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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4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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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亡于内部矛盾。面临外敌的时候，讲仁义没有用处，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
法家利于对外，儒家善于对内，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不然终亡于内乱。
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天下自治，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先被淘汰。
中国文明早熟而且延续，延续自不必讲，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
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统治者对此是不敏感的，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对统治者生死攸关，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
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秦汉在意识形态上大致相同，秦亡于内乱，汉朝吸取教训，以儒家代法家，对内开始讲调和。正是在这个调和的过程中，汉朝在秦朝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化统一。
我们之所以为汉人，就是在秦汉这两个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早已经不明显，名为儒家的士大夫中实际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来攻击政敌，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还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执为中心的官僚执政集团，这只是治国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胁增大的时候，法家思想抬头，是自然而然的事。党争最激烈的时候，新旧两党实际上都杂儒法，谁也不是纯洁的儒家信徒。只是对于儒法两家的手段，有的主张对内，有的主张对外。而涉及了内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
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内外两个部分。内外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直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辨，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怎么分，怎么对自己人怎么对外人，都是意识形态的争吵。讲中国古代不分国家和民族是不正确的，中国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开始分了。
意识形态对内的部分，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还是天下人之天下。政权是私天下，还是公天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不信天命了，回答这个问题解决政权的合法性。
讲历史，经常把秦汉并举，隋唐连称，唐宋连称，元明清连称。隋唐连称，只是延续秦汉惯例，有政治上的继承。唐宋连称比较怪异，因为中间隔了一个五代，就像把元朝隐去连称宋明一样。宋和明可以分割，但唐与宋却不可分割，不然说不清宋朝。
有讲唐宋并革，从方方面面举例子，指出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实各种转变都是表象，核心是意识形态在这两个朝代发生了重大转变。
