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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4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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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开始北巡的时候，宋军的布署比较混乱，还是沿续以前防契丹南下，在几个在关键地域布大阵。随着双方和谈不顺利，与各军到大名府参见皇帝，整训调动一起，禁军在河北路的布署开始出现调动。一个多月的时间，慢慢形成了这种局势。
到这个时候，谁都可以看出来宋军的战略意图，是立足于打的。不过从态势上不是一鼓作气收复幽州，而是先剥掉幽州外围，使山前地区从战略上孤立起来。
刘六符接到契丹境内来的公文，看了宋军的布置，只觉得胸口堵得慌。从宋军灭了党项之后，南北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契丹便就处处被动。一开始宋军布置没有明显的意图，可以认为是立足于谈。刘六符到了，坚持岁币，便就转变为立足于于打了。
看了看天边的太阳，刘六符叹了口气，招呼随从，向城南而去。
刘六符此次使宋，受到的招待比上次好了许多，跟去年在青冢的待遇更加是有天壤之别。徐平以下，宋朝官员隔三差五就邀他饮宴，经常有人上门拜访。就连宰相徐平，也曾经设宴招待过刘六符，在以前这都是不敢想的事。
刘六符心知肚明，现在宋朝占了上风，才会如此大度。如果还是时时受到契丹骑兵南下的威胁，是断然不会如此的。风度礼仪，有了实力才有底气，不然可让人看不起。
今天是明镐请客，邀他到城南的狄仁杰祠堂作客。一是凭吊先贤，再一个乘天气晴好的日子，饮宴游玩，谈论文学。去的地方让刘六符心里堵得慌。作为大唐名臣，狄仁杰在契丹也很受尊敬，宋朝更是在前几年，访求狄仁杰之后封官守祀。但问题就是，狄仁杰在大名，即唐时的魏州，最大的功绩就是打退了契丹的进攻。作为签署枢密院事的明镐，请自己到那里去，是不是有什么暗示？一路上刘六符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心神不宁。
晏殊为留守，修茸皇宫的时候，顺便重修了狄仁杰祠堂，此时焕然一新。刘六符到了门外，早有兵士等在那里，牵了他的马去拴好，引入门里。
徐平、杜衍、明镐和丁度几位宰执，及随赵祯北巡的几位文官，早已到了，正围着狄仁杰祠堂碑铭观看。见到刘六符来，双方叙礼，就在亭子外面摆下酒案，各自坐了。
寒喧毕，明镐对刘六符道：“狄梁公唐时名臣，武后当政，独临于朝，终保李唐社稷不失。此真贤者，不知北境也祀此等忠良否？”
刘六符拱手：“贤良之士，天下皆仰慕之，何分南北。本国一如南朝，对前朝贤臣之后厚加抚恤，以劝世人。”
随着契丹的政治慢慢成熟，颇以中华自居，并不认为自己是蛮夷。宋朝把契丹跟蛮夷并列，是会引起外交纠纷的。学着中原王朝的习惯，契丹同样对治下的前朝贤臣之后，封官赐爵，以守其祀。不过燕地的资源少，他们求也求不到几个就是了。这个时候，契丹人就只能叹息一声，到底文脉在南，位于苦寒之地的契丹在文治上还是差得远。
议论了一会狄仁杰的事迹，丁度道：“数年之前，丰胜路范经略过狄梁公祠，曾新作狄梁公碑文。此文甚佳，我等正商议，隔日铭其文于此碑之侧。”
刘六符拱手：“范经略是一时大儒，文学一时之选，必然是极好的。”
见在座的几人都神色怪异，徐平笑道：“大丈夫于世间，无事不可对人言，不必学妇人女子行事暗搓搓。范经略碑文中记狄梁公守魏，有寇来吾自当之一语，于今日事合，故欲刻碑而记。今日天子北巡，与北朝誓约未立，看看烽烟又起，大家心有所感而已。”
见刘六符神色尴尬，徐平又道：“学士为国南来，以求通好，此为天下苍生谋，成与不成，功德自在人心。所谓尽人事，听天命，无非如此。身当其位，必受其累，竭尽心力于国事，此有何不可对人言。狄仁杰所御之寇，实为贵国，可以明言相告。只是今日请学士来，非关国事，只是忆先贤，饮美酒，不必为国事累心。”
第83章 以打促和
刘六符沉默良久，对徐平道：“相公言事无不可对人言，不知是真是假？”
徐平道：“自然是真。大丈夫行事，就当光明磊落。”
刘六符看着徐平，沉声问道：“既如此，相公可否对某明言，今两国是欲和焉？还是欲战焉？若是欲战，不必留我在此。强留于我，我固然被后人笑，也有损相公之德。”
徐平大笑：“学士如此问，却让我有些难以回答。皆因欲战欲和，非我一人可定，也非本朝可以说了算的。和与战，是南北两朝双方的事，奈何只是问我？”
“相公一国宰相，禀国政，自然心中有数。和与战非贵国一方的事是不错，但你们心里总有个计较。若是欲战，则一切求和之言，俱为虚文而已。”
