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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_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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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我们在与人合作时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因为我们本能的好奇心从小就被剥夺了，所以如今我们只能靠对金钱数量的好奇来刺激并维持一种所谓的“好奇心”；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多少机会来实验自己的人生，所以一个连自己都实验不了的人能有多大把握去实验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独立生存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的视野中只有他者的影子；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金钱至上富人光芒四射的环境里，所以现在你凭什么让我来作无私的奉献；因为我从小就只能说蚂蚁在菜园里而不能说在大树下，所以你现在却要求我必须要有想象力，这不是扯淡是什么？
由此可见，我们如今的教育很像是一个四不像的怪物，它在灭杀一个人好奇的同时又要求他必须要有好奇心；它在摧毁一个人想象力的时候又希望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它在埋藏一个人创造性的同时又竭力渴望他能攀登诺贝尔山峰；它在面对比尔·盖茨407亿美元身价而垂涎三尺的同时又要求别人无私奉献。
我们的教育真的得病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转化成一种不治之症！
失去原创的民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个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欧洲的一所著名大学。在代表团参观该校一个著名实验室的时候发现，这里有好几位中青年科学家都是独身，于是，一向关心别人“个人问题”的中国人便好奇地打听起这几位科学家的私生活：“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只见其中一位科学家道出了缘由：“我们不是不想结婚，也不是没钱结婚，而是没有时间结婚。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大家研究的课题都是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奋斗，希望早一天获得突破，有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突破甚至工作了十几年。一旦工作取得了突破。则极有可能获得科学界的最高奖：诺贝尔奖。到那时什么都有了。而相反这样的成果如果不是自己取得的，那么自己这些年的所有心血都付之东流。科学发现从来只记在第一个发现者身上，从来讲优先权，所以我们必须奋斗。如果我们去过家庭生活，或许就在一个极平常的家庭事件中，成果从我们身边溜走了，而这种成功的机会对于我们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引自《超薄学习》王东华编著
这是一个欧洲科学家非常坦诚的、毫不虚伪的心灵表白。他们没有那些所谓的为了国家和民族荣誉之类的豪言壮语，他们的动机和目标都很明确：努力奋斗，争取科研突破，获得诺贝尔奖，在人生就此一搏中名利双收，享受成功享受生活。在这个表面上颇为“自私”的行为过程中，实际上它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这个成功，他们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执著工作，他们不结婚不是因为像我们那样找不到媳妇，而是为了一种目标而作出的自我放弃。作为一个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然而正因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在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而最终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
2003年2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颁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在连续四年出现一等奖空缺的尴尬之后，来自上海的中科院院士蒋锡夔与他的研究小组经历了十几年的持续奋战，终于获得了2002度的国家自然科学的一等奖。尽管很多人对此次获奖的成果“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不甚了解，但作为一种基础研究，这项研究关系到“与导致宇宙生命形成的某种基本作用力有关，在生命过程中也和人类的疾病、衰老等息息相关。”
蒋锡夔院士和他的研究小组之所以能获得这项难得的一等奖，是他们数十人长期以来甘于寂寞和清贫、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他们拒绝了现实的诱惑而甘愿沉浸在“形而上”的虚拟世界中梦想未来现实世界的结果。就像前不久来北京访问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尽管霍金的研究成果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但是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梦想，霍金的理论仍然博得了世界的一致好评，而霍金本人也正是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梦想而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由于太过于务实而往往对“不现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屑一顾，与此同时，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又导致了我们很多人根本就忍受不了长时间去从事一项“务虚”的基础科学研究，于是，一个失去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的国家，其发展的根基必定是寄人篱下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挤身为世界IT大国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颗“芯”，当比尔·盖茨以傲慢的慷慨向中国人开放“源代码”的时候，我们似乎有点像乞丐一样受宠若惊。因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因为我们真正的市场是由别人来操纵的，当一个民族都在为科学发展而马拉松的时候，此时真正的领跑者却在终点的领奖台上领略着鲜花簇拥的欢乐和数点巨额奖金的狂喜之中。
