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2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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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不了几个钱。从三司的铺子进了货物回去，各家分了，也能卖上个把月。

　　　　买卖社不以赢利为目的，都是入社的人轮班在里面做事，按时间算工钱。到手的工钱不多，仅能够补足自己耽误的农活罢了。吸引人入社的，是按照交易额定期分利润，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以成本价获得那些货物。

　　　　自然经济形态下，对于农民来说，货币稀缺。这不在于钱发行得多少，而是交换对于农民来说成本太高，宁可使用物物交换的形式。这些买卖社收了社员的实物，一些土特产一样运到三司铺子里来卖掉，换回自己的生活必需品。

　　　　这便是供销社系统存在的意义，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把社会的方方面面用尽量小的成本纳入到商品经济中来，把交易成本压到最低。等到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专业的商人效率超过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也会自然而然地消亡。

　　　　到了酒铺里，彭三叔要了一碗最便宜的烈酒，要了一小碟咸菜，小厮摆在桌子上。

　　　　端起碗来，彭三叔闻了闻酒香，轻轻抿了一口，陶醉地闭上眼睛。

　　　　日日夜夜都在地里劳作，完工之后喝上一口烈酒，解去一身的疲乏，实在是世间最美好的享受了。可酒是粮食酿出来的，粮食是农人的命根子，种地的人一年到头也喝不上几回酒。只有年关大节，几家合伙酿些私酒，混浊不堪，也没什么酒味。至于店里卖的那些官酒，除了不务正业的闲汉，哪个舍得去喝？

　　　　三司铺子里卖的白酒，酒味又浓，价钱又便宜，这才是庄稼人喝的酒。现在买卖社里都有这种酒卖，有人馋了，随便抓把粮食喝上一小碗，晕晕乎乎地就回家睡觉去。这是自己人的买卖，真正的酒鬼，大家也不卖酒给他。

　　　　彭三叔喝着酒，就着咸菜，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这幸福时光，等孙二郎回来。

　　　　二郎年纪小，人又老实肯干，还跟铺子里的喜庆是朋友，现在是买卖社里惟一的长期雇员。就是轮到别家到西京城里进货，也会特意找他跟着车。

　　　　乡下的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每个人在这平平淡淡中，寻找自己的快乐。

　　　　孙二郎和喜庆在天津桥头冷淘摊子的小桌上，轻轻拨弄着碗里的凉粉，快乐地品评着这食物的味道。他们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城中的一切都显得新鲜吸引人。

　　　　吃了一会，喜庆对孙二郎道：“二郎，过些日子我们要在建春门内开间新铺子，郑主管要带着我过去呢。以后，你便就到那里进货，少走好多路。”

　　　　二郎想了想，问道：“那里是小铺子吧，货物全吗？”

　　　　“我们兄弟之间，你要的货物自然会早早给你准备好，怎么会不全？”

　　　　“那好，以后我们住在那里，也便宜许多。喜庆，我每次从建春门走，看那里有些荒凉，你们怎么会到那里开铺子？”

　　　　“这我哪里清楚！这次盐铁司的刘判官到西京城来，住了几天便就定下来。听说在西京城里卖的棉布，都在那个铺子里卖，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两个半大孩子，哪里能够清楚这种事情，他们也没有兴趣，两句话带过，便就说起各自这段时间遇到的奇人异事。

　　　　到建春门内开铺子卖棉布是徐平定下来的，是对西京洛阳城的产业布局。洛河从西面流入城内，从东边出城。因为要在上游筑坝，出城的地方水流平稳，是徐平规划下来的水力纺纱等工业的聚集地。纺纱在那里，织布自然也在，那配套的裁衣等等也就要在了。

　　　　不选东水门开铺子而是选在建春门，是因为建春门正当向东的大道，而且那里闲田众多，适合大规模的工商业。史上后来文彦博在洛阳，曾经在建春门内买地几百亩，建起了一座名园，可想而知那里闲着的土地有多少。