徐平端起酒杯来，沉吟了一会，最后无奈苦笑：“学士，我说一句冒昧的话，你问出这样的话来，就说明我们于世间的事，于人，于国，看法根本不同。我不是不能答，我是怕我答了之后，学士依然不懂。坦白讲，我或许智未足，才疏学浅，便从来不为虚文。”
刘六符拱手：“相公何不试着说来听听。在下有不明之处，再行请教就是。”
“兵书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变化才可取胜。若问我欲战欲和，以我徐平个人来言，自当统大军，挥师北上，光复故土，才可慰平生之志！”
刘六符听了，脸上不由变色。没想到徐平还真是不避讳，把自己心里想的说出来。
徐平又道：“只是我为宰相，以君命理国政，我个人怎么想，于国政无关紧要。所以学士问我欲战欲和，于我徐平讲是欲战，于大宋宰相讲是欲和。为何欲和？燕云之地归于契丹百余年，心念中原者又有几人？朝廷治国，当以民心为依归，那里百姓欲和，朝廷自然就欲和。此不必问，学士问于国境，燕民是欲归宋，还是欲在契丹治下即可。燕民之心在南，则必战，大军北上，当者为齑粉！此时燕民未有南归之心，朝廷自然是欲和。”
刘六符听了这番话，不由怔在那里。徐平如此说，不但是给出了议和的理由，而且废掉了誓约万世不易的可能。民心变了，和约也会就此作废，宋军必定北上。
见刘六符神色怪异，徐平道：“两国立约，虽然对天盟誓，然而天心在民心，终究还是归到燕民那里。此话我明白讲出来，学士知道，回去告诉国主，不要自误。”
不只是刘六符，就连一边坐着的宋朝官员神色也非常精彩，心中各有想法。杜衍和明镐等人，深知徐平这是说的实话，不含任何权术，这就是宋朝定下来的国策。而富弼和丁度几个人却不这么看，从徐平与赵祯和朝臣商量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策略，只是徐平这人心机深沉，就连自己人也不吐露心底的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定下这样的原则不但是保证了誓约可以随时撕毁，而且占住了大义。契丹要保证誓约有效，就要让治下的燕地之民过得去。而契丹对民示恩，有宋朝先前提的这个条件在，那里的百姓还是会忍不住把这功劳归于宋朝。怎么算，都是百利无一害。
徐平没有任何利弊的考虑，他就真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大道直行似曲，是没有办法的事，无法计较。人心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如果问起来人人都认为该如何，但实际上真遇到了，却无人如此做。你真地做了，就会被人背后议论，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意图。
徐平曾经在路上捡到过钱包，里面除了卡和证件之外，还有两百多元钱。他把这个钱包交到警察那里，找到了失主，结果失主是醉酒这后不小心丢的，记不清多少钱了。失主小声嘀咕一句，好像钱包里不只这点钱，然后没说什么拿着钱包走了。精彩的在后面，不管是处理此事的警察，还是徐平的同事朋友，都认为失主说的是真的，钱包里面应该有远多于两百的钱。徐平把大多数钱拿走了，失主把那些钱当成酬谢，没有计较。此后一两个月的时间，不断有朋友和同事要徐平请客，有了好处让大家都高兴一下，徐平恶心得不行。
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之所以认为这些事情如此做才正确，如拾金昧，是历史上曾经形成过这种共识，记忆里这样于大家更好。现实变了，这个共识就只剩下了虚假的外壳，每个人的内心都不再当一回事。真遇到了，看看没人就会做出相反的选择。
对一个政权来说，只要立下规矩，比如拾了之后失主不许追究失物多少，因为捡到者可能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便就可以形成秩序了。没有规矩，就乱糟糟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错。但对文明来说，仅仅有规矩是不够的，而是要形成共识，所有人都认同应该怎么做，遇到了自然而然那样做。这是政治高度的不同，对于文明来讲，政治要求要高得多。徐平在努力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只是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然已经否定了天命，那能够决定政治行为对与错的只有人心。简在帝心，觉得自己的决定比所有的愚民都聪明，只是不仁不智者的借口。政权与人心相呼应，政权不把民心当一回事，民心慢慢就会散失，找也找不到。散了的民心，想重新凝聚绝非易事。民心决定着政权的性质，政权在改变着民心，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过程。
