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2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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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途劳顿，积劳成疾去世，却让范仲淹的儿子再也不能原谅吕夷简。偏偏不管是范仲淹还是吕夷简，家庭教育都非常成功，儿子一样都位至宰辅。结果就是吕夷简的子孙以自己家里存的范仲淹书信为证，说两人晚年和好，范家则坚称那些书信是吕家伪造的，因为母亲的死，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吕夷简那个奸贼的。欧阳修写范仲淹的墓志，有两人和好的内容，并坚持是自己的亲身经，不肯修改。范家就把墓志的这一部分凿掉了，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变得冷淡。因为此事，甚至引起富弼、韩琦和欧阳修等等当时亲者的矛盾。加上这些备注，是说明当时的情况绝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黑白分明，范仲淹是大忠，吕夷简是大奸，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认识复杂。史本来就是如此，在后人的眼里只剩下黑白两色，但本来其实是彩色的。）（未完待续。。）

第193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中）

　　　　从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王曾问王绎：“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王绎双手捧着一个木匣，恭声道：“晏内翰从京西路托人带回来这一木匣，要我亲手呈给大人。据来人讲，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龙图带属下官员所写，名为《富国安民策》。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详细剖析，以供圣上参酌。”

　　　　“哦，拿来我看。”王曾转过身，从桌上的一个小盒里取出老花眼镜带了起来。

　　　　王绎上前，把木匣放在桌上，轻声道：“夜深了，大人早些歇息，明日再看不迟。”

　　　　王曾口中道：“无妨，我自有分寸。你先回去吧，不必在这里陪我。”

　　　　王绎应诺，躬身行礼，出了书房。

　　　　王绎是王曾弟弟的儿子，并不是他亲生，因为王曾得子较晚，过继了王绎入门，一直是他随侍在身边。王曾初娶处士蔡光济之女，早卒无子。状元及第那一年，殿试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又先王曾而去。再娶前妻之妹之妻，生四男三女。

　　　　这个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后娶小姨子是很常见的事情，除了王曾，还有一个欧阳修也是如此，就是史上王拱辰戏称的“大姨夫做小姨夫”。

　　　　儿子出了书房，顺手把房门掩上。

　　　　王曾在灯光下打开木匣，取出里面的《富国安民策》来，在灯光下细细观看。

　　　　这不是京西路徐平组织抄写的那几本手抄本之一，而是晏殊私下里自己抄的，字迹极是工整，但并没有真正的手抄本那么详细，有多处脱漏。背着徐平做这件事情，晏殊总是有些心虚，不好明目张胆地全部借来一一抄录，有一部分是他凭记忆写的。

　　　　徐平知不知道有人会私下里抄写？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会把手抄本看得那么严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么多人参与，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没有流出来，那就随时可以改正本，传出来的可以不认，好坏有个主动权。

　　　　王曾自幼过目不忘，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洁癖，与视佛老如仇寇的欧阳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富国安民策》拖到现在才真正出炉，一是徐平要有实践，实践才能说服别人，另一个就是要与儒家典籍结合起来。儒家流派众多，很多道理都有许多种说法，这中间必须有取舍，有所本，既要能够自圆其说，又要能够不脱儒家根本宗旨。

　　　　这就是李觏的价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富国安民策》深深带着李觏思想的烙印。李觏是反孟的旗帜人物，认识徐平之前，谁说孟子不好他就引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无用，在李觏看来才是把圣贤书读明白了。这也是没办法，讲理财，讲国用，就不得不从荀子那里发挥出去。早期的儒学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义利束缚，不用他的名头用谁？

　　　　但李觏并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后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变，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王安石变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财，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

　　　　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以人为本，能够自圆其说，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书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最后才说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义。

　　　　《富国安民策》，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谋公利时不害私利，与私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限制个人的**，发展公利，这是手段。公利扩大之后，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这是目的。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满足的**越来越多，这是《富国安民策》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中间如何协调，制度如何定，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便是李觏认为的“礼”，而“礼”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限制被统治者的**，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无人可挡了。

　　　　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波澜不惊，没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个位子上几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书评其“正大光明”，王旦称其为圣人，宋真宗认为他忠良纯厚，始终如一，真长者。王曾颇有岳父的风格，然而到了现在，他却知道天下不得不变了。

