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2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妈妈在午后下了楼。她穿着深蓝色的浴袍，还有那双已经让我暗自憎恶的绒毛拖鞋，看上去梳了头。我见她走下楼时动作正常，总算放了心，她对我张开双臂，睡眼惺忪地笑着。

我们坐在桌边喝咖啡。

“萨丽娅呢？”她吹着杯子问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吗，妈妈？”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边、靠墙放着的一根手杖。刚进家我都没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坏天气才用，还有散步时间长的时候。即使那样，也主要图个心里舒坦。”她说起来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可知道，她对手杖的依赖程度远远大过她嘴上说的。“我担心的是你。那个可怕的国家，那些新闻。萨丽娅不想让我听到。她说那会让我寝食难安。”

“我们确实有暴力事件，”我说，“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而且我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马路对面的酒店发生过枪击，对外国救援人员的袭击近来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谓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里开车出去时，一直带着一把9毫米的手枪，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提这茬。

妈妈喝了口咖啡，暂时鸣金。她没逼我。我弄不清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样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这只是一种战术，不想把我逼入绝境，逼得我撒谎，或是说出只会让她揪心的事情。

“圣诞节我们想你来着。”她说。

“当时我走不开，妈妈。”

她点点头。“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之前，妈妈都和我在这张桌子上吃早点，安安静静，简直可以说一片肃穆。我们谈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担心你。”

“用不着。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忽然闪现，如同雾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时候呢，那又怎么办？”我不是在和她抬杠。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然后，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搅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马科斯，但是人们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全凭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实际上呢，支配他们的是他们害怕的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听不懂，妈妈。”

“哦，就拿你来说吧，举个例子。你离开这儿了。你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这儿。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后腿。再拿萨丽娅来说。她留下了，那是因为她不想再让人盯着看。”

我看着她尝了尝咖啡，又往里面倒了满满一勺子糖。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想和她争辩，总是感觉力不能及。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给我还嘴的余地，一张口就用大实话把我拍扁，有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我总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就被她彻底击溃。我老觉得这不公平。

“你呢，妈妈？”我问，“你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负担。”

“你不会的。”

“噢，这可让你说对了，马科斯。”

这句谜一般的话让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纳比在喀布尔给我的信，他那份死后的告白。苏莱曼·瓦赫达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约。我禁不住地想，妈妈是否也和萨丽娅有了相似的约定，她是否已经选好了萨丽娅，在大限将至的时候救她脱离苦海。我知道萨丽娅会这么干。她现在是个强人了。她救得了妈妈。

妈妈打量着我的脸。“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马科斯。”她说。她的语气现在变得和缓了，重新引导着谈话的进程，仿佛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发现了我的焦虑。假牙，尿裤，绒毛拖鞋，这些东西刚才让我低估了她。她仍然占着先手。她总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压垮。”

终于有了句假话——她最后说的这一句——可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知道她压不垮我。这一点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些不快，劳作，苦差，都将落到萨丽娅身上。可是妈妈把我也算进去了，给了我不配得到，也没想得到的赏赐。

“不会那样的。”我毫无底气地说道。

妈妈笑了。“说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决定去那个国家的时候，我并不完全赞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点。”

“当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医生的事业，钱，雅典的房子——干得好好的——非要窝在那个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边，没喝，又放下了。“该死的，有些话我讲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说道，“可我还是打算告诉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话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吓着我了。弄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她这句话。要不然就是因为她说话时眼睛里柔软的光。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样的回答。

“谢谢你，妈妈。”我小声挤出这几个字。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安静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间的空气充满了窘迫，也充满了我们共同的体认，关于所有失落的光阴，那些蹉跎的机遇。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妈妈说。

“什么事？”

“詹姆斯·帕金森，乔治·亨廷顿，罗伯特·格雷弗斯，约翰·唐，还有我这位卢·格里克。＇17＇病的名字怎么也有人来垄断？”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亲也回瞪给我，然后她放声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来了。此时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们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妈妈系了条厚围巾，穿着大衣，腿上盖着保暖的羊毛毯，对付刺骨的寒意。我们喝着咖啡，咬着肉桂味儿的烤榅桲片，这是萨丽娅特地为今天买的。我们戴着日食眼镜，举目望天。太阳朝北那一边已经被咬了一小口，看上去有点像萨丽娅那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商标，她隔一会儿就把电脑打开，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写几句评论。街头巷尾，到处有人待在便道和屋顶上，观看这一奇景。有些人已经带上全家老小，去了岛的另一头，希腊天文学会在那儿架起了望远镜。

