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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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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我咋都可以，只要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他不想火化，一直唠叨着怕疼。村支书来看他，他还给人家讲，不要火化他，哪怕出点钱也行。农村人怕成灰，希望有完整的尸首，见不得烧那样子。
现在偷着埋的多了，出钱就可以完整地埋。一种是把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另外一种是半夜偷偷埋掉，也不敢哭，闺女来了都不敢哭。本来可以热闹一点，请响器，吹吹打打送葬的。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支书点头了，半夜抬着棺材，孝子跟在后面，伤心得很了，捂着嘴硬憋气，就是不敢哭出声。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说，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也有背时＇6＇的，咱们村周家保良，他们没有火化，把钱给了支书，说可以埋了。棺材刚下到墓坑里面，还没有扔土，民政的人去了，也不敢说把钱已经交给支书了，只好又交一千块钱，算了了。说难听话，也就是为那俩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我一说火化，你大娘就哭。可是那段时间管得严，咱们村成了典型，都在盯着哩。支书也不敢答应，只说，火化也没啥。最后，你万安哥回来，他在外面工作，也算是个面上人物，县里一些人知道了，也跟过来。这下不火化不行了。
咋办？又不能违背你大伯的遗愿，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以前，就让阴阳先生把手上指甲、脚上指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这也算是一个囫囵人。实际上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但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拉你大伯去火化的时候，女婿们请了响器，离开村的时候，也放鞭炮，孝子还下来磕头，也算送行了。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摆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
我现在想想心里都不美气。心里明知道，人死了啥都没有，但一想着要去火化，心里就难受。后来，到了火葬场，你大伯在床上躺着，头上蒙着农村用的那种黄纸，不知道为啥，它只往下掉。我拾起来盖上，一会儿它又掉了。后来才发现，你大伯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所以提示我。我就哭了，你大伯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又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烧完我去拿骨灰，都是白色的，就像屋里烧的那种豆秆灰一样。虽说人埋在地下，也是慢慢朽了，但总想着还是好好的人。现在可好，成了一把灰了，你大娘都哭晕过去了。
这又回来，还得偷偷埋。坟头是已经挖好了，亲戚们也都来了，孝子们跪在那里，也还有支客＇7＇，招呼着亲戚，来磕头上礼，但是声音都很小，孝子们也不敢哭，都憋着，只是抹眼泪。想想你大伯也是可怜，辛苦一辈子，走的时候子女、亲戚连送个行都不敢。
啥时候火化能实行开？真是不好说。就现在看，坟地其实跟原来一样多，只算是里面人烧了。原来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在农村，这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你说那几年烧坟，事可多哩。咱们村里你华嫂子，得了失心疯，这你估计都不知道，华在外边跟其他女人胡混，把你华嫂子气伤了。后来掉到坑里淹死了，偷偷埋了，不知道咋被知道了，坟就被扒了。当时埋了有半个多月，尸体都快化了，执法队的人用铁钩子拉出来，屁股都划烂了，拉出来人都走样了。扒的时候，华不在屋，兄弟也不管，没门了，执法队只好拉到城里烧了。后来娃儿回来，才把他妈的骨灰收了。动静大得很，开车的人都停下来看。
万会哥坐在椅子上，声音越讲越低，完全没有了当年给我们讲课时的风采。那时候，他，还有万明哥都是乡里有些名气的民办教师。老高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会教学，又负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梁庄小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在乡里名列前茅。他对现在的葬丧制度及农村现状非常不满，但同时，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非常消沉，甚至不愿意更深地想问题。可以看得出，当年被踢回农村，重又成为农民，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回到县城，在和大姐单位的一个人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可是真事儿。那是1994年、1995年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通知，叫我带个口罩下乡。那次可能有万把人围观，人头攒动，俺们到一个村里去挖坟，那时候是刚开始实行火葬制度，有点儿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在农村，挖人家祖坟是晦气事，多少也有点不道德，一般人都不干这个事。所以，都找那种痞子、无赖，或劳改释放犯，他们动手，一个政府人员看着。俺们那一组的五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是组长。
扒的那个坟埋的是个女的，刚死没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时候，尸体刚肿胀起来，脸肿着，虚白胖大，还有蛆在爬。真是吓人。尸体就趴在墓坑沿上，没有人愿意再动。然后，浇上汽油，谁去点，是事先说好的，就是那几个二流子。结果，浇的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你不知道那形状有多难看。就又点一次。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恶心，想吐。点完之后，又烧了一会儿，我们这些人就走了，也不管烧成什么样子。
那真是场面大，人山人海。烧着之后，有些人嫌味道难闻，就跑了。过一会儿，又回来，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那些家属，刚开始哭着、骂着、拦着，被警察挡住了。其他一些地方因为烧坟，还发生了警民冲突。我们那次派去的警察多，没有闹起事儿。后来，味道实在难闻，连家属都坚持不下去了，哭着哭着，都跑了。过一会儿，回来，接着哭，又跑。
现在想想，真是对人不尊重。那几年为扒坟、烧坟，打架被抓的多得很。这几年也不严了，就罚钱，特别有钱的，直接埋，也是偷偷的。一般都是先火化，再埋。只要你火化了，罚完钱，埋个坟头也没人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轻省话：不关自己的事，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圣剧：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短小戏剧。
＇3＇ 明太：即上文提到的“明太爷”，大嫂与明太爷是同辈，因此这里称为明太。
＇4＇ 背背他们眼：他们没有看到。
＇5＇ 泼烦：麻烦，缠。
＇6＇ 背时：倒霉。
＇7＇ 支客：北方农村丧礼或喜宴上安排来往亲戚座次的人。在葬礼上要特别讲礼数，安排座次是一个很有讲究的活儿。因此，一般做“支客”的人都是那些在村庄有威信的、能够服众、对村里各家的远近亲戚也比较熟悉的人。
第八章 乡村的未来梦想
引言
至2006年，穰县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了通油路。积极推进“村庄整治”，修建道路910公里，治理坑塘179个，兴建村级游园118个、文化茶馆300个、沼气池3800座，安装有线电视5700户、太阳能热水器8700余台。投资3400万元，扎实推进信息村建设，建设信息村330个。村级幼儿园、卫生室、商业网点、治安室、村民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步配套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07年穰县政府工作报告》
困在泥淖中的乡村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我总有一种控制不住地想沉下去的感觉，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待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虽然直到二十岁才离开家乡，这段时间也一直和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我却感到自己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让我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wén rén shū wū¨一个外来者，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我们不处于同一立场，也没有情感的交融。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我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