　　　　现在棉花的种植、纺织都还在规划，初期先聚集一批民间的制衣业过去。棉布还算是新奇，而且价格不高，对于制衣业来说，正是赚大钱的时候。在建春门那里开间铺子专门卖棉布，必然会吸引商家到那里开店，算是形成一个新的商业中心吧。

　　　　转运司衙门的后衙，徐平拜了茶，问贾昌龄：“提刑，本是说耽搁一天，怎么最后耽误这么多日子？你看，几个大州的知州都已经回转了，你才到城里。”

　　　　贾昌龄叹了口气：“快不要说了，待在官廨里不出来也没有事情，一到地方，便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案子。父老百姓拦着，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一边说着，贾昌龄一边连连摇头。

　　　　这次到洛阳来，他是与知州赵贺一起从邓州出发的。结果因为有案子纠缠，被赵贺落下得越来越远，最后他到了洛阳，赵贺都已经离开了。

　　　　因为现在的提点刑狱不带劝农使，什么修河之类的事情与贾昌龄无关，他也并不怎么关心。之所以一定要到洛阳城来，是因为徐平新官上任，几司的长官总要碰一下面。

　　　　转运使司和提点刑狱司都有对地方官吏的监察权，都可以称为宪司，这是与安抚使司最大的不同。宪司的主官每年都要巡遍治下各州县，以京西路之大，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必须要合理分工。徐平除了要接下前任王雍没巡视到的地方，还要跟贾昌龄商量好下年两司分别巡视的地方，两人加起来把京西路的各州走遍才算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宪司主官又要求在任内治下的各州都要走到，所以每年分的州县是不同的，必须商量。

　　　　说会闲话，徐平问贾昌龄：“怎么会有这么多案子？我也在地方多年，很少见这种情况啊。难道，京西的百姓也喜讼？”

　　　　贾昌龄摇头：“不是，京西百姓算是顺民了。说起善讼，都漕什么时候到江南两路去为官，那才知道什么叫案子多。京西路位于天下之中，百姓大多温和。这一次出来之所以碰到的案子多，还是因为闰年。”

　　　　“哦，此话怎讲？”

　　　　“不是编闰年录吗，各地重分户等，就为了这件事情，各地诉讼到现在还没平息。”

　　　　徐平点点头，户等直接关系到平民百姓的税赋差役负担，每到闰年，民间各种花招百出。为了降一户等，违法犯科的有之，闹出人间惨剧的有之，确实比往年乱。

　　　　贾昌龄道：“我从邓州来，都漕知道，那一带的牛多，农户没牛，便就种不成田。牛价不便宜，便就有大户人家，与人虚立文契，把牛假卖给贫苦人家，以立文契。结果等到闰年录编过，户等定了下来，便就有人家把虚契作为实契，不还牛了，这种官司太多！”

　　　　牛也是要折价算入资产，计入户等之内的，所以在京西路，很少有人家专门养牛，都是从荆湖路大批量买来。这里的人只养能够役用的成年牛，小牛是很少养的。荆湖两路因为还没有开发，有大片的草地，那里的人家都是把牛放出去，等到要卖的时候再到野间去抓，没有户等的问题。再加上有大量蛮族，他们也不按律法入户等。

　　　　邓州离荆湖路不远，那里贩来的牛也多，甚至有专门养牛租给别人的。每到闰年，关系到的牛的官司层出不穷。（未完待续。。）

第32章　五等户制

　　　　徐平叹了口气：“牛如此，还有河南府附近的桑田也是如此。最近州县来的文状，说是不少地方因为桑树入户等，民户伐桑种田，粮丝两失。”

　　　　各路甚至各州对户等的标准不一，同样的家产，在开封府可能就是下户，享受免差役的待遇，到了京西路可能就成了中户，河东路就成上户了。反正差役就是那么多，官府是无论如何也要分下去的，承担差役的上户和中户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

