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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刀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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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中挑选出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创办了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工会的喉舌，以扩大“上海劳工总会”的影响。
王亚樵成了大上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说话办事极有分量。不久，在王亚樵的推动下，改组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柏文蔚被推举为会长，王亚樵负实际责任。通过这一组织王亚樵进一步接近了皖籍在沪各界名流，与政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就是在皖籍名流李少川的公馆中结识了来沪避难的陈铭枢，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从此，他与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以后，他的活动几乎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四
1923年，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军权在握，通过贿赂曹锟“当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命令在沪国民党元老柏烈武组织反对曹、吴，王亚樵接受柏烈武指示，与洪东夷、徐锡麟、李小南、关芸农、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程德源、魏曙东、邓宏铭、丁子谷、席文翰、郑益庵、殷爱棠等组织上海市公民大会、以安徽劳工总会、公平通讯社等作为反对曹、吴的宣传机关，集合上海市民、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并令合肥人郑益庵伪装曹锟，使众人指骂和鞭挞。
曹、吴在北方得悉，非常恼怒，致电上海当局，指王亚樵、洪东夷、徐锡麟为匪，着令就地拿办。王、洪、徐三人机警过人，终未遭其毒手。嗣后王亚樵见到口诛笔伐无济于事，乃联络浙督卢永祥，以军事实力，推翻曹、吴，这是王亚樵开始于军队活动事业。
王亚樵首次暗杀行动的对象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1923年10月，北洋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选当了总统，徐国梁效命于曹锟手下大将、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徐国梁手下有七千余警察，镇压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王亚樵决定拿他开刀。
此时正逢浙督卢永祥与苏督齐燮元争上海。卢永祥以妹婿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齐燮元以徐国梁为上海警察厅长，二人不和，而徐国梁兵多。直皖战事有一触即发之机，卢永祥恐怕徐国梁出兵杭州，想要先下手为强刺杀徐之。他派人前去说服王亚樵说：“讨伐曹、吴，必先击溃苏督齐燮元。击溃苏督齐燮元，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是齐亲信，现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又兼是准备攻浙前敌总司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且昔日陈督军其美之死，沪上至今不平，杀陈督军者就是徐国梁。卢总督素来敬佩你是位侠义之士，请君为陈督军报仇！事成之后，卢督愿以数县之地，集合一旅之师，来作为你们革命的基础。”王亚樵觉得所言甚是，慨然答应，于是两人达成协议先杀徐，后攻齐。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5）
王亚樵由浙江回沪后，即召集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各怀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果乘其自备汽车来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由郑益庵、朱善元各抽出手枪向徐国梁要害袭击，延至次日，徐不治身之。
王亚樵杀徐得手后，又来到浙江见卢永祥。卢对王非常器重，并委任王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为王练兵之地。王亚樵即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二山之间招兵买马。当有方振武、余亚农、戴笠、胡抱一、胡宗南、黄文迪等，均受编任队长之职。
迨至1924年秋，卢永祥始命令王亚樵、杨化昭、臧致平、陈乐山、卢筱嘉、张载阳、潘国纲等率军讨伐齐燮元。后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得悉后，即命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张载阳、潘国纲叛变，引孙传芳大军深入浙境。王亚樵因事危，保护卢永祥向沪杭线退却，孤军独守松江40天，因众寡悬殊不敌，始护卢退上海，后卢北上依附张作霖。除黄文迪率部投降改编外，方振武、余亚农部到北方投靠冯玉祥，后方发迹为皖主席，余为方之师长。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应邀北上，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党人分赴各地说服实力派人物，通电拥护中山先生。王亚樵随柏烈武去河南，于郑州晤见河南督军胡景翼，相语大悦，胡景翼拥护中山先生主张，并委任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长。