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呵斥儿子，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但结果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国家也在作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种地免税、各种补贴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地显露出来。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交书杂费而发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到开学的时候，就会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著却不如以前了。中小学教育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希望更早地走进打工者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找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轻夫妇都是这种状况，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有商量回旋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家长就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大家根本没有考虑。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此算了一笔账，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房子在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他的私人诊所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我恐怕没有能力作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他们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的树下打牌，有的人带着孙子到处闲逛聊天，有的人在田地里干活，青年也在各自忙碌。我预想的悲伤、痛苦、无奈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茬儿的意思。但在这样一种明晰的感觉背后又有说不出的困惑，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他的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为社会的问题，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片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他们都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我猜想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走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了灰黑色，脚上穿着80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成了小偷，常年在监狱里，后来听说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流传着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他们也只是黑暗角落里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到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片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脸被寒风吹得红肿，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万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我才听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的。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报销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到一些权利的。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还有万善，我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吗？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出生于同一年。小时候，我们俩最要好，因为同一年出生，我们俩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10月份，他4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次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大年初一的早上，村庄各家，尤其是一个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他的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打工好几年，又多了一些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在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他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他在那里干了十年。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突然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两个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也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地咯血，最后，鼻子、嘴里也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积蓄花得差不多了，眼看也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又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再婚了。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有胃癌，没钱动手术，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人都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料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里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认为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即使知道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只要没出在自己头上，那疾病似乎也很遥远。
我少年的伙伴，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和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称呼他们。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很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讨生活。
乡村也还是有生机的。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人在北京卖了十年的菜，在家里盖了房，还有一定的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一直说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息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她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产生了一种自信。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的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而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打工者而已，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会是怎样地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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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的“华丽”转身
在一般的概念中，经济的衰退会造成文化的混乱与衰退。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承需要一种稳定因素的支撑，生活安定，经济充裕，才能够使文化的内在与形式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在中国当代乡村，结果却似乎恰恰相反。如果从最广义的乡村总体经济，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于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人们总是用“转型”这一个词来概括、形容这一断裂，却忽略了这一转型背后所造成的“黑洞”效应。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与一些发达地区为了经济利益、村庄宗族势力再度抬头相反。北方内陆的村庄，宗族势力很少能带来经济利益，因为本地几乎没有资源可以利用，大部分村民都是出外讨生活。
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都在发生变化。村庄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钱的住户，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们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爷奶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做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确有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正成为新的环境、新的血液，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整体生存状态。所有这些，只用“转型”二字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当以一种“内视角”进入乡村才会发现，在当代改革的过程中，对传统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否定性思维被无限地扩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也大多与这一思维同质。
当我就这些疑问与穰县县委书记交流时，他也深有同感。在听到我回来住在老家已经一个多月时，他大大地赞叹起来，他给我开了绿灯，指派自己的秘书和我一块儿，在全县范围内走访村庄，扩大眼界，从各个层面了解一下乡村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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