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阀1909-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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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俯冲轰炸机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较大，除去那些被击落的飞机，超过一半的飞机都或多或少地负伤而回，大都被拖回飞机修理厂正在进行修理维护。状况良好的飞机则需保持警戒任务，因为谁也不知道日方会不会再次铤而走险，集结力量对上海或者青岛等沿海地区展开报复性攻击。那样，俯冲轰炸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对于当前的空军而言，最紧迫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防御。

但是空军却也不会放弃台湾而不顾，他们提出建立一条空中走廊的计划，调集大批的军用，民用运输机，完成对台湾陆军最基本的保障任务。甚至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输送兵员，回撤伤员。

1924年，在这年的农历春节，华飞回到了合肥，终于在老家过了一次新年。新年一结束，他就赶去南京，并最终签署了空军的作战计划书。并非华飞改变了进攻性空军的战略构想。并非华飞不想在台湾问题上速战速决，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到华飞的面前，让他不得不在现状面前作出妥协，放慢军事征程的脚步。

这个问题就是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实财政危机自始至终伴随在华飞求强发展的道路上，华飞的私人资产倒是越来越多，但是公用财政从来就没有宽裕过，一直都是入不敷出。

一开始自治区的时候，支出用度虽大，但毕竟地域有限，且加上广发债券，让政府在财政方面基本上可以维持一个平衡。但是自从统一全国后，这种政府开支规模一下子暴增几倍，但是收入却达不到这个增长的水平。加上政府在各地普遍推行的利农促商的政策，财政收入反正比北洋政府时期的降低几成规模。

另外接连的大地震，又是全国性的干旱爆发，不仅继续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还让财政收入继续降低几个等级。此外，往年所借各种债券的还款日期开始全面到来。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还清这些债券，必然导致国家信用的全面崩坏。想要再靠发行债券加速建设发展，恐怕就是妄想了。并且这些债券的持有人大多数都是怀有爱国情怀的士绅和海外华人，不按时归还借债，对于华飞来说，更是在道德上产生愧疚。

按照国家的财政状况，原本的确不应该这么早发动台湾与东北之战，过早地与日本展开拼国力消耗。但是关东大地震这个契机对于中国来说实在又是机会难得。华飞不知道他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是否要再等十年？那样，从国家的安全战略来说，实在是极为糟糕的。

华飞早就知道政府财政困难，所以在关于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的建设上，他基本上没有动用财政一分钱，大部分资金都是私人捐献。但当1924年详细的财政年度预算报告出来后，华飞简直吓了一跳。因为这已经不是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而是如果今年如果不能采取得力措施解决这个问题，等待南京中央政府的结局只有三个。一是大面积停止目前的公告设施建设，压缩政府，军队，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预算。二是加大纸币的印刷量，但这只能短时间解决问题，并会带来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后果难以预料。三是政府财政全面破产，政府无法有序运行下去。

第一种结局华飞不愿接受，那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实在不是华飞所愿看见的。印刷纸币的数量，华飞也曾考虑过，但是相对于财政支出的巨大漏洞，有限的通货膨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样做的后果也非常严重，比会让新币的信誉度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令纸币的推广产生巨大的阻碍，也会让脆弱的经济体系产生难以预料，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样做会减少普通民众，特别是大量产业工人的财富，让他们的辛苦血汗钱在无形中被蒸发。也就是说，这样做的本质就是掠夺本国民众的财富，以让政府自身度过财政危机，这显然是下下之策。

这也是华飞离开北京，回到南京的最大原因。政府高层被广泛征集，此外一些民间的知名学者和专业研究员也奉命前来南京接受咨询，提供建言。华飞明白，这个事情对于政府的影响是重大的。不仅影响到了本年度的建设计划，也影响到原定于春季发动的对东北的春季攻势！

有人提出建议，继续发售债券，以新借债偿还原有债务。这倒是一条可行之策，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财政支出的缺口太大，加上这种危机必然隐瞒不住，这就会导致新发售的债券将会很难发售，数量有限。