唐太宗言，“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句话落实到国策上，就是改变了中国一直传承的内外有别的意识形态。徐平讲仁不施于外，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唐朝的教训，让宋朝对内外之别格外敏感。他不这么讲，就是士大夫之公敌。
自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天命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时代。
政权是需要合法性的，认为古代的人都头脑简单，或者单纯是愚笨，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是失察了。从原始社会走出来，形成了国家，政权一直需要合法性的来源，不然就会面对“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局面。中国的历史记载清楚，脉络清晰，明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其内在需求。不然凭什么你做皇帝，我不能做皇帝？凭什么是你们去治天下，不是我去治天下？好处为什么给你们，不给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先秦诸子，对于最早的政权合法性，大多是推于圣人。即出现了政权，最早的当权者是大家推选出来的，是获得绝对大多数人认同的，顺天而应人。此时就是公天下，先秦对三代的记载，有记载史实的一面，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编历史的一面。
三代之后，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至周而大成。天下封建，各守其家，天子只为诸侯共主，而非天下的主人，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家。此时，是没有大一统的合法性的。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一人之天下。这是最早的大一统政权，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被乎略。陈涉一呼，政权合法性就轰然崩塌。
到汉武帝用董仲舒，以天命论，给了政权合法性，至此大一统政权才真正完成。
天命论本自《公羊春秋》，其中本来含着“公天下”的基因，是通过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到了唐朝，天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一个新的来源。特别是朝廷要削藩镇、去寺宦，重建大一统，需要新的理论基础。韩愈和柳宗元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儒学复兴，并分别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两派。
柳宗元彻底否定天命，把天命与人世彻底割裂，天人不相感，不相交，韩愈对天命讨论不多。他们在认为天命不以足做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后，把合法性来源归于治乱。而要达天下大治，则需选贤任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即圣贤政治。在求贤，使自己为君子而为贤士大夫上，不再求于天，开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
天命与人世割裂，便出现了研究天理的周易八卦、气论等一系列理论，出现了研究人之本性，人的性情怎么发展变化，如何影响人的贤与不肖一系列理论。
理论是本于实际的，并不是空想谈玄，跟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论，是道学家的事。对于政治来讲，最重要的，是由此带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来源的终结，政权的合法性不来自于天，而来自于人。
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唐宋之际政权的合法性由私天下再次回到了公天下。在意识形态中，这个政权属于谁，决定了很多原则和行事逻辑。
徐平前世，很多方面有所谓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很多就是政治正确。你觉得别人的政治正确很可笑，很可能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对于政权来说，是有一套政治政确的，一旦违反，就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如果在很多人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政确，为政权所接纳，就会慢慢改变意识形态，直至改变政权的性质。
