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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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苏玛从树上掉了下去。似乎永不停止，这长久的坠落。在下坠的过程中，她的躯干不断重击着枝杈，惊飞了鸟儿，撼落了树叶。她的身体旋转着，弹跳着，一路将小枝条折断，直到下方一根粗大的树枝中止了她的摆荡，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清脆可闻的玉碎之声，扛住了她的后腰。她向后弯卷过去，几乎是对折。

几分钟后，人群围拢到她身边。纳比和姐妹俩的父亲伏在马苏玛身上不停地叫喊，试图把她摇醒。许多脸俯看着她。有人拿起她的手。那只手仍然紧紧地团握着。他们掰开她的指头，发现掌心里是已经破碎的树叶。叶子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马苏玛的声音有些颤抖。她说：“你必须现在就做。如果等到天亮，你就狠不下心来了。”

在她们周围，越过帕尔瓦娜用灌木和枯草引燃的暗淡火光，是荒凉的、广阔无垠的沙海和被黑暗吞没的群山。她们已经在这灌木丛生的野地里走了将近两天，往喀布尔的方向走。帕尔瓦娜把马苏玛绑到骡子背上，她自己步行，牵着马苏玛的手。她们沿着陡峭的小路艰难行进，山路起伏弯曲，在嶙峋的山岭中忽进忽退，脚步所及，土黄色和石灰色的野草斑驳其间，长长的、蛛网一般的裂纹侵蚀了地面，向四面八方爬行延展。

帕尔瓦娜此时站在火边，看着马苏玛。她在篝火对面平躺着，像一个蒙着毯子的土堆。

“那喀布尔怎么办？”帕尔瓦娜问。

“哦，你应该比我聪明才对。”

帕尔瓦娜说：“你不能让我做这种事。”

“我累了，帕尔瓦娜。这不是生活，我过的不是生活。我的存在对咱俩都是一种折磨。”

“咱们回去好了。”帕尔瓦娜说，她开始哽咽起来，“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让你走。”

“不是我走。”马苏玛哭了，“是我在让你走。我放你走。”

帕尔瓦娜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马苏玛坐在秋千上，她推她。她看到马苏玛每次荡回到最高处之前，总是伸直双腿，脑袋后仰，长发披散，像晾衣绳上的床单一样振翅欲飞。她记得她们一起用玉米皮做假娃娃，给它们穿上旧布头做成的嫁衣。

“跟我说点什么，姐。”

泪水已经模糊了帕尔瓦娜的视线，可她强忍住了。她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他儿子阿卜杜拉，还有他小女儿帕丽。你觉得自己能像亲妈一样爱他们吗？”

“马苏玛。”

“能吗？”

“我会尽力。”帕尔瓦娜说。

“那就好。那就嫁给萨布尔。照顾他的孩子。你自己也要生。”

“他原来爱的是你。他不爱我。”

“他会的。给他时间。”

“都怪我。”帕尔瓦娜说，“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此时此地，这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人们会理解的。帕尔瓦娜。谢基卜毛拉一定会告诉他们。他一定会告诉他们。为了这件事，他给过我祝福。”

帕尔瓦娜仰起脸，望着黑下来的天。

“高兴起来，帕尔瓦娜。求你高兴起来。为了我。”

帕尔瓦娜几乎脱口而出，告诉她一切，告诉马苏玛她大错特错，别看曾经同住一个子宫，可她对自己的妹妹了解得多么少，而帕尔瓦娜这些年来的生活，又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没有说出的抱歉。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她自己的解脱岂不是又一次让马苏玛受罪？她咽下了这些话。她已经让姐姐遭受了太多的痛苦。

“我想抽烟。”马苏玛说。

帕尔瓦娜刚开口反对，马苏玛便打断了她的话头。“到时间了。”她说，语气中更加不容辩驳，说得斩钉截铁。

帕尔瓦娜从挂在鞍头的口袋里取出水烟壶，双手颤抖着，开始往烟碗里加烟丝和鸦片。

“多放点儿。”马苏玛说，“往多了放。”

