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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力量-南海扬-第1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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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米佐拉姆人死皮赖脸的移民请求，以色列政府只能表示将200万米佐拉姆邦的居民移居到以色列的国土之上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并非可以一蹴而就，以色列政府希望米佐拉姆人能够先逐步找回他们作为犹太后裔的光荣和生活习惯再考虑移居以色列本土。但是令以色列人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自己的这一推脱，米佐拉姆人似乎也早有应对之策。米佐拉姆使团面对无法移居以色列这一问题显然早已有预料。他们迅速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希望能够先与以色列结成一个基于犹太后裔共同利益的联盟。
这一要求虽然表面上看对以色列颇为有利，毕竟自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以来，在世界各大种族的政治版图之上以色列依旧是犹太人唯一的聚居地。如果可以与独立的米佐拉姆结成联盟，无疑从一个侧面扩大了以色列的政治生存空间。但是精于算计的犹太人却不难从这事情充满诱惑的表面洞察其背后的隐患。米佐拉姆邦的面积不过2。1万平方公里，且地处米佐丘陵，东部河谷狭窄，人口极稀，西部虽然有一些利于耕作的平原，但农业却以粗放的轮作为主。可以说整个米佐拉姆的经济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米佐拉姆邦空前的落后与坚持走科技强国之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使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的以色列完全格格不入。如果这个联盟真的变成了现实，那么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以色列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被迫向遥远的米佐拉姆邦持续输血。
最终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抱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心理，向在处理印度所属各邦的前途问题上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中国政府求助。在了解了以色列政府所面对的尴尬之后，中国政府多少也有些无从应对，毕竟米佐拉姆人对于自己是犹太后裔这一理论坚信不移。而在印度东北各邦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又向来强调民族自决的精神。如果不是以色列政府开出了众多丰厚的后报，中国政府也实在不想趟这个混水。最终经过了历时数个月的讨价还价，在中国政府的协调之下，以色列政府与获得独立的米佐拉姆共和国订立了一系列经济、科技互作协议。暂时稳住了叫嚣要“举国重演《出埃及记》”，到处租借船只恨不能全民渡海，移民以色列的米佐拉姆人。
原印度东北部特区在战前共有印度政府设立七个邦，分别是阿萨姆、那加兰、梅加拉亚、米佐拉姆、特里普拉、锡金和阿鲁纳恰尔。总人口3100多万，总面积约占印度陆地领土面积的8％。由于印度东北部在行政上属于印度的时间较晚，而印度自身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统一的时间也很短。加上贫困落后问题尤为突出，因此长期以来都与印度政府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虽然新德里一直以来强调东北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例如地处山区，没有港口，又偏处一隅，与印度其他地区之间夹着一个孟加拉国，仅有狭窄通道相连等等原因。但实际上印度政府长期以来错误的经济政策也是导致东北部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除了在民族自绝的基础上赋予了阿萨姆、那加兰、梅加拉亚、米佐拉姆、特里普拉、锡金这6个邦的独立自主之后，中国政府更是启动了准备已久的“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战略。这一战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便由中国云南省的经济学界提出，但是由于新德里的反对而迟迟无法启动。而随着中印战争的终结，一个崭新的自由贸易区域的雏形终于出现在了环孟加拉湾地区。
中印这段争议始于1914年的中英藏西姆拉会谈。在会上英国全权特使威廉。亨利。麦克马洪提出麦克马洪线为西藏和英属印度之间的边界，该线将藏南及达旺等地区割与英国。后来英藏代表皆签字批准该线，中方代表则因中央政府反对而没有签字。中方至今的观点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西姆拉会谈条约只有单方签字，应视为无效。中国所坚持的是中印传统线。
而长期以来由印度根据英国政府单方面划定的麦克马洪线而强占的藏南及达旺等地区建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该邦的合法性，而随着中印战争的结束，这一长期搁置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了。印度所强占的阿鲁纳恰尔邦地区，总面积为83743平方千米，可以说是现时印度东北部面积最大的行政区。但是人口不过100多万。随着由拉萨军分区组织的特遣队抵达该邦首府伊塔那噶。阔别祖国多年的藏南领土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印度东北部各邦的独立风潮一度引发了印度本土民众和西方各国政府的猜测。中国会以印度原属各邦为单位彻底肢解印度的怀疑一度出现在众多国际观察家的报告之中。但是很快一个新兴联邦政体的出现却最终打破了人们的这些顾虑。
尾声：恒河沙数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在探讨苏联解体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之时，总认为象印度、日本这样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存在共产主义党派，并不为奇。毕竟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陷入空前低潮的情况下，这些共产主义党派的存在与其说是一股政治力量，不如说是这些国家议会民主的一种象征和标志。虽然在印度，共产主义党派存在的时间并不短，影响力也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在象西孟加拉邦这样的地方政府内长期执政，可以说星星之火，生生不息，但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也导致了他们要想夺取全国政权，形成燎原之势，却也遥遥无期。