徐平中进士，是以前世突击政治课学习的考试办法应试的，就是按要求做官而已。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啃各种典籍，至现在与前世的知识融会贯通，彻底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才能来做这个宰相，不然坐到这个位子也什么都做不了。
徐平的思想，还是本于韩愈和柳宗元，但却不同于任何一个人。其中有柳宗元的天人割裂，又有韩愈的仁义君子。他不再讲天下大治全靠选贤任能，把仁义变成政治原则，贯穿到政治当中去。万事都讲立制度，用制度而不是用人来规范政治行为。又讲所有的制度行政措施都有利有弊，各行于当世，不可行于万世。一切，都围着治乱兴亡来。
徐平的意识形态至别内外、辨清对内的立场止，不再向外延伸，不去究人的性情，明天理。研究人性、研究天理都是政治之外的事，用他前世的话说都是科学范畴，不再掺入政治中来。把政治限定了，才能让科学技术自由地发展前进。
意识形态宜粗不宜细，政治制度宜细不宜粗，分别对应着统治者和执行者。
人从世间万物中走出来，一直是发展的，是有过程的。从物质上割裂了，精神上很长一断时间不能割裂，科学和政治掺杂在一起，政治经常制约科学进步。要搞工业化研究科学技术，首先要让科学技术独立，不再受政治的制约。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者地位，给工匠以更丰厚的报酬，是在这之后的事情。科学技术不能从政治中独立，做那些效果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会因此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个意义上，天人分割和天人合一是一个意思。
历史很热闹，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历史又很枯燥，剥开来看，真正规律性的东西很简单，让人感到乏味。那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都是由这简单的规律变幻而来。规律不是天然存在的，不是有神塞到这个世界来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共同点罢了。
中国的北方，从东到西，有一大片草原森林农耕条件不太优越的地区。如果把这一片地区看作是一个整体，则亚欧大陆上几个适合农耕的地区，除印度外，全部与其相接。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无不与其息息相关。汉逐匈奴，确立了中国文明接下来一千年间的地位，纵有鲜卑入侵，最终也是汉化。至唐再盛，改变了内外有别的政治原则，突厥等势力其实纳入了帝国之中。接下来的一千年，就在辨内外之别和内外一体中挣扎。
我们把历史上的一些名词换一个名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称为剥削者，农民和无产阶级都称为被剥削者。对内不讲阶级调和阶级分明为主的，我们称为专政时期，讲阶级调和缓和矛盾为主的，则称为开明时期。对外别内外者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视之如一为国际主义，则历史在我们的眼中就会换一副面目。
一个政权，对内就是处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对外就是处理国际关系，这两者交织起来，就形成了政权的历史。
汉朝是开明时期，军力强盛。别内外驱逐匈奴，亡于内乱，大汉帝国主义。
唐朝是开明时期，军力强盛。不别内外纳匈奴为主的诸胡，被内纳诸胡为主的藩镇势力拖死，大唐国际主义。
宋朝是开明时期，军力孱弱。别内外，熬死契丹、女真，亡于蒙古，大宋民族主义。
明朝是专政时期，军力界于汉唐和宋之间，不强不弱。别内外，初期逐蒙古，亡于内乱，被女真摘得天下。前期大明帝国主义，后期大明民族主义。
徐平前世常称大汉帝国，大唐帝国，真是冤枉唐朝。汉朝是帝国主义，唐朝明明是奉行国际主义，怎么也给划到了帝国的行列里。
一直对内缓和阶级矛盾，仁义不失，则不失天下。天下不失但是可以被夺，被外敌占领就是被夺了。天下被夺，别内外，则主要归于军力太弱。不别内外，外战成了内乱。
军队不能打就是不能打，不能抵御外敌，找其他理由没有道理。把内外混起来，这里抓一坨那里抓一坨解释历史，就会把历史的教训混乱得失去作用。
有人说，只要内部不乱军力当然不会弱，败于外敌就是内乱。徐平扳着指头数一数自己前世口中说的外国，国家内部富裕得一塌糊涂，军力不行的排成串。普鲁士崛起到德国兴盛，枪挑了一排内政比他强的国家。
