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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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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水泥地也被冲得干干净净。但是，外面的生存环境却让人无法接受，主人的房子就在这养鸡场中间，门口拴两只大狗，说是为了防盗。两个小孩在这片恶臭中玩耍，女主人在门口的水井洗菜、洗衣，又把脏水随手泼在鸡粪上。清道哥所说的时令蔬菜也是种在这鸡粪之上，踩上去，臭水立即渗了出来。我快快地逃了出来。中午，我还是吃了这里的“时令蔬菜”，好在还没有鸡粪味儿。
“城堡”的厕所建在院子外面的角落里，一个很低很小的土坯搭起来的小房子，要弯腰进去才行。门口用一个很短的塑料布遮挡，蹲下去，能看见里面的人，但这是家庭自用，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在意这个问题。里面的坑池是用砖砌的，上面脚踏的地方也是两块砖垫上去，当然，在这些砖的周围，少不了一些蛆虫在爬行。每去一次，姐姐总要感叹，厕所太脏。但是在农村，这已经是好的了。回想起来，北方的村庄，最不堪的往往是厕所。每家房子的侧墙旁边都有一个天然的厕所，像清道哥这样比较富裕和讲究的人家才会挖一个坑池。一般的人家很少有意识，就是在侧墙的地上随便大小便，然后等着自然风干。小时候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下雨天，侧墙的地到处软乎乎的，都是粪便，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脚尖踮着往里面走，总会踩上各式“炸弹”。一般都是到家里有人结婚，或发生重大事件时，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而那些住在路边的家庭，低矮的、胡乱搭起的围墙与房子侧墙之间的那个空间就是一个厕所。行人往往可以看到蹲厕人的头部，隔墙说话是常有的事。而最尴尬的莫过于辈分有别的人路过，因为站起来提裤子是要被路边的人看到赤白身体的。对于一个刚成年的少女来说，那种尴尬更是让人终生难忘。
必须承认，一个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无法面对这样的厕所。城乡之间无法避免的差距，尤其是这种生活细部的差距也会导致城乡离散的发生。
上午的饭菜十分丰富，有童年的味道，虽然觉得油太多、过咸，但是特别香。清道哥讲了许多顺口溜，每一个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来了客人，大儿媳和二儿媳也过来帮忙，很自然地分工，一个洗菜、刷碗、照顾灶台；另一个负责上菜、端盘子，负责酒桌与厨房的传递工作。她们基本上不和我们说话，目光对接的时候，也只是很快就闪过去，很少有表情。乡村女性的情绪在外人面前是不大显露的，包裹得很严，偶然来到的客人很难窥探到她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更找不出矛盾所在。实际上，一旦有矛盾，即使是最善良的女性，也会马上翻脸，毫不留情地吵架。而需要共同露面的时候，她们也会暂时共同出场，保持和谐的表象。
吃过午饭，茶水泡好。清道哥喝得半醉，紫膛色的脸更显黑红，眼神乱飞，不停地大笑。
你想听我说顺口溜，妹子可是笑话我了。这梁庄出个梁清道，喝酒场里瞎胡闹。载入史册可丢人，人家说你胡球＇2＇顺。
那两年交公粮，粮管所所长老二哥俺俩对劲儿＇3＇，我上粮管所，可热闹。晌午一下班，就在那儿吃饭。吃罢喝罢，编个曲儿胡球出他洋相。我说，二哥，你这两天在村里影响不好，你都不听听群众啥议论。老百姓都在说，咱镇有个所长，交公粮开后门你算白想，交粮去了报杜南（村庄名），那是好坏都能过，要是报杜北（村庄名），好坏一样不吃亏。一报是梁庄，签子没拔就不行。咋，粮管所地盘在杜南，你把那儿的老百姓都维持完，把梁庄人都坑完。所长听了脸只红，去，去，来了好烟好酒吸吸喝喝，走了还编个曲儿气我。
交粮时上面来检查，他一听算急了，上上下下胡指挥。我说：“二哥，你说你不好巴结领导，我看你上午跑得像个小张＇4＇，性质可不一样。”他急了：“你梁清道胡球扯，人家来了能不发根烟？”“这一听市长进了院，二哥出来赶紧喊金殿，麻溜去给‘拐子’说，赶紧停磅别出错。说，正收粮为啥停磅？注意别叫他出问题，先把秤锤下面那坨泥抠下来。”所长一听，气得乱蹦说：“去去，你看你糟蹋多狠，还秤锤糊的泥，下回来了凉水都不叫你喝，靠得＇5＇
你老二哥，可会编。”实际上，没那回事，在一块儿对劲儿，胡球出他洋相。
后来金殿当所长了，那几个坏货说，可给新所长也编个曲儿。那有球编哩，“老崔退休换金殿，梁庄交粮超往年，过去交粮报梁庄，签子没拔就靠瘫＇6＇，今年交粮报梁庄，就没有剩下来一家儿。”一听可都笑开了，新所长表扬得可怪好，不编不编，曲儿可出来了。是不是金殿就比前所长强？强啥强，胡乱出洋相，说笑话哩。