　　　　感叹了一会，坐在一边的李参突然道：“真要说起来，牛入户等确实不对。既然农具已经免了税算，为什么耕田的牛不可以不入户等？这应该是劝课家桑啊。”

　　　　“不独是牛，还有马、驴、骡、驼等各种役畜，入户等都是不利的。这些日子我也在想，一些物产，是不适合算进户等资产里去。乘着这两天有空，不如我们商量一下，哪些应该在算户等的时候单独出来。物产还是要计，只是算户等的时候不计入。”

　　　　徐平说着，看了看在座的几位。大州的知州都已经回去了，徐平留下了几位通判和汝州、蔡州和唐州的知州，要商量后续的营田事宜及三司铺子的事务。大臣任知州，一般都不会敢这些杂事，他们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处。

　　　　天下的赋税差役，与户等息息相关，这是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新局面，不但与以前不同，实际上也与宋后不同。两宋不抑制土地兼并，甚至有的地方鼓励土地兼并，都与这一政策有关。只有中上户的数量多了，地方政府才能征收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下户和客户再多，那也是游离于官方财政之外的。

　　　　两税是按土地征收，是属于朝廷的，由三司统一掌管。但还有额外的支移和折变，地方不同，数额不同，就与地方有关了。支移和折变的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实际上是落在上户和中户身上。再加上种科配时估，大多都是采用的相同原则。

　　　　所以地方上热心于土地兼并，上户越多，就越是增强了地方官府的权利。但对于百姓来说，则千方百计地降低自己的户等，差一户等承担的官方义务就有巨大差别。所以富户们到了临界点，不买地，不养牛羊，甚至不种桑树，有的还故意不盖大房。

　　　　乡村户分五等，一般来说，一等和二等是地主，财产多寡不同。三等户位于中间，既有地主也有富裕的自耕农，四等和五等户就是贫穷的农民了。这五等户都是在地方上有资产的，为主户。再之下，一无所有的雇农则为客户，不计入五等户之内。当然，官方统计地方户口，主户和客户分列，但说到地方人户，则就是两者相加了。

　　　　租庸调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百姓的资产征税，针对耕地的两税，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资产越多，官府征收的税越重。这资产并不仅仅包括占有的耕地，还包括住的房屋、墓地、水渠、渡口以及磨房等等各种资产，各地有细微差别。甚至住的房屋，有的地方会细算到有几根梁、多高多大、用了多少瓦等等，相当繁杂细密。

　　　　显而易见，实行五等户制官方是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的，土地越是集中，越是利于官方征税赋安排差役。上等户越多，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能力越强。这一点，与宋之后的土地兼并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五等户制是在制度上消除民间的贫富差别，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府会尽力扩大贫富差别。没有五等户制，只实行两税，制度上会鼓励贫富差别，官方在原则上则抑制土地的兼并，尽力保证减小贫富差别。理论上说，穷人越多，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力越强，在具体施政上当然会尽力保证有更多的小农。

　　　　事实证明，官僚的节操和施政能力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级数，任何时期制度导向的影响力都是远远超出官府的实际操作能力的。两宋民间对土地一直不热衷，到了最后的岁月，甚至把天下的耕地全部收归官有，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便就是有五等户制在上面压着，平民百姓并没有疯狂聚敛资产的劲头。

　　　　徐平前世史学得一般，对这一时期的五等户制一无所知。到了这个世界，自己家在白沙镇是第一等的大户，父亲徐正到处使钱推脱一等户该承担的差役，如里正和衙前，这才有个初步的认识。后来中进士做官，到了地方才算了解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但邕州地处边陲，又是蛮族地区，认识得还是不够深刻。

　　　　直到进了三司，真正掌管财政，才算是对五等户制有了清醒认识。总的来说，租庸调制、五等户制和纯粹的两税制，对民间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论之。