　　　　就连这个时候还飞扬跳脱的欧阳修，都知道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王曾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变是要变，关键是怎么去变。没头苍蝇一样乱来，胡搞一气，那还不如老实守成，变不如不变。徐平能够带人说明白“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从义利之辨中跳出来，在王曾的眼里，已经有了谈变革的资格。

　　　　把桌子上的灯调亮，王曾继续埋头读桌上的《富国安民策》。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数条款他都能如数家珍。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变革措施，背后有怎样的考虑，王曾就不清楚了。这样的国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统的考虑，不可能如顽童一般，想出来一件就做一件。

　　　　现在细读《富国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变革举措一一对应，王曾慢慢开始把脉络理清楚。为什么大量的变革都是围绕着棉布来展开？原来是因为棉花可以规模化种植，棉布可以工厂化生产，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粮食是不能够做为商品的。保证百姓的必需物资是政权的当然责任，因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赚钱是不可以的，这样做是亡国之道。食盐专卖，大家都当成是收税，而不是做为商品赚取利润，不可跟普通的商业买卖同日而语。

　　　　棉布某种意义上不是生存之必需，但纺织品又是人人都离不了的，有巨大的规模，可以赚取海量的利润，这是徐平选择这个产业的原因。背后用棉布产业冲击旧的生产关系的目的，徐平也没有藏着掖着，直言因为布帛是朝廷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有部分的货币功能，因为重要，所以要改。

　　　　所谓财富是满足人的**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资与各种产品，包括文化产品，是可以用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组织程度的提高，分工协作的深化，是可以不断增长的。产品生产出来，只可以在交换和分配中到了需要的它的地方，才能成为有用之物，有用之物才是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形成利润，用这个年代的词语就是利息，利润中的一部再投入到生中，除了维持生产，还可以扩大生产。

　　　　这样一根链条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就组织起来了，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运转。而获取更多的财富，在公利是天下之大义的原则下，就溶合到了本来的意识形态中。

　　　　读完这些，王曾就把徐平在京西路的新政彻底理清楚，拔去了那一层蒙在上面的迷雾。

　　　　匣子里的所有书册读完，王曾抬起头来，只见外面天已经泛白。今日休沐，并不需要上朝，王曾可以暂时放下朝政琐事，仔细想一想这一套《富国安民策》。

　　　　把书重新放入匣子里盖好，王曾轻声道：“汉太祖奄有天下，用黄老之术，天下清静无为数十年，而有文景之治。至武帝奋然而起，威加海内，四夷宾服。是武帝之雄心壮于文景两帝耶？如此说则是愚夫之论了。此一时彼一时，至武帝之时，不得不变了。如今本朝前数十年虽欲清静无为而常不可得，但到了今日，也不得不变了。理财之术，徐平远过于桑弘羊，于道又能自圆其说。有此一策，足以安天下！”

　　　　汉武帝东征西讨，威势之盛，古今罕有可比。用兵需要有钱粮，桑弘羊便就是汉武帝的钱袋子，保证了军用所需。徐平能做到桑弘羊做到的事情吗？今夜之后，王曾认为是可以的，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未完待续。。）

第194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下）

　　　　十年风雨，金水河边的“酒鬼”亭多了岁月的积淀，在明媚的春光中显得格外的厚重朴实。绿玉般的杨柳垂下万千丝绦，像一双双小手拂去落在亭上的时光的尘埃。

　　　　吕公绰坐在亭子里，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酒，百无聊赖地看着离亭不远的官道。

　　　　徐平家里的酒楼依然开在金水河岸，还是那半新不旧的酒楼，还是那硕大的草棚。里面卖的烈酒，大火浓汤煨出来的肥美的肉块豆干，各种各样清爽利口的小菜，在这条金水河上早已经远近驰名。十年前，人们称这里是卖酒的徐老儿家，现在，人们称这里是徐龙图家。徐龙图家里为什么在这里卖酒？很多年轻人已经说不清究竟了。

　　　　一头不大的灰驴从官道上行来，不紧不慢，驴子的脾气显然不太好，不时打个喷嚏甚至摞蹄子。骑在驴上的人吓得脸色发白，紧紧抱着驴的脖子不敢松手。

　　　　到了徐家的酒楼前，一个小厮急急忙忙跑上前去，帮着牵住驴子，躬身行礼。

　　　　骑驴的人从驴上下来，长长出了一口气，扔给小厮几个铜钱。顺手整了整衣服，四处看了看，见到金水河边的“酒鬼”亭，眼睛一亮，吩咐小厮几句，快步走来。

　　　　现在这里的主管是当年门前的小厮，其他的老人要么有了好的去处，要么在徐家步步高升，早已经离开白沙镇。现在这位主管，也在琢磨着怎么到开封城里去呢。

　　　　吕公绰看着骑驴的人走到亭前，样子有些狼狈，不由笑道：“子飞，你如何扮成这个样子？倒像个贩货的小商贾！徐平家里早已经没人在这里，何必如此小心！”

