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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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四周发生枪战，即率领军统特务和空军司令部人员，乘两架飞机逃往成都，行前还将空军机场的军火、物资器材和４架待维修的飞机，都装上了定时炸弹。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选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540—55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1）


　　　　·《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沈母言：“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1935年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
　　　　·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北平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市工委机关报《挺进报》，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
　　　　·1948年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1949年9月—11月在重庆指挥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和大破坏计划
　　　　·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随后当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押
　　　　·1956年，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后，对国共夺权争利的内战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1973年病逝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这个名字，许多人听来可能比较生疏。如果说徐鹏飞，那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其实，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不过，《红岩》中的徐鹏飞，与真的徐远举是有不少出入的。因为那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资料或传记文学，所以允许作者加以创造。
　　　　我与徐远举相处前后近30年，由于他和我同年，又是两湖大同乡，不但曾在一起共事和共同学习改造，而且私交相当深。我认为对这样一个人物，还是应当提供一些真实的资料。除我写些有关他的情况外，更希望了解他的人，也都写点出来，尽可能把这个人的一生，写得全面一些。
　　　　早年印象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4年春，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为了扩充组织，专门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同学，进行特工训练，作为他的基层骨干。徐远举受训后，戴笠把他安排在复兴社南京分社任干事，主要任务是监视分社成员的活动。
　　　　1933年，他到上海来玩，经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第一组（华界组）组长陈志强介绍，与我认识。我当时任第二组（法租界组）组长，两人一见谈得十分投机，他非常羡慕我当了组长，不想再在南京当干事，愿意到上海特区来。我也很想帮他的忙，有次戴笠到上海，我便提出徐远举的事，他考虑了一下之后，说这个人不宜在上海工作，以后可另作安排。
　　　　隔了好久，徐远举突然跑到上海，很高兴地向我辞行，说戴笠已向参谋本部推荐他为九世班禅回藏行署的少校随从参谋，不久即随同班禅去西藏，为特务处开展西藏的工作。他很满意接受这个特殊任务，认为很有前途，并感谢我曾在戴笠面前为他说了话。我留他在我家住了几天，为他准备了去西藏的一些日用品。当时我母亲住在我家，她有天在吃午饭时，仔细看了徐的面相后，当天晚上告诉我：“此人不可深交，要注意。”我即回答，我和他往来中还没有发现什么，不知母亲有何教诲？老人家告诉我说，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我便一直记住这些话。几十年中，经我观察所得，果然是这样。
　　　　过了几天，我有事要去南京，便陪他一道回到南京。他领我去见了班禅活佛，见面时，只简单介绍说：“这是班禅活佛。”“这位是从上海来参拜您的记者（指我）。”还没有等我讲话，就被拥上来请他摩顶的善男信女挤到了一边。我回到上海，我母亲还埋怨我没有让活佛摩摩顶，我说徐远举告诉我，他在活佛身边一个多月，发现他和我们一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母亲为此狠狠地说了我一顿。
　　　　入藏途中
　　　　隔了不久，他就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沿途他都有信给我，但行程很慢，约在1936年前后，他才到达当时的西康省，等他到了青海省的玉树县时，已是1936年底了。他到玉树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班禅一行从西康到青海途中，一天晚上突然被西康军阀派兵伪装强盗，将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他说已将这一情况急电南京有关部门，要求惩办肇事者并发还所抢走的法器、赔礼认错。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帮他探询一下，是否能早点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在班禅面前也好得到信任。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2）


　　　　我拿着他的信去南京，向戴笠说明了徐的要求，戴笠还没等我讲完，就说他早知道了，现正由宪兵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中，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还说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一定要由蒋介石决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时候，我托人去打听，仍没听说有明令惩办肇事者的消息。据说，当地军阀坚决否认此事为其部下所为，结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远举又来信说班禅已死在玉树，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后再给我写信。
　　　　西昌行辕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他的湖北同乡，对他非常器重。他曾来信说戴笠、张笃伦对他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生难忘。西昌行辕调查课课长以前是由副课长徐昭骏代理，徐后来当了西康省政府委员，张笃伦便让他代理课长。按一般常规，不先征得戴笠的同意，戴不但不会同意，还得把他派的人调回来给以处分，怕他派的人被别人收买了，以后不再听他的话。这次因徐系他的学生，所以戴笠同意了张笃伦的意见。
