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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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怀疑起我自己来，也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产生同情。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

通过重重关系，我终于获得见王家少年的机会。我很紧张，有很多的疑问想问他。铁栅门打开，一个少年从门里走出来，带着手铐，单薄，瘦弱，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面似乎没任何感情。他坐到对面的凳子上，又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又低下头去。那是怎样的眼神呢？害羞？寂寞？绝望？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少年——或者，已经是青年了，却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髭都没有——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

我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我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我一下子崩溃了。看着他，一切的原因都不是原因，而所有不是原因的因素又导致了最终的悲剧。我无法想象他挥动着锄头、砖头杀人的场景，那样的残忍和眼前这个少年完全不符合。

我又能问些什么呢？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我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他呢？我不清楚。我很迷惑。同情？愤怒？心痛？当面对这样一个罪犯时，这些都是太过简单的词语。

2009年4月，终审判决书下来：王家少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芝婶：我这奶奶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2＇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直强调“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的老婆芝婶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的儿子差不多一般大，两个小孩很快熟稔，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堂叔家的房子盖好不到两年，非常豪华。他们是把原来的坑塘给填平了，再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外面看，房子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了。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听说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房内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细看之下，装修所用的材质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颇具现代感的房子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还有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在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卫生间的外观是城市化的，但是人们的使用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了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

芝婶，乡村里难得一见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她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儿，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多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的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爷就一直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得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了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的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的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两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3＇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4＇。”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得要死，还得伺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用，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得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娃。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那数学题谁啥门儿＇5＇。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呢？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通老人口中所使用的词语，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她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

五奶奶：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

沿着公路建房，几乎是所有村庄的特点。他们似乎试图希望就此找到某种商机，但暂时还没有，因为从现实情况看，并没有几家在做生意。有乡亲在门口坐着乘凉，看见父亲，都热情地打招呼；看见我，却仍然是一幅陌生而警惕的样子，其实，这也是一种乡村的矜持。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在地头蹲着的是光武叔家的儿子，比我大十几岁，相貌没变，但身体却萎缩了很多，神情有些漠然，是最典型的农民形象。义衡哥、几个本家哥、嫂、婶娘在家门口打牌，看见父亲都站起来打招呼，他们的变化似乎很大，岁月在他们的灵魂上慢慢刻下痕迹，然而脸上却是年复一年的神情。从院子里出来，看见我们又迅速进去的是周家媳妇，白净圆肥。丈夫坐了几年牢，出狱没多久就病死了，都以为她会改嫁，结果她却一直守着。听父亲说去年招了一个女婿，仍然占着路边的宅基地，村里人也没话说，因为人家守寡那么些年。

五奶奶，有着爽朗的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边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边有许多孤独的茅草屋，有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看到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了。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孩子。

他们家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爽朗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吗（我的小名）？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和我记忆中的印象一模一样，神情开朗，只是个头似乎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是三间平房，中间的算是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的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出两个大碗倒茶，还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茶叶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这样的茶叶便宜。

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一丝一缕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呈紫黑色，但是很光滑，映衬着白发，反而显得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她是农村里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着，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吸引人注意到她。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只是混个吃喝。你大婶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得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的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得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两个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儿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得很。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了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的（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大，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她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9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6＇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得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7＇花了两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岁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今年10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全卖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净是把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们那个娃儿死了。死的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8＇，管不住。娃儿死之后你丽婶儿回来也没找事，在外面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得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们、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儿交代呀，走的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整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得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得很，真没了，又想得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儿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的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他平时打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得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得很深，到处都是旋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旋涡淹死你的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得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9＇你。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我们的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还是跑不到，似乎永远也跑不过去。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可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愈合，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解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的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经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

万明：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上都在院子里升旗，晚上再将旗降下来。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在黎明的晨曦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矗立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

走近看才发现，教学楼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房间里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房间里面还有一些残破的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一间房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了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等小家畜，这应该是兴哥养的，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我发现学校居然是整个村庄里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学校选址的时候，也许就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20世纪80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色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显得更加阴冷。两岁左右的孙子门里门外地跑着，脸呈黑红色，似乎是在冬天冻肿了。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有些害羞地不时望着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他有自己的看法，常常说出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1967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得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岁，1978年我初中毕业，上了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多个学生。1981年我结婚，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座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含糊。开春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得很，但都干得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1992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1992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小说网·。。］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