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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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暗杀，同时要求一定要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制裁。
　　　　二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答军统在暗杀方而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调兵遣将。他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
　　　　陈恭澎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是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
　　　　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也感到了自己处境威胁，坏消息不断传来。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在过境时连枪都不能带。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身在汪精卫很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就在谷正鼎游说失败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了要除去汪精卫的决心。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澎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陈恭澎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陈恭澎对其考察了一番：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5）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
　　　　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几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澎很懊恼。而且此次狙击失败，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情况。特务们经过研究商讨，决定孤注一掷尽快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
　　　　1939年3月20日夜11时40分，陈恭澎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澎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澎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他们以为是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澎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把枪伸进洞里对准床的方向开枪，曾仲鸣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腰背，他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澎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澎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三
　　　　原来当晚的情形是这样的，高朗街２７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而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殊不知就在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6）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璧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３月２７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汪精卫以此说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与日本谋和井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
　　　　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的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而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自人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陈恭澎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希望他去力挽狂澜。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实施制裁。
　　　　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四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精卫个人威望的打击。在１９３９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1939年3月22日，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本政府内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39年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冯·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哄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1944年11月10日，巨奸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11月23日安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下令炸开汪精卫的墓，将汪的棺材遗骸运往火葬场火化。
　　　　参考文章：
　　　　《汪精卫与陈璧君》，作者：程舒伟，郑瑞蜂，团结出版社
　　　　《“军统”赴越追杀汪精卫》何立波《湖北档案》2005年第8期
　　　　《河内刺汪秘录》，作者：王方南，团结出版社
　　　　《军统四凶—特工王戴笠的四大杀手》，作者：金山
　　　　《河内刺汪经过》，作者：申元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1）


　　　　·张宗昌之死，传言颇多
　　　　·张的外号：“狗肉将军”、“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
　　　　·以刺杀革命党人陈其美一案发迹
　　　　·一生好赌成性，挥霍无度
　　　　·祸鲁三年，民不聊生
　　　　·第二次北伐结束，亡命东洋
　　　　·韩复榘夜起杀心，密谋除张
　　　　·郑继成替父报仇杀张宗昌，一时之间成为英雄
　　　　·张死后无人抬尸，买不到棺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灾难深重的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处于不统一和不平衡状态，人民生活痛苦，国家极其贫弱。在这种混乱不堪的年代，社会无理智和秩序可言，有枪就是草头王。因而，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和群雄割据的局面。这是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社会历史原因。
　　　　张宗昌是民国时期奉系军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是军阀混战时期杀出来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军阀。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团长起家，后来一跃发展成为拥有十余万兵马、占有一方土地的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他的一生活动轨迹折射出军阀混战史中旧中国最为黑暗的一幕。
　　　　1932年9月3日下午，曾任“山东省督办”、“安国军副总司令”的著名军阀、“义威上将军”张宗昌在山东省首府济南车站遇刺身亡。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在当时流传着几种说法——有的说是郑继成为其继父郑金声死于张宗昌之手而报仇雪恨；也有人说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指使杀手下手；更有甚者说这是山东人民对张宗昌恨之入骨而推举刺客开的枪……一时之间，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本文就将揭露张宗昌罪恶的一生和郑继成行刺张宗昌一案的真实内幕。