帕尔瓦娜开始抽噎，脸上湿乎乎的一片。她又加了一撮，又一撮，还在不停地加。她点燃烟炭，把水烟壶放到姐姐身边。

“现在，”马苏玛说，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她的脸颊，她的双眼，“如果你曾经爱过我，帕尔瓦娜，如果你曾经是我的亲妹妹，那就走吧。不要吻我。不要说再见。别让我求你。”

帕尔瓦娜张开嘴要说什么，可是马苏玛痛苦而哽咽地叫了一声，背过了头。

帕尔瓦娜慢吞吞地起身。她走向骡子，收紧鞍具。她抓住那牲口的缰绳。她突然意识到了，如果没有了马苏玛，她可能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她该怎样忍受马苏玛不在的日子？她将要扛起的担子，会远远重于有她在的时候。马苏玛离去后将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而她又该如何学会在这洞口的边缘独行？

用心。她仿佛听到马苏玛这样说。

帕尔瓦娜拉起缰绳，牵着骡子转身，迈开脚步。

她走入黑暗，如破浪前行，一缕冰冷的夜风吹在脸上，如刀割。她一直低垂着脑袋。后来也只回过一次头。泪眼朦胧，篝火已化作一颗遥远、暗淡、细小的黄斑。她仿佛看见姐姐躺在火边，一个人置身于黑暗。用不了多久，火就会熄灭，马苏玛也将冷去。一种本能叫她往回走，去用毯子盖上姐姐，再钻进去，躺到她身边。

帕尔瓦娜原地转了一圈，继续向远处走去。

就在此时，她听见了什么。一个遥远而沉闷的声音。帕尔瓦娜停住脚步，侧耳细听。她的心开始狂跳。她害怕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马苏玛改了主意，在叫她回去。也许只是胡狼，或是沙漠里的狐狸在黑暗中嗥叫。帕尔瓦娜吃不准。她想，也许是风吧。

别丢下我，妹妹啊。快回来。

要想弄清楚，惟一的办法就是原路返回，帕尔瓦娜也正要这样做。她转过身，朝马苏玛的方向走了几步，却又停下了。马苏玛说得对，如果她现在回去，那么等到太阳升起，她就再也无法鼓起行动的勇气。她一定会心软，会接着熬下去。她会熬一辈子。现在是她惟一的机会。

帕尔瓦娜闭上眼。风吹起她的头巾，抽打着她的脸。

不会有人知道的。谁也不会。这将成为她的秘密，一个只有她和群山知道的秘密。问题是，她能不能守着这份秘密活下去？帕尔瓦娜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她已经守着许多秘密活到了今天。

她又一次听到了那远远的悲号。

人人都爱你，马苏玛。

不是我一个。

那又为什么，姐姐？那我为什么做出了那样的事？

在黑暗中，帕尔瓦娜一动不动地站着，站了很久。

最后，她做出了选择。她转过身，垂下头，走向看不见的地平线。此后她再也没有回望。她知道，如果她回了头，就会心软。她一定会失去现在的决心，因为她将看到一辆旧自行车从山上飞驰而下，在石子路上颠簸，铁车架撞击着她俩的屁股，每次出脚，急急地减速，都会搓起大团的尘土。她坐在车梁上，马苏玛骑着车座。她在全速时拐了个急弯，弄得自行车歪斜欲翻。可是帕尔瓦娜不怕。她知道姐姐不会让她从车把上飞出去，也知道姐姐永远不会伤害她。天旋地转，幻化成兴奋的光影，耳边都是呼呼的风声。帕尔瓦娜回头看着姐姐，姐姐也看她，两人放声大笑。野狗追逐着两姐妹。

