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寒资料集-第3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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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秦人祖先起源地
专家联手发掘先秦遗址探寻秦人祖先起源地
新华网西安4月7日电（庞世栋、呼延思正）秦人祖先起源何地？日前，由北京及陕西、甘肃等地考古界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调查组抵达甘肃礼县，对当地早期秦文化遗存进行全方位联合考古调查。这次联合考古调查，将会进一步揭示秦人早期诸多文化之谜，并有可能解决秦人起源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人起源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秦人自东方辗转而来；二是认8月，三星与您漏*点奥运星迹争霸漏*点竞技海纳百川候车亭媒体无限下载ｍP3你作K王为秦人的祖先就在西部，更有观点认为秦人的祖先就是古羌人。据考证，秦国共有四大陵园区，第二、三、四陵园区的位置在1987年前已陆续确定，即陕西的雍城陵区（西陵）、芷阳陵区（东陵）和秦始皇陵园，但第一陵园区在何处一直是困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千古之谜。
1993年，在距甘肃礼县城东13公里处的永兴乡大堡子山一带发现了秦贵族和秦公两大墓葬区，经国内外考古、史学专家研究考证，确认其为秦四大陵园区中的第一大陵园，即“秦西垂陵园”。墓群范围总面积18平方公里，目前已清理出墓葬14座、车马坑2座、出土文物300多件，内有大量青铜器和金器、玉器等。发掘的两座“中”字形和“目”字形墓规模宏大，总长度分别为88米和115米，其中有“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作铸用簋”字样的青铜器。
专家认为秦西垂陵园的发掘是“二十世纪继敦煌藏经洞和秦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先秦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炼铸造、礼制、陵寝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空缺。
近年来，大堡子山遗址备受关注，围绕遗址的研究保护活动不断。1997年甘肃省政府将大堡子山墓地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墓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受礼县委托，完成了遗址保护的综合规划，去年经陕、甘两省专家组论证通过并报请国家文物局。此次考古界联合启动的秦早期文化考古工程计划5年时间，考察已于3月底全面展开。参加考古调查的人员由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所、甘肃省考古所5家单位的10名专家和礼县当地的专业人士组成。扶苏之名来源
苏（？—前210），秦始皇长子，是秦朝统治者中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他认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实行「焚书坑儒」、「重法绳之臣」等政策，因而被秦始皇贬到上郡监蒙恬军。秦始皇死后，赵高等人害怕扶苏即位执政，便伪造诏书，指责扶苏在边疆和蒙恬屯兵期间，「为人不孝」、「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上书直言诽谤」，逼其自杀。
秦始皇长子，因其母郑妃是郑国人，喜欢吟唱当地流行的情歌《山有扶苏》，始皇便将两人之子取名“扶苏”，“扶苏”是古人对树木枝叶茂盛的形容，秦始皇以此命名，显见对此子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年少时的扶苏机智聪颖，生具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此在政见上，经常与暴虐的秦始皇背道而驰。始皇偏执的认为这是扶苏性格软弱所致，于是下旨让扶苏协助大将军蒙恬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的匈奴，希望籍此培养出一个刚毅果敢的扶苏。
几年的塞外征战果然使扶苏成长得与众不同，他身先士卒、勇猛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指挥才能让众多的边防将领自叹弗如。他爱民如子、谦逊待人更深得广大百姓的爱戴与推崇。
玉玺考
中国人用印信来表示信用，始于周朝。到了秦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
根据汉代的记载，皇帝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的用途都不同，由符节令丞掌管。然而，传国玉玺不在这六玺之内，因为这个玉玺是用来代表正统的，所谓“真命天子”必须拥有这个玉玺，否则只能是草鸡大王而非真龙天子。
历史前移，我们从春秋时代说起。春秋时的楚国有个采石的人叫卞和，一天他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采石，看见一只风凰栖落在一块青石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卞和认定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便将它献给楚厉王。
但是玉工没有识辨出来，就以为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命人砍掉了卞和的左脚。
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被认成是普通的石头，又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
再往后，武王的儿子文王做了国君，卞和还想去献宝，可他失去双脚无法行走，于是抱玉大哭，哭宝玉不为人识。文王派人去问他，他说：“我并不为失去双脚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明明是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明明是忠诚的臣民却被说成是骗子。”
文王便命人将石头剖开，果然是一块洁白无瑕、光润晶莹的宝玉，由良工雕琢成璧。因此璧是卞和所献，便取名“和氏璧”。更神奇的是这块宝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据记载，这和氏璧置于暗处，自然发光；置于座间，冬月则暖，可以代炉；夏月则凉，蚊蝇不入；还能却尘埃、辟邪魅。