共产主义理论在印度的传播几乎与中国是同步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正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这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印度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土壤，一些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成员和国大党内的少数激进青年成为最早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人。其中作为著名、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的当数—罗易。这位出身于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及活动家，18岁就参加谋求印度独立的地下抵挡运动，而当1915年尝试发动武装政变推翻英国统治之后。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开始踏上了前往德国及中国上海寻求德国提供武器支持印度革命的道路，但是却均未能获得成功。据说他还曾在日本会见了在那里避难的孙中山，但是谈到民族解放问题时，孙中山提出了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把欧洲列强赶出中国和亚洲。罗易对孙中山的主张不予赞同。而孙中山还建议罗易从袁世凯的反对者手中购买武器用以协助自己的倒袁运动。
1917年，罗易流亡墨西哥开展民族主义革命活动。由于与当地知识份子及政治领袖关系密切。罗易曾一度被选为墨西哥社会党总书记。十月革命后他转向共产主义，与当时在墨西哥的俄罗斯革命者鲍罗廷熟悉，并一起创建了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他受到列宁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民族及殖民问题的理论，甚至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方面理论的补充。罗易在这次会议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印度人在共产国际运动的一次颠峰，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处于襁褓之中。此后罗易在共产国际之中可谓春风得意，1920年他于塔什干成立印度侨民共产党。1922年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之后更一度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但是随后的中国之行，却成为了他人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拐点。
1927年年初，罗易奉共产国际之命前往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不过他生不逢时，他4月初抵达中国，4月12日便发生了震惊中外“4。12”反革命政变，接下来他又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以及老友—苏共驻华代表鲍罗廷就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发生激烈冲突。5月31日，共产国际密电中共，指示中共发动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没收土地；渗入国民党内并组成可靠的武装部队。但罗易请与6月将共产国际指示未经许可给了国民党在武汉的领导人汪精卫过目，最终令汪精卫在在武汉发动“7。15”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可以说这位印度人在华期间的所谓“指导工作”除了间接重创了中国革命之外一无所获。毛泽东曾说：谁促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1929年，罗易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国际。
与罗易创立印度侨民共产党的同时，在印度国内，也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1922年间，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拉合尔、马德拉斯和康浦尔等地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罗易派回国的一些侨民共产党党员也成为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创建人。这些小组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很多刊物，如孟加拉语的《人民之声》、英语的《社会主义者》和乌尔都语的《革命》等等。共产主义小组的兴起，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不安。在“粉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叫嚣声中，印度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都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打击。
而自从1920年印度侨民共产党成立之后，印度的共产党内部就存在着关于党的最低纲领和战略策略之争。党内斗争更是频繁激烈。在印度独立前后，印度共产党时而提出要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时而提出采取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推翻政权，时而与宣称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的国大党左翼结成统一战线。朝令夕改不仅使印度共产党空有千万民众的支持却一事无成，更最终导致了1964年4月，印度共产党的全国会议出现全面的分裂。最终形成以当时的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等为首的印度共产党，以及以党的主席丹吉为首的印度共产党。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两个“本是同根生”的共产主义党派便陷入了严重的内耗之中。