　　　　徐平作为京西路的转运使，有权在本路对五等户的标准进行微调，他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利用划分标准，促使民间资本向自己希望的地方集中，而不要沉淀下来成为无用资本。

　　　　牛和农具便就是一个例子，把牛和农具计入户等资产里，农户便就没有养牛买农具的积极性，用到的时候候宁愿去租。这也是地方州县有大量官牛和农具的基础，不愁租不出去，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部分资产，推行一些特定的政策。

　　　　哪些不计入户等资产，哪些减少占的权重，哪些要加重权重，可以从制度上调节民间资本的流向。比如牛计入，而驴不计入，则民户肯定会多养牛而少养驴，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可以据此类推。这种效果，是靠官员具体施政所不能达到的。

　　　　赵也道：“委实是如此，每到家耕时节，民间缺牛，为此引起的纷争不可计数。而官府手里的耕牛，又被主管的官吏赖此为奸，不独收受贿赂，而且伤害民生。不如牛不计入五等户的划分之内，劝民养民，省多少麻烦。”

　　　　徐平想了想，对在座的蔡州王质、唐州王贽和汝州的赵三位知州，以及孟州的李参和郑州的卢革两位通判道：“到底有哪些不宜算入五等我户的资产里，你们每个人都写份书状来，转运司参详。对了贾提刑也可以说一下，民间纷争最多的是什么，统一考虑。”

　　　　说完，又对杨告道：“你行文各州县，让他们也同样写书状来。乘着这次闰年录刚刚编完，大家的印象还都深刻，把这件事做了。我说几个原则，你们记下来，合不合适也可以提不同的意见。一是土地是重中之重，自然是第一项。但是种粮食的土地是一种，最好由转运司参详地方州县的意见，定下一个价格来，不要到了时候按粮价去估。再一个各地水土不同，官府又劝勉农民种一些作物，是不是可以打一个折扣？如此一来，可以让百姓主动地种一些合适更好的作物。而不种粮食的，如何去定价？比如桑田、芦苇荡、竹林、藕田以及养鱼养虾的这些，怎么去折扣甚至免掉。也是一样的原则，定个价下来，不要到了时间按市价让官吏去估钱数，让他们上下其手。”

　　　　赵笑道：“都漕如此做，是利民的好事，只是有些不容易。”

　　　　“就是不容易，才要由我们做啊。若只是安坐官衙处理些杂务，又怎么显出谁是能吏来呢。今年冬天，我要主持修河，同时把这件事做了，也显得我能干事。”

　　　　想到这里，徐平又道：“对了，乡村民户定户等，其他也一并考虑，这次都定下来。比如房子该怎么计价？我听说有的地方，定户等的时候，到民户家里数房梁，甚至看窗户用了多少木材，这不是胡来吗？依我之见，定一个简便易行又合理的规例出来，让各地按规例做事。乡问的水渠、磨坊、渡船及水井等等要别立规条，不要按着造价去算进百姓的户等里，那样谁还去建这些？不能不算，又不能那样算，同样要立规条出来，劝谕民间。”

　　　　几个人一起笑道：“都漕说得不错，渡船最是无谓。本来是方便百姓出行的，结果却要算用了多少木材，花了多少人工，一起计入户等。现在一般地方，都没有民间渡船了。”

　　　　徐平点头：“定户等是个精细活，一定要用心考虑周全了，才能利国利民。如果只是让公吏一味胡来，每到闰年地方上都要折腾一次。”