无价之宝和氏璧归楚文王后，被视为国宝，在楚国历代国君手里相传了37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往往以玉为使臣信物，而玉中极品和氏璧更是国家的象征。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诸侯国都想把这块稀世之宝据为己有。
和氏璧的第一次失踪是在四百年后。楚威王将此璧赏赐给了有功的相国昭阳。昭阳某日请客时，出璧让各宾客观赏，席散时却不翼而飞，虽经多方搜查也毫无下落。楚相昭阳因宴会偶失此璧，怀疑为张仪所偷，把张仪打了个半死，张仪因此入秦，凭三寸不烂之舌瓦解了六国的“连横”，玩六国于股掌之间，为日后强横大秦的铁骑踏平六国扫平了障碍。其实昭阳实在是冤枉了张仪。
五十多年后，这和氏璧不知怎么的竟流到了赵国，出现在赵国太监缨贤的手中，赵惠文王便据为己有。此时，秦国势力已十分强大，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得知和氏璧在赵国，便说要用十五城来交换璧。赵王孱弱，只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上演了完璧归赵的故事。
六十一年后秦灭赵。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氏璧自然也就归秦始皇所有了。李斯《谏逐客书》有“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的句子，“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璧”两物，说明和氏璧已入始皇之手。秦王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良工将此玉琢为玺，玉工孙寿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刻在和氏璧上，作为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
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视天下，船至洞庭湖，忽然风浪大作，有人献策丢宝镇浪，便将传国玉玺丢入湖中。说来也怪，洞庭湖竟立即风平浪静。
八年后，秦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人持玺挡道，奉还秦始皇曰：“持此还祖龙。”（皇帝称“真龙天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而称“祖龙”）始皇帝使人收下玉玺，该人即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不久，秦始皇东巡时病倒于途中，据《史记·；秦本记》，秦始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即以此玺为天子之权的象征传给扶苏。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玉玺传给二世胡亥。
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把璧献给刘邦。刘邦入咸阴，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和氏璧成了天下的象征，类于“九鼎”。
刘邦建立汉朝，并把秦玉玺作为汉朝的国印，从他起，将玉玺一代一代传了下去。自此，和氏璧成为“传国玺”。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王莽的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命大臣王舜向孝元太后索取传国玉玺，孝元太后身为汉朝的皇太后倒心向着汉室，被逼不过，一怒之下将此镇国之宝掷于地上（《汉书·；元后传》），据说摔坏了玺纽的一角，后来王莽用黄金镶补，但无济于事，还是留下了缺痕。东汉光武帝刘秀打败了王莽，夺回传国玉玺，此玺又成了汉家天下的象征。
到了东汉末年，战乱纷起，群雄逐鹿，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此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已不知去向。不久，董卓之乱，各路诸侯纷纷起兵。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见城南甄官井中隐隐冒五色彩光，使人下井打捞。捞起一宫女服装的尸体，显见那尸体已经有很长时间，却未腐烂，尸首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打开里面有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意外地得到玉玺，《三国演义》有“匿玉玺孙坚背盟”一回即此谓。孙送给袁术，袁败后归汉献帝。
然后曹丕废汉自立，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传国玺，并自作聪明地在玉玺一侧刻了一行小字：“魏受汉传国之玺”。
只过了四十五年，这颗玉玺又传到了司马炎的手中。司马炎倒没有再在上面刻上什么“晋受魏传国之玺”的字样。要是都像曹丕这么刻下去，后来抢得皇位的皇帝们恐怕就没地方去刻字了。
五胡乱华，玉玺由南朝承袭。
不过，后来的皇帝们不管这颗玉玺上有没有地方供他们刻字，以纪念抢了人家的江山，都得再去另刻一颗玺了，因为这颗用和氏璧刻的传国玉玺传传传丢了！
这颗玉玺由魏、西晋相传，经前赵、后赵，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后苻坚为其部将姚苌俘获，姚要他交出玉玺，苻坚说已送给东晋了，玉玺在这时可能已经丢了。
姚自己要当皇帝，觉得不能没有传国玺，于是在他建立后秦国时，就伪造了一颗“传国玺”。他这一招启发了所有想当皇帝的朋友，与此同时，后燕慕容垂也伪造了一颗。东晋司马家族素以正统自居，见此情形，也连忙伪造一颗，却把文字刻错了，成了“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他们还顺便编造了一则故事，称这颗假玉玺是冉闵的部将蒋干送来的。
后秦的那颗“传国玺”在刘裕灭后秦后被带回了建康（今南京），东晋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销毁了它。东晋的那颗后来流入北齐。因为后燕的那颗在亡国后已辗转落入北周，北周灭北齐后，又将东晋假造的那颗“皇帝寿昌”玺毁了。于是，三颗假玺只剩当初后燕慕容垂制的那颗，假到此时也就算是真的了。
这颗玉玺经北周、隋，隋灭，隋炀帝杨广皇后萧氏携玺及部分皇室人员流亡突厥。唐贞观四年，萧后携玺归唐。
唐末，玉玺为后梁朱温所得，传于后唐。一直传到五代的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石敬瑭围困自焚后，这颗玉玺也下落不明了。
后晋时北辽大举入侵，多次抢掠，传国玉玺至此不见载于文献。
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