还有那年那电管站的事儿。人们都说：“党是爹，政府是娘，工商税务是两只狼，还有一只老虎是电霸王。”村里抗旱大忙，变压器烧坏了，自己去买个新的用，这可得罪了电管站的人。这必须得通过他们换，他们能从中使私钱。站长说没有通过站上买，不给送电了。我就去找站长杨书敏说理，杨书敏说东说西，就是不给送电。我就对他说：“你别说，你们是独家经营，这样不合理，别以为农村人对这件事不明白。这管电的下乡，村里招待都不一样，晌午只说招待差，下午生门儿＇7＇就停电，你这良心背不背？抗旱大忙巴结你，回头却还是要停电，去问你们这为啥，看你下回招待还错不错。”那站长一听，气得乱转圈，说：“是这＇8＇，你先回去，回头我就给你们送电过去。”后来，我就去找局长，局长也叫我先回去，说是他回头给站长打电话。
我说，俺们回不去，老百姓拈着半截砖，在村头拦着，抗不了旱，老百姓只打我。一会儿想上县委去一下，看看这事咋个办。局长一听急了，拿起电话就骂杨书敏，不管啥原因，先把电通上。局长说：“你走的时候，也给站长说个感谢话。”感谢谁，那是他应尽的职责，感谢他干啥？我还没走到家里就听说，杨书敏在院子里气得乱蹦！
家里的事就不说了，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支书干一辈子，家都没管好，你说窝囊不窝囊？
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又生长在农村，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大槐树下的午饭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甚至在下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所不在。那不时发出的爽朗的、略带狡猾的、会意的笑声在乡村的上空回响，为沉默的村庄增添着一份生机和活力。
清道哥一口气说了三个多小时，谈起自己编的顺口溜，他十分兴奋。他把自己对乡村生活、乡村政治的理解几乎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嬉笑怒骂，随意成篇。以这种民间方式表达对政治、政府的看法，幽默、诙谐，又暗含着抗争，并且更有力量。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时，如现任支书、村长的情况时，做村会计的堂叔总是会及时打断我们的谈话。房间另一处的牌场已经支好，另外一个好像长期跟着会计的人早已候在那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在外面忙来忙去，干一些杂活。这是非常常见的乡村场景，在支书、村长、会计的家里，总是有这样的人在帮忙。
清道哥站起来，伸了伸腰，看看牌桌，摩拳擦掌，喝几口浓茶，又上了趟厕所，作好一切准备。父亲已经一声声地催，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小睡了一会儿，此时也是精神百倍。我知道，这一战至少要到晚上。
那一夜，父亲打牌打到了夜里十二点，哥哥去叫了几次他才回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样熬夜了，但是他的牌瘾很大，一坐到牌桌前就不想起来。但是，如果与清道哥相比，那就不值得一提。父亲说清道哥是“常输将军”，所有人都知道他喜欢打牌，还常输，于是有人设局骗他。可是清道哥却仍然照去不误，照输不误。
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是前段时间清道哥在家里和老婆吵架，又和三儿媳的娘家人拌了几句嘴，清道哥提着鸡蛋自己上街，消失了好几天，电话也打不通，他老婆把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跑来找父亲，怕他想不开，万一自杀了怎么办。父亲一听哈哈大笑，说不会，道娃儿要是想不开，这日子就没人能想开。第四天，清道哥施施然地出现了，原来他到另外一家打牌去了，前两天赢了，后两天输个精光，还欠下一些债。清道哥在一旁听说他老婆找他，指着他那长辫子的老婆嚷道：“我就是去卖个鸡蛋，你到处糟蹋我名声。”
＇1＇ 吵得像鳖血：形容吵得很凶。
＇2＇ 胡球：随意，瞎编，一种语气修饰词。
＇3＇ 对劲儿：好，交情深。
＇4＇ 像个小张：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
＇5＇ 靠得：捉弄、戏弄之意。有脏话意味，但在乡村属于戏谑。
＇6＇ 靠瘫：完蛋了。
＇7＇ 生门儿：想坏点子。
＇8＇ 是这：这样吧。
第六章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引言