有人提出向各国银行贷款，以度过这个危机。这个办法或许是最便捷的路径。但是别说英法等国至今还欠着中国少量的外债，德国本身就是巨大的债务国，哪里还能向中国借债。唯一可以向中国大量借债的就属美国了，但即使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会毫无条件地借债与你，必然伴随着种种苛刻的条件，而且数量恐怕还有限。

还有人提出加税，并对各地的利农促商政策进行临时性取消。对工业发达的地区，例如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加征临时性工商税。提出此建议的人列出了详细的数据，如果政府这么做，将会增加一半还多的财政收入。如果可以再削减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民生建设支出，这次财政危机迎刃而解，根本就不算是问题。

这就是一个矛盾，停止促农利商的政策，并加大征收工商税，的确会让政府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收入增长。但这种增长不是平白无故的来的，他是以牺牲未来几倍，十倍，甚至数十倍财政收入增加为代价而换取的。

华飞坚决地否定地了这个计划，因为从某种意义说，这就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法。不过这个人的提案却让华飞灵光一现，那就是开始烟酒专卖制度，或者还能加上盐糖专卖制度！

310　道威斯计划

盐糖专卖并非一个新鲜的创意。尤其是食盐专卖，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有着悠久的传统。乃至到了明清一代，一个食盐专卖制度的变迁，直接就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几大商团的命运。

盐糖专卖是一种垄断制度，一种借用国家工具实行的强力垄断政策。只是与一般垄断不同的是，盐糖乃是民众消耗的必需品，价格上不能以垄断为手段，谋取暴利。这不仅不符合国家垄断的目的，也不符合华飞的政治理念。但食盐生产的成本之低简直难以想象，垄断而由此带来的财政增收，对于当前的南京政府来说不仅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还能迅速产生一大笔收入，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大的振荡和影响。

烟酒专卖对于中国来说也不稀奇，自明末烟草传入中国后，第一家纸烟厂商在1889年才开设，而第一家卷烟厂商则是在两年后诞生。

1915年，北洋政府曾颁布了《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和《烟酒公卖栈组织法》，设立了“全国烟酒公卖局”，各省设立相同机构，由国家公卖机构酌定公卖价格，通告各地执行。公卖收入归属中央财政。不过当时所谓“公卖”，只是增加和整顿烟酒税，并没有把市场真正管理起来。而因为种种因素的考虑，南京政府在成立后并没有把北洋政府的政策法律体系继承下来，也就没有继续这种烟酒公卖制度。

烟酒专卖带来的利润是丰厚的，对财政增收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并且烟酒和盐糖不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属于提倡消耗的消费品，所以可以提高售价，以减少销售的数量。但数量的减少，却并不能影响这两种商品的暴利获取。

而且实现烟酒专卖也不会对当前的国家经济环境产生影响，当前国内的烟草公司大都以外资为主，民族资本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实力也不是很强。最知名的莫过于，简照南，简玉阶两兄弟以10万元港币的资本额在香港筹建的南洋烟草公司。南洋烟草于1909年移师上海，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推出了“飞马”、“飞艇”牌香烟，在国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近代最为知名的卷烟，美丽牌香烟，则还未诞生。

所以在这个时期实现烟草专卖，对于民族资本的损害有限，但是对于占据国内绝大多数份额的洋商烟草公司，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过在烟酒专卖的计划案上，华飞对烟草和酒类专卖做了一定的区别。关于酒类专卖，华飞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禁酒类专卖限令的时间表。以1924年计算，这个酒类专卖限令的最短时间为二十年后，二十年后再酌情延续或者逐步解禁。

酒类专卖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减少粮食的消耗。这个时期的粮食产量与后世的差距那是无法想象的。水稻亩产四五百斤，那已是绝对的高产。如果某个地方有这样的稻种，那人们即使徒步几百公里，也必然会去讨要一点稻种。在这个普遍亩产只有三四百斤水稻的年代，虽然人口不像后世那样膨胀，但是粮食危机却一直是政府每年的一个大难题。