这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缺乏“源代码”所不可避免的结局！
坦率地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如今我国科学的发展确实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在2003年2月28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参加了颁奖仪式，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然而在这里我们却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对终端成果的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真正提高？大家知道，任何一种终端成果都是在经历了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后所产生的，一个优秀终端成果的产生必须要有一个同样优秀的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也就是说，假如没有那些优秀的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那么就产生不了一个优秀的终端成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视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比重视终端成果更为重要。而我认为我们今天真正的问题恰恰是出在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上。
一位叫蔡方华的《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他写了一篇题为“别再让自然科学大奖青黄不接了”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3月1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该文这样写道：
……基础研究薄弱和创新精神缺乏，是存在于中国科学界的一个老问题。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回顾，在中国过去的百年里，能够具备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研究成果大概只有三到四项，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正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创新实力的标准。科技界创新乏力，既有文化的深沉影响，也有体制的现实制约，甚至沿袭多年的应试教育也有着潜在的应果关系，但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现行科技体制对原始性创新的激励不够，科研立项和成果评估存在着浮躁、功利的问题。再加之前些年片面强调应用科学的研究，对基础学科的资金投入有所削弱，科学家们拿不出响当当的成果也就是料想之中的事。
在蔡方华的这篇文章里，属于前端过程的有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病、文化观念的深沉影响；而属于中端过程的有现行科技体制的问题、对基础研究经费削弱的问题等，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属于前端和中端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终端成果无异就是一种无源之水、无米之炊了。因此如何加大对前端和中端过程的关注并予以改革，实际上是保障一个优秀终端成果诞生的重要前提。为了一个国家一等奖的出现，我们已经等待四年了，下一个一等奖的出现，我们要等待多久？
我始终认为，诺贝尔奖是体现一种创新思想的象征，她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及新的思维方式，至于你的成果对世界有没有实用价值，那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重点，关键是：你必须用一种震撼的方式来为世人洗脑。
个性化思维与慧命
2002年10月10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瑞典文学院的礼堂中灯火辉煌，在这个晚上，谁将会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台下坐着本年度夺奖呼声最高的尼日利亚著名作家伊姆雷·奥克利，还有其他数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然而谁也不会想到的是，200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却颁给了一位匈牙利作家，他叫凯尔泰滋。而使凯尔泰滋最终能获奖的是因为他的一部名谓《难以捉摸的命运》的小说。瑞典文学院是这样解释其之所以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凯尔泰滋的理由：凯尔泰滋的作品支持并肯定了个体用其脆弱的经历对抗“历史霸权”。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凯尔泰滋及其作品《难以捉摸的命运》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对我们是有着重要启发意义的。
凯尔泰滋是一个犹太人，他生于1929年，1944年他被德国纳粹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来他又被转到了布痕瓦尔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救。小说《难以捉摸的命运》就是凯尔泰滋根据自己在集中营里的这段经历为背景而写成的。在西方，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即：在奥斯威辛以后再写诗就是一种残酷。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纳粹以人类最残暴的方式来毁灭生灵的之后，一切对美好的歌颂便是人类的罪过。因此在我们所看到的全部有关纳粹的历史档案中，无一例外的是残酷和野蛮，凶狠和暴戾。然而凯尔泰滋在他的小说《难以捉摸的命运》里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向人们描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在集中营中的真实感受。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凯尔泰滋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审视着那里发生的一切，少年凯尔泰滋把集中营的生活看成是一种正常的生活，虽然到处充斥着残酷和暴戾，但生活仍然有着快乐的一面。凯尔泰滋真实地体现着一个孩子真实的感受，他没有遵循“在奥斯威辛以后再写诗就是一种残酷”的普遍观念，他始终坚持真实地表达自己和对历史的一种个性思考。他没有随波逐流，他用个体脆弱而真实的经历来对抗“历史霸权”。