帕尔瓦娜迈步向前，走向自己的新生活。她不停地走着，黑暗仿佛母亲的子宫，包裹着她。当夜幕拉升，当她抬头望向黎明的晨雾，只见东方展露一缕微光，洒落在巨石一侧。这种感觉就像即将出生。

第四章

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

我知道，马科斯先生，在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离世，因为把信交给您的同时，我请求过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开。我要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在过去七年里与您相识，相处，是何等的愉快。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充满感情地回想起这段岁月，我们在花园里年复一年地种西红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来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们还随兴所至，互教互学，做过不少波斯语＇1＇和英语的功课。我感谢您的友谊，您的体贴，以及您在我国从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会把我的谢意转达给您善良的同事们，特别是我的朋友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女士，她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也请您代我向她勇敢、可爱的女儿罗诗致意。

我应该告诉您，马科斯先生，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您的，还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转交此人，其中的缘由，我会在后面加以说明。因此，如果我重复了一些您已经知道的事，还要请您海涵。之所以有写下这些事的必要，是因为她。马科斯先生，您将会看到，信中不仅包含忏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体的事，让我产生了写信的念头。基于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须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这故事该从何说起。这对一个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头子来说，实非易事。就像我这一辈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样，我到底多大年纪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说个大概的岁数，那我心里还是蛮有谱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和萨布尔打过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后来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们听说有人朝纳第尔沙开了枪，把他杀了，纳第尔沙的儿子，年轻的查希尔，已经登基做了国王。那是1933年的事。我蛮可以从那个时候讲起，不过还是换个别的开头吧。故事就像行进中的火车：不管你在哪儿跳上去，都能到达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哪儿结束，也就该从哪儿开始。是的，我认为这样才合情合理，那就从妮拉·瓦赫达提开始吧。

我是1949年遇见她的，那一年她嫁给了瓦赫达提先生。当时我已经为苏莱曼·瓦赫达提先生工作了两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区，在另一户人家干过一年。我1946年来了喀布尔，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马科斯先生，我离开沙德巴格的前因后果，可不是什么引以为荣的事。请把这当做我的第一个忏悔吧，因为我要说的是，当时我感觉村子里的生活扼杀了我。我和两个妹妹一起过，有一个还是残疾。我无意为自己脱罪，马科斯先生，可我当时是个大小伙子，渴望着闯荡世界，满脑子的梦想，很简单，也很模糊，我的梦想历来如此，可是，眼看着青春慢慢消逝，未来的路越来越窄，我就离开了，去找事做养活两个妹妹。是的，这是实话，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为瓦赫达提先生全职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里。当时这房子，马科斯先生，可一点都不像您2002年刚到喀布尔时看到的那样破败。它是个漂亮的、宏伟的宅邸。那个时候，这房子洁白耀眼，好像周身镶嵌着钻石。正门外是一条宽宽的柏油车道，一进来就是屋顶高高的门厅，摆放着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镜框的圆镜子，正好位于有段时间您挂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时代朋友的照片，用自制老相机在海滩上拍的那张。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亮闪闪的，有一部分铺上了深红色的土库曼地毯。地毯现在已经没了，皮沙发、手工茶几、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红木柜子也都没了。那些豪华的家具几乎什么都没剩下，现在它们恐怕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我头一次走进那贴着石头墙砖的厨房时，嘴巴都合不拢。我想，厨房盖这么大，让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体村民来这儿吃饭都成。六灶的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锅、刀，还有各种各样的厨具供我使用。卫生间总共有四个，贴着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墙砖，装着陶瓷的洗手池。马科斯先生，楼上您卫生间的台子上，有四个方洞对吗？里面本来镶的是青金石。

接下来要说说后园。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楼上的办公室里，往下看看花园，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样。过去要进花园，得经过一个半月形的游廊，栏杆上爬着绿色的葡萄藤。草坪厚实，翠绿，处处花团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郁金香，草坪的边上是两排果树。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樱桃树下，闭上眼睛，听着微风从树叶之间侧身而过，一定会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住处了。