华飞费尽心思，处心积虑多年筹建的战略物资储备措施，大部分都已经初见成效。唯独这个粮食，几年中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粮食，却先后因为海原大地震，尤其是上次的全国性大旱，让储备粮消耗几乎殆尽。虽然华飞早就开始了有关杂交水稻的专项研究启动，但这类改变世界乃至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发明，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面试成功的。

所以酒类专卖，也是一种变相的控制酒类的销售，节约粮食的方法。不过相对于烟草专卖，酒类专卖在市场上激起的应激反应肯定会大上很多。毕竟酒在中国历史悠久，更有无数的白酒酿造世家，这对他们的影响颇大。而且在目前社会上，洋酒对中国的冲击有限，整个中国主要是国产白酒的天下。所以华飞在准备在酒类专卖上给出一个时间限额。也就是让反对者的声音可以削弱一些。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却在这里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那就是酒类专卖的结束时间，与历史上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时间上相差不多，巧合度让人惊叹不已。

新的完善的详细法令很快推出，与盐糖，烟酒专卖法案同时颁布的还有南京中央政府去年的财政经济报告。在报告中，南京政府对于当前遭遇的财政危机没有做过多的隐瞒，坦诚政府当前面临的巨大财政危机挑战。在这份年度经济报告中，南京政府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烟酒，盐糖专卖就是财政增收的办法之一。

此外，南京政府还制定出新发售一批国债的计划和向国外银行贷款的意向。同时对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改革和压缩。压缩的主要方向为政府的行政成本支出和公用消费支出，甚至军费的支出。对于有关基建和民生领域，仅是控制支出增长，不新增支出，维持原有的支出规模。

同时，在年度经济报告中，南京政府还提出今年之内全面制定改革税种的方案，提出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财产税，遗产税等新税种，并就此向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同时也向全社会有识之士征求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

有关于专卖制度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并不强烈。首先是因为食盐专卖实在是源远流长，政府放弃专卖，那才是怪事呢。而烟草专卖对于国人的影响有限，即使是酒类专卖。根据细则条例，生产厂家也几乎不受影响。

报纸上的评论倒是热烈起来，但是批判之语倒却不多。毕竟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这些年在民生建设上的投资有目共睹。如今政府遭遇财政危机，不仅毫不避讳，还像社会做到如此坦诚公开，你说人们有何指责的道理？毕竟这个危机，实乃政府让利于民，大力发展国家带来的直接后果。特别是关于食盐专卖，更是引起无数商人的兴趣，他们为了再现当年盐枭时代的辉煌，对此是极为赞成的。

倒是有关于南京政府大选的问题，不少人借此机会给予嘲讽，甚至猜测这次危机是不是假象，是中央用来推迟大选，继续维持现有临时政府的一种借口？不过这种观点虽然也有回应者，但是应者无几。

只是令无数盐枭失望的是，他们的盐商垄断集团的梦想随着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后很快破灭。专卖法令的全面实施有一年的过渡期，即在24年本年内，所有盐糖商家，烟酒商家，只需缴纳一笔期限为一年的专卖税款，即可继续销售规定数量的商品。

但一年后。国家将收回相关商品的专卖权，所有商家必须得到特许专卖证，所有专卖商品货源由国家统一销售，定价。这一年的时间，不仅是政府建立相关专卖监管，监控，运营机构的必须时间，也是让市场有个充分的缓冲过渡时间。

随着细则的出台，更多的人发现，专卖制度对于大多数厂商和商家并没有造成实质的损害。烟草工厂被国家市价收购，酒类作坊生产的酒只准销售给国家专卖局。再由专卖局销往市场。而在终端环节，那些原本经营烟酒的商家还可以继续领证经营。唯一不同的是需要交纳一笔特许经营的费用，并且由于没有定价权，利润也被基本限定！

