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2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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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这是徐平远远不能比的。（未完待续。。）

第199章　三司的难处

　　　　太阳慢慢西垂，没有了正午时分的酷烈，看上去不再刺眼。

　　　　徐平看着那惨白的太阳，面色沉重，一言不发。集议并没有意外，地方长官只是提出了一些施行中的小问题，无关大局。这当然是因为前期的工作做得细，还有杨告和方偕对徐平的支持也功不可没。特别是方偕，独自在襄州建司，掌管京西半路，他的态度对南部各州主官的表态非常重要。到现在，徐平已经得到了京西路官员的一致支持。

　　　　然后呢？以京西路的名义上《富国安民策》，不说把新政推向全国，最少京西路的改革不能中断，不管用什么办法，河南府的飞票必须兑付。徐平有把握，这次吕夷简不会再反对了。把范仲淹贬出朝堂，吕夷简看似没有损失，实际上影响力遭到了巨大的削弱。人心说起来虚无缥缈，但又无处不在，再反对新政吕夷简的能量不够了，而且正给倒吕的一派口实。吕夷简为官多年，做到这个地步，不会自己去引爆反对他的火山。

　　　　新政会进行下去，但吕夷简不会用自己，对此徐平心知肚明。不但不会重用，而且还有可能被发配远方。理由都是现成的，不管是河北路，还是陕西路，很多地方都要求徐平这个级别的人去镇守，给徐平提一两级官对吕夷简也是惠而不废。

　　　　走了一个范仲淹，吕夷简不会再让一个与自己不对路的徐平进京，不然徐平学范仲淹与他对抗吕夷简可真有些顶不住了。正是因为自己不会被重用，徐平才要把这本《富国安民策》编得尽量详细，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有了这本书，朝廷才会有兴趣推行新政，才能在徐平不主持的情况下顺利推行下去。

　　　　自己还年轻，不是日薄西山的太阳，不用去计较这一时长短。徐平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不参与的情况下，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变了样子。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被一些人搞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就不好了，坏了名声，再来收拾残局就难了。

　　　　至于李迪和陈尧佐，对徐平来说来与不来都不重要，他们的地位可以为徐平的政治前途加分，但不能为新政加分。可徐平的前途需要这两个人吗？

　　　　晏殊是认为需要的，所以他巴巴坐了一天，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龙兴寺的大门。就凭着徐平，哪怕就是加上这些州官，就能够对抗吕夷简的意志？晏殊心里，一直都认为徐平在胡闹。宰相禀国政，这些小官的意见有什么用？他们千言万语，抵不过李迪和陈尧佐过来露一面。《富国安民策》再是天花乱坠，比不过当朝宰相的一句话。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关键在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对与错真的那么重要？天真！

　　　　太阳越来越向西谓，晏殊的心也越各下垂。怎么办？京西路全体官员支持徐平，自己怎么回朝上奏？是说新政在京西路得民心，徐平得民心，还是说新政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怎么说都是可以的，什么新政都无法让人人都满意，关键是选择立场。

　　　　晏殊的心里斗争得厉害，如坐针毡，天气虽然并不热，却一身细汗。

　　　　人群中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贾昌龄上前拱手：“都漕，集议已定，京西路众官认为去年新政卓有成效，《富国安民策》实为治国之良策，当上奏朝廷，惠及天下！”

　　　　徐平点了点头：“若无他议，贾提刑可以了结了。”

　　　　贾昌龄应诺，取了监议的书吏写的书状，走上前呈给徐平。

　　　　把书状略略看了一遍，徐平抬手交给身边的晏殊：“学士也看一看，觉得有没有虚漏的地方，可以让众官再议。”

　　　　晏殊哪里有这个心思？随便看了两眼，便就交还徐平，口中道：“甚好！”

　　　　徐平提起笔来，在书状上画了花押，交还贾昌龄：“便如此吧。天色不早，提刑可以让众官画押，就此散了。今夜在此寺设宴，众人不需离去。”