印度共产党认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是新独立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先进的，但在农业中残存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印度政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府，实行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印度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就是联合反帝反封建反垄断资本的力量，组成包括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民主阵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族革命，建立由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同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和相对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印共强调支持国大党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主张大力加强与苏联的合作，认为苏联是不结盟国家“最可靠的盟友”，是“世界和平的堡垒”。
而印度共产党的很多党员因为拒绝污蔑中国为“侵略者”而遭到政府迫害，约有1300多名党员干部被逮捕。
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潮使印共为首的左翼阵线。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印度左翼阵线在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和喀拉拉邦都拥有空前的政治影响力。
而在中印战争的进程之中，印度左翼阵线一直没有中断过在印度国内进行和平反战宣传的努力，并因此而遭到了曼莫汉。甘地内阁和印度军政府的严厉打击和血腥镇压。而在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印度共产党人还是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敌人并非是印度民众而是盘踞在新德里，一意孤行的印度军政府。在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耶丘的努力之下，印度共产党人利用其在印度东部的影响力，帮助中国军队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和社会次序，为战争最终的顺利结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印两国山水相连，中印两国的共产党人在历史上更多次并肩携手为了亚洲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大业而奋斗。左派政党是印度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支持中印友好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印度左派政党保持着密切交往，这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愿同印度左派政党扩大交往、加强交流、互相学习，也期待着印度左派政党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随着加尔各答的陷落，大批被印度军政府拘押的印度左派政党领导人重获自由。而面对中印战争之后印度国内纷乱的局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建华在北京亲切接见了以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巴塔卡列为首的包括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全印前进同盟在内众多左派政党领导人。
在会谈中胡建华赞扬了印度左派政党各位领导人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为中印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看到印度国内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试图凭借武力，挑起战争，称霸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地区，这一点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热爱和平的全亚洲人民所无法容忍的。而事实更雄辩的证明了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目前正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两国深化全面合作、实现互利双赢提供了宝贵机遇。双方应该洞察世界发展潮流，以战略和长远的眼光把握两国关系，抓住有利时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合作、共同发展。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意图早已不言自明，除了要求印度吐出多年以来非法侵占中国藏南地区的领土之外，中国政府对印度并不没有过多的领土。即便是战略位置险要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中国军方也仅是暂时接管而已。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之上，中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以印度各邦为单位的四分五裂的国度。如果可能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左派政党可以发挥其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力，接管在中印战争之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印度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印度新政权。
不难想象在中国政府核心领导层的心目之中，未来理想的南亚政治版图不应缺少一个继承新德里绝大部分遗产的社会主义印度。这个新兴的政权将在南亚政坛之上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对内而言，印度共产党将领导将近9亿人民最终解决困扰印度近半世纪的温饱的问题，对外社会主义的新印度将会与中国携手开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纪元，无论是以中、印、缅、孟四国为主构建的环孟加拉湾经济圈，还是未来由中国主动的环印度洋地区经济合作联盟，一个统一、富强的印度都将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虽然这个美好的蓝图要想变成现实，依旧需要中国政府和印度左翼联盟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毕竟只要印度左翼联盟首肯，那么他们将迅速接管昔日新德里所控制下的28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中包括：西孟加拉邦这10个主要的邦以及德里、昌迪加尔这2个中央直辖区。