　　　　钱明逸走进亭里，脸色犹自发白，对吕公绰行礼：“吕兄说笑了，京城可不是平常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岂是想来就来的？若是让有心人看在眼里，事情不小！”

　　　　“这里只是开封府界，离着京城还远着呢！来，一路辛苦，过来饮一杯酒！”

　　　　钱明逸上前与吕公绰分宾主坐了，端起杯来，一饮而尽。把酒杯放在桌子上，钱明逸咂了咂嘴：“这酒好力气！其他地方，再不见这么勐烈的酒！”

　　　　吕公绰道：“这白沙镇，可是当年徐平起家的地方。十年前，他们家里得罪了刘太尉的姻亲马季良，从京城里搬到这里躲避。那个徐平只是京城里的纨绔少年，到了这里之后不知怎么就洗心革面，一心读书，几年之后便就一举高中。因了这段渊源，徐家现在虽然富贵了，这处酒楼却一直开在这里，就连酒水菜式都一如当年。徐家当时能缓过气来，便就是靠着这里的酒水。所以，这酒鬼亭卖的酒，其他地方确实买不到。不要小看了这里，在京城里可是大有名气，当年曹武穆太尉，也曾经专门过来饮酒呢！”

　　　　钱明逸看不远处的铺子，果然来来往往有不少武人，都是来自不远处的禁军大营。不过现在徐平官居三品，位高权重，再也没有人敢在这里闹事了。

　　　　两人坐着说了会闲话，钱明逸才小声问道：“吕兄，你可是一个人到这里来的？我到洛阳为叔父奔丧，未得诏令不得擅近京城，被人看见了可不是小事！”

　　　　吕公绰道：“你放宽心，这里离京城数十里，快马也难一日之间来回。来这里饮酒的多是金明河和官道上的商旅，哪里那么容易碰到朝廷里的人！”

　　　　钱明逸不仅仅是大宋的臣子，还是吴越王族之后，不得诏命擅到京城，事情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当年钱惟演就已经闹出过一次，就此断了入政事堂的念想。

　　　　左右看看，见没有人注意这里，钱明逸才取出一个小小包袱放在桌子上。用手按着包袱，钱明逸正色对吕公绰道：“徐龙图对此事看得甚紧，我花了无数心力，也无法弄到正本出来。这里的一册，是我靠着结下的人脉，找人问了，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虽然与正本相比必然有些脱漏，但**不离十，已经足够明了徐平要干什么了。”

　　　　“此书果然如此重要？我总觉得你们小题大做了吧”

　　　　吕公绰有些不以为意，看着桌子上的包袱，撇起嘴角来。

　　　　钱明逸一边小心地把包袱打开，口中一边道：“吕兄切莫把此事当作等闲，徐龙图在京西路一年施政，都在这书里了。而且，自年后这几个月来，依我在西京城所见，徐龙图明显与去年不同了。去年还只是想着兑了河南府飞票，今年却志不在京西路了！”

　　　　吕公绰听了不由哑然失笑：“他徐平一个乳臭未干的卖酒小儿，志不在京西路，难道还敢想两府之位？这话说不出去，不叫人笑掉大牙！”

　　　　“不到两府，但是计省之省主，徐平说想，谁敢说他做不得？”

　　　　见钱明逸神色认真，吕公绰脸上笑容慢慢消失，皱纹都还僵在脸上。就连钱明逸这种闲人都看出了苗头，难道徐平真地是这么想的？蓦然回首，吕公绰突然发现如今的徐平竟然真的是最合适的三司使人选了，哪里还是当年的那个卖酒小子。除了知州的资还有所欠缺，徐平所有的资都已经补全。善于理财之名朝里朝外无人不知，能力不容置疑。就连为徐平摇旗呐喊的人都一点不缺，当盐铁副使的时候，徐平主持废折支发实钱，中下层官员都受过他的恩惠，那一年就连赏赐都格外地多。