凯尔泰滋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因为他在抗拒历史霸权的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真实的个性化思维，尽管在一种既定的观念中凯尔泰滋违背了所有的人，当他的最终成功则应该归功于他对自我的顽强坚持。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伟大创造发明最为重要的人格因素。
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则让人深思的笑话：
一个杀人犯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伤心得不得了。正在伤感之际，忽然听脚底下有人唉声叹气。杀人犯很吃惊，就问：下面什么人？你住在什么地方？下面的人回答：我是教师，住在地狱的第十九层。杀人犯更吃惊了，说：不是地狱只有十八层吗？怎么出了个第十九层？下面说，这是阎王特设的。杀人犯说，杀人就是最重的罪了，你的罪难道比杀人还要重吗？那人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人有两条命，一是性命，二是慧命，杀性命只伤肉体，杀慧命毁掉的可是灵魂啊。就因为我生前误人子弟，杀了许多孩子的慧命，所以就被下到第十九层了……
这虽说是一则笑话，但它却寓意出一个严峻的当下现实。人的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有两条，一条是生命，这种命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性命，另一条命是人所独有的命，就是笑话中所说的慧命。慧命中包含着人之所以能够超越所有动物而成为人的创造力、想象力、伦理道德以及理性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慧命才是人之根本。如果说，生命的获得和延续是每一种动物的本能行为，那么人之慧命的养成和培育就是一种教育的结果。如果由于教育失误而使慧命泯灭或变态，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微乎其微了。曾几何时，人类曾经多次把一个在狼群中长大的“狼孩”接回人类社会中来培养其重新做人，但是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无济于事，在狼群中长大的人由于失去了生命在最初阶段转化为慧命的可能，而最终只能又回到狼群中去成为一个动物之人。因此对于人来说，教育是把生命提升到慧命的唯一手段。笑话中那位老师之所以被打到了第十九地狱，就在于他因失败的教育而毁灭了人的慧命。因此我认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人慧命的质量，而一个人慧命的质量又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慧命的培育是一种前端行为，没有这个前端行为就没有后来的中端过程，而没有中端过程就不可能产生终端成果，没有终端成果我们就只能一直等待，而如果我们继续漠视对前端行为大力打造的话，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像等待“戈多”那样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把希望熬成白发苍苍的老人。
所以，如何通过教育来把人的性命提升到一种良好状态的慧命，是我们全社会应该首要来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学校教育，因为一个人在走上社会以前，其大部分教育过程都是在学校中完成的。因此学校教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今后的命运。而在学校教育中，老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假如我们老师本身的素质就很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培养出什么高质量的学生来，而由于自己素质的低下而灭杀学生慧命的老师，便是那位在十九层地狱中活着的亡灵。
老师是什么
2003年2月13日，在全球教育网上，一名老师写下了一篇发自内心的“忏悔性”文章，该文对老师自身的反省是十分深刻和犀利的，我希望我们的教育部门以及所有老师都来看一看：
老师是什么
作者：“红尘比丘”
发表时间察看该作者文章红尘比丘，枉入红尘若许年，写诗作文，教书育人，自甘清贫，立志修行，在滚滚红尘享受孤独，在十字街头了悟人生，因而自号“红尘比丘”。
据说，前年10月15日，韩寒在南京签名售书时答记者问，谈到老师，他一脸的不屑，爆出了一番惊世之语：
“老师就是那些北大、清华、复旦没考上，落到什么师范；师范中学习好的都不当老师，考研；当老师的就是那些中、低级的，学习不怎么好的。也别把老师当成什么，什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什么呀……我看老师更应该注意素质教育。”
这混小子，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没有老师的教诲，哪有你的今天？自己不好好学习，七门功课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竟然敢拿我们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开涮，对咱老师进行冷嘲热讽？是可忍，孰不可忍！
冷静地想一想，觉得这小子挺厉害的，因为他说的毕竟是实情——而且是一般人不敢说的实情。
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在某重点高中任教，每到高考填报自愿时，我发现那些成绩好的优秀学生，眼光无一例外地都对准了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名牌大学，胆子更大、更出类拔萃一些的，就挑选这一类名牌大学里的热门专业；那些分数很低的，宁可进中专也不进师专；高考分数没下来，师范院校采取提前招生等非常手段，也难以网罗到几个高分，偶尔有几个高分学子进入师范院校，也无非是那些胆子特小、自信心不足的小女生或者是因家境十分贫寒等原因而“心不甘情不愿”地“自投罗网”的，还真没有几个真心实意热爱教育工作的！
本人当年高考分数很低进了师范院校尚且“心不甘情不愿”的，更遑论高于我者！毕业之际某报社要我去做记者，后来家乡的教委通过行政手段将我等悉数召回，本人着实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回想当年在师范院校曾经一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学友，如今考研的考研，从政的从政，下海的下海，有点“本事”的差不多都走光了……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口号喊了不知多少年，而今许多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最容易被拖欠的仍然是教师的工资。人往高处走，教育留不住人才，也在常理之中。很多人之所以仍在做教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别无选择。如今的老师实在不是什么，韩寒所言确实不虚。