　　　　贾昌龄领令，拿了书状，与蹑自己监议的官吏一起，组织到会的人签字画押。

　　　　此时集议便就到了尾声，徐平不须要在场了，便与晏殊一起起身到旁边净室休息。

　　　　走到半路，晏殊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云行，你真地以为靠这样一场集议，一本《富国安民策》，就能让朝廷同意你在京西路做的？要知道，三司可是欠着河南府数千万贯的飞票，那可是数千万贯啊！就是朝里同意，又哪里拿得出这个钱来！”

　　　　徐平道：“怎么可能会拿不出来呢？京西路的棉布确实运到他路卖了，这卖的钱在哪里？学士，钱已经出来了，就看三司怎么聚到手里还回河南府而已！”

　　　　晏殊一怔：“棉布是卖了，可三司从哪里来钱？”

　　　　“世上交易，从来都是钱货两清，没有货卖出去了不收钱的道理。朝里大臣口口声声说河南府的飞票是虚账，那是因为这账是挂在各衙门头上，要是欠的是民间商人的人，你看收了货不给钱他们能不能如此说？河南府手中的飞票，是有那么多棉布卖出去，又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莫不是他们以为，我的棉布不卖，都堆在货场里才是实账？”

　　　　三司兑不了飞票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旧的财政制度不适应的原因，也有货币循环一时反应不过来的原因，更与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有关，向细了想，就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制度处处是漏洞。晏殊理解不了很正常，以前的学问在这方面是空白。

　　　　终究还是想不出三司怎么变出钱来，晏殊只好道：“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王相公就提过稳住绢价，用三司铺子的购物券抵账。可如此一来，这些购物券相当于把三司铺子数年之内的收入都预支走了。云行，你要知道，现在的三司可没有了你在的时候那样的生财之能，好多用项都靠着三司铺子呢，要是把那些钱预支了，三司就有好大的窟窿！”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徐平又有什么办法？铺子里的收入本来是他给三司凭空生出来的，要用来支撑改革提高官员待遇为自己争取支持的，结果两年不到就把这钱给硬生生挥霍得不知踪影，这样的理财法谁也撑不住啊。

　　　　《礼记、王制》有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个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在中国被坚持了几千年，虽然中间也有一些人提出“量出为入”，小有波折，但大的原则并没有改变。量入为出，简单的说，就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其中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的原则留出储蓄，三十年准备好十年的储蓄，以应付天灾**战争等。问题是真正执行起来，有多少花多少是贯彻的，三年储一年之用是没有的，实际也做不到。宋立国之后太祖建“封桩库”，实际是储蓄原则的体现。但到了现在，由“封桩库”演变而来的内藏库实际上的储蓄功能越来越小，只是成了皇帝控制财政的工具而已。

　　　　没有预算决算制度，多赚出来的钱总是莫名其妙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反正有钱了就花呗，天下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徐平在三司的时候，还能有意识的地自己职权之内控制收支平衡，他一走，这方面的努力又白废了。

　　　　这种收入不足支出的情况在徐平前世是常态，有国债，有赤字，别说是透支三司铺子几年的收入，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制造能力都敢给你透支几年。但那要有相应的经济运作制度相配合，就这个年代，现在的制度，根本就不用想。

　　　　没有预算决算，对收入支出就连中书和三司都没有底，透支的行为便顾虑重重。吕夷简坚持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也是他获得赵祯支持和许多大臣拥护的原因。一国宰相，不管心里怎么想，政策总是要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出来。

　　　　见晏殊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徐平道：“河南府卖出去了棉布，这钱是实实在在地卖出来了，三司自然要想办法收到自己手中。能收到这钱，现在暂时透支铺子几年的收入又算得了什么？不能把钱收上来，那自然是三司的事，没道理河南府和京西路担着。”