古往今来，对秦始皇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评论：一是借秦始皇来表达某种政治见解或主张，这可叫作史政论。史政论不属历史科学，但从性质上讲，即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一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评价。
‘四人帮‘评论秦始皇是典型的反革命的史政论，谬论百出，荒诞不经。然而他们却凭借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使这股妖风一度弥漫整个思想界，冒充研究历史，控制了史坛，取消了人们把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权力。我们这篇文章，旨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秦始皇作一番自由的，实事求是的讨论。
一，关于秦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问题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的王朝，秦始皇又是这个王朝的‘始皇帝‘，因些如何看待秦统一的主要原因，是把秦始皇置于什么基础之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关于秦朝统一的原因，人们曾经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过探讨。但对秦朝统一的主要原因，大家的看法却很不一致。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见解是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顺应了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是为了巩固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来，秦始皇的形象就顿时高大起来了。
果真人们有美好的愿望，就必定会得到甜蜜的果子吗人们要求什么，社会之神就一定恩赐什么吗事实证明，历史并不是这样。严格地说，历史不是按照人们的愿望前进的。在阶级社会里，像人们所占物质资料的差异悬殊一样，人们的愿望也极不一样。究竟按谁的愿望走即使说人们都希望统一，那么到底由谁来统一呢单单为争统一本身就会引起一场殊死的搏斗。退一步讲，在当时情况下就是有统一的愿望，要求，也只能处于自发的和分散的状态。这种自发的分散的愿望和要求，不通过一定的形式集中起来，在任何重大的历史变动中都不可能起什么重大作用。就事实而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处于无权地位的人民有过什么为争取统一而联合起来的实际行动；恰恰相反，在战国的史籍中，到处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厌战，避战，逃战等等反对兼并战争的事实。因此，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顺应了人民的要求，愿望等等，只不过是一种推想罢了。至于说秦始皇统一是为了巩固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更是令人难于信服。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岂不是说地主阶级已经进入自觉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从事创造历史的自由王国！很显然，这种把秦始皇现代化的做作，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究竟什么是秦统一中国的根本原因呢我们认为，这只能从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中去寻找。
西周奴隶制时代，土地所有权与分封制相联系，表现为奴隶主阶级的多极占有，而周天子拥有实际上或名义上的最高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西周松散的统一的基础。进入春秋以后，周天子式微了，也失去了土地最高所有者的资格，诸侯以及卿大夫们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与此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刺激，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打红了眼，正像楚子反所说：‘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争夺之激烈，竟至‘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的地步。郑攻陈，陈告郑于晋（晋为霸主），晋责问郑：‘何故侵小‘郑反驳说：‘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国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几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把晋问得无言答对。大国吞并小国就是这一运动最明显的结果。据历史记载，齐灭掉三十五个小国及一些部落，楚灭掉四十余国和一些部落，晋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秦益国二十，开地千里。诸侯对以周天子为轴心的统一来说是分裂割据，而各诸侯国灭掉许多小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是地区性的统一。春秋初期有一百多个诸侯国，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兼并和伴随着地主阶级夺权，形成了七个大国，大国中间还夹存着十几个小国。这些诸侯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不仅占有众多的土地，而且对全部土地拥有最高支配权。诸侯们把多数的土地通过授田制分配给农民耕种；一部分分封给亲戚功臣，形成封建的多极所有。还有一部分赏赐给功臣，武卒，这部分逐渐变成个人的私产。所以在当时的土地运转中，诸侯（封建国家）处于枢纽的地位。土地和人民既是国君财政的渊薮，又是用来进行政治活动，调动臣民为自己所用的
