你，组织关系比我的生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后不能随便离开，一定要在重庆等组织的安排、决定。组织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你就说我的意见是：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们不宜继续留在重庆工作 ，可否将我们的关系转到昆明或成都，因为昆明我比较熟悉，有条件开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条件。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弄掉了。同组织失去联系后是十分艰难的，再找到组织关系也是极端困难的，我吃够了这个苦处！”我仔细地听着他嘱咐的一切，看到他那严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在地下一个党员的组织关系的重要性，“失去了组织联系，将会影响一切、我们的一生”这是我受到的启发和感染。我们约定了碰头的地点后，他就离开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门边，眼看他走下山坡，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另一山凹处，知道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们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里又呆了一阵，也就离开了铁路新村。
我从两路口回到七星岗女青会，处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报告家有急事请假离开了。我赶紧到了重庆大学，通知有关人员转移等事后，又马上返回城内。1948年4月11号下午3时，我如约到了牛角沱“海上居”茶馆，见到了国鋕的上级、我入党的监誓人张德明，直到此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他向我详细汇报了国鋕被捕、脱险经过，国鋕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对国鋕请示的转移与否的问题没有答复，只要我再到沙坪坝去通知有关的人员。我在市中区、沙坪坝来回地奔跑了两天。此时，我早就认识的我姐姐的好友张思玉，她丈夫周俊烈告诉我，我的工作地点已经有特务守候，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并给我介绍了在青木关中学工作的邹某，说他可以帮助我越过青木关检查站等。当时，虽知周是老党员，抗战胜利后他从延安回来时我就认得他了，可是我因同他们没有组织关系，就不敢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们，特别不能告诉他们我必须等待上级的决定。1948年4月14日上午九时许，我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又同张德明同志见了面。我向他汇报了几天来我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工作地点已有特务把守的事后，他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去国鋕处，我又再次请示他关于我们的组织关系是否转到昆明或成都。他说要我们等候组织派人联系通知我们，要我先去国鋕处，不能留在重庆了。我怕他遗忘国鋕住地，直等他当我面背出“荣昌县大东街159号”时，我才放了心。由于当时我已不能去别处要钱，他当即给了我叁佰万元（伪法币）。我立即筹备离开重庆。
我在重大同学王某的护送下，从沙坪坝走小路，翻过歌乐山到了青木关。王某离去后，我到青木关中学住宿了一夜，在邹某的帮助下，绕开检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个“黄鱼”车离开了青木关。我在途中下了车，步行了一段路，到了荣昌大东街159号国鋕的住地。我向国鋕详细介绍了几天来所知道的情况，并仔细汇报了两次同上级张德明见面的内容、对话及上级指示。他告诉我，离开铁路新村后，当晚住在新桥适存高商，他怕按组织手续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时，某个环节出问题，耽误时间，因此当晚设法通知了有关人员，他要表侄女屈义蒿到城里某处去找我，但没有见到。国鋕还让屈义蒿去通知成善谋同志转移，但没有通知到。国鋕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还专程到了壁山，给在那里养病的邓平同志报警，让他有足够的准备，并将身边极少的钱拿出一部分，给这位贫病交加的战友。当时，他没有把到壁山见邓平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保守秘密，不让那个我知道邓平同志住的地方。
国鋕的确是脱险了！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鋕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鋕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然而没有几天，同志们却听到了国鋕被捕的消息，他们既不相信这是事实，但确在他们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国鋕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然而，国鋕的确被捕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我4月14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这个市委副书记、国鋕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鋕的去向。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做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他向行动组长漆玉麟交代说：“你要知道，季缕已经够滑头的了，可是这个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你大意不得一点”。你们到荣昌去，不要坐军字号牌的汽车，我给你们借一辆商字号牌的车子。你们到离荣昌县城还有一公里远的地方就下车，步行进城，让汽车开到银行旁边停下，向司机交代对外说是重庆银行的人坐的”。并对漆玉麟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强调决不能再让刘国鋕跑掉等等。特务组长带着警卫组长黄声扬、陈林、章加三人，化装后坐了一辆银行的小轿车就兼程出发，当天下午赶到了荣昌。特务们按徐远举的部署，立即同荣昌县政府联系，他们同荣昌县政府、荣昌县党部主任密商后，连夜决定了逮捕刘国鋕的各项行动、紧张地部署了一切。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荣昌的，国鋕比我早去两、三天。这是国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夫比国鋕约长一、二十岁，因二伯无后、自幼过继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见面。我们在郭家是作客，国鋕说是陪我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当地大财主，人住在县城，乡下有许多土地，还有碉楼之类。我和国鋕商定，只能在县城呆两天，然后就说同去乡下玩耍，国鋕借故留在乡下，由我返回县城内来等候与组织联系，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是否回重庆的问题。