　　　　“至于城镇的房廓户，也要别立规条。以前房产是第一大宗，这自然不错，但算得太过复杂，也尽量简化下来。比如城里分坊，哪个坊的地价高一些，哪个坊地价低一些，相差不会太大。还是把地价作为最主要的，做起来简便一些。最多分个几等，特别华丽的那些多算一些就是了。有的房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租出去收租钱，或者为店铺，这些算起来与住房自然不同，也要立规条。至于各行各业，最好都有规条出来，家里开质铺是一个算法，开茶铺又是一个算法，客店当然也应该有不同。不仅仅是按着一年赚多赚少算，还要把官府鼓励百姓做什么，不希望百姓做什么，这些统统都算进去，以为奖惩劝谕。这些都要立规条出来，一个原则，尽量不要让办事的公吏随心估计，而是有个准绳。”

　　　　公吏上门做这些事情，你好酒好肉招待是一回事，只能端出一碗清水是一回事，有的时候就靠他们的一张嘴。施政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高素质的官吏不是没有，但只能在一时一地，长久看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尽量减少他们的主观意识占的份量，以客观的标准为主，虽然不能完全做到，总得有这个意识。

　　　　见众人都不说话，徐平笑道：“唉呀，说起坊廓户分户等，那可比乡村五等户麻烦得太多。分十等还是十二等，各地不同，按多少钱划，各地不同，物产怎么折钱，那就更加不同了。洛阳城是天下第一个划坊廓户等的，说明什么？说明这城里，不分户等官府根本无法施政。所以说，对西京这个坊廓户的分等尤为重要。按我所想，坊廓户的分等，也要遵循一个原则，就像乡间把牛、驴、骡等单独划出来差不多的意思。能够赚更多的钱，给官府交更多的税的，可以算的少一点，坐吃利息的，算得多一点。”

　　　　见众人有些迷惑，徐平又道：“钱，为什么是钱呢？是因为能生出更多的钱来。你看乡间小农，他只指望着地里的粮食，便就不爱用钱，而城镇人家，离了钱寸步难行，那就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这么说吧，同样一家铺子，一家是裁缝铺，一家是质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裁缝铺会雇人做衣服，赚了钱会雇更多的人，会做更多的衣服，是不是。质铺就不一样了，赚再多的钱，他也不会去多雇人，因为没用啊！那些多出来的钱，无非是被主家吃掉喝掉，更离谱的是在家里藏起来，这钱不就是白赚了吗！所以，裁缝铺这种和质铺这种要有不一样的算法，才能让收的税越来越多吗！至于房子就更是如此了，就要算得重一点，是不是？你算得轻了，都去买房子，房价一天天推上去，有什么好处？无非是贫苦人住不上房子，那钱还在房子里成了死钱，不能生钱了。如此种种，必须要通盘地仔细考虑，才让地方上越来越好，不至于繁盛一时，你们说是也不是？”

　　　　只有流动起来的钱才有资格称为资本，这流动的钱，进入商品经济的生产环节了才真正成为资本。对商品经济来说，单纯看钱的数值意义有限，要看参与进商品经济循环的钱的数量，那才是有效的。

　　　　借着五等户制，让钱不要沉淀，尽快地流通，是徐平想做的。（未完待续。。）

第33章　有钱才好

　　　　与喜庆把碗里的凉粉吃完，孙二郎抬着看着天出了一大口气：“好吃！”

　　　　“那你下次来，我再请你吃！我跟你说，冷淘这好物，京城都没有这里的味道！”

　　　　喜庆一边着，一边站了起来，摸出几个铜板，给了铺子主人。

　　　　两个人拉着手，蹦蹦跳跳，喜庆道：“我们去看看天津桥，有时候能在桥下河里看到鱼呢！天津晓月是西京城有名的风景，可惜你来的时候不对，见不到。”

　　　　到了桥上，两个人趴在桥的栏杆上看下面的洛河水。此时已到深秋，河水显得更加清亮，更加冷冽，好像也不那么活泼了。

　　　　孙二郎忽然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摸出两个大石榴塞到喜庆手里：“给你，尝一尝我们河阴县的大石榴。这是贡品，可好吃呢！”