　　　　这话等于没说，晏殊摇头不语。要是知道怎么变出钱来，又哪里来的这许多事？莫非徐平的意思是三司缺了他不行？看他这几个月并没有这个意思啊。

　　　　徐平看着已经滑到西天的太阳，轻轻叹了口气。其实办法在《富国安民策》里已经写了，不管是用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的结算功能，都可以解决。晏殊想不明白，是因为他在理财方面基本空白，也不想在这种事情上动脑子。但以吕夷简的丰富经验，以他超人的智慧，必然是会想出办法来的。做到这一步同，徐平是真地没有想利用国事为难别人，让朝廷不得不用自己的意思。强扭的瓜不甜，要用自己，总得上边真心实意才行。（未完待续。。）

第200章　联袂而来

　　　　走到净室门口，晏殊忍不住回头看了看西天的太阳。自己真地很难办啊！不解决三司无力兑付河南府飞票的问题，吕夷简的决定就无法说是无理，他的决定站住了脚，就凭眼前这些人，何德何能把吕夷简的意见推翻？吧怕王曾支持，那也是不行的。要是还有这么强的力量能跟吕夷简抗衡，王曾也不至于着急上火了。

　　　　如今朝廷里，政事堂吕夷简和宋绶是两人，王曾和蔡齐是两人，中间一个章得象虽然是王曾的同年，但貌似中立其实关键时刻总是帮吕夷简。枢密院除了李咨中立，王德用不管事，基本就全是吕夷简一边的人，新进去的寇重病在身，实际已经不理事了。至于其他的衙门，更是遍布吕夷简的心腹，王曾就是做了什么决定，也推行不下去。

　　　　形势比人强，《富国安民策》就是再好，也无法撼动吕夷简在朝廷中的地位。

　　　　心中叹了口气，晏殊抬步要进净室，眼角扫过却突然看见寺门闪进一幅青角来。

　　　　使劲揉了揉眼睛，看清进了寺门的青罗伞，晏殊突然觉得眼角有些湿润。这些日子对他真是一煎熬，从心里他是希望把吕夷简拉下台来的，特别是自己看重的范仲淹被贬出朝堂，一群前途远大的年轻官员被打压，觉得吕夷简再坐在宰相的位子真是弊大于利。但各种现实的顾虑让他对此事没有一点信心，就靠着一本《富国安民策》，靠着京西路这一群中层官员，就想扳倒宰，徐平太过异想天开。这么容易倒台，小看了吕夷简十年经营。

　　　　最能够给晏殊以信心的，只有此时在京西路任官的李迪和陈尧佐两人了。李迪曾为帝师，一起与寇准被丁谓陷害打击，不管是在官场还是民间都有非常高的威望，赵祯心中也不是别人可比。陈尧佐出身名门，出入内外数十年，年虽老，而气势不减少年时。陈家的人脉，加上陈尧佐自己在地方政绩卓着，能量也不可小视。

　　　　这样两个人，随便说一句话都不是徐平做多少事能够相比的。今天他们不到，让晏殊的心里非常压抑，最后一点信心也失去了。邓州集议谈了些什么他完全听不进去，已经决定回去按照吕夷简先前的意思回报，最少先表明自己不与吕夷简作对的立场。

　　　　“终于是来了！”晏殊一把拉住身边的徐平，眼泪差一点流了下来。

　　　　此时导从已经进了寺门，在场正签名画押的官员一阵忙乱。徐平转过身，远远看到青罗伞下李迪和陈尧佐一起到了，急忙与晏殊一起上前迎接。

　　　　徐平早已经做好了两人不到的准备，现在他们到了虽然有些吃惊，但心里却不像晏殊那样激动。两人能赶来支持自己，徐平自然是感激的，但很清楚并不能改变局势。

　　　　越过忙乱的众官员走上前，徐平和晏殊一起行礼，恭迎李迪和陈尧佐。

　　　　看着院里忙乱的众官员，李迪对徐平道：“你们今日集议，已经议定了吗？”

　　　　徐平拱手：“回相公，已经议定了。书状已经写好，我命人拿来你看。”