没过多久胡景翼病故，王亚樵不为胡部所容，遂离河南回上海。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委任常恒芳为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分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常恒芳偕李小南、郑青士等到太湖起兵，宣慰使署设太湖。王亚樵偕阚培林、刘醒吾等到洪泽湖起兵，副宣慰使署设高良涧（洪泽）。张在中、朱子云、许志远、魏益三等接受宣抚，起兵千余人，待命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围困王亚樵于洪泽湖，相持数月。直到1927年春王亚樵才率众分路突围，突围后仅余随从十余人赴南京。阚培林、张在中、殷爱棠、刘醒吾等突围至来安水口镇，被陈调元尾追擒获，四人惨遭活埋于水口镇。王亚樵前期十多年活动，历经六次通缉，始终不渝其志。
五
王亚樵突围至南京，正值蒋介石背叛革命，所谓“定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围捕屠杀共产党任，无数革命志士遭无辜杀害，国共合作、三大政策一扫殆尽，北伐中道而废，至为伤感。
南京中山公园“奠都典礼”大会，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大会。王亚樵在大会发表演说，大意是：国民革命军广州出师北伐，直系吴佩孚主力虽被摧垮，盘踞东南的孙传芳虽被赶走，但大小军阀尤其北方军阀并未扫平。北伐乃孙中山总理遗愿，总理呕心沥血，实现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团结所有国人共赴北伐，兴师北上，军阀闻之而遁，望风披靡，北伐军所向无敌。然一旦疑窦丛生，清共而容军阀，数以万计无辜革命志士、工人、学生惨遭杀害，戈矛所向非敌而我，亲者痛，仇者快，以胜始而以败终。亚樵乃一平凡党人，奔走北伐历有年数，借奠都典礼机会，披肝沥胆，冒言直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无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并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王亚樵演说，闻者无不悚然。
蒋介石对王亚樵的言论十分恼怒，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温剑刚指令侦缉队长湖北张三于次日晨率侦缉队围王亚樵寓所洪武街三号，入内逮捕王亚樵。不料洪湖突围部众均带有武器，将侦缉队人员全部缴械，待王亚樵脱逃，这才发还武器放走侦缉队人员。
王亚樵离开洪武街潜往陈铭枢处避难。陈对王亚樵说：“你怎么如此大胆？公开反对清共，反对总司令，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陈铭枢旋即密送王亚樵前往上海，自此王亚樵与蒋介石形成水火之势。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6）
1927年以后，国内政局起了巨大变化，无党派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由反军阀转向反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如胡汉民派、汪精卫改组派、太子派（孙科派）、西南派等，亦群起反蒋，但国民党内部派系反蒋，多为争权夺利，时反时合，利益均沾则合，权利冲突则反。王亚樵是反蒋激进人物，自始至终不与合流，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
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靠蒋介石，任安徽主席，继续作威作福。柏烈武、常恒芳三十三军驻安徽反受其排斥。水口镇阚培林、张在中、刘醒吾、殷爱棠等同志死难，王亚樵至为悲痛，遂与三十三军军长柏烈武、党代表常恒芳商讨对付陈调元，王亚樵力主杀陈以慰死难同志。1928年秋某日，探悉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请陈调元在其住所南京梅溪山庄午餐，乃由宣济民、吴鸿泰、王干廷、牛安如、刘德才等前往动手，但陈调元不在，宣济民等杀陈不得，当场击毙一丘之貉张秋白。
早年王亚樵与张秋白还有过一段轶事。王亚樵早期参加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挤出一副诌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亚樵看到他那副嘴脸，破口大骂∶“混账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一言不发，抱头鼠窜。
陈调元闻张秋白被杀，惶恐万分，请求调离，辞去安徽省主席，由方振武继任。1929年前后各派反蒋兴起，王乐平（同盟会员）、柏烈武、刘芦隐（胡汉民派）、王亚樵、恩克巴图等联合反蒋。此时留日归国学生赵铁桥伪装反蒋，加入了王乐平为首的反蒋组织。
由于方振武并非蒋介石嫡系，因而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排斥。于是王亚樵相邀方振武一起参加反蒋。方振武在安徽有余亚农、鲍刚两个主力师及新编部队数万人。同时石友三在浦口附近驻兵，亦非蒋嫡系，王亚樵与石友三有旧交，于是他也约石参加。余立奎旧部第四独立旅旅长彭建国兵驻常州，余立奎约彭建国起义，彭遵余意。
三方约定，然军费还没有着落，方振武便将安徽凤凰井、金河、沿河、湾址4个厘金局交王亚樵充军费等用。但沿河、湾址两厘金局被杜墨林、朱雁秋两人侵吞，仅其余两局收入用于军费。王亚樵令其弟王述樵拿三万元顶下上海亚洲饭店，将常州全部起义军人家属接至亚洲饭店居住，按月支给生活费用，免去家室之虑以坚其志。
三路相约，石友三率部攻浦口，方振武兵出安庆沿江而下与石友三会合。余立奎赴常州率彭建国部沿京沪线直捣南京。后人称之为民国18年三路军讨蒋。
不料混入王乐平反蒋队伍的赵铁桥叛变告密，蒋介石闻讯，首将方振武骗至南京扣押，再派兵至常州围攻余立奎、彭建国。事出意外，余立奎战败被俘，与方振武同关押于陆军监狱。彭建国逃沪。石友三无方振武后援力战，不利逃脱，此次讨蒋行动宣告失败。
三路军讨蒋，王亚樵居间秘密活动，未引起蒋介石注视，蒋注意力集中于王乐平。赵铁桥为进一步求得蒋介石宠信，媚蒋献策杀王乐平。1930年2月18日晚，赵铁桥于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乐平寓所杀害了王乐平。由此赵铁桥得到了蒋介石的奖赏，被任命为上海招商局总办。王亚樵、常恒芳等悲痛王乐平死难，痛恨三路军讨蒋失败，恨赵铁桥入骨，决意要杀赵铁桥为王乐平及讨蒋死难者复仇。