我自己住的，是后园最里面的一间窝棚。它有一扇窗户，四面白墙，粉刷得干干净净，对一个没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来说，屋里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我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一天五次铺开礼拜毯。小屋当年对我来说刚刚好，现在我也觉得挺合适。

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做饭。之所以学会这门手艺，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亲下厨，后来在喀布尔的一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乌兹别克厨子，我给他打过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兴地做了瓦赫达提先生的司机。他有一辆雪佛兰，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车是蓝色的，带皮篷，同样蓝色的树脂座椅，镀铬的轮毂，非常漂亮的小汽车，不管我们去哪儿，都能让人驻足围观。他让我开车，因为他看出我是个好司机，谨慎，熟练，还因为他是那种不多见的男人，不喜欢摆弄汽车。

我是个好仆人。马科斯先生，请不要认为我在自夸。通过细心的观察，我对瓦赫达提先生的好恶，有什么怪癖，有哪些脾气，已经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习惯，有怎样的规范。比如，每天早晨吃过早餐，他都喜欢出门散散步。可他不喜欢一个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着他。我只能从命，尽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好像永远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来很快，背着手，对路人点头致意，一双乐福鞋，皮子擦得锃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咔咔作响。他两条大长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后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赶。一天当中其余的时间，他大部分都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欢画画，画得有多好我说不上来，至少那会儿还不清楚，因为他从来不让我看他的画。我经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书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里，皱着眉头，聚精会神，拿炭笔在速写本上又涂又抹。

每隔几天，我就开车拉上他，到城里转一转。他去看他母亲，一个礼拜一次。还有家族聚会，不过大部分聚会瓦赫达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尔出席，所以我载着他去那儿，去葬礼、婚礼、生日派对。每个月，我拉他去一次美术用品商店，他到那儿备足蜡笔、炭笔、橡皮、铅笔刀和写生簿。有时他坐到后座上，只想出去兜个风。我问他：去哪儿啊，瓦赫达提先生？他耸耸肩，那我就说：好咧，老爷。然后我挂上挡，我们就出发了，在城里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目标，也没有打算，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沿着喀布尔河，开到巴拉喜萨尔堡，有时出城，就到了达鲁阿曼宫。有的日子，我俩开车离开喀布尔，去加尔加湖。到了那儿，我会把车停在离湖畔不远的地方，关掉引擎，瓦赫达提先生在后座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字也不和我说，好像让他心满意足的只是摇下车窗，看着小鸟在树间飞来飞去，阳光播洒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万万细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荡漾。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瓦赫达提先生非常大方，让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车，开回村里，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尔瓦娜和她丈夫萨布尔。我开着车一进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围着车跑啊，跳啊，拍着车身，敲着车窗。有些小崽子还想往车顶上爬，我不得不把他们轰到边上，就怕他们刮花了漆，把车身顶出坑。

瞧瞧你，纳比。萨布尔对我说，你成大明星了。

萨布尔有俩孩子，一个叫阿卜杜拉，一个叫帕丽，生母死了（帕尔瓦娜是他俩的后妈），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非常关照，特别是那个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这些。我提出带他一个人开车兜兜风，可他总要把小妹妹也带上。我们围着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绕圈的时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紧紧地搂着她。我让他开雨刷，按喇叭。我还给他演示，怎么把大灯一档一档地开到全光。

玩完了车，全消停了，我就坐下来，和我妹妹还有萨布尔喝茶，讲讲我在喀布尔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达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讲。说实话，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好，所以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个嘴巴不那么牢靠的仆人，准会告诉他们，苏莱曼·瓦赫达提在我眼里就是个大怪物，这爷们儿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遗产打发掉下半辈子了，他没有正经职业，没啥特别的热情，显然也无意在身后给这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还会告诉他们，他过的是一种没有目标，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开车带他漫无目的地兜风一样。一种生活在后座上的生活，随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种冷眼旁观的生活。