“什么时间食甚？”我问。

“将近十点半。”萨丽娅说。她推起眼镜，看了看手表。“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她兴奋地搓搓手，在键盘上敲了句什么。

我看着她俩，妈妈戴着黑眼镜，青筋暴凸的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萨丽娅急风暴雨般地敲打着键盘，白发从无檐便帽下散乱而出。

你做的是好事。

前一天夜里，我躺在沙发上，琢磨着妈妈说过的话，思绪飘飘荡荡，想起了玛达丽娜。我记得我在少年时代，常为妈妈不做、而别的母亲都会做的那些事耿耿于怀：牵着我的手走路，让我坐在她腿上，文人小说下载睡前给我读童话书，亲我脸蛋道晚安。这一切历历在目。但是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真相，我却一直视而不见，任由它处在不被承认和未受赏识的状态，在我的满腹委屈之下深埋。那就是：我的母亲绝不会离开我。这是她给我的礼物，这是个铁打的事实，她绝不会对我做出玛达丽娜对萨丽娅做的事。她是我的妈妈，她不会离我而去。对这一点，过去我只是简单地接受，觉得理所当然。我不曾为此感谢过她，就像我不曾感谢过洒在我身上的阳光。

“看！”萨丽娅大叫了一声。

突然，我们周围的一切——地上，墙上，我们的衣服上——无数小小的，闪亮的光镰出现了，新月形的太阳发出的光，从我们家橄榄树的树叶之间穿过。我发现一片月牙儿在我的杯子里，在咖啡上闪烁着，还有一片在我的鞋带上起舞。

“把你的手给我，奥蒂。”萨丽娅说，“快点！”

妈妈张开双手，掌心向上。萨丽娅从衣袋里拿出一片方形的雕花玻璃。她拿着它，放到妈妈手掌的上方。忽然，好多月牙儿形的小彩虹出现了，在我母亲手上，在满是皱纹的皮肤上颤抖着。她也喘息起来。

“快看，马科斯！”妈妈说。她龇着牙乐啊，高高兴兴地，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活像个小女生。我以前从没见过她笑得这么纯洁，这么没有心计。

我们坐着，我们仨，看着颤抖在我母亲手上的小彩虹，我既觉得悲伤，又苦于旧创，每种感觉都像一只爪子，扼住了我的咽喉。

你做的是好事。

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已经五十五岁了。这些话我已经等了多半辈子。现在太迟了吗？我们，妈妈和我，已经虚掷得太多，蹉跎得又太久吗？我心里有一部分在想，最好让一切照旧，仿佛我们谁也不知道，一直以来我们有多么难以相合。那样就会少些痛苦。也许好过这份迟来的礼物。这脆弱的、战栗的小小微光，映射出我们之间原本可以怎样相处。它招致的只会是悔恨，我问自己，悔恨有什么好处？它什么也不能挽回。我们失去的东西再也无法弥补。

可是我的母亲开了口。“多美啊，对吗，马科斯？”我对她说：“是的，妈妈。很美。”我心里好像决了口。我伸手过去，把我母亲的手拿在了掌中。

＇1＇美尔忒弥（Meltemi）是地中海季风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名字。

＇2＇帕纳伊亚（Panagia）是东正教对圣母马利亚的敬称之一。

＇3＇埃利尼科斯咖啡（ellinikós　kafés），就是“希腊咖啡”。

＇4＇帕斯特利（pastelli），蜂蜜芝麻糕。

＇5＇所谓“中国人的诅咒”来自一句没有出处的中国谚语：“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