相互影响，随时而变，这就是徐平主持下的宋朝现在对契丹的策略。刘六符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徐平就没法跟他讲明白。说是说，明不明白就看刘六符自己了。宋只要内修国政，保证国力不堕，保证军力强劲，则就可以把这些话变成现实。
看了刘六符的表情，徐平便就知道他还是不相信，道：“于本朝来说，此时自然是欲和，学士不须对此有疑虑。只是贵国坚持要有岁币，不然坚不肯和，没有办法。不和那就只有打了，不打不相识吗。是以，学士应该知道，本朝在向前线调兵，要干什么？”
说到这里，徐平不由笑了起来：“调兵就是要打吗，以打促和。你们坚持认为自己军力强大，可以不劳而获，能从南国平白得到银绢。没有办法，本朝就只好打你们个灰头土脸，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才好议和。学士，你说是也不是？”
刘六符默然，他能够说什么？现在议和的最大障碍，确实就是契丹不想放弃年年收到的银绢，不给钱就不立誓约。有这种想法，就是认为自己还有军事优势。
徐平把话讲明了，你认为自己强，那就打到你放弃这种想法为止。席卷燕云确实宋军现在做不到，但前出百里还是能支撑的，那就先向前打一百里。如果契丹迟迟不定，则这个冬天，宋军不会再等，必然会越过拒马河，把边境推进到涞水、桑干河一线。
宋朝是要议和，但不表示在议和的过程中，就按兵不动。
第84章 三衙改制
大名府皇宫的后苑，赵祯摆下酒筵，请了徐平和明镐来，与从西北来的几位军官饮酒。
徐平在西北整训军队的时候，很多中下级军官是赵祯从殿直中选过去的。经过了西北数年历练，现在整训河北禁军，赵祯又调了一批人回来。这就是新编禁军的架子，有了这个架子，再加上充实起来的制度，最终完成对河北旧禁军的改造。
赵祯派往西北最重要的两员大将，许迁和王逵两人全部返回。许迁已定为云捷军都指挥使，王逵定为云翼军都指挥使，这两军帅先完成整编。
云捷军以大名府为基地，先前分布于河北数州的各指挥或者调回大名府，或者是改变番号，在重新编成。云翼军则以磁州和州为基地，同样开始聚集，进行整编。
此次的禁军整编，徐平没有参与，由赵祯自己一手包办。有王凯和李璋辅助，基本是按照当年陇右军整训的路数来，编制和制度都是现成的。驻大名府的云捷军，暂定为赵祯的随扈之军，由王学斋出任副都指挥使，算是亲军。由开封府带出来的一二十万禁军，则派往前线各州外，大部整编进云捷和云翼两军中。
河北路禁军整编，需要补入的僚佐官员甚众，多有文官要求改官从军。有陇右军几位文官改武的官员为榜样，以文改武的意义已经与以前不一样了。河北路是与契丹作战的前线，战事一起，军功比西北还要大得多，热衷于此事的官员颇为不少。
此时还有一位天禧三年的进士王逵，也已定了改换武职，即将到大名府，参与忠佐司的将校培训。徐平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代特别喜欢用逵这个字取名，重名的很多，王逵就有好几个。其他如贾逵、李逵之类，军中更是不少。或者因为这个字里带个土，可以补五行之缺？依现在习惯，遇有重名，先是用州名来区分，同一个州的再用父祖来分，颇为麻烦。徐平想着，要不要再次整理户籍的时候，加上编号，就像前世的身份证号一样。
喝了几巡酒，赵祯道：“依陇右军之制，禁军整训完毕，三衙如何处置，我一直拿捏不定。左右无事，不如议一议，怎样处置三衙才是最好。”
整编完成的各军，都是步骑合一，还编有运输、桥道、装备、医疗等辅助部队，是完整的野战集团。殿前司步骑都有，隶其下的没有问题，马军司和步军司就不行了，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步兵军和骑兵军。新的禁军三衙管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必须改变。废掉三衙禁军全部隶枢密院之下也不合适，缺少了制衡，军政和军令还是要分开才行。
明镐道：“三衙不当废，只是不能再如现在这样。马军司和步军司容易办些，管军器和练兵取可，殿前司却是有些麻烦。”
王凯道：“不如把四京驻军隶殿前司之下？一如现在的在京禁军一般。”
赵祯摇了摇头：“那又何必军改？改制之后，各军自成一体，俱属朝廷所管。非战时设行营或都护府，军之上只有枢密院，岂可别设衙门。殿前司所管之事，再细思量。”
五代军政军令一体，周世宗置殿前都指挥使和都检点，一是挑选精兵强将，加强禁军主力的战力，再一个是把兵权置于自己掌控之下。宋朝延续了这一制度，也延续了这一个兵权集中的过程，数十年来殿前司不断从侍卫亲军司收精锐之军的兵权。
