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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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特务正是利用刘全德对共产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特点，将他派回上海，专门从事绑架暗杀活动，其手段不仅狡猾歹毒，而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由他直接指挥或参与暗杀的重要人物就有七八个之多。例如1943年，上海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总台长佘珍被杀案，就是由他一手制造的，刘全德因此而受到戴笠的特别嘉奖。
　　　　1949年6月，刘全德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由于解放不久，我方对他的罪恶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两面手法，积极要求立功赎罪，在关押了一周之后即被释放。同年8月，刘全德从上海逃往舟山岛定海，后经厦门到了台湾，又投到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特务机关。
　　　　为了暗杀陈毅，台湾“国防部保密局”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与策划，刘全德和同行的6人接受了美国顾问的强化训练。毛人凤下了死令：“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毛人凤还许诺，事成之后，刘全德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他后半生不愁吃穿。出发前，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二
　　　　刘全德等一批特务将被派到上海，已为我公安侦察部门所掌握。但要掌握其确切的行动时间并在上海500万茫茫人海中准确地圈定目标方位，却非易事，更何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手绝非等闲之辈！形势紧迫，公安部门不能等闲视之。
　　　　主管全市隐蔽战线斗争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扬帆，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收到有关暗杀上海领导人的案件通报，心头如同压着一块巨石。从30年代起，扬帆就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活动十分清楚，至今，他对当年军统特务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爱国革命志士的情景记忆犹新。不管是什么人，无论是自己的军事对手或是政治对手，只要用其他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均施以暗杀了结，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用伎俩。
　　　　扬帆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恨之入骨。他将近来发生的暗杀事件情况，以及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刘全德等特务到上海暗杀陈毅的阴谋，向陈毅和潘汉年副市长作了报告后，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市长的离所和外出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同时召集公安局社会处主任、科长会议，讨论部署侦破工作。
　　　　上海解放才5个多月，临近上海的舟山群岛、嫌洒列岛等大大小小岛屿还为国民党军所占据。舟山及其附近岛屿上的渔民、商人为了糊口，经常驾船到吴淞口上岸销售鱼虾等海产品，再贩运生活日用品回岛，一些特务乘机混入其间，从吴淞口登岸潜入上海；有的趁月黑浪高的深夜偷渡登陆。虽然进驻上海市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戒备措施，但毕竟海岸线漫长，防不胜防。
　　　　刘全德曾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社会基础，潜沪后易于隐蔽，这对我侦察发现目标是个不利条件。但扬帆认为，刘全德既然要进行特务活动，就离不开他赖以掩护和利用的社会关系，只要工作缜密得当，目标选择准确，就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他按照既定侦察方案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加强对吴淞口码头的控制；二是对已经掌握的刘全德的关系处，布置专门力量日夜监视守候，等待其自投罗网；三是尽量争取有可能接触刘全德的关系人为我所用，主动出击，发现刘全德的行踪；四是深入调查，发现新的主要线索或刘全德的踪迹，“撒网”控制。
　　　　三
　　　　刘全德的确很狡猾。
　　　　1949年10月30日，台湾“保密局”特务机关用飞机将他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空运到舟山岛定海，交给在定海的著名土匪头子黄八妹，指示她设法将三人送到上海。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4）