＇6＇西班牙广场（Piazza　di　Spagna），经西班牙阶梯，通往山上的圣三一教堂。

＇7＇意大利语：是吗？

＇8＇意大利语：这就是你女朋友！

＇9＇瓦索（huaso），相当于智利牛仔。

＇10＇利特雷（Litre），全称Lithraea　caustica，智利矮树，有刺，致人过敏。

＇11＇皮斯科拉（piscola），智利流行的鸡尾酒，以皮斯科白兰地混入可乐或姜汁汽水调成。

＇12＇古尔的意思是花。

＇13＇二人翻绳游戏，原文是cat's　cradle，猫的摇篮。

＇14＇塔弗利（tavli），希腊的双陆棋。

＇15＇即主位。

＇16＇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Dimitrios　Mpogris，1890—1964），又名迪米特里奥斯·博尔格里斯（Dimitrios　Bogris），希腊剧作家，1936年首演的《婚约》（Engagements）是现代希腊戏剧史上的悲剧名作。

＇17＇分别对应着帕金森氏症、亨廷顿氏舞蹈症、格雷弗斯病（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唐氏综合征，以及瓦尔瓦里斯太太罹患的格里克氏症，即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

第九章

2010年冬

我还是小女孩时，父亲和我每晚有个仪式。我说二十一遍比斯敏俩＇1＇，他把我塞进被窝，然后坐到我旁边，用拇指和食指从我脑袋里摘去噩梦。他的手指从我脑门跳到太阳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脑袋后面搜寻，每从我脑袋瓜里抓走一个噩梦，他就发出“砰”的一声，好像拔掉瓶塞的动静。他把这些梦一个一个，收进他腿上无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着，他会在空气里搜寻，找出一堆好梦，来替换那些被他没收的梦。我看着他微微翘起脑袋，皱着眉，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又像竖起耳朵，听远方的音乐。我屏住呼吸，等着那个时刻到来，等着我父亲脸上绽开笑容，口中念念有词：哟，这儿有一个，等他捧出双手，让梦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轻旋慢舞的花瓣，从树上飘落。然后，轻柔地，非常非常轻柔——我父亲说过，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双手贴近我的脸，用掌心摩挲我的额头，把幸福揉进我的脑海。

我今夜会梦到什么，巴巴？我问。

哦，今夜。嗯，今夜这个可不一般。他总是先这么说，说完再告诉我。他会现编个故事。他把梦给我。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岛上的女王，有会飞的王座。他甚至给过我一个吉露果子冻的梦，那是我最喜欢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挥一挥魔杖，就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果冻——校车，帝国大厦，整个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对着猛扑而来的陨石挥舞魔杖，从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地球。关于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从不多谈，但是他说，他讲故事的本领得自家传。他说他小时候，他父亲有时会让他坐下——得赶上他心情好，不过这种时候不太多——给他讲故事，故事里都是精灵和仙女，还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个个儿。他闭上眼睛，我用双手抚过他的脸，从他脑门开始，经过腮帮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儿，然后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么，我今夜是什么梦？他抓着我的手，小声问道。他眉开眼笑，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梦了。总是同样的梦。梦见他和他妹妹躺在开花的苹果树下，迷迷糊糊地开始午后的小睡。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的脸，阳光辉映着青草、绿叶、头顶上锦簇的花团。

我是个独生的孩子，常常也是个孤独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识于巴基斯坦，当时他们都已经四十岁上下，有了我以后，他们决定不再第二次冒险。我记得我看着邻居家、校园里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满心的羡慕。可我也对有些孩子的相处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视而不见。他们的举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挠，打斗，推撞，彼此背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嬉皮笑脸。他们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渴望着，家里不要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孪生姐妹，在小床上挨着我哭，挨着我睡，和我一起吃妈妈的奶。她会无条件地、全身心地爱我，而且我总是可以从她脸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丽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给我的妹妹。早晨我俩肩并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她，我们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学，上课时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黑板，我总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侧影。课间休息时，我带她去操场，不管是滑滑梯，还是从攀爬架一个杠子摆荡到下一个杠子，我都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后。放了学，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画画，她也在一旁耐心地涂涂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等我画完，我们便跑出去跳绳，我们的影子成双结对，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谁也不知道我和帕丽的游戏。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时旁边没人，我们就吃葡萄，聊天，聊起来就没个完。我们谈玩具，谈哪种麦片最好吃，谈我们喜欢的卡通，我们不喜欢的同学，谈哪些老师比较凶。我们喜欢同一种颜色——黄色，我们最爱吃的冰激凌是黑樱桃味儿的，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们长大了都想当画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俩长得一模一样，毕竟我们是双胞胎嘛。有时我几乎能看见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她。我想把她画下来，每一次，我都给她画上和我一样的眼睛，淡绿色的，稍微有点不均匀，同样的黑色卷发，同样的大长眉毛，双眉几乎连在了一起。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我画的是我自己。