文用于内，武用于外，文武不可混同。政治决定军事，反过来就会出大乱子。如果内乱使用军队，军队的意识形态就会混乱，意识形态混乱的军队难救危急存亡。
一个国家的军队不能抵御外敌，肯定是军队和军事制度出了问题。有时候碰上文武一起乱，对外不能打仗和内部矛盾爆发凑到了一起，有时候文乱武不乱，有的时候则是武乱文不乱，凑不到一起去。军队是武事，跟内政有关，但不是决定于内政。
把军队不能打仗，非要说成是因为以文制武，编造再多的理由，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一看，都是几乎全为反例。中国历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时期，别内外成了政治不正确，捡了这么一个说法，编造一大堆理由。那个时期结束了，不必再去圆这一个谎。
强军以抵御外敌，对内调和阶级矛盾以安天下，才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办法。徐平如果被宋亡是因为以文制武这个理由被骗了，到了这个世界，赚再多钱的也养不强禁军。
一个国家总是处于内乱外患交加之中，政权不断地挣扎以求生存。想着天下用我一策从此不必挣扎了，这样的良策，徐平实在想不出来，他两世为人也没有见过。
工业革命和交通革命交织在一起，欧洲的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狂潮。这一场狂潮把世界吓傻了眼，以为历史从此就要终结了，白人的现在能成为自己的未来就是最大的追求。其实翻开历史，什么事情是新鲜的呢？这样一场狂潮，汉朝的时候中原王朝顶住了，罗马灭亡了。唐宋时再次掀起，欧洲大部顶住了，宋朝灭亡了。
潮水退去，这里还是这里，那里还是那里。
一个又一个的日不落帝国兴起来，对内进行剥削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掠夺，几百年的时间又退回到了自己那弹丸之地上。剥削不可过甚，侵略不可长久，正义不是因为善良而存在，正义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只有这样做才长久而成为正义。
对内剥削过甚，天下之人对政权自然就是你既不仁，我就不义。内外有别，那你先得把内部的视为自己人，你不把别人当人看，有什么资格叫别人是卖国贼？
资产阶级对内疯狂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掠夺，内外的剥削者团结起来了，内外的被剥削者也团结起来了，帝国主义对上了国际主义。几个回合，浪潮退去了，国际主义终还是烟消云散，帝国主义成为明日黄花。
每个人都不特别，想做人上人，就要被千夫所指。现在审判不了，历史会审判。
在那场大潮的颠峰时刻，美国对内调和，对外合作找盟友，苏联对内不调和，对外奉行国际主义。美国还在那里，苏联崩掉了。从阶级感情上，可以为苏联惋惜，但从国家利益上，要记住苏联的教训。正义不会因为你是弱者站在你那一边，也不会因为你为弱者说话就站到你那一边，你的正义未必是别人的正义，有时候正义冷酷无情。如果还要跟历史上的那些剥削者掠夺者做一样的事，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会再次到来，民族的发展机会就此被白白浪费。抢地盘，建殖民地，以为别人的反噬不会到自己的身上，凭什么？
你的就是你的，终还会到你手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抢不来。
不要照着别人的历史曲解中国的历史，强行解释强盗逻辑，歪曲事实，说中国现在的地盘也是一点一点抢来的。修内政，远人归，汉人的中原王朝是这么一点一点来的。
只有自己人，才会成为自己的土地。如果真有全球统一的一天，也只有走这条路。为什么对着契丹和河西、西域不放？因为那里是汉唐故土，有着大量的汉人，他们或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时被迫成了外人，但中原王朝有责任重新接纳他们。其他的地方，还是以正常的合作为主。有人敢来打我，我就灭他，大家各自安好，便就通商贸易，合作交流。
欧洲的殖民地不要看美洲和大洋洲那些与世隔绝的地方，难听一点，那种地方正常交流也是你的。殖民地要看中亚、南亚和非洲，潮水退去，白人占住的土地全部要吐出来。
徐平前世接受的教育，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文化思想很少讲，偶尔涉及也大多不成系统，强行纳入泊自西方的文化解释中。此人的这个说法有辨证法的性质，有进步性，那个说法是唯心主义，表现了其局限性。那人哪里又有唯物主义，哪里是经验主义，就如此被老师批小学生作业一样点评。
寻找历史的这个阶段有资本主义萌芽，那个阶段又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与没有能吵上天去。好像有没有这一点资本主义萌芽，就能说明中国是不是劣质文明。