也就是说，专卖局的本质就是垄断这几种商品的中间环节，对于商品的上游环节，拥有一定的生产实力和规模。而对于下游市场，则几乎不涉足。

专卖法令实施后，百姓们猛然发现，即使是在过渡期间，但有专卖局标识的盐糖产品，不仅有着精美的包装，价格与市面上的散装产品价格相比反而略有降低。但是关于烟酒产品，那种制作粗劣的简易纸烟和散装白酒专卖局基本上是不销售的，专卖局的产品无论是在包装还是产品质量上，都与市面上的产品有着显著的区别。当然，烟酒的价格也比市面上提高几成，有的品牌甚至提高几倍之多。

专卖局专卖的烟酒价格上扬，虽然引起不少人的意见，但是由于有了过渡期，专卖局专卖产品反而让人们多了种选择，所以这种反应也不是很大。但这么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当月的财政收入就因为烟酒盐糖专卖临时特许税而大幅度上涨，增加幅度竟达当月财政收入总额的三成，可见当今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数量有多么可怜了。

在政府遭遇严重财政危机的时候，政府不仅没有向商人们征税，反而继续维持了原有的对于民间资本投资工商业的鼓励政策。无疑，这样的举动，让大批的工商实业家对于南京中央的亲近性大幅度上升。而且南京政府公开财政危机的举动，不仅没有让那些手拿南京政府发售国债的人们的惊慌，更多的国人和国外华人皆对政府的这种举措表示赞赏。他们纷纷表示，他们对于中国有信心，他们对于中央有信心，他们对于华总统非常信任。更有人在记者采访中如此说，国家如果没有未来，你我手中即使拥有的财富，心中还能快乐吗？脊梁还能挺直吗？尊严还能维护吗？中国。我们相信你，华总统，我们支持你！

在这种全国上下充满乐观进取的大氛围中，南京政府新发售的一笔十亿新币的国债，本以为能销售三分之一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谁也没有料到，仅仅三个月后，十亿新币的国债就销售掉八成，余下的二成余额，想必也不成问题。这与国外华人在得知华飞遭遇财政危机后的鼎力支持，和国内的工商企业家们的倾力帮助是分不开关系的。

烟酒盐糖专卖的巨大收益和国债发售的超火爆情形令政府的压力大减，同时踊跃的民意和巨大的支持率令政府在与国外银行洽谈贷款的问题上也变得轻松许多。本来由于中国取缔众多的洋人在中国的烟草生产销售权利，引起各国的普遍不满。但是在看见南京财政压力大减后，他们都明白当前的中国政府财政破产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与其在此问题上得罪南京，事后锦上添花，不如做点雪中送炭的事情，顺便还能获取一些好处。

德国与俄国虽然与中国关系不错，但是他们本身境况就不容乐观，所以只是象征性地拿出一部分贷款。英法等国因为在中国有着不小的经济利益，此时开罪中国的强势政府，谁知道南京下一步会不会再弄出其他专卖法案。而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一直颇强，并且华飞的夫人哈曼的家族在美国本身就经营着银行业。哈曼家族对于女儿的婚姻原本还持极端的反对态度，但是随着华飞在中国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的临时大总统后，哈曼家族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拥有无数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一个国家总统身份的女婿，对于哈曼家族进入这个未来潜力丝毫不弱于美国的国家，哈曼家族涌起了巨大的兴趣。

哈曼家族虽然在美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的历史并不能和那些古老的家族相提并论。最关键的是，哈曼家族对于政府的影响力有限，这直接制约了他们的发展。所以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选择之后，哈曼家族内部迅速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一派坚决借助英格丽小姐第一夫人身份的帮助，把整个哈曼家族的财产和经营重点全部移向东方。另一派则坚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是不动摇哈曼家族在美国的基业。

无论是哪一派，与中国合作都成为一项必然的选择。此外黄炎潜伏美国多年，无论是在银行金融界还是在工商企业界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和人脉。此外美国企业对于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也非常感兴趣，所以虽然中美政府之间的交流相对趋冷，但是民间的商业交流却越来越火热。