我要是开口，准会这样说，可我没讲过。我不讲就对了。我要是讲了，那才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走进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条纹西装，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这身衣服。他让我开车送他去城里另一个富人区。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把车停在路边，就在一座围墙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门口摇响了门铃，有个仆人开门让他进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达提先生家还大，甚至还要更漂亮。车道两边植有高大细长的柏树，还有密实的灌木，开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后园至少有瓦赫达提先生家的两倍大，墙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够不着。我看出来了，这是另一个等级的富户。

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鲜艳。我摇下车窗，让风暖暖地浮荡而入。别看司机的工作是开车，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那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玩了几把扑克，玩腻了就下车，朝这边走几步，又往另一边踱一踱。后来我坐回车里，心里合计，瓦赫达提先生出来之前，我也许能小眯一觉。

就在此时，那房子的大门开了，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她戴着太阳镜，穿一条短袖的橘红色裙子，短至膝盖。她光裸着两腿，双脚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车里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没看出来。她抬起一只脚，鞋跟踩在身后的墙上，这样一来，她裙子的下摆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里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一路往下，烧到了脖子。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做一次忏悔吧，马科斯先生。一种令人有几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动。那时候我肯定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大小伙子，正处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们村里好多同龄的男人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连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没见过，就结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结了婚，他们才能获得许可，瞅一瞅这样的大腿。跟他们相比，我真该算得上有些经验了。这些经验是我在喀布尔获得的。我偶尔会去拜访某些地方，到了那儿，一个年轻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审慎又便利的满足。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证明，我与之同寝过的娼妓，没有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位——这位刚从大宅子里走出来的，美丽的，优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带着令人销魂的优雅，用两根手指的指尖夹着烟，每次抬临双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转睛。她这只细腕玉手弓起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那是我从前在一本亮光纸印刷的诗集里看到的，画的是一个妇人，睫毛长长，黑发如瀑，和情人在花园里同寝，她正用细若无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递给情人。街对面有什么东西，一度吸引了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赶快拿手抓了几下头发，要不然因为天热，头发已经开始粘结成块了。她回过头，我便再次僵坐不动。她又吸了几口，在墙上捻灭了香烟，然后悠闲地走回宅中。

终于，我能呼吸了。

当晚，瓦赫达提先生把我叫进客厅，说：“有事情告诉你，纳比，我要结婚了。”

看来，对他喜爱孤独的程度，我毕竟是有些高估了。

订婚的消息传得很快。流言蜚语同样如此。我是从瓦赫达提先生家进进出出的工友那儿听来的。嘴巴最贱的就是园丁扎希德。他每个礼拜来三天，打理草坪，给大树剪枝，修齐矮树。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有个让人恶心的习惯，每说一句话，都要吐一吐舌头。就是这条舌头，在不假思索地喷吐着流言蜚语，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丢撒着粪肥。和我一样，他也是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命，我们这些人成了一拨，都是这一片的厨子、园丁和杂役。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饭，大伙便挤到我的小窝棚里喝茶。我记不清这个惯例是怎么形成的，不过，一旦成了惯例，我就没办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现得没礼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让人以为我在同类中间，自觉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扎希德告诉别的老爷们儿，瓦赫达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那没过门的新媳妇品行不端。他说，喀布尔尽人皆知，她既没囊，也没纳穆斯，＇2＇没有好名声，才二十岁，就敢“在全城到处抛头露面”，跟瓦赫达提先生的小汽车一样。最糟的是，扎希德说，她不仅不否认这些指控，还拿这种事写诗。说到这儿，满屋子响起了一片非难之声。有个男人说，要是在村里，他们早就把她的喉咙割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站了起来，对他们说我听够了。我痛斥他们，骂他们像做针线活的老婆子一样，聚在一起说小话。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瓦赫达提先生这样的人，就咱们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捡牛粪去了。我质问道：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尊重，都到哪里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为自己把这帮蠢汉子镇住了，没想到他们哄堂大笑。扎希德说我是马屁精，说不定这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写首诗，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纳比颂》。我气急败坏，一跺脚出了窝棚，留他们在里面笑闹不停。