那么，老师到底是什么？
一千多年前的韩愈先生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为担负着传递文明薪火的重大使命，封建时代的老师们备受尊敬，尤其是那些德隆望尊的贤达之师，更是被人们敬若神明。“天地君亲师”，老师同天地、国君、祖先一样歆享着世人的香火供奉。
可是，我们现在的老师呢？一位教了四十多年重点高中的特级教师，退休之后发挥余热，辛辛苦苦到某民办学校任教，却被学生骂作“老动物”、“老流氓”。第一次，他教的高二文科某班（好班）一男生上课迟到了，该特级教师批评这位学生说：“人都应该受理智支配，你上课迟到就是没有受理智支配，你知道吗，不受理智支配的是什么？”该生问：“是什么？”
老师答道：“是动物。”该生立即反唇相讥：“据最新科学研究报道，所有的人都是动物，依此推论，您应该也是动物，而且是老动物。”于是哄堂大笑。此后，不少同学私下就呼之为“老动物”。第二次，外班某男生在教师办公室外吵闹，该教师予以制止和教育，结果该生当面顶撞，老师一气之下斥之为“小流氓”，学生毫不客气地回敬：“老——流——氓！”
按理说，名师不仅应受到社会的尊敬，更应该受到学生的尊敬，可是现实却远不是这样。且看一看我们的学生如何看待做老师的。
一青年教师在教学生学习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时，让学生对封建专制社会扭曲人才的现象发表看法，一学生十分客气而又直言不讳地说：“依我看，我们现在一切为了升学考试的教育就是在摧残人性，扭曲人才，什么因材施教、什么素质教育，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至于我们的老师们嘛，无非就是——龚自珍所说的那些‘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的人……”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现实？
素质教育，首先得要求我们做教师的具有较高的素质。这里的所说的“素质”，不单是教师的学历、职称乃至专业知识之类的东西，更主要的恐怕是教师人文素养、终身学习乃至与时俱进的能力，是对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乃至今后的发展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可是，我们的教师，在现行的考试制度以及教育教学评价体系之下，为了“分数”，为了个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名和利，采取竭泽而渔的手段，不知戕害了天才的幼苗！
21世纪了，我还继续做着被迫围绕“分数”转的教师，幸耶？不幸耶？我实在难以作答。教育改革往往滞后于教育实践，可是，作为处在教学一线的教师，我们何不好好反思一下，并且切实地行动起来呢？一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另一方面，真正地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素质，激发兴趣，培养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教师”这一光荣的称号，才能扭转新时代的学生对教师的鄙视与不屑！
我不知道这位叫红尘比丘的老师是何方神圣，至少我认为此人是目前不可多得的一位好老师，他至少应该成为一个区域的教育局长。因为有这样素质和认识水平的中学老师如今实在不多见。一个人最难的是认清自己的面目并予以勇敢的自我解剖；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自傲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浮肿的捧场，而是面对当下一种严峻的现实下拷问着自己的灵魂。老师是什么？韩寒的狂语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戏言，成绩好的不当老师，能考上名牌大学的绝不会到师范院校去读书；即便师范毕业当上了老师有能耐的人也远走高飞，剩下的就是那些“胆子特小、自信心不足的小女生或者是因家境十分贫寒等原因而‘心不甘情不愿’地‘自投罗网’的，还真没有几个真心实意热爱教育工作的！”
假如这位红尘比丘所描述的现状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麻烦大了。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他不同于任何一种职业，因为在其它任何一个领域中，假如一个从业者对本职工作毫无兴趣并苟且偷生，那么他可以把工作仅仅视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与他者无关，但是老师就不同了，假如一个身为教育者的老师对教育本身没有任何热情而只是把当老师作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职业选择，那么他们的失职将导致一大批误人子弟群体的产生，而一个社会假如到处都充斥着这些误人子弟的踪影，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这个民族会有太多的惊世之举。
更让我感到吃惊不已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这位所谓的特级教师，这个人连做人的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当他用趾高气昂的口气来侮辱他的学生为“动物”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他竟是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而且居然还是一个特级教师！我不知道我们国家对一个特级教师的评价标准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是根据他的知识水平？还是升学率？抑或是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然而当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连一些最基本的职业素质都不具备，那么任何忠诚则都有可能成为一种更大杀伤力的持续催化剂。当“老动物”、“老流氓”这样的称号被套在一个所谓特级教师头上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已经很乱的心境便变得更为糟糕了，因为我们不得不还要思考另外一个重要命题：教育孩子应该从教育老师开始。
这又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本质性问题。
教育与再教育的怪圈
在北京，有一个叫李跃儿教育中心的地方，据说每年到该教育中心去应聘的教师很多，但录取比例只有60比1。也就是说，这60位应聘者中间，李跃儿发现只有1位还可以在这样一所以现代教育思想和方法为主导的教育中心里任职。这60比1的数字，是否代表着我们当下在教师队伍中传统与现代两种“势力”的比例呢？我想这至少是一种有益于我们思考的资讯。