正好此时也有人找到王亚樵，委托他取赵铁桥的性命。原来，1929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原由李鸿章开设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后来就委派了赵铁桥为招商局总办。赵接手后，马上对招商局进行彻底的人事改组。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字伟侯），名义上仍是董事长，但已大权旁落，徒有其名了。
招商局自开设以来的几十年一直为李家独占，岂肯轻易交出权柄。于是李国杰托人找到王亚樵，请他设法干掉官方委派的赵铁桥。允诺一旦李家收回权柄，即把招商局最大的轮船“江安”号的用人权和营业收入归王所有。此事正中王亚樵下怀，他表示同意。
1930年王亚樵指派王干廷、夏绍恩、牛安如、费祥元守候上海招商局门前，伺机杀赵。7月24日上午8时许，乘赵下汽车进招商局无备，四支手枪齐击，当场击毙赵铁桥，附近巡捕见击趋势猛而避之，四人安全脱走。
赵铁桥死后，李国杰经多方努力，终于在1932年夺回招商局大权。于是兑现前诺，把“江安”轮交与王亚樵。“江安”号当时的经理叫张延龄，是张啸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门徒。张延龄自恃后台强硬，拒不卸命。双方僵持。王亚樵于是派人乘夜将张啸林住宅的后院墙炸了个大窟窿，以示警告。王亚樵认为，杜、张虽势力雄厚，但妻妾成群、资财连城，断无同人抵死相拼的勇气。事情进展果如王亚樵所料。可是，张延龄仍不肯就范。王亚樵再派往众数百人，手执利斧，上船逼张延龄交卸。张逃进杜家求助，杜月笙怕招惹王亚樵，说道：“王亚樵亡命之徒，我等皆难当之，何必计较如此？”着其立即交船，张延龄不得已只好从命。王亚樵收回“江安”轮后，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杜月笙虽肉痛至极，心犹不甘，但最后还是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
这是王亚樵与上海滩黑帮杜月笙的第一次直面较量，后来还有一次。那是在1932年，王亚樵因组织“铁血除奸团”谋刺宋子文案发，暂避香港。此时杜月笙的一个在上海浦东私设吗啡制造工厂的门徒，因同职工有矛盾而将该职工毒死。职工家属得知后，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结果也遭到暗算。王亚樵闻讯后，寄函杜月笙询问。杜未作复。王再函，杀杜之意流溢字里行间：“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杜接函后马上慌了手脚，多方托人斡旋、疏通。王亚樵因避居香港，行动不便，又碍于说情者的面子，这才停止了追究。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1）
·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报告：“王亚樵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近几年，一直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悬赏缉拿。”
·1931年部署庐山刺蒋未中
·1931年上海站伏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
·1932年组织“铁血锄奸团”参加淞沪抗战
·1932年上海成功暗杀日寇白川大将
·1933年蒋介石招安不成，悬赏重金捕杀，王亚樵远走香港
·1935年汪精卫南京国民党全会会场被刺重伤，全国震动
·1936年王亚樵梧州被害，李济深等前往吊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亚樵仍坚持一己之见，活跃在上海、南京、安徽、广东、广西、香港等地，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传奇式人物。在国民党政界要人眼中，他是“暗杀党”、“帮匪”；江湖人士羡其效法孟尝门客弹铗而归，麾下举火待食者众多，侠肝义胆，誉之为“上海滩上小孟尝”；上海租界当局警务部门的档案中将他称之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刺客，若干政治谋杀案的主谋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对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胁，戴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
王亚樵带着一帮弟兄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14年之久。在拥戴孙中山先生的王亚樵眼里，蒋介石背叛了大总统，违背了总理的“三民主义”；在侠义思想浓厚的王亚樵眼里，坐拥重兵却不抗日的蒋介石更是民族败类。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系列的刺杀大案频发：谋杀蒋介石，枪击宋子文，炸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白川大将，刺伤汪精卫……只杀的昏天黑地、酣畅淋漓，崇尚以“五步流血”的暗杀手段除暴安良，救国救民。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经风趣地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1930年前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的同时，急需扩军对付西南反蒋战线，但军费浩大财政枯竭，扩军备战受到限制，因此欲在全国试行“米照捐”，增加财政收入。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到上海，联络上海反蒋人士，扰乱蒋介石扩军备战计划。