哈曼家族的进入中国大计，在哈曼回到美国期间，显然处于一个‘公关’的高潮期。后来哈曼家族迅速进入中国的市场，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并未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而得到额外的照顾。相反，凡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却能享受政府的种种有利政策和扶持。而且经过短时间内的观察，他们发现中国经济一个非常独特的经济现象。那就是国家资本重点领域广泛持股，民族资本迅猛发展，华家财团一枝独秀，影响力和资产规模深不可测，洋人资本面对强大竞争，优胜劣汰！

虽然面对强大的竞争，但是在中国投资也并不是无利可图。加上后来一些洋人在加入中国国籍后，也能获得中国政府关于民族资本的优惠鼓励政策，哈曼家族内部再次产生分歧。并直接导致哈曼家族的分裂，巨大的哈曼帝国一分为二，变成以美国为主要经营地的原始哈曼家族。另一部分人则选择追随英格丽哈曼的脚步，纷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从哈曼家族里分出来的一支旁系。两方虽然分道扬镳，但却并未反目成仇，反而在商场上互为助力。后来，哈曼家族在中国的资产与华家财团的资产融合度越来越高，几乎完全合二为一，只在形式上保持独立，那是遥远的后话了，暂且别论。

南京中央严重财政危机的缓解让华飞大松口气，毕竟，他不能像文物保护那样，使用有限的私有资本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这样不是治本之策，也会因为自有资产流动资金的大量调动，会对当前蓬勃发展的产业造成巨大的伤害，实是双损之败策。

财政危机刚过去，一个新的邀请又让华飞为钱头疼起来，这个邀请就是法国发来的关于第八届奥运会的参加邀请。第八届奥运会将于7月5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由于南京政府对于奥运会一直缺乏兴趣，所以不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当初的自治区，对于奥运会一直是缺席的‘典型代表’。

在华飞看来，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强大，并不会因为在体育场上的金牌数量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奥运会上金牌的荣耀，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式的麻醉，一种似乎强大无敌的臆想。

不过在收到邀请函后，华飞还是有些动摇。不仅是因为法国在贷款上提出参加奥运会的条件，毕竟如今中国也是国际上一个重要的大国，缺席巴黎奥运会，总让法国政府有些难堪不是。华飞动摇的根本原因却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那就是奥运会场上的战绩，对于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办法。战争毕竟不同于体育，你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对民众完全公开。但是体育的全程报道，会让民众有一种参与感，互动感和代入感，更会引起他们情绪上的震和共鸣。

参加！资金由华飞的私人资金捐献！

本年度，道威斯计划开始了全面的拟定，而这个计划对于德国来说，甚至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意义重大而深远！

311　新外籍军团

道威斯计划主要是针对战后德国赔款困境问题，企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主要内容是监督改组德意志银行，实行货币改革，并贷款以帮助稳定其币制等等措施。

道威斯计划不仅结束了德国经济的混乱状态，解决了德国继续赔偿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也使美、法等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矛盾、斗争以及相持状态得到了大大缓解。通过此计划，一批又一批的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战债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一个循环。

通过这个计划，美国不仅确定了它在欧洲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实际能力，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独特性和欲望。计划事实上从经济上扶持了德国，对战后德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更对不远的二战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乃至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都不无受到道威斯计划的精神影响。

对美国历史有着一定了解的华飞对于道威斯计划并不陌生，加上情报机关的辅助，所以华飞对于这个计划的全程一直掌握着比较详细的资料。但是对于这个计划，华飞却并没有多少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之路上，需要德国的强大为辅助。德国的强大不仅会让中国在国际上得到一个可以借助的临时同盟，也能转移各国对于中国实力增长的关注，减少崛起路上的压力和各国对东方的压制。

当然，在倾力解决国内的财政危机情况下，华飞不仅推迟了东北的军事计划，连台湾的战事也放缓了。关于道威斯计划，华飞也派出了代表与会，虽然中国免除了德国的赔款，但是在这个计划中，美国用贷款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华飞的愿望就是企图分上一杯羹，哪怕是很小的一份份额。