随着枢密院军权的增强，禁军被整编成野战集团，三衙的地位必然尴尬。历史上南宋正规军变为驻屯大军为主，三衙便就名存实亡，只是几支大军之一而已。依着徐平对军制的规划，三衙应该成为事务衙门，主管军政。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有具体军政可管，殿前司这个皇帝夺侍卫亲兵司权力的衙门，便就找不到方向了。
议论一会，徐平道：“要不这样，军中将校出自忠佐司，陛下亲掌。而军中新招的兵员，则隶殿前司如何？依如今之制，凡新入军的新兵，当有半年的整训，可隶殿前司之下。”
新的军制要完全去除封建旧习影响，打散家庭、宗族、乡党在军中的集团，破除掉世兵世将的陋习。忠佐司训军官，便就是为了防止以后再出将门的世将，那么破除世兵的现象，也应当有一个衙门，殿前司倒也合适。作为主军政的事务衙门，马军司管骑兵，步军司管步兵，殿前司则管新兵。与忠佐司类司，殿前司同样是皇帝亲卫，符合军权归于皇帝的原则。枢密院党军权，但军中人事之权向皇帝倾斜，也是一种平衡。
几个人议论了一会，觉得徐平所说可行，这样三衙就完成了职能转换。
许迁道：“相公，只是一点不明。如果由殿前司掌入军新兵，难道全国新兵，都要到开封府来吗？以前只从沿边三路和京畿募兵，如此已是不易，现在从全国征兵，又如何能够做得到？总不能让殿前司分设于天下，那又有诸多不便。”
徐平道：“分设天下自然不便，便分于数州，还是无碍的。天下选几大州，让殿前司分设衙门，教练新兵就是。各司教官按年轮换，也便于体察地理民情。”
赵祯想了一会，点头道：“如此做倒也可行。不只是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要掌天下军政，同样要在大州设衙门，不然如何管得过来？”
众人想了想，这确实是个办法，特别是跟路和州的行政设置联系起来，就更清楚。各军就相当于有实权的州，而三衙的派出机构则相于路级监司，实行条块的综合管理。
王凯道：“如此，军法司也同样可以外设衙门，一如三衙一般。”
赵祯连连点头，军法司比三衙更加重要。对于朝廷来说，不管是掌控地方，还是掌控军队，监察还要重于行政。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需要在行政上放权。而一旦放权，就容易坐大失控，这个时候监察就至关重要。强大的监察系统，是行政放权的保证，没有严厉监察的放权就是自掘坟墓。枢密院通过军中僚佐体系的职能管理，实现对各军的掌控。三衙通过对军政的直接管理，加上军法司的监察，共同组成朝廷对各军的管理。
常有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是针对人事而言的。在制度上，相互制衡，防止弊端才是重要的。人事不可跟制度混为一谈，人事必须服从于制度。制度的制衡监察不是为了分权，也不是为了削弱主政者的权力，而是为了防弊。制度完备，才有用人不疑的基础。
第85章 军权的收与管
此次北巡，对禁军改制是主要目的，威逼契丹是附带的。改制之后，三衙的地位和职能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制度上便再没有疑难。
喝了两巡酒，明镐道：“如此做，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又有叠床架屋之弊”
看明镐说着连连摇头，徐平道：“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只看利弊之间取舍。欲要两全其美，尽取其利而去其弊的，只是说着好听。到头来，多是把弊端集于一身。制度叠床架屋，纵横牵制，官就不容易做。话说回来，官要是那么容易做，用谁都一样的话，那朝廷又何必选贤任能，随便找个人就好了。所以说呀，听到哪个说为官限制太多，让其做不了事的，只要回他这官不做就好。对吧，世间之大，总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明镐听了不由也笑：“相公说的是。只怕底层小校，地方小吏，会浑身不自在。”
“当然不自在了。以前军中，父子兄弟在一营，要什么军法制度，一家人商量就定了营中事务。现在处处有规矩，动辄有制度，那些老人自然受不了。不要说军中，地方上也是一样。州县小吏，多是世代操其业，同为吏人的，多是亲戚宗族，自然视官法如绳索。”
徐平说到这里，不由摇头，与几人一起喝酒。