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抽样调查17个村9181户39104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26。89万元，人均393。7元；家庭经营收入148。21万元，人均2170元；财产性收入3848元，人均总收入2607。55元，人均纯收入1989。39元，人均现金收入1495。54元。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47元。
——《穰县县志·收入》
梁光正：我没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我的麻烦
清晨六点左右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起床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大声唱着戏文，“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叫一声，田公子，你细听俺言——”间或伴随着“咔咔”的吐痰声。清晨亮嗓，这是父亲几十年来的老习惯。这是一段悲哀的戏词，曲调比较慢，如泣如诉，婉转悠扬，被父亲反复吟唱了几十年，我们姊妹几个也烂熟于心，“俺家住在河岸边，母生下多男并多女，所生俺一女名叫凤菊，早不幸，老母亲把命丧，撇下了俺父女，以打鱼度过荒年。清晨起，老父亲到大街把鱼来卖，碰到卢公子买鱼不给俺钱，我的父一听心中不愿，卢公子赛虎拳，将我父两腿打断，然后间又重打四十皮鞭，我的父一股气儿未上来命丧黄泉……”
父亲一生热爱唱戏，他曾得意地说，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嗓子好，扮相好，他差点被一个戏班子带走，还是因为爷爷坚决反对，才没有走成。在我年少的时候，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地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母亲冰凉的脚，给她焐暖。我们姊妹躺在另外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这时候，父亲开始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窗外清冷的月光照进来，悲哀与温暖也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我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
我的父亲，一个浪漫的农民，一生多情，母亲瘫痪八年，父亲始终不离不弃，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常年背着母亲到处看病。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从小没有挨过打，更重要的是，无论家境如何艰难，父亲都坚持让我们上学。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里，父亲有着良好的口碑。
吃过早饭，在父亲一连声的催促中，我们又开始了谈话。一个月下来，他对我的访谈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不断指点我该去和谁谈话，和谁聊天，并追问我最终的思考方向。我让他谈谈他的政治斗争史，那也是一部村庄的政治斗争史。
你说政治是啥。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到我。
1966年腊月，农村开始“文化大革命”，老老少少都是红卫兵，打走资派。生产队里的干部、大队部里的人都是走资派。干部吃喝风，也想起来把他们收拾收拾。官谁不想当一下，是不是？村里都说我行，就选我当“红卫兵组长”，后来是大队“文革委员”。村里有事，我也去斗人，斗保管梁光明，但我斗的都是实事，梁光明恁坏，早该斗斗他，打人，还贪污粮食。那时候，会计梁兴建急得给我磕头。为啥事？写小红旗写反了，“毛主席”三个字写成倒的了，实际他是无意，人们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我还在床上睡着，他到家就给我下跪，说是让我饶了他。1967年7月，“文革委员”被“新文革”推翻了，村里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说我是保皇派，保那些干部，开始批斗我。全都是胡整。
我这才到县城建筑公司找你舅，让他帮我找个事儿干干。建筑公司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七一兵团”，整老工人。老工人发现我坚持正义，就与我商量，成立了“八一兵团”，隶属于“摧资总部”。我是“八一兵团”一号，主要领导大家干革命。还有一个叫“八一八兵团”的，和我们对立。双方都打瞎枪，没有死过人。后来“八一八兵团”胜利，我又算站错队了，被打倒，又被“七一兵团”斗。我就跑了。后来那些人把我的材料送到乡政府，要给我判刑。所以我后来才反复逃跑。