　　　　徐在西昌期间，工作十分认真。其主要任务是了解西康地方势力与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向戴笠报告。西康的一些军政头头们爱赌钱、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通过这些活动，他很快结识了不少地方势力的中层骨干，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烟，贩卖枪支弹药。他后来告诉我，这些事因为不会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张笃伦和戴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大，便不去过问，还可以拉拢地方势力，使他们不搞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我的行踪不定，彼此的联系少了。1941年冬，我刚刚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下来，随戴笠去成都，住在金河街戴笠的寓所。有天传达人员告诉我说，有个叫徐远举的要求见戴笠，我马上跑出去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异常，除互道别后情况外，我问他为什么前天戴笠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他没有来。他说因为去自贡和内江联系工作，今天才赶回来，所以那天没能来开会。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我的职务未定，他说最好到成都工作，那里的气候比重庆好得多。我因不敢向戴笠提这种事，只说一切听从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在军统本部
　　　　1942年，我被任为军统局总务处长，徐远举赶到重庆为我祝贺，我说从此天天和戴笠在一起，保不定哪天办错了事而坐牢，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却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先在戴笠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调出去就方便多了。他非常希望有天也能调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要我看机会帮他一下。我说情况还不熟悉，他说不要过急，有机会就顺便提一下。
　　　　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还缺少副处长。这个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即搞暗杀、绑票、破坏、拘捕等等。我过去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虽担任的是总务处长，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参加。我当时也希望调任该处处长，但戴笠不同意。这时因该处正物色副处长，我便提出了徐远举。前一天晚上，我还向主管人事的龚仙舫提过，他也同意。这时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答应，只把头点了点。于是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去说说。
　　　　大约过了10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反而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3）


　　　　破坏地下党
　　　　战胜利后，戴笠死去，毛人凤以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期间，徐远举投其所好，经常到重庆陪同毛人凤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总是设法输一些黄金美钞。徐本来很会打牌，与四川军政人员打牌常常赢钱，而与毛人凤打牌时总是故意输一点出来。
　　　　国民党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绥靖”公署。徐远举便由毛人凤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我当时已随军统局迁回南京，曾专为他晋升新职而赶来为他庆贺，他当面向我提出，希望我把军统过去给张国焘住的观音岩张家花园4号住宅拨给他居住，并将军统招待美国特务的一些上等家具也借给他用。我当然都同意了。
　　　　1948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他是这一地区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反共老手，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的手中，说明他统治的地区并不平静；无疑是在向他挑战。他把徐远举叫来，把那份《挺进报》用力地摔在徐远举面前，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徐被他说得无言可答，一个劲地表示，一定遵照指示，限期破案。
　　　　据徐远举告诉我，他回去后，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挺进报》在重庆发行了很久，他是知道的，也看到过几期，但像这次竟直接寄给了朱绍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便召开“丙种汇报”会议，研究破案的办法。特务们一致认为，应派特务设法打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只有从内部掌握情况，才能达到目的。
　　　　不久，徐远举得到了重庆站打入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即组织二处与重庆站联合破案，在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徐远举日夜审讯，任达哉在徐的软硬兼施之下，交出了他的上级领导、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徐远举大喜之余，又采用同样的办法审讯许建业，结果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这位忠贞不屈的革命者口中没有吐出半点东西。徐回头又严刑追逼任达哉，任忽然想到了一位不知身份和姓名的另一领导，常去某处活动。徐派人去守候，结果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徐远举连饭也不吃，不停地审讯。刘国定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就交代出一大批地下党员。这是保密局从来没有过的破坏活动，只10来天的时间，重庆市委所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几乎有一半被捕。
　　　　毛人凤得知徐远举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逮捕了市委书记和许多重要党员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到重庆，指导徐远举继续进行搜捕，还和刘国定、冉益智等几个叛徒商谈，如何破坏原南方局及南京、上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据刘国定交代，他曾和这些地区的几位领导人接触过。叶翔之便亲自带领刘国定去上海、南京，幸好那时刘国定认识的那位领导人离开了上海，才幸免于难。
　　　　冉益智叛变后，亲自带领特务去万县逮捕了江竹筠（江姐）等多人。还把川东地区一个工委书记涂孝文出卖了。涂孝文被捕后，在冉益智的诱劝下很快叛变，又带领特务把川东10多名重要干部逮捕了。
　　　　接着，这几个叛徒又把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等出卖了。蒲华辅被捕后，徐远举高兴异常，连夜亲自审讯，利诱未成，乃改用酷刑，蒲交代出了川康特委的一些上层关系和一些与地下党有关的上层人士，连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党员也交代了出来。徐远举仍不满足，还不断逼他进一步交代，直到重庆解放还不释放他，最后连同涂孝文等四个叛徒一起被杀掉了。
　　　　在徐远举的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达130多人，其中除20余人释放与脱险外，绝大多数被分批杀害了。
　　　　特区区长