　　　　徐副使在三司，大家手里有钱花，到了月底不用再背着个破布袋各个衙门跑，为了点坏茶烂香药受小吏的闲气。自徐副使离开京城，前几个月还好，后边越来越朝着原来的样子滑过去了。说好的废折支发实钱，慢慢不被当回事，又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作俸禄发了下来。五品以上官员才没有折支，那才有几个人？九成以上的官员都没有这个待遇。

　　　　而且陈执中自己也不想再在三司干下去，累死累活上下不讨好。

　　　　上面觉得陈执中不像以前一样能够做到用度无缺，年前南郊赏赐百官和众官兵就弄得财政紧张，年一过左藏库就出亏空，陈执中不得不去找赵祯借内藏库的钱，让赵祯很不高兴。内藏库天子私财，越祯这两年大手大脚习惯了，凭什么又让他补外朝的窟窿。两府更不高兴，施政哪个地方是离了钱的？要做事情你这也没钱那也没钱，三司使怎么干的？你可是“真盐铁”陈恕的儿子，连寇这个丁谓余孽丧家狗都不如。

　　　　下面的官员对陈执中的意见更大，本来徐平在的时候，废折支发实钱，加上各种各样的补助，相当于给五品以下的官员普涨了一半的薪水。结果换了陈执中，这些好处很快慢慢都没有了，越来越朝着原来的旧日子回去了。这谁受得了？前两年收入一加，大家纷纷在京城里置办产业，有的可是旧着民间高利贷的，收入下来了难道让他们去卖儿鬻女？别以为当官的就可赖账了，敢借钱给你的人，没有背景简单的，碾死个小官跟碾死个蚂蚁一样。更厉害的直接让开封府上门收账，那才真的是没脸见人。

　　　　想起这些，吕公绰收起先前玩笑的心态，小谨慎地接过钱明逸的包袱，看着里面厚厚的一摞书册。打开翻看，果然是私自抄录的，有的地方明显脱漏，钱明逸还在一边标注出来。他接触不到京西路的高层，这些主要来自下层官员和公吏。

　　　　粗粗翻过一遍，吕公绰把包袱系好，用手拍了拍，对钱明逸道：“子飞之功，我记在心里。此书对家父大有用处，日后必有所报！”

　　　　钱明逸拱手，口中连道“岂敢！岂敢！”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吕夷简就有这好处，有功必酬，不管你的身份多么低微，帮过他都有回报，绝不会翻脸不认人。

　　　　这一点跟丁谓不同，那厮说翻脸就翻脸，上至帝王太后，下到贩夫走卒，就没有能让丁谓正眼看的。就是史，他也敢说那是人写的，老子权势大老子说了算，让谁流芳百世就能流芳百世，让谁遗臭万年就遗臭万年。这世上如果有神明，丁谓也一定会想方设法把神明踩在脚底下，天大地大只有我最大。所以丁谓一倒台，其他人不管怎么危急，哪怕就是下地狱，也没有人再想跟他合作。正是这个丁谓，算是给后来人做了个榜样。无论是比才学还是比智慧，比能力还是比手腕，谁敢说比他强？他的下场，让人再不敢把坏事做到底了。不管怎么样终究是要留一线，以后还有可以挽回的机会。

　　　　钱明逸戴起巨大的范阳笠，像个贼一样缩头缩脑地爬上灰驴，慢慢悠悠地沿着官道向西去了。吕公绰小心翼翼地把包袱收好，看着金水河边杨柳青青，间或有黄鹂在欢快地歌唱，柳树下徐家的卖酒铺子人来人往，分外热闹，低声说道：“这一本《富国安民策》，真地能够安天下？徐平个卖酒小儿，竟然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了？”（未完待续。。）

第195章　简在帝心

　　　　洛阳留守司后衙，徐平举杯对石全彬道：“李留守身体不适，不能为阁长送行，深以为憾。徐某不才，权替留守和西京城官员劝阁长一杯酒，回京路上珍重！”

　　　　石全彬把酒喝干，拱手道：“如今龙图为一路漕宪，国之重臣，我不过一内侍，如何当得起如此厚意？此次来西京整缉皇宫，承蒙龙图和一众官员款待，在下铭记在心。日后等龙图回京，你我再从容叙旧！”