不只是这个时代，前世也是一样，越是到了基层，对制度反弹越大。最底层的办事人员，最喜欢批判形式主义，经常骂一句官僚主义害死人。很简单，他处理的事情，与其打交道的各种人员，包括政府内部，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当然还有看不顺眼的死对头。往往到了县城一级，公务人员就亲戚连着亲戚，三叔二舅七大姑八大姨。到下面镇里，那就没法看了，除了外边调入的几个主要官员，下面其他人员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
这是必然的事情，地方就那么大，就那么多能够进入统治体系的人员。只要有一两代传下去，互相之间必然结亲，就必然形成这种局面。当政区小到了一定的程度，治下人口少到了一定规模，就会形成熟人社会，制度和法律对他们就是额外的约束。对于过小的行政层级，削弱权力，然后让其自治是没办法的事。皇权不下县，治权不进村，都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办法深入到社会末梢。除非把家庭完全打散，全部的人都住公共宿舍，所有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不然底层就是这种局面。军队的基层制度，就是如此的。
徐平前世，经常有人痛心疾首的说中国是熟人社会，不**制，好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似的。基本稳定的社会，基层都是一样，又不能让社会全部按军队来管。
把所有的人员，特别最底层的治理人员，全部纳入到政权内部，不管是财政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是无法负担的。财政成本还可以想办法，政治成本无法可想。不管是直接任命，还是选举轮换，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轮差，不让底层形成稳定的利益阶层。没有了稳定的利益阶层，基层也就没有了对抗政权治理的本钱。
这就是徐平说的那句话，觉得制度约束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的官员，可以辞官不做。没有制度约束，没有监察，朝廷权力也就没有了。你不能还想着做官，还要不受朝廷制度的约束，不让朝廷对你的权力进行监察，那是把自己当封建主了。
封建的特点，一是世袭，再一个就是阶级，管理方式是一级压一级，以前的禁军便是如此。这种政治结构异乎寻常的稳定，很少会出现叛乱。封建时代，比如中国的周朝，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都极少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起义，大动荡。实现了大一统，起义和革命便就连绵不绝，直到政权找到让人民认可的办法。
从五代开始，延续到宋朝，地方上防止大起义的办法，是把社会治理的负担，大部分压到势力之家的身上。把这个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阶层废掉，当做了社会矛盾减压阀。这样的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变动剧烈，包括最顶层的王侯将相们，也是忽起忽落。
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发明，是晚唐五代的军阀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把社会的封建废掉的过程中出现的。进入宋朝之后，士大夫分成了两派，一派把实践上升到理论，要进行与其适应的政治变革。另一派则把这当成五代乱世的不正常现象，一心想改过来。
政治权力向军事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废掉地方封建的同时，军阀们在军队中重建了封建制度。皇帝动不动被杀全家，军阀轮着披黄袍，牙兵随意更换主将。直到宋朝把军队中的管理体系抽掉，彻底进行封建化，军队终于不造反了，战斗力也一日不如一日。
在政治上集权大一统的同时，宋朝前期在军中是逆历史潮流，退到封建，慢慢再退到类似于部落的制度。现在的军制改革，就是把这一趋势逆转过来，让军事制度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这一个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老兵老将不适应，最终被淘汰。
从徐平开始的军制改革，借助对党项的胜利，给了赵祯和朝臣信心。后来他们与地方州县制度比较，认识到了军制变革的本质，主动参与进来并推进。这种变革，除了对军事的集权，还有财政、行政、司法、监察等方方面面的条块分割。