虽然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印度共和国的版图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可以说中国政府已经竭尽了所能。毕竟在印度南部是处于英国皇家远征军控制之下的马哈拉施特拉、卡纳塔克和果阿这3个邦以及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达曼和第乌、拉克沙群岛这3个曾经的中央直辖区。以及在战前中国政府许诺由泰米尔族人自治的泰米尔纳德以及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而位于南亚次大陆半岛最南段的喀拉拉邦目前正处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如果印度左翼阵营可以接受这一安排的话，中国政府将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支持。
“北京方面正试图在新德里的废墟之上培养出一个和他们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新政权。他们企图如果最终变成现实，将以为着这个星球上将有1/3强的人口重新回到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格瓦拉曾经挥舞过的红旗之下。”面对着中国政府在如何处理妥善战败后的印度所进行的努力，华盛顿方面并非一无所知，面对中国试图扶植印度左翼政治力量的计划，一向对共产主义怀有深刻敌意的美国“鹰派”显现出了空前的不安。随着铁幕帝国的解体，大多数的西方资本国家都认定他们是这场世纪之战的最终胜利者，共产主义的幽灵终于不在游荡于欧洲的天空，虽然朝鲜、古巴、越南、老挝等国家依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在强大的西方眼中他们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顽石而已，如果不是中国的存在，他们几乎可以宣布共产主义的最终消亡了。但是随着中印战争的结束，他们再度看到自己恶梦的复苏。
“我们的确可以用武力的手段阻止印度这个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极权者的手中，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否作好面对一场放大了无数倍的越南战争的准备了呢？”针对“鹰派”政治力量在国会内的煽风点火、鼓吹要在印度使用武力保障“民主”，迈克。李总统不得不悲观的向自己的同胞们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卤莽行动的预期。虽然在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之中不乏对中国远征军怀有深刻敌意的年轻人，但是美国军队的介入在对殖民统治有着切肤之痛的印度人眼中将是更将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虽然印度左翼阵线未必有控制全国的号召力，但是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印度人将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反抗美国入侵的行动中去，而与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糟的是，美国在印度并没有一个合适的代理人集团。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印度左翼阵线在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委婉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由其重组印度全国政府的建议，只希望在其原先处于执政地位的印度东部地区组建一个松散的社会主义联邦政府。这一结果后来在一些中国史学家的记述中被如此表述：“印度左翼阵线的行为几乎是在全国解放的前提之下，自己要求划江而治甚至退回陕甘宁边区。”而很多年之后当印度共产党元老—西塔拉姆。耶丘在回忆这段历史之时，依旧在他的个人回忆录《印度的曙光》一书之中不无遗憾的写道：“当2008年的新德里向印度共产党人打开大门之际，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却将这个无比辉煌的权力颠峰视作了空前可怕的陷阱。机会就在他们的畏首畏尾之中白白的失去。”
尾声：恒河沙数
关于印度左翼阵线联盟放弃接受中国远征军移交印度次大陆的核心区域，最终选择龟缩一隅的原因。后世的史学家们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给出了无数种答案和解释。在中、美两国的相关档案资料还没有全面解密之前，各种冠以内幕、黑幕、秘史头衔的无端揣测和昵想曾一度吸引过无数世人的眼球。这些几近于推理小说的文字之中，往往将印度次大陆最终出现的如此结局的原因归咎于以下几个方面。
大多数人都愿意相信中、美两大超级大国早已完成了对南亚次大陆的势力划分。所谓由印度左翼阵营出面执政，建立一个富强的印度不过是中国政府掩人耳目的障眼法而已。人们猜测着在印度崩溃的过程之中，中、美、英、巴四国高层曾有过一系列秘密协定，其历史作为或许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以及雅尔塔协定，只是这场针对印度毕竟还不象曾经的德、日轴心那样早已沦为了全民公敌，而美、英两国更要在全世界面前保持着“局外中立”的形象。因此这些会议的结果最终无法形成象《波茨坦公告》那样统一的声音，只能以密约的形式被参与国封存在保险库中。
不过还是有好事者竟从中、美、英、巴四国外交部对外公布的一些只言片语和外事活动之中勾勒出了一张所谓“印度路线图”的秘密会议日程表。首先在处理印度战后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据信是美、印、巴三国，在协助中国解除印度核武装的问题上。美、英两国的特使曾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地区与巴基斯坦军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基亚尼上将进行过长时间的磋商，这些会谈的内容至今都没有向外界解密。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美、英、巴三国在考虑瓦解印度核武库的同时，也早已商定瓜分印度中西部地区辽阔疆域的问题。
而协调中巴两国之间步调的会议，则据说是在中国西部重镇—兰州召开的。在这次“兰州会议”之中，来自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总统特使除了与中国总参谋部的代表协商了中国远征军入巴参战的问题之外，有关印巴边境的重新分割以及如何处理战败后的印度自然也在讨论的范围之内。最终随着巴基斯坦政局归于稳定，中、美两国围绕伊斯兰堡倒向问题上的争夺最终以拥有强大地面优势的中国逼退远渡重洋而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而以全胜告终。尘埃落定的中、美、英、巴四国自然而然的选择了重开谈判。而这一次会议的地点则众说纷纭。西方学者坚持认为这次最终决定印度命运的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展开，因为根据官方的报道当时正有一支由中国国防部副部长—吴辉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国防军高级军官代表团在当地访问，而同期抵达的还是英国国防大臣约翰。里德。因此西方史学家一直坚持这次“檀香山会议”最终决定了四国瓜分印度的协议。