　　　　“不必了。”李迪摆了摆手，“我和陈相公特意赶在这个时辰到来，就是不想打扰你们议事。孟州不行新政，我不好参与，刚好陈相公提起去年郑州是卢革在主事，他自己对新政也不甚明了，便就与我一起，决定不参与此事了。一州之政，知州主之，一切以李参和卢革两人所说为准，我们在书状上签名画押就是。”

　　　　徐平躬身行礼：“两位相公大德，徐某难以为报，且受一礼。”

　　　　李迪和陈尧佐坦然受了徐平一礼，其他官员在贾昌龄和赵贺的带领下才过来，向远道而来的两位相公施礼问候。人来而不参与议事，李迪和陈尧佐这次就是为了为徐平站台来的，表明京西路官员的团结，受徐平一礼理所应当。

　　　　提点刑狱虽然是一路主官之一，但排序较低，仅仅是比知州的序列高一点而已，在场的赵贺等知州的地位都高于贾昌龄，不能与徐平的龙图身份比。

　　　　路不是行政区划，严格意义上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与后世实权的省大不同。与地方官员的地位高级，与带的本官有关，在这一点上转运使管钱粮，实权重于提点刑狱，相对来说是地方州县官员上级的意味更重一些，提点刑狱就差得远了。特别是京西路有安抚使司，提点刑狱不带巡捕盗贼，地位又降一级。

　　　　行礼毕，太阳就已经趴到远方的山上了，看看就要天黑。

　　　　徐平对李迪和陈尧佐道：“天色已晚，两位相公到净室用茶。今夜设宴款待到来的众位官员，正好为两位相公接风洗尘。”

　　　　到了净室，分宾主落座，贾昌龄继续在外面忙碌，赵贺作陪。

　　　　寺中小沙弥上了茶，李迪问晏殊：“学士何时回京？”

　　　　“此间事了，便就回京复命。此时出京已将近半年，再等不得了。”两位前宰辅到来给了晏殊最关键的信心，心情也好了起来。

　　　　陈尧佐道：“京西路官员上下一心，去年行新政百姓也受惠不少，学士这几个月想必已经都看到了。因为河南府的飞票不能兑付，各州的钱粮都捉襟肘，对新政继续推行极为不便。营田务今年就不敢扩地招人，受损最大。就是我们郑州，因为正临京师，贩卖棉布的商贾不少，手里也压了不少飞票，我要修新河码头也拿不出钱来。”

　　　　晏殊点头：“我明白，我明白，此次回京，一定上报朝廷，无论如何要把京西路的飞票都兑付了。如若不然，就怕这行之有效的新政半路夭折，岂不罪过？”

　　　　陈尧佐和李迪相视而笑，他们此次来，除了表示对徐平的支持，另一个目的就是给晏殊回去对抗吕夷简的勇气。果然，两位相公一露面，晏殊的心态立即变了。（未完待续。。）

第201章　两个合一

　　　　晏殊此话一出口，气氛立刻轻松下来，就连整天都板着脸的徐平，也有了笑容。

　　　　说了几句闲话，李迪问晏殊：“徐龙图编这一套《富国安民策》可谓是穷尽了心力，不辞劳苦。二十余万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学士可否一言道之？”

　　　　这是李迪在考较晏殊，在京西路待了小半年，该看的看了，该问的问了，该读的书也读了，总得说个一二三出来。不然光说回京帮着说话，帮着说什么呢？

　　　　晏殊考虑良久，才道：“以不才观之，可用四个字生财有道！”

　　　　四字出口，在场的人一起笑了起来。这话对，可也不对。对是对在概括了书中所禀持的原则，一直讲理财，但又时时不忘不是为了聚财而理财。不对是太空泛，实际没有涉及书中的具体内容。这也难怪，晏殊对那些具体的政策实在说不出什么，没有经验，没有感触。在他看来，能够不违儒家根本而生财，已经很难得了。

　　　　李迪对晏殊知之甚深，也不再多问，又问陈尧佐：“陈相公又做何解？”

　　　　“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此一句话自古以来不知道多少人说过，但真正说透了，让人相信能够做到的，只有此一《富国安民策》！”