　　　　一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生于1882年2月13日。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一天学没上过，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即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都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的走私贩毒。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贪图女色的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此外，张宗昌还有两个其他的绰号，因为张宗昌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当地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故张宗昌有“狗肉将军”绰号。又因为他打仗时进军和撤退都快，人又送绰号“长腿将军”。
　　　　其母亲祝氏，年轻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生得体躯高大，健壮结实，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自此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代，张宗昌即在母亲祝巫婆的默许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到16岁那年，帝俄侵略东北，正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得母亲大力支持，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他先是在抚顺挖煤，后至哈尔滨为赌场守卫，再后到了海参崴，因体格高大，膂力过大，擅长枪法，精于骑射，又天生一副绿林豪使的个性，交朋结友，挥金如土，所以很能得到当地流氓地痞的拥戴。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铁路不修了，张宗昌又回到家乡一带，继续当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马。
　　　　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趁着辛亥革命的浪潮，张宗昌感到有机可乘，于是带领一帮人马来到上海，投机革命。在陈其美（英士）部下李征五门下担任了光复军的骑兵团长，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2）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全国掀起了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时，此时江苏省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于是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的骑兵团在讨袁战争中被彻底打败，于是他前线倒戈投降了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袁世凯洪宪称帝后，东南方面所不放心的，是陈其美，因为陈在上海有实力有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其号召声势并不下于蔡锷。自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后，袁所最担心的，是怕陈其美回到上海响应。如果东南和西南联为一气，大局就拱手让人了；为了保全东南，势必要除掉陈。袁称帝后，冯国璋早就离心离德，但冯要巩固东南，尤其江苏是自己的势力范围；陈其美是冯的最大威胁力量，冯要除陈，和袁的立场是一致的。
　　　　南京浦口商埠筹备督办蔡某是袁世凯心腹，袁命蔡物色一个可靠的人筹划暗杀陈其美的工作。蔡和张宗昌是赌友，两人均精于赌博，因此相知甚深。有一天蔡约张打牌，张赴约，只见蔡一人，很是奇怪，蔡乃延入内室，郑重问张有没有胆子替老头子（指袁）干一件重要工作。张这时屈居冯部副官长之职，颇不得意，正想往上爬，一听袁有密令，立即答允。于是蔡乃去电北京，第二天袁有密电给冯国璋，命张宗昌克日来京。冯乃令张即日去北京一行。张来京见到袁，袁即授以杀陈其美任务，且予以大洋5万元。张返南京，冯询以赴京经过，张对冯说：“大总统交我一个任务，是极秘密的，可是我对督师却不能不说，总统要我找人刺杀陈英士。”冯听张所说，即表示支持，因为陈其美在上海对冯亦是一大威胁。张宗昌于是携巨款赴沪，可是如何实现刺陈计划，亦颇费周章，因为陈在上海的活动也很谨慎，北洋的人是无法接近的。正当他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时，却在一个偶然机会中碰到了曾当过他的排长，但被他斥革的同乡程子安，程见到张极力表示感激，因为程接到家书，知道张回掖县时曾经去谒见程母，且送了300大洋，所以这次在上海见到同乡老长官，非常亲切。张问程现干何事，程说在陈其美处跑腿，混混日子而已。张进一步询问，程言及在陈左右颇受排挤，极不得意。张闻程言为之心动，乃相约第二天赴长三堂子欢聚。第二天相晤，酒酣之时，张悄悄对程言及刺陈事，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劝程负责策划一切，程亦欣然慨允，遂积极布置。恰好这时陈其美正因讨袁军军费奇紧而在多方筹款，袁世凯的心腹走狗赵秉钧乘机令人设下圈套，许以援助讨袁军费，诱使陈入彀。1916年5月18日，化了装的程国瑞等以签约为名，找到借居在萨坡赛路14号日本人上田纯三郎寓所中的陈其美，开枪将陈当场打死。后来证实袁世凯为了杀陈付出了70万大洋的赏金。烈士的鲜血为张宗昌铺设了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曾追祭陈英士，且亲撰祭文，有云：
　　　　“……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百怪张牙，图君益渴，七十万金，头颅如许，自有史来，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勿瞑目。曾不逾月，贼忽自殂，君倘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自兹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
　　　　三
　　　　在袁世凯、冯国璋的支持下，张宗昌一路官运亨通，很快由旅长升为师长。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冯国璋的身死，张宗昌失去靠山，只得逃往北方，转而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当年张宗昌曾在这一带混过，以豪爽侠义出名。这些小头目有的是张宗昌的熟人，有的听说过他的名号。他们听说张率部前来，纷纷叛变了高、卢，最后还将高、卢绑起来献给张宗昌。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就解决了张作霖多年派重兵都未能征服的高、卢，他把接受的土匪收编成了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不久就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和中东路护路军副司令。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他不断扩大兵源，除了招收在东北的山东人入伍外，还派人到山东老家招兵买马。不久，俄国内战，500余名白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3）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加上张宗昌又好赌成性、挥霍无度，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于是，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以弥补军饷不足。张宗昌势力的扩大，引起了奉系实力人物的怀疑和妒忌，种植鸦片扩充自己实力的事更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张宗昌又想法笼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后来在举行军事演习时，由张宗昌的部队与李景林部进行对练，正好张作霖与高级幕僚都去观看，只见张宗昌的人马人人争先，乱七八糟的往前冲，一下打乱了李景林部的阵脚，李部支持不住，节节败退下去。张作霖没见过这种打法，心想也许这种乌烟瘴气的打发还真能对付正规军呢！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冯玉祥部早有回京政变的打算，因而未赶赴热河前线，张宗昌等人在热河未遇到劲敌，9月15日就进入热河省境内45里。22日攻入开鲁，挺进朝阳，热河都统米振标的外八营一触即溃。30日，张宗昌部轻松击溃直军王怀庆，占领了凌源。10月6日，张宗昌旅来到直军董政国部的警戒地带茶棚。董的主力部署在茶棚南面十五六公里的玉麟山上，易守难攻。张宗昌凭借收编的白俄部队的大炮，最终取得玉麟山一战的胜利。接着他又攻下冷口，乘胜到达滦州。稍作休息后，他又挥兵前进，过芦州、昌黎直到天津，一路不仅未遇多大抵抗，还乘机收编了不少直军部队。“长腿将军”的外号由此而生。
　　　　1924年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争夺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