1968年“二月黑风”后，与你五舅一块儿到湖北打棉花被套。6月份回来，又到建筑公司跟别人到另外一个地方盖仓库，算是潜逃在外。在这期间，无意间碰到一个村里人，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一顿，让他回家别说碰见我，结果他回去就给“革命委员会”说了。当时，梁兴隆是兵营营长，马上派人来抓我。我都来不及跑，被捆住往回押。你外婆家是回梁庄的必经要道，当时刚好是7月，走到场里，人们看见我，对押我的人说，来喝个茶。趁这期间，他们赶紧把我藏到你外婆家里，他们找不着，给你外婆村的大队支书说，这里逃跑个反革命分子，大队支书也不管。你外婆村里人说，别再找了，再找就打死你们这些鳖娃儿。
我这算藏了起来，白天不敢回家，钻到烟地里，有时候坐在离村庄很远的树荫下，有时候跑到亲戚家。正是夏天，那热得是没处钻，特别是烟地，七八月间烟长得正旺，都是半人高，把地盖得严严的，不透一丝风。早晨还凉快点儿，一到下午两三点，那真叫热呀。我晚上偷偷回去。春生看见了，报告到大队部。梁兴隆马上组织人去抓我，把王家路口、去菜园的路都堵住，这都是逃跑的必经之路。我从韩家到北岗的那条路跑了。我才跑到公路上，就看见七八个红卫兵，他们在那里候着我呢。这下跑不掉了。
1968年的七月初三又被逮回家，那年闰七月。这我记得可清，一辈子都忘不了。梁兴隆们说，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学校操场上开批斗会，向主席汇报，说清问题。怕我跑，周围都布置有人，看着我。为啥下午开会，实际上是想等到黑，好打你。这你大姐都记得清清楚楚。把我绑到会场上，各个生产队的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坐得满满的。“二球”＇1＇们坐在前头，梁兴隆坐在外边指挥，你原叔＇2＇后来跟我说，梁兴隆跟他们说打死你也不要紧。几项罪名：一是抢军火库；二是骂毛主席；三是支持刘少奇，都是叫人死的罪名。叫我跪，我坚决不跪。看形势不对，我就说，我实属人间败类，请上级处理。实际错误我一点都不承认。李学平跟咱们还是亲戚，拿着语录本打我，把我头打流血了，浑身乌青。打的人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乱了，都打，也看不见是谁。我身上的小布衫撕得一条条，被血染红了。回去的路上，远远有人跟着，走到岔口那儿，看见你妈在那儿等我，看我浑身是血，哭起来了。你妈说轧了面条，让我自己做做吃，她就出去了。你妈去找着兴隆的妈说：“五妈，你看在一个梁家，也没出五服的面上，你回来给我七哥说一下，别打得太狠了。”刚好兴隆回来，五老婆儿就给兴隆说：“当年咱们家不行，回来以后没吃没喝，光正家卖馍开油坊，也帮过咱们，光正这个事儿，你们看是啥就是啥，别打得太狠了。”兴隆说：“就是要打死他，好扬扬威。你别给我提原先的事儿，那跟我无关。”兴隆没有看见你妈坐在那儿，你妈气得浑身发抖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又斗，这次是要定性。走到学校围墙那儿，一大群学生娃儿，砖头瓦片往我身上扔。一到会场上，有人就喊：“打倒梁光正！”还是叫我承认。叫找证明人，编排很多事，说我在哪儿哪儿骂毛主席，编成个框儿。我骂毛主席，学生娃儿们都听见了。后来，会场把灯吹灭了，砖头瓦片都打在我身上、胸脯上、脸上，疼了好几个月。这时，立娃儿他妈说：“兴隆，你们说得不对，娃们放学天还没黑，咋能听见光正骂毛主席？这不对啊。”兴隆一听，不知道说啥好了，就说，待后处理。那夜算结束了。
后来为啥叫你们每年春节都去看立娃儿妈，就是这个事。大前年，立娃儿妈死，你姐还专门回去送了两百块钱，请了一盘响＇3＇。
这是1968年7月的事。打这以后，停了一段时候，很多人找我了解情况。1968年年底，又要清理阶级队伍，大队部说，你可把你的东西弄清。1969年2月，我又是对象。从2月一直整到麦黄梢儿，把我关在镇上高中，粮食自己拿，集中去许家吃饭。清理几个月，啥也没弄清，又弄个待后处理。回去还不断找。打过的就两次，批斗大大小小几十次。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暴乱分子”。后来说是又要运动，安排重活干。1969年10月，我带着你大姐跑到新疆找你大伯，腊月间回来。头天从新疆回来，第二天就被送到“治刁”水库干活，到那儿还被批斗。挖刁河水库说是疏通河道，挖沟改道，也没成功，到现在地也毁了，还没平。万幸的是，因为一直没承认错误，1970年稍微松了点。