　　　　陈尧佐是真正细读了的，而且处理政事的经验丰富，李迪一问便脱口而出。

　　　　听了陈尧佐的话，李迪不置可否，又对徐平道：“在老朽想来，若是让徐龙图说必然不同于你们二人。龙图，不知是也不是？”

　　　　徐平笑了笑：“此是人之常情，同样的东西，看在不同的人眼里，总有细微不同的。”

　　　　“那龙图会用哪一句话来概括此策？”

　　　　“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天人合一。”说到这里的时候，徐平顿了一顿，“国事即民事，民事即国事，国民合一。”

　　　　徐平说完，李迪手扶胡须笑道：“不出老夫所料，龙图果然思虑深远。此一策起篇从天理人欲讲起，又岂只是理财之策？有这两句话，《富国安民策》就不仅是治国之术，而可称之为治国之道了。以道传天下，足成一家之言！”

　　　　李迪的评价，明显比陈尧佐和晏殊两人的评价高，也说明他看到了更深的东西。而这一句评价，让徐平对李迪刮目相看，这位老宰相的声望果然不是白来的。

　　　　自范仲淹被贬，徐平对意识形态空前重视起来。越是重视，越是发现其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富国安民策》编成，徐平已经大致预料到了后果，无非是自己被闲置，而改革由别人去完成。年未满三十，徐平对做高官主朝政没有那么渴望，欲速则不达，多在基层练未必是什么坏事。惟一让他觉得可惜，心中放不下的，是范仲淹离去，欧阳修等大批年轻官员被贬，朝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空档，自己却偏偏抓不住。

　　　　范仲淹对后来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是徐平体会越来越深的一件事情。第一范仲淹，第二欧阳修，这两个人决定了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至于朱熹等人，源流要从关学洛学上找，虽然重地是洛阳，但关键的几个人物还没有露头角。

　　　　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记忆得出的结论，至于自己的好学生李觏，很让人尴尬，徐平的前世记忆里真地没有他。对他的印象，还远比不上周敦颐这个半大娃娃。

　　　　北宋五子，邵雍还在共城种地，周敦颐随着舅舅郑向在京城，张载十岁出头，因为地处陕西边地，现在一心想着学习军事长大打仗，程颢和程颐兄弟刚两三岁学会说话，就连名字都还没起。这五个人与司马光一起被朱熹称为道学六先生，便是理学的渊源了。当然令人尴尬的是，尊孟的理学里混入了司马光这个尊荀的异类，也说明了理学对孟子的态度。

　　　　虽然理学是后世眼中的正宗，但在宋朝远远不是，影响真未必比李觏大。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思想便分为两支，后人称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宋人则以新旧区分。而开新旧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与欧阳修渊源非浅。影响他们思想的，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越是在这个年代跟这些人接触得多，徐平越来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脉络。

　　　　宋人尊韩愈，理学一脉大多都是在野，基本没有执掌朝政的机会，实际上与政治的关联不大，学问在性命功夫。之所以尊孟，是继承孟子的性命理论，真正的内容，是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加了改造，融合到儒家中来，后人所称援佛入儒。这也是从韩愈发端，讲性情分别，用儒家的性情来与佛家的心性说对抗。欧阳修思想上是继承这一脉的，但离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认为性善性恶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别坚决。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心性在宋朝，特别是在北宋，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讲实际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谈必性，讲求个人修行。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以《易》和《春秋》为宗的治国理论。对自身严格要求，关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奋不顾身。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但正因为粗疏，也就没有破绽，一些大的原则，怎么说都是对的。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激励后人。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反而不重要。

　　　　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动改革了，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次变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王安石变法不用讲，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里跳。

　　　　后世讲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样做的原因多种多样。至于把改革中的各种势力分为几个利益集团，认为反对者只是因为利益受损才反对，无非是把史庸俗化，跟戏曲中用脸谱代表几个人物一个道理。利益受损肯定会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对的就是利益受损的，把政治当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类智商了。