　　　　“眼睛，眼睛，到处都是眼睛。”到定海后，刘全德总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盯着他，如芒在背，因此行事小心谨慎。他要黄八妹先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岛，这是一个比定海更靠近上海的岛屿；而后又提出三个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走漏风声，要分头行动。他要黄八妹伺机安排、欧两人分别搭乘货船从大洋山岛进入上海，给他另外准备一条船，船上装些糖，何时启程由他决定。黄八妹一一照办。
　　　　三人定好到上海碰头的时间、地点后，刘全德只身装扮成“糖商”，乘船悄悄离开大洋山岛，于11月1日深夜到达浙江乍浦附近一个偏僻的海岸登陆，并于次日乘车潜入上海市。狡猾的刘全德经过一番化装后，竟在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作了实地勘察。返回住处后，他画了一张草图，将陈毅的行走线路，市长办公室、会议室门号，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射击方位等都一一用笔标出，尔后深居简出，窥待时机。
　　　　我方撤出去的网已经一个星期了，侦察尚无进展。“刘全德到底到了上海没有？他的落脚点在何处？”扬帆感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经报请上级同意，他在碰头会上向大家宣布：“我们要主动出击！”经过分析，扬帆认为潜入上海的刘全德很可能先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隐蔽下来，而后伺机行动。
　　　　刘全德与一位姓陆的曾同在国民党上海市普察局供过职，由于工作关系，刘与陆某常有交往，陆某还认识刘的密友姜冠球，并知他的住处。我侦察人员决定通过陆某到姜冠球处探探情况。侦察人员找到陆某，说明来意后告诉他，如果他能协助政府捉到刘全德，将给予表彰、奖励。陆某表示愿意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
　　　　11月8日晚上，陆某在我公安人员安排下，以探望之名来到姜冠球家。陆某原本只想通过姜打听一下刘全德的行踪，不料刚一进门，撞见刘全德坐在会客室内。这一意外相遇使他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喜。刘全德确已潜入上海。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陆某赶紧上前，故作惊讶，主动打招呼道：“几个月不见了，你忙什么呢？想不到在这碰到你。”
　　　　刘全德见到陆某先是一惊，紧张地从窗口观察外面的动静，在断定确实没有什么危险时，才稍稍镇定下来，说道：“我刚从舟山回来，准备找熟人去公安局自首。”
　　　　陆某一听这话心里明白，这是对他不信任并怀有戒心。他故意不接刘的话题，做出一副沮丧的神态：“解放后公安局对原警察局的人都留用了，唯独对我不信任，我只好早早辞职，现在家待业。今天到弄内来找老同学，是想请他给介绍做点生意，家中老婆孩子等饭吃啊。”
　　　　刘全德听罢陆的话，不再说什么，他向陆某要了住址、电话，称改日登门拜访，随即起身准备离去。
　　　　为了摸清刘全德的去向，陆某随口说了一句：“那好，我们一起走吧。”
　　　　两人出了姜家院门，路上，陆某心里十分矛盾，如果一直跟着刘，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若要把他扭送公安局，自己孤身一人，难是他的对手，惊动了他，更难捕捉。想到这里，陆某只得借口自己朝另一方向走，与刘分手。这条已经看到的“鱼儿”，又从从容容“游”走了。
　　　　四
　　　　20分钟后，陆某坐在了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扬帆和侦察组其他人员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刚才的一幕。陆某面有愧色地说：“没能抓住刘全德，没有完成好任务。”扬帆接言道：‘虽然这条‘鱼儿’游走了，但此行也有收获，知道刘全德已潜入上海，这就大大缩小了追踪他的范围。你已尽力了。”
　　　　陆某走后，扬帆对在场的同事们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刘全德，而且是在他的旧友家中碰上了他，证明先前的判断还是正确的。下一步我们的侦察重点还是放在与他相识的人家这个方向！”
　　　　大家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形成共识：既不能让刘全德的阴谋得逞，也不能让他受惊溜掉，立足于智取生擒。侦察组的同志估计刘全德从姜冠球家离去后，极有可能去找一个名叫史晓峰的人。据此推断，公安人员先找到了高某。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期间，高某和史晓峰曾是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的同学，刘全德是该校教官。当年刘全德暗杀佘阶时，正是史晓峰掩护他脱离危险，所以刘对史甚为感激，二人关系一直十分密切。高某与史晓峰是多年的旧友加同学，过去常有往来，因此，高某被我公安机关定为第二个打探刘全德行踪的人。高某表示一定尽力。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5）