确定了以后三衙的职能，赵祯和他选定的几位主要军事辅佐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喝了一会酒，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天下要设多少外驻衙门，是几州设一处，还是一路设一处，按什么标准来设。宋朝的路不是后来的省，不是行政层级，只具有以监察和财政为主的部分权力。要在州上设一管理机构，不但不会按路来，还会有意地避开跟路级重叠。
商量到最后，徐平道：“应该如此，马军司和步军司的衙门，可以设得密一些，离着大军驻地近一些。如无特殊之下，两司衙门可以在一州，方便各军事务。殿前司则不可跟他们一样，应该设得稀一些，如以管下州县能在一月或二月之内到达为宜，不让新入伍之人在路上多花时间。而且新兵整训完毕，也不需分到附近大军中，可以编成部伍，到千里之外的军中也无不可。殿前司衙门，不能与马军司和步军司衙门在同一州，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如果同在一州，只怕多有牵扯，反而不利。”
这是总结众人议论的结果，几人纷纷称是，这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说到这里，徐平突然笑了起来：“其实殿前司不只可以管新兵，也可以管除役之老兵事务。老兵回到乡里，朝廷或有赏赐，或者老兵有欲报朝廷之事，都可由殿前司承担。”
让殿前司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抚恤都管起来，名义上直隶皇帝，同样是军事体系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体现。
第86章 两全其美
改革军制，最难的其实还不是制度，而是不合适的人到何处去。新的制度之下，原来的将校士卒很多都不合适。对他们的改造学习，及其后续安排才是最棘手的。
徐平最终想通，不能把禁军的现状归结于某一个人的错误，或者某一群人的错误，要充分地认识到，禁军的将校士卒同样是旧制度和军事文化的受害者。这样一种思想，是禁军改制全面展开的基础。如果把禁军现在的局面，归结到是禁军中人的错误，从而把他们一脚踢开，完全另起炉灶，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政权不负责任，也表现了当权者没有政治担当，最终后患无穷。理政者把政治原因转稼到人的身上，不把这些人当自己人，让他们为政治行为背黑锅，或许能一时解决问题，但也种下了祸根。你不把别人当人，那他们视你为仇寇就理所当然，骂是轻的，真逼得活不下去了同归于尽也是天经地义。
制度是管人的制度，文化是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制度和文化的落后由特定的人群表出来，错误却不应该由这特定的人群还承担。认识到现在的禁军同样是落后的制度和文化的受害者，当政者便当怜之爱之，而不应当把他们当垃圾扫到一旁。他们不能够适应新的制度和文化，朝廷应当为他们找出路，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改革制度和文化，同时完成人的改造，才能够最终完成军制的改革。
禁军原有上层将领的能力不足，他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管理体系。新的制度，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要求有较高的协调组织能力，以前那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行不通了。很大一部分人转变不过来，即使组织学习，也只有少数人能转变，大部分人终究还是要被淘汰。这是事实，当政者没有权力抱怨，应当给转变过来的人以新生，也要给转变不过来的人以另一种生活。埋葬旧的文化和制度，把人从那种制度和文化中解放出来。
底层的士卒也有同样的问题，在禁军旧制度和文化下主动性不足，积极性不高，责任感不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对他们的改造同样非常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军制改革全面铺开，可能会面临大量旧军人除役，要安排出路的问题。这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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