而东方的史学家往往对所谓的“檀香山会议”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否定和怀疑。中国官方的历史研究团队认定在处理战后印度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并没有与美、英两国有任何的地下磋商。而一些民间团体在这个问题则显得相对宽松的多，他们认为中、美、英、巴四国在处理战后印度的问题之上必然有着一系列协商和妥协。但是对于会议的地点，他们大多认为所谓的“檀香山会议”不过是第一轮接触，真正在南亚次大陆势力划分问题上一锤定音的是在“檀香山会议”一周之后在中国东部城市—天津举行的中、美、英、巴四国会议。根据中国民间研究者收集的信息，在吴辉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国防军高级军官代表团结束完对夏威夷的访问一周之后，白宫分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斯文顿、英国国防大臣约翰。里德以及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塔立克。马吉德上将均相继抵达天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座中国环渤海湾经济圈的中心城市曾在决定印度命运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种“密约说”曾流行一时，毕竟在战后印度的处理问题之上，从结果来看中、美、英、巴四国的确各取所需，表现出了空前的默契，相安无事。不过也有相当一部份西方史学家对“密约说”嗤之以鼻。在他们眼中“贪婪成性”的中国巨龙根本不会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遵守所谓的“密约”，印度左翼阵营之所以无法上台执政，重新统一印度，完全是由于其与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之上存在着“路线之争”，这些持所谓“路线说”和“换马说”的西方学者往往会援引印度左翼阵营的一些政策和文件试图说明印度左翼阵营所坚持的不过是伯恩斯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提出的修正主义的模式，在经过了毛泽东思想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印度左翼阵营存在着严重的“路线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无法说服对方改弦易章的前提下不得不选择“换马”。
和“密约说”一样，坚持“路线说”和“换马说”的西方史学家们同样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往往会旁征博引的用大段大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说明“路线之争”在共产国际中的“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影响。在印度左翼阵营各主要党派在随后岁月里的停滞和没落，以及印度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似乎更从一个侧面应征他们的分析。
但是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许永远将成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之谜。但无论如何从后来事情的发展中来看，几乎对新德里崩溃毫无准备的印度左翼阵营根本不具备接管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能力。在西塔拉姆。耶丘的个人回忆录—《印度的曙光》一书中，这位亲历印度在21世纪的崩溃和重生的老人以无比犀利的笔锋鞭笞了自己同僚当时的短视和幼稚：“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拿出了十万分的诚意，并向印度左翼阵线的绝大多数领导者展现了他们强大的物资储备和军事力量。与历史上那些血腥而艰辛的革命里程相比，左翼阵营入主新德里几乎不过一次闲庭信步的旅行而已。但是从印度军政府的监狱里走来的那些印度左翼政党的领导者们此刻却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在北京的日子里，时间在每天无休止会议逝去。但会议主题往往不是如何构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如果解决超过8亿民众的吃饭问题或者如果建立各地新的行政单位，而是印度东北部地区诸邦的独立和巴基斯坦人吞并大旁遮普地区对民众心理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在人民心目中避免成为中国共产党附庸的形象。”
显然自印度独立以来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已经褪尽了印度左翼政党的革命热情，他们早已遗忘了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西孟加拉邦成功的长期执政，即是一座丰碑也是空前沉重的历史包袱。印度左翼阵线早已在所谓“民主”的氛围中蜕化成了只会应付选举的政治组织。军队和铁腕在这些一切以“民意为先”的政客眼中，早已成了暴政的代名词。因此在经过的反复的磋商之后，印度左翼联盟最终以“经验不足”和“仍不具备掌控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能力”为由拒绝了中国政府邀其入主新德里的要求。对于印度左翼联盟的大多数政党而言，他们似乎相信在随着战争的结束，最终印度将回到过去的轨道上去，而在“战后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建立傀儡政权”的他们将最终会得到更多印度民众的支持，而获得在更多邦的主导权。
当然在西塔拉姆。耶丘的个人回忆录里还暗示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会谈之中，印度左翼阵线内有人怀有深刻的个人目的而刻意拒绝这一条件丰厚的邀请。而其中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巴塔卡列首当其冲。巴塔卡列本身在印度左翼阵线中威信就并不高，只是由于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现任印度西孟加拉国国邦领导人的卡拉特意外的由于飞机失事而丧身，才让他坐到了印度左翼阵线领导者的位置之上。但由于被印度军政府突然受押，使得巴塔卡列在印度左翼阵线领导者的位置上毫无建树，在重获自由之后，他不免感觉到来自在战争中风光一时的西塔拉姆。耶丘等人的威胁。如果顺利的入主新德里，毫无疑问印度左翼阵线将面临一次空前的大洗牌，而如果依旧龟缩于西孟加拉等地，他和众多在战争期间被囚禁的印度左翼政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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