对我来说，我父亲怎样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先知生平一样耳熟能详——后来，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学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温习了一遍。可是熟悉归熟悉，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再听一遍帕丽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获了一样。也许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名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隐隐约约，包裹在神秘里，可又是那么真实。然而，它却不只如此。我能感觉到她的触碰，好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我感觉我们是连体的，通过某种看不见的规则，以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谜题。

我感觉，如果我对她的故事听得足够仔细，就一定能对自己有所发现。

你觉得你父亲难过吗？他把女儿卖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悲伤，帕丽。他就是那样。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他是个硬汉。可是我认为，是的，我认为在心里，他是难过的。

你现在还难过吗？

我父亲笑了，然后说：怎么会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纪那么小，我也能看得出来，悲伤烙在他脸上，就像一块胎记。

我们像这样说着话，一种奇想便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幻想，我会存起所有的钱，一块钱都不花，不买糖果，不买贴画，等我的存钱罐满了——虽然那根本不是头猪，而是坐在石头上的美人鱼——我就把它砸开，装上所有的钱，启程去找我父亲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儿，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买回来，带她回家见巴巴。我要让我父亲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成为那个为他抹去悲伤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么梦？巴巴问我。

你已经知道了。

又一个微笑。对，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个好妹妹吗？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亲我脸蛋儿，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围掖好，走到门口，关上灯，然后他会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说，像你一样。

我一直等着，等他关上门，我就溜出被窝，再拿一个枕头，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头边上。每天夜里入睡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两颗心在我胸中跳动。

从老奥克兰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至少还要四十分钟，我才能开到旧金山国际机场，而且还得指望101号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里想，这是国际航班，所以她还得过海关，这大概能让我赢得一点时间。我把车掰上了最内侧车道，将雷克萨斯的时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里。

我想起一个来月之前，我和巴巴谈话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吵嘴了，这是久违的正常交流，如同一个小小的气泡，蛰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却飞沫般转瞬即逝。那天我给他弄好午饭时已经迟了，他从躺椅上扭过头，用那种柔中带刺的腔调，说我生下来就带着不守时的基因。像你妈。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

不过呢，他接着说，脸上挂着笑容，好像要安抚我，人总得有点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这毛病就是天赐的了，嗯？我说着，把一盘米饭和豆子放到他腿上。习惯性的不守时？

要我说，真主也不愿意这么做。巴巴拉住我的两只手。差一点儿，就差一丁丁点儿，真主就让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愿意，我很高兴再让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噢，太对了。就等着全端出来呢。因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现在你想让我可怜你了。

我瞎换着收音机的台，从谈话节目跳到乡村音乐，又从爵士跳到更话痨的节目。我把它关了。我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我够到副座上的手机，拨通了家里，把它开着放到腿上。

“喂？”

“赛俩目，巴巴，是我。”

“帕丽？”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尔在家没事吧。”

“没事儿。这小伙子真不赖。他给我做了蛋。我们就着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儿？”

“我在开车。”我说。

“去饭馆吗？今天不该你轮休啊，对不对？”

“是不该。巴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要接个人。”

“那好，我让你妈给我们弄午饭吧。”他说，“她可以从饭馆带点儿什么回来。”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气，他没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来就没个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啊，帕丽？她在动手术吗？别跟我撒谎！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我撒谎？她走了吗？她在阿富汗吗？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尔，你拦不住我。我们像这样来回折腾，巴巴踱着步，焦虑不安。我用谎话哄着他，然后拿他收集的家庭装潢手册或电视节目，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时候管用，可还有些时候，他对我的把戏无动于衷。他忧心忡忡，最后歇斯底里，以泪洗面。他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在椅子上前俯后仰，抽泣着，两腿哆嗦个不停，再后来，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劳拉西泮＇2＇。我等着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发上，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场。我满心渴望地看着大门，门外一片广阔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梦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过神来，因为内疚而脸上发烧。

“我跟埃克托尔说两句，巴巴。”