无论是国鋕和我都没料到事情发展地如此迅速，绝没想到冉益智已经被捕而且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还在研究着各种方案、准备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是漆黑的，国鋕已经发觉了特务包围了住处，立即跑出郭家后花园，到了城墙的缺口处，试图再次逃脱。但特务们已是层层包围……我躺在床上，听到院内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众多的跑步声，只听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这时一动也没有动，只盼望国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务随即闯进我的卧室，掀开蚊帐，喝令我起床，拿着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么名字，押着我就往外走。这时，这街上没有行人，特务将我押进荣昌县政府，我听到国鋕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抓人？”进入一间屋子时，我看见国鋕已先到这里，手上戴着手铐。
特务们没有在荣仓停留，当即将国鋕和我押进一辆小轿车。我俩在后座的中间，两边各一个特务，司机旁边还有一个特务。这时，我才注意到马路上有很多持枪的家伙，我们坐的这辆车前后还有吉普车、卡车……车向重庆方向驶去。我在想：究竟是谁叛变了？我仔细地回忆几天来的一点一滴每一个细小情节，可我这天真、幼稚的脑袋，怎么也没有想过国鋕的上级、我的入党监誓人……。我是那么真诚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被捕，我感到没有尽到保护国鋕的责任，我难过……。当我想着、凝视着他的时候，他是那样镇静、安详，他艰难地伸过戴着手铐的左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轻声地说道：“小东西！坚强些！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这时，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样给我巨大的力量，我似乎是幸运地还在他身旁。这是我们最后能紧紧地靠在一起的时光，让温暖永远留在我们身上吧。他旁边的一个特务拿出一张照片向我们中间递来，向着国鋕说道：“少爷！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这个也是吗？”特务用手指着照片，同时奸笑地望着我，我已经看清了照片上是谁，国鋕淡淡地“哼”了一声，向着我深情地一笑，我也领悟地笑了。我们笑着，我们笑得那样香甜，仿佛不是在囚车上……
刘国鋕和他的心爱之人就这样一起被特务逮捕了。徐远举兴奋不已，以为可以用他的那套对付共产党的本领，让这位“七少爷”招供，结果刘国鋕又同许建业一样是位铁骨铮铮的对党赤胆忠诚的革命者，根本没有让特务们获得丝毫有用的东西，反而在监狱里与其他同志一起不断组织革命志士进行各种斗争，令特务们伤透脑筋，这也使得刘国鋕成为了《红岩》小说中让人难忘青年英雄——刘思扬的原型人物。
这当然是后话。
我们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当许建业被抓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发生在敌我之间一场场生死搏弈吧。
这些日子，特务头目徐远举和他的爪牙们的神经实在是太亢奋了，他们每天都像一头头饿狼在四处寻觅“猎食”——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显然，抓获许建业这样的地下党重要人物，还有生擒有特殊背景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等人，小特务们已经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从已经抓获的“共党”的人数来看，尤其像任达哉等这样的“软骨头”配合下，他们便足可以到上司面前邀功授赏、把腰包装得鼓鼓的了。但特务头目徐远举则想得更远、更恶毒——“共党”的厉害并不在于人数多少，最关键是他们的组织，只要组织存在，哪怕是还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跟你斗争，最后输的肯定是国民党，这一点效忠了蒋介石国民党近二十年的徐远举体会深切。
“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我们想睡安稳觉，光看到抓了那么多共匪人数，绝对不是最后的胜利。如果能把许建业、刘国鋕这样的嘴给敲开，或者抓到比他们还要大的鱼儿，那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弟兄们，大家加把力，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争取将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那个时候，我到毛局长甚至蒋委员长那里给你们要钱、要官！”15日晚，徐远举在自己的办公室，把手下的几个得力部下召到身边，着实鼓动了一番。特务们临散去时又得令：“明后天是关键，我们要内外分头行动，争取有根本性的突破。”徐远举说。
“长官放心！保证收获！效忠党国！”特务们在主子面前一个个争相表现。
六
读者自然还记得那个同刘国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银行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后，老虎凳上没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上级“老张”给招了出来，但余不知道“老张”住在何处。
“这是真的？”特务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点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压。”这时的余永安在怕丢性命面前，倒是对敌人显然特别“忠诚”，他说这样的硬话还真让特务们相信了他。
“那无论如何你得把‘老张’给我们引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说过的话……”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头。
4月16日，余永安的“运气“来了，他老婆从家里给他打电话——这也是特务们设下的一个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并供认了，为了避免地下党组织和“同党”发现，或者看你若不“老实”，就拿你家人的性命来办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远举在对付共产党时自己发明的招术，他徐远举对此曾颇为得意地总结成“经验”。
“老张今天约你到北碚接头……”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电话过来。余永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务们报告。
“老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已经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务们的要求又给老婆回了一个电话，寻问道。
“没有。我啥都没说嘛！只说你到了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了。”老婆说：“可老张好像很着急，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与他见面。”