　　　　徐远举因破案有功，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毛人凤于1949年10月间到重庆视察时，对徐远举大加赞扬。国民党为了加强西南大后方的特务统治，特设立“西南特区”，任命徐远举为区长，原息烽监狱主任、毛人凤的亲戚周养浩为副区长，川、康、滇、黔四省省站都由特区指挥。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和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4）


　　　　重庆站长颜齐，也因协助破案有功；晋升为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发给一等光华奖章。
　　　　朱绍良也得到蒋介石的嘉奖。不久，朱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遗缺由张群继任，朱在离开重庆的盛大宴会上，还特别走到徐远举面前，拍着徐远举的肩向在场的上百人说：“老弟给我争了面子，否则我是要灰溜溜地离开重庆的。”
　　　　张群接替朱绍良不久，蒋介石即将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由“绥靖”公署主任晋升为军政长官，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朱在向张介绍徐远举时，特别称赞他精明能干。张早就认识徐，所以在张任内，徐比过去更吃香，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去办。因为二处成了公开掩护机构，许多事他可以用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名义去办，西南长官公署无权过问。张群做人比朱绍良更圆滑，只求徐表面上承认他是上级就行了，而徐干些什么，他完全不愿过问。徐远举设在渣滓洞的看守所，关了些什么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并不知道。
　　　　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因出卖革命人士有功，都被毛人凤批准授予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职衔。我于1948年5月由保密局总务处长调任云南站长，几个月没有侦察出云南地下党组织。徐告诉我说，刘国定认识其负责人，我很希望刘国定到昆明帮我破案。正在这时，毛人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说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人一开始合作就闹矛盾，希望我有空去重庆劝说他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能为个人小事而影响工作。我便于第二天由昆明飞往重庆。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但更重要的是希望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所以我当天晚上找周养浩谈话，希望他和徐远举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同周一道去徐远举的办公室，要他把刘国定找来，我想当面问问云南地下党的情况。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着中校衔的肩章，看到我们3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鞠躬。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一支香烟朝他扔过去，他很熟练地接着，但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
　　　　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对云南地下党组织在什么地方并不知道，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说要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抓得到。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我向徐一使眼色，徐就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刘国定又站起来向我们3个人各一鞠躬，才走。
　　　　徐远举前天晚上接到我的长途电话，知道是为他和周养浩的事要来重庆，所以刘国定一走，徐便吩咐卫士把门关好，暂不见客，以便我们3人好好谈谈。
　　　　我本打算让他们两人把一切误会都摆在桌面上来谈，我好向毛人凤去复命，没想到这些人都是阴一套阳一套，真正到了应当摆出来的时候，嘴上却一个劲地敷衍着。徐看不起周是凭江山人的关系爬上来的，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看不起别人。谈了半天，都不着边际。最后，我不得不说出是毛人凤得到各方面的报告之后，才决定要我来调停的，周养浩算是比较痛快，也只是说《挺进报》事件，完全是徐远举一手包办，他问都不能问。徐本来是急性子，但当着我的面不好吵，只说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亲自在抓，很多事只是收尾，所以没能仔细和周详谈，以后有时间，一定让周把全案的过程看一遍，有不够的地方再补充。周也同意。就这样，他们算是把误会解开，我也算完成了任务。
　　　　徐远举少年得志，相当骄傲。自破坏了重庆地下党后，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更加不可一世。有一次，四川一军阀请他吃饭，他刚一坐下，客人还没到齐，便先到桌上吃冷菜，一个10来岁的小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先吃起来？”他一听，火冒三丈，便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酒菜全部掀到地上。他帽子一拿，气冲冲地跳上车，主人赶来向他道歉，他头也不抬，便开车走了。这件事当时在重庆传为笑谈，他自己还很得意。我为此事曾劝过他，切不可这样粗鲁，会得罪人。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但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这种人得罪也是这样，不得罪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怎么也不会请我们吃饭的。许多人说这种人是‘水精猴子’一点也不错，你和他们往来也得小心点。”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5）


　　　　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是有名无实，因为黔滇两省站长他指挥不动，我曾接到毛人凤用化名写的通知，说西南特区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对付西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在特区统一领导下，共同行动……我接到这一通知后，马上致电徐远举，除向他祝贺外，还表示今后一定听从他的指挥调度；但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这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过课，是徐远举的老师，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后，根本不予理会，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的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徐远举常到昆明，也没有问过云南站的事。周养浩却一直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其实是徒有其名。