1931年蒋介石令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在安徽芜湖、大通、大胜关等产米区试办“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述樵联络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戚皖白、杜敬纶、雷可南、汤绍松、刘竹青等筹组“安徽旅沪学会”。由该会首先发难，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邀请柏烈武、许世英、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参加，发出通电，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芜湖、蚌埠请愿。发动安庆等地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运不通，粮价高涨。蒋介石被迫通过行政院长汪精卫下令撤销“米照捐”。
“米照捐”被迫停办，扰乱了蒋介石扩军备战计划。蒋介石获悉是王亚樵一手发动，“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的反蒋组织，遂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行动。
王亚樵的活动，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干扰。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1936年的一份报告：“王亚樵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近几年，一直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悬赏缉拿。”蒋介石惊魂不定，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命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
一
1931年蒋介石内外交困，他在国民党内部提出了《训政时期约法》，结果遭到时任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且这位曾任孙中山时期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已对蒋介石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据说如果举行大选，会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他。蒋介石决定拔掉这根后来在自己日记中痛骂为“小人难养与鸟兽不可同群”的肉中刺。
1931年2月26日，本是这一年的农历大年初十，但是在国民政府废除春节的命令约束下，大街小巷上一点年味都看不出来。胡汉民在这一天接到邀请：到蒋介石的陆海空总司令部晚餐。一进司令部，胡汉民就后悔不已，他没有见到请客的主人，而是面对着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递给他的一封蒋介石的信，这封信在列数他的多宗罪状后，要求他辞职。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2）
两天后的晚上，胡汉民终于见到了想以请客吃饭之名革他命的蒋介石。两人的唇枪舌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身在屋檐下”的胡汉民还是签发了声明：“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自此，胡汉民开始了在南京小汤山将近8个月的被囚生涯，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释。胡汉民这位当年曾被称为孙中山幕下明星的国民党元老，竟然被他的晚辈蒋介石软禁达数月之久，怎不令他义愤填膺。于是，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人士筹集了20万元巨款，托李少川游说王亚樵杀蒋。本来就与蒋介石誓同水火的王亚樵慨然应允。
1931年6月初，王亚樵探听到蒋介石将从南京飞赴江西，并会上庐山消夏的消息后，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郑抱真带领，住在仙鹤街余立奎的住宅内，伺机埋伏在南京机场附近，准备趁蒋介石登机之时暴起刺杀。不过当时郑抱真率领的杀手们在南京机场潜伏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飞机动地方——原来蒋介石临时改变行程，坐军舰去了庐山。
另一路则由华克之率领，化妆成游山的富商先行上山埋伏，等待蒋介石上山再伺机刺杀。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庐山，摆在王亚樵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枪。
王亚樵通过外国朋友搞到了几把最新式的德国强力左轮手枪，500米之内威力巨大。但是因为沿途车站码头搜查甚严，而且庐山山上因为蒋介石的到来更是布满了便衣和暗哨，所以华克之一行并没有带枪上山。现在怎么把枪送到华克之的手上便成了问题。
王亚樵的妻子王亚瑛（原名丛蕴钰）出了个主意。他们差人买来了十个上好的金华火腿，用利刀剖成两半并把中间的肉挖空，再将手枪拆散，把零件和弹药用油纸包好后放入火腿洞中，再将肉皮用针线密密缝好，涂上薄薄的一层盐泥，表面看上去天衣无缝。王亚瑛和她的弟媳刘小莲一起，乔装成贵妇，由两个部属办成伙计，随同她们前往庐山。一路上他们神态安详，毫无破绽，警卫们以为是阔太太上山游览并向权贵赠送贵重礼物，于是一路放行畅通无阻地上了庐山，顺利地将武器弹药送到华克之等人下榻的“庐山新旅社”。
华克之等人一接到武器，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把火腿打开后将枪装好，装扮成游客模样，分别埋伏在蒋介石可能会经过的山路上，密切注意着蒋的行踪，准备伏击。
可是百密一疏，因为华克之等人的一个微小的疏忽而引起了蒋介石侍从的高度警觉。这一次上山，蒋介石虽未带戴笠前来，但是负责保卫的侍从们也决不敢掉以轻心。除了命令当地军警负责外围警戒和查岗放哨之外，蒋的卫士们也必会亲自检查蒋介石将出行的路线是否安全。这一天，卫士们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看到了几个被抛弃的奇怪的火腿——肉都被整齐地挖空了，仔细研究之后竟然发现火腿被挖空的###中隐隐有机油的痕迹。这一发现让蒋介石的侍卫们非常的紧张，他们推测很可能就在这几天，有枪支被偷偷带上了山。那么这些枪支的目标是谁？