把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了论证**社会这个终点来的。大家比赛，谁先跑到**社会这个终点，谁就赢了。这个终点不存在，或者是虽然存在但却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进化就失去了依托。
从构建美好的上古三代，到非当下礼失乐崩之世，到未来美好的大同之世，这种说法中国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大同之世的**社会一旦摸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比构建出来的封建社会先进这种说法也就没了凭据。都是剥削者压迫被剥削者，谁比谁高明？
中国从秦朝起就结束了封建时代，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再到公天下，路走到头了返回来又走一趟。生产力没有发展起来，工业革命没有到来，被外面的强盗打了欺负了很不好受，各方面的原因都可以找，没有必要非要从文化上刨根。
打倒了，爬起来，落后了，赶上来，继续前行就是。路在自己的脚下，不在拼命刨自己的根要变成别人上面。在当世变不成别人，返回一千年还要执着地变成别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徐平前世学历史，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有一种向往。如果我回到过去，抢在白人的前面做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就比他们强了。他们打不倒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倒他。
真地回来了，不得不把历史仔细地梳理一遍，却发现这世上并没有一条已经铺好了的路，只要你先落脚，世界就是你的了。怎么回，前方都是一片荆棘，路要自己走出来。
把历史读过，把先贤的努力看过，徐平终从前世的迷雾中走出来，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而不是大喊一声，白人们好厉害，我要让中国人的历史变成白人的历史。
历史很热闹，但历史真地不新鲜，有的时候乏味得让人去编造。
（我这个人比较轴，写书也要让主角有说得过去的道理和行事逻辑，嗦之处，读者见谅。因为施政是一个系统，写得较多。）
第18章 内无寇，外无民
“臣所谓夺也，盖于势力人家手中夺天下剩余之物于朝廷。或曰，抑而后夺，朝廷于势力人家苛之甚乎？臣否之。盖所夺之物，本非势力人家所应有之物也。”
“荀卿言，天下之初，人与万物皆生，混于禽兽中。克奉自卫，以禽兽为食者，必假于物焉。柳河东承其论，夫假于物者必争，争而不己，就能断曲直者而听命。智而明者所伏者众也，有告以直而终不改者，刑政生焉。近者聚而为群，群而为邦，邦而为国，国而为天下。聚者愈众，所争愈大也。柳河东一总于德，臣以为有未尽者也。”
“人之聚，其与内争，则临刑政；众与外争者，则兴刀兵。是以刑政以治内，以仁义行之者，曰文。刀兵以对外，取众愿而为义，人主不可以私行之，曰武。仁之不可行于外者，内外有别也。武不可兴于内者，内外有别也。”
“或曰，国内有为盗贼者，亦不可以兴兵欤？何以安天下？臣言，有盗贼，兵不可兴也。官吏之取朝廷之物者，为污；取他人之物而害朝廷与百姓者，为贪。朝廷以治贪官污吏者，刑律也，刑律之外，降黜之。治官吏如此，何对百姓临以刀兵？官贵而民贱耶？是故武不可用于内者。盗贼起，则以巡检差役治之。巡检差役不能制者，郡县之官先罢而后派朝臣主之，不如此，何以查其治乱之绩？官逼民反者，招安之，治官吏之失。非官之责而民自乱，则为寇矣。寇者，身在中国而以外邦之民自居之，或欲反不为朝廷之民者，无聚何以为内？此为外者，寇不可招安明矣。以军讨之，平其乱者自为武功。”
“或曰，有官明吏循而民乱者乎？臣曰有之。淫祀也，邪魔之教也，一人犯法而举族抗朝廷之罚者也，身在中国而心在外邦者也。此等乱起，官吏有失察之失，而无失职之罪也，薄惩之。内无寇，外无民，此之谓也，以别内外也。”
“或曰，有虽为汉人，而沦落于外邦者，内耶？外耶？臣言，其在外，行于义，既归则行于仁义。仁只可用于内，此教化之义也，不可用于外，不计汉人胡人也。义行于外邦汉人，重于外邦胡人，念祖宗也。不可重于民之胡人，别内外也。”
“军之功，只可取于外，不可取于民也。盗贼州郡自治之，总于中书，查官之治乱之绩者也。有身在军而助民者，奖之劝之，不可以军功授之。”
“文在中书，武在枢密，一内一外，以天子之命而治天下也。”
“武用于外，起于众愿，天子以大义行之。或曰，似汉武帝时，天下苦用兵，而武帝攻匈奴不已，武帝以私兴兵耶？臣曰否。盖民之怨，以一时苦也，非愿从匈奴，为其奴婢也。怜民苦而用兵不已，非失天子之职者，盖远虑重于近忧者也。遗福泽于后世，而身被当世之怨，此天子之苦也。后人被武帝遗泽，当怜之，不怨之，不亦宜乎？”