　　　　把史人物庸俗化，把史事件简单化，把史进程虚无化，徐平前世闲着没事跟人聊天自然无所谓，发帖子吹牛也无非是闲气。但自己置身这史洪流中，再没有觉悟，用游戏的心态看史，那就要活该被史大势碾成尘土。

　　　　用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的最主要内容，这种变化就要在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政治结构变动困难，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

　　　　意识形态没有动静，就说明了改革的时机不成熟。强行推动，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车裂的下场，失败了则死无葬身之地，有一个王莽现在还被嘲笑呢。现在万幸的是，范仲淹的出现，他的受人拥护，说明了意识形态到了重大变革的时候，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只要顺应时势，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变革的进行。

　　　　正是因为变革已经成了时代的唿声，《富国安民策》出来，连吕夷简也能欣然接受。正是因为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徐平才不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

　　　　但是如果不能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不能统一思想意识，改革终究会有波折。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别人的手里变了样，生财之道成了敛财之术，坏了名声，自己再从头来过就困难了。更怕因为政策出了偏差，连带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废了。

　　　　范仲淹离京，现在由高若讷和姚仲孙两个谏官同管勾国子监，京城里也没有学术上让人信服的大家，正是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好机会。让机会白白熘走，他真地不甘心。

　　　　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用徐平前世的话讲，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正义的，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可以齐头并进，并不相互背离。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并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公利本于私利，而又不同于私利，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协调公利与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礼”，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礼”是原则，法律是具化，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又有不同，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

　　　　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

　　　　徐平费尽心力编了《富国安民策》出来，书编成，却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

　　　　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做成了一件事情，却发现目标永远在前方。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但总是伴随着失落，也正是这种失落，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未完待续。。）

第202章　换相（上）

　　　　崇政殿里，赵祯满面春风，吩咐小黄门上了热茶，给几位宰执大臣赐座。

　　　　万万没想到，一直对徐平有偏见的首相吕夷简今天会改变态度，不但同意想办法给河南府兑付飞票，而且主动要求扩大新政的试行范围。今日早朝，已经初步定下来，下年试行京西路新政的地区扩大到京东路和两淮，以及开封府。

　　　　赵祯自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但帝王所学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侧重于经术和各种先圣古典，以及古今史事，具体的治世之学就远比不上臣僚了。给赵祯讲学的，从孙到冯元都是皓首穷经的人物，加上最近为天章阁侍讲的贾昌朝，明显偏向《易》、《春秋》和《尚书》等经籍。赵祯是个好学生，不但学得用心，平时也注意自己的行为，学以致用。徐平回京的时候，他曾经到过新建成的永宁侯府，被讽劝不视疾而入大臣宅为嚯，这两年没事他就连皇宫的门都不出了。当然，对他来说皇宫里也很好玩而且不用听臣僚闲言也就是了。

　　　　所以就是拿到了正本的《富国安民策》，赵祯对一些细微的地方也参详不透，身边又无人可问。真正要按书里说的施政，他还要靠身边的大臣，所以吕夷简态度的转变让他特别地欣喜。话说回来，什么都能自己干了，他还用得着看大臣的脸色。

　　　　喝过了热茶，赵祯道：“今日众卿入内殿，主议京西路去年新政。自徐平到京西路为漕使，钱粮广收，数目颇大，仅洛阳一郡，未兑飞票便就有数千万贯之多。三司手中没有这么多现钱，一直拖着未兑，朝中内外议论纷纷，不知众卿有何话说？”

　　　　吕夷简捧笏：“陛下，去年京西路所行新政，颇有成效，微臣一直留意。河南府的飞票数目确实过于多了，不是三司不兑，而是实在无能力兑，也怪不得他们。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无论如何也是兑不了的，当别想办法。”

　　　　一边坐着的蔡齐道：“去年王相公提出，可以稳定绢价，让三司铺子以货物做本，发行购物券，用购物券兑飞票。现在绢价已经稳了，不知为何三司也没有这样做的想法。”

　　　　陈执中忙道：“回大参，这样的想法三司还是有的。只是三司铺子每月所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