可我没走太远。他们那些闲话一会儿让我厌恶，一会儿让我着迷。不管我刚才表现得多么正直不阿，说的话多么得体和审慎，我还是待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让人血脉偾张的细节。

婚礼没过几天就举行了，不过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请人来唱歌跳舞，听不见阵阵欢声笑语，只有一位毛拉和一个证婚人短暂到场，外加一页纸上两个潦草的签名。这样一来，从我第一次看到她，还不到两个礼拜，瓦赫达提太太就搬到家里来了。

马科斯先生，请允许我稍停片刻，略作说明，从现在开始，我将把瓦赫达提先生的妻子称作妮拉。不用说，回到当年，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权利，哪怕人家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接受。我过去总是叫她“尊贵的太太”，带着理所当然的恭敬。可是考虑到这封信的用意，我将把礼节放到一边，依照我心里始终所想的来称呼她。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桩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这两口子之间有什么示爱的表情，也很少听见他们说过什么甜蜜的话语。他们是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点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惯例，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早点——一片烤馕，半碗核桃仁，绿茶里撒点小豆蔻，但不加糖，还有一只煮鸡蛋。他喜欢把蛋戳开，让蛋黄往外流，一开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觉相当焦虑。每天早晨，当我依例陪着瓦赫达提先生散步的时候，妮拉还在睡懒觉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该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个上午，我一边干着杂活，一边渴望着妮拉出现的时刻，等着她推开客厅通往游廊的纱门。我会胡思乱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梳起来，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呢，还是会让我看到头发放开着，乱乱地披垂于双肩？她会戴太阳镜吗？会穿凉鞋吗？是穿那件配腰带的蓝丝袍，还是那件洋红色的，有大圆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终于亮相，我便在园中瞎忙一气，假装看到车头得擦，或是发现野玫瑰要浇水，不过自始至终，我眼睛都没闲着。我看她把太阳镜推上去，揉着眼睛，看她取下绑头发的橡皮筋，向后甩甩脑袋，抛落一头光亮的卷发，或者看她坐着，下巴搁在膝头，望着院子，懒洋洋地吸烟，又或者双腿交叠，一只脚上下摆荡，这姿势在我看来，代表着无聊或烦躁，或许只是一种难以自控，漫不经心的俏皮。

瓦赫达提先生偶尔出现在她左右，但通常并不这样。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画画，这桩婚事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不是在客厅，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铅笔，几页纸铺在腿上，而香烟总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们用饭，两人以毫不掩饰的沉默，各自接过食物，低头盯住自己的米饭盘子，只有低声的“谢谢”，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盘时的叮当声响，才会打破这片寂静。

每个礼拜有一两次，我要开车载着妮拉出门买烟，买新笔、新本子，或化妆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给她开车，我一定会梳个头，刷个牙。我要洗脸，拿一片柠檬，挨个蹭一遍手指头，好把洋葱味去掉。我会掸掉西装上的尘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榄绿的西装，其实是瓦赫达提先生送给我的旧衣服，我希望他没把这事告诉妮拉——不过我猜，他可能已经跟她说过了。他这样做并无恶意，可是像瓦赫达提先生这种地位的人通常意识不到，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会让我这样的人蒙羞。有时候，我甚至把父亲死后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镜子前面，把头上的帽子往这边拉拉，再往另一边拽拽，全神贯注，想像着自己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妮拉面前。此时就算有只黄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门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会想法多绕一段，绕远是为了拖长路程，多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但是不会多到让她生疑——由此延长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路面。我奉行严格的自我控制，绝不透过后视镜看她，只在她和我说话时才这样做。只要她坐在后座上，我便已经很满足了，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各种味道——昂贵的香皂、润肤露、香水、口香糖，还有烟味儿。在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