资本。正如韩非所说：‘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管子》也有类似记载：‘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土地既是财源，又是换取臣民力量的交换物，所以诸侯视地为宝，‘地者，人主所甚爱也‘。孟子也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对君主来说，为臣的责任就是要‘尽力竭智，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所以，‘尊主，广地，强兵‘，这三者就像连环套一样循环不已。战国时期犹如飞轮转动式的战争，都是围绕着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的，强者如果不把弱者吞并掉是决不罢休的。当时的君主及一些思想家和游说之士曾不断谈到统一问题，用他们语言来说，叫作‘霸王‘，‘霸王之业‘，‘帝‘，‘一天下‘，‘定于一‘，‘天子‘，‘兼天下‘，‘尽亡天下‘，‘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跨海内制诸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天下为一‘等等。这些不同的称呼反映着一个问题：各诸侯争为天下之主。诸侯们争吞天下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
秦始皇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在这同样的轨道上都跑得快。顿弱说：‘皇帝，即以天下恭养。‘战国末年其他说客们也都很明白，秦‘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尉缭甚至在秦国也直言不讳地说：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在统一以后，秦始皇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些话同统一前别人对他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经济上的兼并运动决定着统一，这在战国各国君主那里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能够完成统一，而东方六国国王们统一的美梦却破灭了呢这仍然需要从秦内部的经济运动中去寻找原因。我们认为，秦能够统一的因素很多，但它能严格地按照军功爵和公爵进行赏罚，是诸种因素的基础。秦自商鞅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军功爵制度，使全国上下军民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这种多等级制吸引着每一个人来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这正如荀卿所说：‘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地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习惯）之以庆赏，（制裁）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秦的统治者是怎样利用土地，租税，爵位等等调动臣民的战斗力，‘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田‘的。用经济手段调动了臣民的力量，打了胜仗又使秦国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如此循环，这就是秦强和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基本原因，并吞诸侯的秘密基础。
既然秦的封建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封建经济运动的产物，因此统一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地主阶级，特别是便于君主对农民的掠夺与压迫。在农民未联合起来以前，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越强大，就愈有利于地主阶级宰割那些分散的个体的农民，这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的最本质的一般表现。
从我国历史上看，封建统一所直接继承的历史条件，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经过长期的封建割据与兼并而形成的统一；二是在民族政权分立的基础上，互相兼并而形成的统一；三是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前王朝，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势力之后，由地主阶级再建的封建统一。这种历史背景的差异，对统一后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是有直接影响的。秦的统一是属于第一种情况。这种统一所形成的过程，一般地说，没有削弱地主阶级的势力，相反，是在地主阶级势力竞争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统一之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往往表现得更为残暴和肆无忌惮。秦统一后，秦始皇所做所为就是最好的说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功是卓著的，但认为秦始皇统一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等观点，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后所实行的政策，从本质上与主流看，是他争取统一过程中实行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且看秦统一后的事实是怎样反驳上述观点的吧。
二，从社会实际效果来检验秦始皇政策，措施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实行了一系列与这种统一相辅相成或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策，措施。例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二十七年，‘治驰道‘。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与此同时，北征匈奴，筑长城，南戍五岭，五次巡游等等，显赫的事件排满了秦始皇的日程表。