李跃儿在她最近出版的一本名谓《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一书中这样写到：
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在一二十年这样的短期内完成，必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势力太强大了。教育不像工业产品，引进一条生产线很快就能出产品。教育是改造人的事情，尤其是改造已经定型的人，绝不会一蹴而就。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要改掉自己身上的一个小小毛病，需要反反复复还不一定能够改掉。那么教育呢？一旦你被传统的、应试的方法塑造了，改起来谈何容易！要是定型的老师无法改变，我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老师身上。可是，未来的老师谁在培养？传统老师。当那些培养老师的老师老了、退下去了，那么成长起来的老师仍然成了传统。就是这么一个怪圈。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否认未来的老师会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就是已经定型的老师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太慢，影响的力量太小。要是我没有搞过新式教育，没有亲自进行过教师培训，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我就不会这么说。
我相信李跃儿此番话是在一种很无奈并略带沮丧的心境下表述的。但就像有些沮丧的李跃儿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她的新式教育一样，我认为，要改变一种传统的方式，首先是我们要意识到并决心要改变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要改变这种状况的企图，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将依然如故，再激烈的言辞也是扯淡的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政府和教育部门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传统的教育方法必须改革。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教育领域中的一些变革措施，比如北大从2003年起将不再按专业招生，而是按院系招生，从而让更多的学生有选择自己专业的自由；比如北京从2003年起高考学生可以分两次填写自愿，以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成绩来多次选择学校；比如在上海静安区的小学里，学生考试时做错了题，事后经老师点拨之后重新做对了可以改判加分……这些曾经都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所有行动。我没有像李跃儿那样显得过于悲观，但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和教育部门必须有所意识并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从教育体制着手，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起一样。因为一种体制是培育一个人行为方式的根本因素，就像中国以前在没有竞争、淘汰机制的经济体制中，上班喝茶看报聊天磨洋工是家常便饭的事，然而体制改革后，这样的人自然就无法生存，于是有本事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而没本事的人就面临着下岗。坦率地说，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之所以存在着这样一大批混饭吃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生性懒惰，而是一种体制所培育和纵容的结果。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体制和管理下则会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行为方式。这就是说，李跃儿所说的“怪圈”问题一方面是老师本身再教育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改变一种体制的前提下，他们的变化或许并非那么艰难。
因此，关键是从改变认识和改革体制下手。而这项决策，只有我们政府能够来定夺。我相信有数千万青少年和我一样，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在这里，我还想着重表明一点的是，在上述那个笑话的第十九层地狱下面，应该还有一层，就是二十层，在这一层里，我们如今的大部分家长都有资格搬进去体验一下那里的阴暗空间。老实说，如今我们把很多教育上的过错都归结到教师身上是不公平的，因为最初对慧命进行屠杀的，往往是孩子们的家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讲，父母亲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超过了学校教育。一个家庭对一个孩子道德观、价值观的形成无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使我们感到任重道远的是，对家长的再教育并不比对老师的再教育来得轻松。
有人把目前中国家长分成以下三类人：
第一类家长是既懂教育又有责任心的，他们的孩子最容易成为人才；
第三类家长是既不懂教育又没有责任心的，他们的孩子也比较容易成为人才；
最可悲的是第二类家长，不懂教育但有责任心，这类家长占据大多数，而教育失败的孩子往往就出自这些家庭。
我以为，上述第一类家长的数量极其少，别看很多有文化的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如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即便是有些教育学家，他们的子女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者。而且有很多教育者可以教育好别人的孩子，但面对自己孩子时往往是束手无策。其实这里面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家庭教育最难的一点，是排除情感因素所导致的溺爱，也就是说，一种真正科学的教育方法应该是在排除溺爱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即便是我们现在很多懂教育的父母，在这一点上也往往是个失败者，而他们最终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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