1974年春上，因为反对光杰、光勇、光明在村里横行霸道，3月间他们在咱们房后打我，打得浑身是血。1975年烧窑。1977年咱们家盖房子，你妹出生了。1978年才被平反，这一年又出大事。1978年11月15日，梁兴隆把咱家门前的路挡住。左边你二婶已经把路封住，因为咱们从来都是往右边走。他现在把右边路封住，连出路都没有了，不是让人没活路吗？我拿着榔头把墙给砸了。然后，就是打架。那一场架，你大姐、你哥都记得清。我拿着菜刀，你哥拿着那个铁球，你大姐拿着铁锨。咱们家的铁球就是从那时开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告到公社，公社书记肯定向着大队书记，说我是严重的反党分子，非给他斗争到底。我听说了，公社书记到哪儿开会我跟到哪儿，让他解决这事儿。最后他烦了，说解决解决，今儿就解决，就派副书记来解决。梁兴隆说，那叫光正来我这儿坐坐，我就把墙扒了。我说那不行，他来我这儿坐坐才对，他把我路封住，不让人活，咋变成我向他道歉？后来又说只让过人，不让过车，我说不行。1979年清明这件事基本告一段落。
我这个人就是好抱打不平，看不惯的事儿，就好管，人家叫我“事烦儿”。“吐故纳新”＇4＇的时候，重新选村干部，梁家几门之间斗得厉害。梁光望是咱一个门上的人，为保护他，我早上跑晚上跑，找乡里工作组，想着是家族的事，是一种义气。没有人感谢我，你妈说：“人家老欺负咱，快整死你了，你还跟人家一势，有没有脸？”你妈那次真生气。回你外婆家，我去叫了几次才回来。
1980年9月16日，你妈生病。因为浇地，兴中把咱们的地浇坏了，你妈和他们吵架，兴中把你妈推倒在地，手也弄伤了。你妈连气带摔，中风了。那年你妈虚岁四十岁。然后就是开始背着你妈到处治病。
父亲提到的很多名词，像“统购统销”、“二月黑风”等，我都不甚清楚，但是，父亲却很自然地提起，可见当时的政治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渗透，只不过，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批斗对象”参与当时的政治。想象着父亲为了躲避被抓捕，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烟地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四周一片寂静，炎热的太阳直照着他。那是怎样的心情？他如何度过那漫长而又饥饿干渴的酷暑？从整个村庄来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席卷了整个乡村，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心态及操作方式，却与标准的政治有着根本性的不一样，村庄内部的家庭恩怨、权力斗争、人情近疏都参与其中，它决定着批斗者的心态及被批斗者的命运。最终，对父亲的批判定性被一个老太太经验性的一句话给否定了，也恰恰显示了这场斗争内在逻辑的荒诞性。
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乡村老人，父亲经历了、也参与了中国的当代政治历史。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政治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家庭。他好斗和“爱管闲事”的性情使得母亲和我们整个一家人受到了伤害，父亲的批斗史也是我们一家的受难史。母亲的生病与早逝除了自身身体的原因，跟长年的担惊受怕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指责父亲伤害了母亲，他会非常愤怒地骂我们，认为我们太自私。近几年虽然有点“晚节不保”（父亲终于获得了村庄权力层的认同，颇有点得意地出入于新旧支书家里，享受着大家对他的礼遇），然而，一遇到什么不平事，如村里的财务问题，哪一家被欺负，不管是不是村里的、认识不认识的，他的“活力”马上回来，像年轻时代一样，替人家到处奔波。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在为别人打官司，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总是一堆人在商量事儿。我上初二时，为帮一家人打官司，那家姐弟在我家住了几乎两个月。那时候，家里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还瘫痪在床，父亲生意也不做了，和他们一起去跑，找法官，托人情，和村里几个要好的人在一块儿商量。最终，官司也没赢。提起这件事，父亲又骂起来，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是几十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父亲始终不承认，也不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什么不对。