　　　　策划应变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到重庆，召集西南和西北几个省的省站与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三·一七大会。过去军统局时期，是开四一大会，以纪念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但自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便将四一大会改为三·一七大会，以纪念戴笠。可是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剩下的几个较完整的省，都在西南和西北，眼看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保密局在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也由南京逃往台湾，所以毛人凤便决定到重庆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为了欺骗蒋介石，还把这次大会也说成是全国性的，把广西和湖南两个省的负责人也召到了重庆。过去军统开四一大会，连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派到外国的特务有不少也回来。现在解放区虽也留有少数潜伏特务，却不能让他们参加，因为他们都是好不容易才潜伏下来，出来了就回去不了。
　　　　筹备这次会议的，当然是东道主徐远举。他过去对此无经验，知道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主办过几次大会，所以要求我早两天到重庆，帮他筹备大会。大会开幕前，毛人凤又指定徐远举为大会秘书长。大会期间，因为毛人凤一再表扬徐远举，使他更加骄傲，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总是由我出来当和事佬。那次参加的人数虽只有过去的1／5，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中，不少人的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而徐又自以为立了大功，得到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大家都很不痛快。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所谓“应变”问题，一是加紧在西南、西北地区布置潜伏特务；二是搞“还乡运动”，让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特务，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搞潜伏或破坏活动；三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组织游击武装，以便解放后打游击。我是三项任务都要承担，既要帮助保密局的潜伏布置组布置潜伏，又要劝说到云南的外省特务，回他们本省去，更重要的是，毛人凤还要我在云南组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部队。而徐远举只愿担任组织游击队一项任务，准备在四川打游击，认为他在四川地熟人熟，打游击有把握。几天会议下来，各人都分配到一项或几项任务，毛人凤便满意地回去了。
　　　　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关系相当好，徐除促使他在反共方面全力以赴以外，并请他在成都举行“乙种汇报”时，把所有民主党派成员也予以逮捕。王同意他的意见，先后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南负责人李宗煌和川康地区负责人周从化等抓了起来，送给徐远举去审讯。
　　　　云南整肃
　　　　1949年8月，蒋介石准备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军事反共。这时他既不是“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长官，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了。但徐远举为了要加强蒋这次到重庆的声威，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等共同策划，发动了10来万帮会分子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
　　　　张群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敌情报告”。徐连夜打电话到昆明和贵阳搜集各地有关人民武装的情况。我用了几乎一个小时，把云南和滇桂边、滇黔边的人民游击队的活动、人数、装备等都详细告诉了他。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敌情报告，深得张群和与会者的好评。会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许多与会的高级军政人员，除当面称赞他报告很有内容外，还向他要材料，特别是云南方面的情况，最受人重视。因为我向他提供的许多东西，是报上没有发表过的。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6）


　　　　当时云南的局势十分引人注目。卢汉几乎是公开和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他指使地方势力大肆活动，竟把中央派去的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赶走，请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任主任，军政大权集于他一身。他还指使一些报刊，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机关，驱逐在云南的特务集团。所以云南站表面上不得不撤走，连省站无线电台以及交警武装部队都一同撤往重庆，只留我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名义与卢汉保持联系。云南省参议会中一些进步的议员，不断公开在报上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别是卢汉半公开支持云南人民武装游击队，不但不派他的保安团队去清剿，还送枪弹给他们使用。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云南的局势是很值得重视的。
　　　　蒋介石为巩固后方，9月初决定要解决云南问题，但又抽不出军队来云南加强统治，只好听信张群的意见，要卢汉到重庆一趟，由他亲自来说服卢汉。他怕卢汉不去，又派蒋经国到昆明当面劝驾。卢汉考虑到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答应对云南来一次“整肃”。
　　　　卢汉9月9日上午由重庆返回昆明，蒋介石、毛人凤紧接着就派徐远举带着一大批特务，于下午到达昆明，执行“整肃”任务。徐下飞机见到我之后，急忙跳上我的汽车，带着几个特务直接驶到民革领导人之一的杨杰家中。由于杨杰在他抵昆明前乘机飞往香港去了，徐扑了空，他便对我大加埋怨，说杨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要抓的重要人物，抓到后即由他所乘的飞机押到重庆去，现在竟让他逃走了，如何向蒋介石复命！因为杨杰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不远，我多次接到毛人凤要我暗杀他的密令，最后一次我正安排几个特务去刺杀他，不料被我母亲知道了，严厉责备我一顿，我只好暂停一下，结果让他跑了。我是准备接受处分的。后来毛人凤到了昆明，总算找出一些线索，由毛人凤从台湾调派特务将杨杰暗杀于香港。
　　　　徐远举没有抓到杨杰，立即要我当晚就集合在昆明所有的公开单位的特务，由他去见卢汉，让卢同意解散省参议会，逮捕一些参议员，查封几家报社，并由徐远举和我出面，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和刑警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卢汉已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镇压。当晚全城戒严，一夜之间捕到了300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20多名，还查封了几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安宁。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郊海口53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30多名。接连逮捕了三天，虽然捕到近400人，但经初步审讯，还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