“不可以外事论内，不可以内事论外，内外之别也，仁义之别也，后人当查之。”
“天子以私兴兵，或贪外邦之物者，或欲以此饰己之德者，非从于众也。此不以义兴兵，纵斩获百万，拓地千里，不为武功。民被其祸，而不得其利，人主以公器私用也。”
“人聚而为邦，为国，为天下。当邦之时，以邦别内外。当国之时，以国别内外。天下之时，以天下别内外。以小邦而心怀天下，不识时务者，失国宜也。”
“武之于外，文之于内。兵以义兴之，内政以律法绳之，以仁义行之。”
“民以争而聚，为邦，为国，为天下，柳河东一总于德，臣以为有未尽者。内外不别无以显《春秋》之义，此其未尽者。内之争一总于物，其物未分，无以显《春秋》，未尽者。”
“物可分乎？臣言物必分之，不分仁义何来？物何以分之？臣言，有物得之则存于世间，失之则不得存活，此生存之物也。有物得之则乐，则美，悦其生也，生活之物也。有物得之可治生产，省人力，此生产之物也。别此三物，则知仁义之起也。”
“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生存之物苦不足。人民少，为敌禽兽之害人者，克奉自卫而为群，从于智且明之长者。生存之物尚不足，争之则死，必从于能弥民争者。筚路蓝缕，跋涉于山川湖泽间，茫然不知何处去。长者教民以耕，教民以织。治田土，勤沟洫以治洪水，尝百草以辟大泽，有德于后人，此圣人也。被圣人之德，民得以生，有田土而稼穑，无灾祸而安生。耕以有谷，织以有衣，生存之物足矣。”
“收谷而有余，织衣渐繁多。谷有余而求甘味，衣繁多则务华美。人求甘味而务华美者，悦其生也，生存之物而为生活之物也。此人欲也，亦天理也，不为害，过则为害。生活之物失之不死，得之不足，争起矣。柳河东以争起而聚群，臣以为未详之，当以求生而聚为群也。生而有余，则起争端。”
“求生之时，无争也，争则死，是故圣人之世无争。圣人出焉，天下物有余，争则起矣。庄周谓‘圣人不死，大道不止’，盖因争起于圣人，无圣人则物无有余，不起争端，此其谓欤？盖其苦争，欲人离群而散于天下也。其苦争，亦感圣人之德，圣人为圣人，而非大盗也。俗儒以此非圣人，其失庄周之意乎？”
“圣人之世，天下无争也，内外之政一总于德。圣人之后，争端起矣，德不足以临天下焉。当此之时，德化仁义。以仁义治天下，盖非圣人之遗志乎？”
“仁义起于生之三物，何以起？臣言，有生产之物多，力不足不能尽其用者。有生产之物不足，力有余而生存、生活之物不足者。各取所需，所产生活、生存之物何以分？是以生产之物重耶？人力重耶？以生产之物重，则有人掠奴隶而役之，如牛马。以人力重则尽取所得，斯为盗贼者。此之轻重，必有权而安天下，仁义生焉。”
“有取人之土地、牛、犁、耕耙而治生产，所得之物宜分之。分之何以平？你情我愿也。彼你情我原之数，非我之你情我愿之数，不得已各取所需，分必不能平。不平则求能断其曲直也，朝廷由此而生。子曰，仁之一道，忠恕而已矣，得非你情我愿乎？”
“以天下之大，朝廷为一，芸芸众生，必不能人人平之，刑政生焉。是故仁本于忠恕之道，而朝廷临于万民。临万民之仁，形于制度，著于政令，以仁义之道本其行之。”
“是故，臣曰有生存、生产、生活三物，争端必起。弥争以仁义，仁义德所化者也。”
“不行仁义，曰暴。暴则乱，乱则亡，虽有挽天之术而天下终不能救之。”
“或曰，内行仁义可存万世乎？臣曰，不尽然也。盖因天下行仁义，可安内。天下之外尚有化外之邦，御外寇，弥内争之仁义之道终不能用之。”
“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舜亡，天之为天，世间万物皆在其中也。化外化内，皆天之所临也。天无偏，有德而无仁义，行仁义而求天之，是欲使天偏耶？天必不偏，求之终无果。子曰君子求诸己，此其谓欤？御外寇以刀兵，兴武事。此外事也，不可与内政混同，混则必有所失。天无偏，内事本于人，不本于天。可感可求之天，非天也。”
“或曰，子之谓天无偏，故有德而无仁义者。朝廷以仁义治国，是朝廷于民有偏耶？”
“臣言，朝廷实有偏也。无偏，则法度不当立，制度不当行，使民自治可也，何必有朝廷。朝廷在，则必偏，无偏无朝廷。”
“或曰，朝廷必偏，则偏于官耶？偏于民耶？”
“臣言，官为朝廷之官，朝廷何偏，官何偏，官不依朝廷之偏而对民私偏之，则失仁义之道，失其职也。朝廷之偏，不在官与民，在民与民之间耳。”
“或曰，百姓皆朝廷之民也，如何偏之？是偏贵者耶？偏贱者耶？”
“臣言，民无贵贱，以贵贱分之，朝廷之失也。天下但有为人佣作者，以其力取雇值而全活，古之力有余而生产之物不足之遗意也。以人为奴仆，别贵贱，非圣人之意也。”
“或曰，朝廷之偏不在官民之间，不在贵贱之间，偏何也？”
“臣言，朝廷之偏在势力之家与平苦之家也。何为势力之家？其所用生存、生活、生产之物，有不劳而获而取之于他人者。何谓平？自给自用而自足，凡非自产之物用之皆贸易而来者也。何谓苦？自产之物，为他人所取者。自用尚不足而奉之他人，岂不苦也？”
“朝廷之偏，在抑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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