　　　　徐平敬罢，王尧臣和杨告等一众官员，纷纷上来跟石全彬辞行。石全彬虽然是皇上身边的近臣，但地位还相当低微，在留守司后衙为他摆宴送行，已经是相当隆重。如果是晏殊那种地位的人回京，徐平等人要送到建春门外，十里长亭。这些迎来送往，都有一定之规，什么等级的人要迎多远，要送多远，并不是随便来的。只有关系特别亲近的，才会以私人的名义，远远地送出城去。

　　　　石全彬这次到洛阳城来，还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蔡齐提议迁都洛阳，赵祯特意派他来查看洛阳皇宫，并让京西路和河南府整修一番。因为是公事，徐平也以公事相待，并没有讲究两人私下的情谊，无论迎还是送，完全是按照规例来的。

　　　　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己，因为石全彬是带着赵祯的密令来洛阳的。一如当年派石全彬到南海购珍珠，密令他沿途查看州县政事，这次石全彬是替赵祯来问京西路的麻烦到底是怎么回事，河南府的飞票如何解决，徐平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

　　　　有李用和一层关系，又是当年唱名时天现瑞光赵祯亲点的一等进士，徐平说跟皇上的关系跟其他官员一样天下也没有人信。但有一利就有一弊，在朝为官，如果徐平时时借着这种光环做事，身边难免就会聚集趋炎附势之徒，对徐平的事业，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被这么一群人围着，会蒙蔽了双眼，迷失了方向。所以除了私下里，徐平和赵祯之间从来都是公事公办，没有超出君臣关系之外的举动。

　　　　为官这么多年，徐平从来没有密奏，哪怕是私下里与皇帝相对的时候，也尽量不说朝廷里的人事。不管是欣赏谁，要提拔谁，还是讨厌谁，徐平从来都是通过公开的渠道，直接上奏章。与赵祯的关系，对朝政的意见，多数时候都是心照不宣而已。

　　　　正是因为信任，所以才不需要私下里沟通，背着人说，赵祯的心里反而要起疑问了。

　　　　李沆被称为“圣相”，他举荐的人，真宗皇帝从来不会有任何怀疑，他反对的人，真宗同样绝对不用。他说王旦是宰相之才，真宗便信任有加。他说丁谓不可大用，就直到真宗重病，掌控不住朝政的时候丁谓才能够翻身。他认为梅询过于钻营，德行轻薄，一直到死后二十多年，真宗也是用这个理由不给梅询机会。

　　　　能有这样的信任，绝不是只因为李沆是真宗为太子时的老师，太子之师又不只是他一个人。李沆被信任，是因为真宗相信他的眼光，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有公无私，说出来的话都是客观公正的。这种信任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被事实所证明了的。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君臣之道，入乡随俗，徐平要恪守这个年代的习惯。虽然这样做要让他付出更大的努力，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要做的是前无古人的大事，要想把事情顺利地推行下去，必须要皇帝无条件的信任。不想人亡政息，这种信任还要超越时间。

　　　　如果说刚刚回京的时候，赵祯对徐平既有少年时自己眼光看准了的欣喜，也有李用和的关系带来的一丝亲情，那么出京到京西路这两年，徐平和赵祯则都已经成熟了。现在两个人的关系，首先是君臣，其次才是君臣之外的友情和信任。

　　　　此次正是因为石全彬带了赵祯的密令，徐平才要一切公事公办，这么多天，甚至私下里都没有宴请过石全彬。就连因为林素娘和秀秀有孕，杨太后和曹皇后托石全彬带来的礼物，都是在官府由徐平代收，转交家里，等到回京之后两人再入宫谢恩。

　　　　看看天色不早，众人都已向石全彬辞行，便拱手作别。石全彬带着随从出了西京留守司，自有河南府和留守司的公吏差役在前面开道，他们要一路把石全彬等人送出河南府界。

　　　　出了建春门，石全彬在马上回身看了看低矮的洛阳城墙，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这一次与徐平相逢，已经明显感觉出来不如以前那么随便了。亲热还是亲热，两人毕间是相识于微末，一起成长起来，但朋友之间的关系有些淡了，同僚之间的关系开始浓了。以前徐平官位不高职事不重的时候，跟个内侍走得近别人还不会说什么，现在职到直龙图，官到右司郎中，一步就要跨到朝廷最重要的官员行列，就不得不避别人的闲话了。

　　　　摸了摸怀里鼓鼓囊囊的一大摞《富国安民策》，石全彬不由苦笑，现在这个样子连走路都不方便。书是赵祯点名要的，这么大的事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