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和讲堂上，几乎众口一词，无不称赞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认为它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但是人们常常向历史学家们提出，赫赫的秦朝何以短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表现在哪里秦始皇既然作了那么多顺应历史发展的事业，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农民暴动，而死后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这风云突变，如何解释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去分析秦始皇的政策与活动呢
我们认为，评论历史上一种政策，措施及其制定者的功过时，主要应根据当时的历史实践进行综合考察。
应该说，秦始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其中有一些是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然而是什么原因没有能够使这些政策，措施发挥作用，成为维系秦王朝长治久安的纽带，反而被淹没在愤怒的声浪中呢这就说明，一种好的政策的实施不是孤立的，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政策予以保证。如果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政策或举动，双方不仅会有抵消作用，而且力量大的一方势必压倒另一方。任凭错误的政策和行为无限度泛滥，好的政策，措施就会黯淡无光，甚至根本失灵。
车同轨，修驰道，统一度量衡等等措施，照理讲应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秦始皇用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严密的队伍组织控制人民的迁徙自由，奉行比重农抑商更为严峻的‘除末‘政策，谪发贾人戍边，压制商业，使驰道不是通往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而主要成为秦始皇吸吮人民血汗的大动脉和调兵遣将，运输军需，押送囚徒的干道。
‘书同文字‘，这无论如何评价，它本身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但文字毕竟只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内容却要广泛的多。秦始皇奉行‘以吏为师‘的政策，要人们只学法律，这就不是发展文化，而是窒息文化了。书同文变成了秦始皇推行封建文化专制的工具。
‘使黔首自实田‘，‘上农‘政策和徙民垦荒等，对进一步巩固封建私有制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本应有积极意义，但秦始皇却滥用民力，头会箕敛，使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完全遭到破坏。
‘焚书‘‘坑儒‘，十几年来几乎都说是秦始皇反复古，反分裂，坚持改革，维护统一的一项重大措施。评价更高者则认为是一次具有反复辟性质的政治思想革命。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对事情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一番考察吧。
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进颂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喜形于色。没料到博士淳于越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他建议应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以防大臣篡权，警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又指出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让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随之，李斯发表了著名的‘焚书‘议，当即得到秦始皇的准许，付诸实行。
就李斯提倡‘师今‘，反对淳于越‘师古‘而论，无疑是对的。但考察一下事件的全部就会发现，出发点是对的，而落脚点却大谬。从焚书内容看，把非秦纪的史书和‘诗书百家语‘统统烧掉，显然过了头。那种认为焚书是为了统一，把百家争鸣同统一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法家主张统一，儒家如孟轲，荀卿等又何尝不主张统一淳于越的建议尽管迂腐，其心还是向着秦始皇的。‘统一‘不应是‘统死‘，特别在思想上更不能‘统死‘。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焚书‘的直接结果，是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更高峰。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统治的晚年，当时社会危机已明显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刻，就是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该让臣下七嘴八舌，寻求对策。可是焚书却完全堵塞了言路。对统治者来说，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比较和选择，也就失去了应变的能力。秦朝只好沿着秦始皇那些极端政策更迅速地向覆亡滑去。所以‘焚书‘决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盘中的一步好棋。
关于‘坑儒‘，我们许多同志把它看作是‘焚书‘的继续或镇压反革命之举。为了分析这一历史公案，不妨把‘招祸‘那段文字摘引出来，弄个水落石出。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畏，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首先分析一下‘坑儒‘是不是‘焚书‘的继续。从卢生，侯生的议论看，与‘焚书‘事件无关。相反，他们是在焚书之后更加受到重用。秦始皇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接着便讲如何器重方术之士等等。事情是这样的乖戾，受青睐的方土也起来批评秦始皇了！秦始皇火冒三丈，勒令追查，结果把那些心怀不满的儒生一并拿来问罪，很显然，儒生是被株连受冤的。
其次，就事件的性质而论，卢生侯生等方士求仙药是荒唐的，而他们不正是投秦始皇之所好吗如果秦始皇能够翻然悔悟，不再迷信鬼神，杀了这些方土也算有些道理。然而他并没有迈出这一步。试问，有权的迷信家杀掉无权的迷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