侍从室向蒋介石汇报之后，除了要求庐山上的军警加大巡查力度之外，也改变了护卫措施。他们将原本都拥在蒋介石身旁的侍卫们分成明暗两组，一组依然若无其事地拥在蒋介石周围警戒，另一路进入到蒋介石沿途的树林、竹林中暗暗保护。
1931年6月14日的下午，行动组成员陈成扮成游客坐在山边一株大树下歇息、抽烟。忽然看到远处崎岖的山路上，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着滑竿，一前一后颤颤悠悠地从山上下来。一群卫士手提枪支在前后护卫。此时的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山路和蒋介石的身上，没有想到会有卫士暗暗地从树林中摸出来。
此时穿行在树林中的侍从们也注意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此人身穿长衫，手插在腰中，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蒋介石将要经过的山路——此时蒋介石的山轿已经出现在山路的远处。凭着职业的敏感，卫士们急速上前，扬声示警：“什么人！”那个身穿长衫的人这才注意到自己不远处有几个军人摸了过来，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刻，在斧头帮里号称神枪手的陈诚没有逃走，而是选择了开枪——与蒋介石同归于尽。他举枪对着滑竿上的蒋连开了两枪，不过因为射程远，而且受到影响没能精确瞄准，所以这两枪都从蒋的耳边飞过，没有打中蒋介石，倒是让一个轿夫受了伤。陈诚还想继续开枪，但此时蜂拥而上的侍卫们已经一起向他开火，陈当场饮弹身亡。枪响之后，王亚瑛、华克之等人见刺杀失败，便急速下山而去。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3）
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但并未受伤。他见刺客已死，强作镇定的把手一挥，示意继续前进。留下的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搜索一通，发现除了手枪外别无他物。卫士向蒋介石报告后，他说：“把他埋了，不要声张。”
侍卫们就地掩埋了刺客，又在山上山下搜捕了一番，除了现场的那把新式手枪和几个已经急匆匆离去的上海客人有可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蒋介石电令身在上海的戴笠密查此事。戴笠经过查访，把目标盯在了王亚樵的身上，可是没有证据的他也不敢擅动这位斧头帮帮主，只是放出风来：“如果王亚樵敢对领袖不利，我戴笠一定不会放过他。”
二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国人的一致反对。蒋介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实际上暗控军权、财权。此时汪精卫也辞去行政院长，改由孙科临时出任。这时国民党西南各反蒋派欲乘蒋、汪下野，支持孙科改组国民政府，就此赶走蒋、汪。蒋介石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于是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太子派马超俊等均至上海，商讨除杀宋子文打破蒋介石阴谋，各方反蒋人士一直推举王亚樵承担。
王亚樵谋刺蒋介石未成，心想转而刺宋，倘若能够得手，既可以惩戒蒋，又可以为陈成报仇。于是他在宁、沪分设两个小组，周末部署了刺宋的行动。
1931年夏，王亚樵于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北火车站除杀。华克之通知南京“晨光通讯社”觅宋子文近期照片，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乘坐专车离宁驶沪。南京组负责人华克之立即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宋子文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7月23日上午，王亚樵即派上海组组员按原定计划分别部署，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上午8时宋的专车按时到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王亚樵的部属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车厢门口。车停稳后，宋子文在其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走下车来，接着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行动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但是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均穿一身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唐秘书夹着皮包走在前面，宋空手随后。行动组长刘刚误以为走在前面的是宋子文，于是向唐开枪。其他组员也随后开枪将秘书唐腴胪击毙。宋子文的卫士当即反击，并掩护宋躲在一根大柱子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出站口。龚春蒲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投出两颗烟幕弹，整个月台和出站口顿时烟雾弥漫，行动组人员乘着烟幕的掩护，安全离开车站。在撤出时，他们顺手将预先印好的传单撒向群众。传单在历数揭露了宋的种种劣迹之后说：我们与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后人称之北站刺宋。刺宋案发后，国民党军警机关四处侦察，但一无所获。
三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视国土沦亡而不顾，爱国将领马占山孤军奋战，捍卫国土，蒋介石不发一兵一卒，全国人民纷纷捐献筹款，以人力物力支援马占山。
上海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王亚樵、吴迈、李次山等千余人集会支援马占山抗战。王亚樵、李次山负责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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