台湾，日本虽然刚刚经历大地震的冲击，又遭遇十万陆军沉船大海的阵痛，但中国政府积累的财政危机爆发，无疑令他们松了一口气。在军方的狂热催动下，日本继续开始对台湾的援兵计划，并打出倾全国之力保卫台湾，保卫大和民族南下的生命通道的口号。只是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冒险，而是用强大的海军舰队，分批护送陆军去台湾。只是由于兵力开始吃紧，这次派出的总兵力只有三万，而且二万人还是朝鲜伪军。

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另一部分主力战舰放弃对台湾海峡的封锁，而是不断向海峡布雷，采用中国类似的水雷战，达到彻底封锁海峡航道和中国海路补给线的目的。此外，拥有强大火力的战舰则在沿海城市附近帮助守城陆军，增加火炮火力，阻止国防军的进攻！

而且失去航母的舰载机支持后，日本军方在先岛诸岛修建了大量的临时机场，日本空军的侦察机通过台湾的部分机场，终于把整个台湾附近空域全部纳入侦查范围。甚至他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陆续增加，逐渐对缺乏战斗机支持护航的海峡空中运输走廊构成威胁，并对台湾本岛的国防军战士造成不小的困扰。

国防军先后组织数次规模攻击，但是在失去突袭的效应后，加上得到海上海军强有力的炮火支援，并且攻打的都是日本在北部经营多年的重点要塞，战果非常不明显。

在一边应付财政改革方案的同时，华飞还在讨论商议着台湾的战事。无论是谁看来，战事越早结束对于当前的局面来说就越有利，付出的军费消耗就会越小。但是由于种种变故，占据陷入了目前的这种僵局，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形势。

目前军方有两种意见，一是以目前台湾已登录的兵力，不计代价和损失，强行攻击，歼灭参与日军，再用岸防炮对海上的日军还击。当初登陆的国防军将士约有三个军十多万将士，但经过数次大的战斗消耗后，目前的战斗兵员仅剩九万余人。而原本的台湾日本守军已不足三万人，加上后来增援的三万人，兵力勉强能有六万人。在兵力上，国防军略占优势，但可投入攻击的兵力不多，勉强能有七万之数，双方旗鼓相当。

虽然国防军可以凭借他们善战，善打硬仗的优势，但在火力，尤其是重装火力完全不占据优势的前提下，优势的空军又不能给予有利的支援。适合强攻的坦克不仅不适合台湾的地形，大多数可用的坦克都部署在北方一线，根本抽调不出来多少数量。

所以如果实施这第一个计划，可以预见，国防军即使可以打下台湾，付出的代价和损失，必然完全超过人的承受力。九万可战将士，最后能剩下个三四万，已经算是万幸之万幸了。

第二个方案，就是继续调集优势兵力，想尽一切办法增援台湾。重点是增加重炮等火力装备。必须调集战斗机和轰炸机，重建在台湾上空的空中优势，威慑海面的日本军舰，并适时发动总攻，以较小的代价，全面拿下台湾。

第二种方案或许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由此投入的军事力量必然大幅度增加，而军事预算也必然大幅度增加。这对于当前非常紧张的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况且调动重装武器和飞机，也不是说说这样简单。一条看似并不宽阔的台湾海峡，让战无不胜的国防军，面临着建军以来最大的困扰和挑战。

为此，有人甚至提出从台湾撤军，先东北而后图台湾。当然，这个建议被无情地忽视。声东击西不仅是一种战术，他更是一种战略上的选择。如果台湾在日方控制下，东北的大战必然会让国防军在战略环境下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这对日方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惜如此代价，竭力维护台湾的控制权的缘由。

国防军在台湾战事上的久拖不决，却愁坏了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华人华侨们。相对于国内的部分民众来说，他们对于一个国家强大所能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无比深刻和敏感的。而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关键就是军队，一支敢战，善战，并能胜战的军队。

当初华飞为海外的华人们出头，就是因为他手中有着一支强力的军队，这才是他可以成功的关键因素。而随着中国逐渐处于国防军的统一政府下，强大的国防军形象带给海外华人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许多人明显感觉到，当他们走在大街上，当所在国的居民得知他们是华人的身份后，他们可以享受到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目光感受。

所以国防军在台湾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