我听到听筒换了手。背景里传来竞猜节目的声音，能听见好多人交头接耳，随即一阵欢呼。

“嘿，姑娘。”

埃克托尔·华雷斯住在马路对面，我们是老街坊了，最近几年成了朋友。他每个礼拜过来两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电视，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们嚼着凉比萨，带着病态的迷恋，连连摇头，看着屏幕上的嬉笑怒骂。埃克托尔当过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阿富汗南部，两年前被土炸弹炸成了重伤。他复员回家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出来了。他父母在家门口挂起了“欢迎回家，埃克托尔”的牌子，还有气球和好多鲜花。等他父母开车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几个邻居还烤了派。大家感谢他的服役。他们说：嘿，坚强起来。上帝保佑。几天之后，埃克托尔的父亲塞萨尔来了我们家，和我一起装了条轮椅坡道，跟塞萨尔在自己家装的那条一模一样，坡道铺在他家门口，门前挂着美国国旗。我记得我们俩装坡道的时候，我真想给塞萨尔道个歉，因为埃克托尔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亲的祖国。

“嗨。”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我该签个到。”

“家里都挺好的。”埃克托尔说，“我们吃过了。我们玩《价钱猜猜看》来着，这会儿正忙乎《轮子》呢。接着还有《赛乐赛》。＇3＇”

“哎呀，真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姑娘＇4＇。我们开心着呢。对不对呀，亚伯？”

“谢谢你给他做了蛋。”我说。

埃克托尔把嗓音压低了一度。“其实是煎饼。你猜怎么着？他可喜欢了。把四张一摞的饼给吃完了。”

“实在感激不尽。”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新画，小孩戴帽子那张，帽子好滑稽。亚伯给我看的，他也很骄傲。我……怎么说呢，该死！伙计，你真该觉得骄傲。”

我笑着换了车道，让后面的车超过去。“圣诞节送你什么，我大概现在就有底了。”

“你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咱俩不能结婚？”埃克托尔说。我听到巴巴在一旁抗议，埃克托尔哈哈笑着，嘴离开了听筒。“我开玩笑呢，亚伯，别当真。我是个残废。”他接着对我说：“我觉得你爸刚才用普什图语，在心里臭骂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让巴巴服上午的药，便挂了电话。

这就像看见了广播名人的照片，他们跟你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想像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说显得太老气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我算过，估计她已经过了六十岁，可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太，还是很难和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那个小姑娘对上号，她本来只有三岁，黑头发卷卷的，两条眉毛长长的，几乎连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样。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来，哪怕她坐着，坐在三明治小店边的长椅上，怯生生地看着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头发拢在脑后，用一条钩编的发带固定。她戴着翡翠耳环，穿褪色的牛仔裤，长长的鲑鱼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围巾，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欧洲式优雅。她在临行前的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她会戴上这样一条围巾，好让我很快认出她来。

她还没看见我，于是我又磨蹭了一会儿。航站楼里，旅客们推着行李车从我身边经过，接送车的司机们举着标牌，上面写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声呼喊，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后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她脸上漾起了认出我的表情。她挥手致意。

我们在长椅边见了面。她咧开嘴笑着，而我两腿发软。她笑起来和巴巴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齿缝。他们都是朝左边歪着嘴，笑得五官挤作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微微翘着脑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关节，从第一个指节开始，四个指头便朝着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弯曲，手腕上还有鹰嘴豆大小的肿块，看上去是那么痛苦，让我觉得揪心。

我们拥抱在一起，她亲了我的脸，一边一下。她的皮肤柔滑，像细细的毛毡。我们分开时，她还是抓着我，胳膊向前伸着，两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给油画做鉴定。她眼睛里有一层湿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满是喜悦。

“很抱歉我迟到了。”

“没什么。”她说，“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太高兴了！”——没什么。总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对面的时候，她的法国口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还要重。

“我也很高兴。”我说，“飞机上还好吗？”

“我吃了片药，不然我知道我睡不着。我肯定一路都醒着。因为我太高兴，太兴奋了。”她盯着我看，对着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别处，这魔咒就会失效，一直到头顶上的广播提醒旅客，遇到无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时报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过一层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觉有点晕眩。

“你没事吧？”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看着我问道。

“我老在想你会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