“知道了。”余永安和特务们觉得没有破绽，便当晚押着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中共重庆地下党来说，这一天是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同时成了可耻的叛徒，彻底导致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的瘫痪和一大批地下党员落入敌人魔掌的悲剧……
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个主要领导的叛变，让特务们欣喜若狂，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则为此付了血的代价！
我们先说那个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带着特务抓到那个“老张”和化名“老张”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的丑恶表现吧——
17日。重庆北碚。
余永安若无其事地像以往一样在街头转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务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张”出现了。“老张”立即被特务们一拥而上逮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老张”想反抗，但没有力气，几个特务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还有，那个站在特务一边的余永安红着脸站在一旁，使“老张”异常愤怒地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鬼儿子”出卖了。
“老张”被特务们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领头的特务找来几支筷子，然而上前朝“老张”脸上“劈啪”两记耳光，二话不说，又捉住“老张”的手指，动上了“夹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张”痛得哇哇大叫。
特务一见妙头不对，他们怕惊动四周，便上来两个人将“老张”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过枕头、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头。
“嗯！嗯——”“老张”顿时感到气短胸闷，头脑昏沉，死亡的恐惧仿佛一下子笼罩全身。“老张”立即意识到必须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他不禁浑身颤抖，两手慌乱地摇摆，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叫道：“不要……我……说……全部说！”
特务一听大喜，松开手，把“老张”拖起来扔在地上，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厉声喝道：“老实交代！不然就踩断你这小颈子！”
“饶命！几个大爷饶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张”再次摆手求饶，特务才让他坐在地上，喘息几口。
“老张”停神后，似乎又有些犹豫，“我、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路过北碚，顺便看看余永安。你们不要听他余永安瞎说……”
“他瞎说？我看是你在瞎眼说话呢！”特务一拥而上，几条腿从四面北方朝“老张”踢去。
“哎呀呀！我说！我说嘛！”“老张”又服软了，这回是彻底的服软。接着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务们大吃一惊过后大喜不已，原来“老张”交代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工委副书记，名叫冉益智。
“你——？共匪重庆市委副书记？”特务中有人不太相信。
“这个不假，我拿性命保证！”冉益智这回立即来了官气：“老张是我的化名。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我一清二楚……”
“既然这样，你说我们写……”特务们的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知道吗？抓住中共重庆地下党头目，奖赏是多少吗？哈哈，还能升迁官职呢！这样的好事居然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说，你们记……”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领导”气派。他首先摆起自己的资格：生于1910年，1938年加入共产党。“老党员了……”他说完此话，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态，还竟然冲特务们笑了笑。
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此嘴脸，接下去就不会再考虑他这么做会给组织和自己曾经的同志的命运带来什么结果了。这就是厚脸无耻。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变质要比普通党员的变质不知破坏程度要严重多少倍！
当场，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
这是叛徒向敌人献上的第一份“厚礼”，因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实早已是特务们“眼中钉，内中剌”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而一直不好抓。现在由他们的“市委副书记”亲自确认其共产党身份，抓这样一位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难道不是一份“厚礼”吗？
特务们认为冉益智确实是从共产主义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转意”了。乘着特务们得意之时，
我们借此来认识一下中共重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凤岗地处贵州高原东北的大娄山脉，是一个所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区。父亲胡怀中，经营黄丝、盐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爆发中死去。胡有猷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自幼个性倔强的胡有猷，妹妹总喜欢叫他“牛哥”。胡有猷六岁入私塾，十四岁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是县里拔萃的学生，学校每次考试张榜，他总是名列前茅。1929年，胡有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六年，成绩特佳，深得老师的器重，他不仅认真学习课文，而且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和进步书刊。在革命思想的熏陶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对贵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1935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跃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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