如果撇开他是我“父亲”的身份来看父亲，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父亲这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人，那些乡村的“刺头”、“事烦儿”、“管闲事”的人，维护着乡村的道德与正义。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见识，对权力、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自觉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
老支书：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
梁清道，梁庄的前任支书，五十七岁，长着一张宽阔的、紫膛色的大脸，眼睛里总是闪着狡黠的光。一个自学成才、优秀的乡村厨师，一个运筹帷幄的乡村政治家，一个出口成章、能随口编顺口溜的乡村能人，一个无可奈何的公公，一个狂热的赌徒。
他给我讲起了梁庄这三十年的政治和权力运作。
农村政策变化可不一样，前进就在这十五年。原来有个顺口溜能说明情况：“队长对队长，走路咔咔响，会计对会计，穿着蓝咔叽。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现在年轻人，你看人家脑子有点差，出门就把钱抓。出门打工不中用拿个万儿八千，中用的挣个三万两万。我埋怨自己退得不早。前几年我退了，领导照顾，让我们家大娃儿也当个村干部，算擦擦我脸上灰。干这几十年，只差把世上酒喝完。日他妈呀，想想差般＇5＇之极。你说有没有退休工资？有，可有，说出来不怕你笑，你问问他们正干着的多少钱，两百块。我退休，一个月六十八块钱，再加上保险，一共一百一十六块。
经济大包干，乡村可完蛋。咱们这个行政村共两千多人，一人一年顶百十元，每年需向乡政府交二十八万元。特产税也要向老百姓要钱，种辣椒、烟叶都要交钱，村里的开支还是跟老百姓要，民办老师的工资、办公费、招待费都是从土地上提取。没有企业，一切来自于土地。一亩地来回报税，不然不够村集体的开支和上缴。刚开始是谁种地谁掏钱，后来即使不种地，你名下的地也得每亩交五十块。有许多家两口子出去打工，干脆不回来了。村干部去要，村民也有抵触，极端的情况就是发生冲突。那时候干群关系最紧张，真是一步步恶化。在村里能给群众说通了，知道这是政府的事，与干部无关；说不通，还有的要自己搭车收费。群众最恶心干部，说：“你们除了要钱，还能干啥？”特别是1997年以后公办老师工资也让基层发，乡里又摊派到村里，老师罢工，村民闹事，乡干部也是急得贷款，去借。政策再延长两年，出现啥情况还不好说。
现在是村村都有外债，多哩，都有几十万，主要欠在提留款和超生罚款上。提留款从来没收齐过，都是村里垫支。超生罚款按人口比例交钱，咱们村每年得交三四万，可是村民常年在外，根本不回来，这也得村里垫支。老百姓也会笑话人，称村干部的工作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听着咱这老脸也是挂不住。
这些主要依靠民间借贷，银行绝对不借。一分八、二分，高利贷，收提留了再还，导致村里债务越堆越多。有些信用社也想贷钱，知道这情况，不贷给集体，必须以个人名义贷。支书只好以私人身份去借贷。几乎每个村都是干部自己抓、借、贷，来完成任务和应付开支。干部背着债，不想干也不行，干着，还能生办法还，不干，这债全成自己的，那还活不活？有个村支书最后一年借不来了，选举时被选了下去。他对乡党委书记说：“书记，你要是不让我干，我上吊在你家门口。”
我自己是坚决不背债，收上来交，收不上来不交。咱们村里不欠钱。我派给生产队，队里抓，你生办法完成。到季了地卖了你再交。土地霸住，一亩地一百块，你交了让你种地，不交，不让种。
咱们村是穷村，别的地方争一个村长花几百万，咱们这个地方是没人干。农村的穷队，要啥没啥，干有啥用。选举是三年一届。民主是民主，早晚民主都是集中制。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名单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加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咱们行政村共两千多人，连两百个人都叫不到，开会只算走走过场。经济社会，农民一切扑在经济上，争官干的意识并不强。老百姓靠打工有点钱，集体是个空壳，所以也没人争。有些村开会比较积极，想参加选举的人自己掏钱，把在外打工的喊回来，那是因为有利可图。也有些村别说选举了，干脆就是没有人当，当个村支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人还是想当，能占点小便宜，也是个政治荣誉。算是承认，你是个能人。那全是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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