　　　　史晓峰当时在山西南路7号开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11月9日中午11时左右，高某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史家门口。他有几分犹豫，正朝店内张望，恰巧史晓峰从外面回店，见到高某很是亲热。史晓峰要高某上楼一叙，并神秘地对高说：“老兄，我让你见个人。”房门推开，原来是刘全德在史家。
　　　　刘全德一见高某进来，不禁一惊，满怀狐疑地问：“你怎么来了？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高某心想，既然撞上了，就得想办法将他稳住，尔后找机会离开。“刘先生，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你！”高某故作惊喜地说，“这些年来您在哪里发财？”边寒暄，边落坐，房门紧闭，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史晓峰叫家人准备酒菜。
　　　　高某拿出一张离职证明“诉苦”道：“解放以后我一直失业，两位老兄能否介绍点生意给我做做，混口饭吃。”此时刘全德的心思却不在这里，他给高某频频斟酒，目的是想灌醉他，让他酒后吐真言。高某为消除刘全德的怀疑，也就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过三巡，高某已显醉意，刘全德的戒心有所放松。他对高说：“过个三五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再畅饮一次。”
　　　　高某一心想着如何尽快脱身，好向公安部门报告。他乘刘、史二人不注意时，将吸剩的半截香烟吞下肚去，满肚的酒菜顿时翻腾起来，只听“哇”的一声，刚吃下去的酒菜呕了一滩，恶气冲鼻。史晓峰喊来家人处理。高某假装醉眼蒙眬，歪在桌旁，嘴里不停嘀咕着：“不能躺在这里，送我回去··…”刘全德真的相信高某醉了，他打算先让高走，自己立刻转移。
　　　　高某在史晓峰搀扶下，歪歪斜斜出了院门。拐过巷口，他的酒全醒了，跨上自行车刚刚踏了几下，看到迎面走来两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赶忙下车，上前说明原委，最后说了句：“快跟我来，别让他跑了！”两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高某迅速来到史晓峰家。
　　　　“笃、笃、笃！”高某上前敲门。
　　　　“谁！”里面传出问话。
　　　　“是……是我。”高某在门外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怎么又回来了？”里面明显警觉起来。
　　　　“我喝……喝……得太多了，这……这车子骑着不听使唤，先……先……放在你这。”说得在理。
　　　　“吱”的一声，门闪开一条缝，高某顺势用腿一顶，两名解放军战士猛虎扑食般冲了进去。刘全德正躺在床上。也有几分醉意的刘全德以为短时间里不会出事，他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不过这次他失算了。在高某的协助下，刘全德未及做出反应，就被解放军战士死死压在身下。史晓峰也当场成了俘虏。
　　　　刘全德和史晓峰被押到公安局。主犯落网，对我全体侦察人员是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期一网打尽，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决定一鼓作气。侦察员一方面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继续日夜严密布控，以防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突击审讯刘全德。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存有投机心理的刘全德很快交代了潜入上海前后的经过、活动以及其他同行人员的行踪线索。
　　　　根据刘犯的口供，公安人员分头出击，迅速将其他5名特务和为他们行动提供方便的14名窝匪一一抓获归案，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已然破产！但有一重要敌特分子劳有花潜逃。
　　　　1950年8月，根据公安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押往北京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接管。同年12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同案犯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在上海被判处极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程度不同的法律制裁。但潜逃的女特务成为我公安机关的心中之刺。
　　　　五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劳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6）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不久老板就因为患有心脏病，猝死了！
　　　　因为平时劳有花与老板有染，老板的妻子早已记恨在心，现在有机会便毫不留情的将她从纱厂赶了出来，很快她又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她和上司之间仅靠这种方式联络，但从未见过面。
　　　　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这位“来客”便是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边精心准备筹划边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根据上层指示：立刻离开上海，等待刺杀任务！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就被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人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点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把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待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有染之事，已经跟老板家属有过协议，双方当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殊不知正是这实情使劳有花露了馅：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那位像修女样文静的女医生还是当着主任。这样，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与刘全德等合谋刺我国领导人的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至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彻底破产，所涉敌特人员全部落网。
　　　　此案再次向世人昭示，凡不择手段试图与人民为敌的人，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参考文章：
　　　　《斩断伸向陈毅的魔爪——国民党特务杀手刘全德落网记》，作者：鲁青，《党史文苑》1998年第1期
　　　　《捕获杀手刘全德的经过》，作者：扬帆，《炎黄纵横》2006年第4期
　　　　《谋刺陈毅的女特务落网记》，作者：曾洁，《文史天地》2007年第7期
　　　

……（本卷结束）　……



第三编　扑朔迷离　名案追踪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1）


　　　　·陶遇刺一案乃民国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
　　　　·陶成章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四至杭州而不归”
　　　　·陈其美揽权起杀机，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二人结拜为兄弟
　　　　·陶案后，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
　　　　·蒋介石惶恐万分，为避风头再次东渡日本
　　　　·陶案调查不了了之
　　　　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就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春天，就在人们翘首企盼一个新民国的到来时，沪军都督陈其美遣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青（介石）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首开了民国以来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
　　　　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击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同时这一事件对今后的中国政坛也有着极为深远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的小卒。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鉴于溯往知今，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究这一历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一
　　　　陶成章（1877—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栓、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的介绍，陶成章结识了当时尚在狱中的白布会领袖汉振声。二人相谈甚欢，汉振声为陶成章写了几封介绍信和十几张名片，便于他前往各地与会党联系。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各种革命报刊，同时也做社会调查，对当地会党、兵营、贫富户、地理、财政等各个方面加以了解。活动颇有成效，“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友，陶成章则奔走于浙、皖、闽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后来由秋瑾组织成立了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都督，计划起义。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不料事败，也从容就义。辛亥老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2）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受编辑《民报》。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捐，但孙中山以为把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区并不妥当而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诋毁孙中山先生。这一由筹款活动而引发的策略上的分歧，再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隙。1910年2月，章炳麟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任正会长，陶为副会长，他们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对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嫌隙，辛亥老人沈瓞民认为：
　　　　“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
　　　　不过事实上，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然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光复会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在推翻满清的革命过程中，光复会志士的牺牲是无比惨重的，沈瓞民曾回忆说：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走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