　　　　喜庆接过来，一个小心收好，要带回去给郑主管，自己拿着一个慢慢剥着。

　　　　孙二郎叹了口气：“三司的铺子里收土产，可惜不收石榴啊这些水果什么的。要是收的话，每年我们那里能摘好多呢！现在多的卖不出去，吃不完都烂掉了。”

　　　　喜庆品尝着口里石榴籽的甘甜，含煳不清地对孙二郎说：“你急什么？我听说，下年就有可能收一些新鲜的果蔬土产了，不过都要不容易烂的，像是竹笋莲藕之类的。石榴也不比那些差了，应该也会收吧。”

　　　　“要是收就好了，你不知道，乡下人没什么卖钱的东西。养几只鸡，还要一个一个攒起来，换点颗盐针线之类的。我们这卖东西的小铺子，要不是不赚自己人的钱，也是办不下来的。要乡下想攒几个铜钱，那是千难万难。”

　　　　喜庆笑嘻嘻地道：“可以卖粮食啊！我才不信，你们每年收的粮食都吃掉，总有一些剩下来的。多余的粮食卖掉，不就可以换来钱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若不是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哪个种地的会舍得卖粮食！喜庆你不知道，粮食就是农人的命根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卖的！在乡下，遇到天涝天旱，虫灾雹灾，还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全靠着那点粮食活命呢。乡下比不得城里，你们城里人实在饿了，随便打点零工也可以买点米煮来吃。灾荒年景，乡下地方只有等着饿死，你既找不到地方去赚两个铜钱，也找不到地方去买米。唉，不存粮食谁活得下去？我家里都算是过得节俭的，今年天旱，还不是一样要逃荒？”

　　　　喜庆是城里人，印象里都是没钱了便想办法去赚钱，赚了钱可以买吃的，可以买到想要的一切，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乡下是个什么地方？在他想来就是满地的粮食，有河有池塘可以捕鱼玩耍，至于那里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他一无所知。他并不知道，真到了要命的时候，钱在乡下是没有用的，粮食才是万能。

　　　　两个人在天津桥上玩耍了一会，尽兴了才回到三司的铺子。

　　　　看到旁边的驴车上堆着的货物，喜庆吃惊地道：“怎么这一次进这么多货？出了什么事情？二郎，是你们那边人突然多起来了吗？”

　　　　“当然是啊！你还不知道？再过一两个月，就要开挖引洛入汴的水道了，我们那里要多好多做工的人。他们总是要买东西的，我们自然是要多备一点。喜庆，这一次如果做得好，我们那里的人就可以过个好年了。等到年节，手里有了钱，可以买好多以前不敢买的东西。我爹说了，只要年底手头宽裕一点，要给我做一身新衣服呢！”

　　　　“好，好，好，二郎，你还是几个月前我们见面时的那身衣服，破了旧了，早该换了！”

　　　　此时太阳已经开始恹恹地滑向西山，红红的霞光笼罩住西京城，天津桥下的洛河水泛着金光。秋天已经来了，但世间还依然是暖暖的。

　　　　从十月开始，引洛入汴的水道便就要正式开工了。大量的厢军和民夫将会调往黄河岸边，在广武山和河道之间挖出一条水道来。大量人员的突然聚集，管理不好对当地就是一场灾难，管理好了就是一个机会。

　　　　徐平给陈尧佐拨了大量的现钱，一应开支，全部使用现钱，不许用折支。京西路零星的也有铜矿，数量不多，也没有铸钱监。徐平正在派人勘查境内的金、银、铜资源，看有没有建一处铸钱监的可能。虽然说这些山川矿产，都是天子私财，理论上要入内藏库，但总有折衷的办法。比如用其他物品代替，而把钱留下来。

　　　　如果能够建起一处铸铜钱的监务，再加上铸的小铁钱，转运司手里的现钱就会充裕起来。有了现钱，才能做很多的事情，没钱总是不行。

　　　　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年代，纸币只能是补充，广大的地区还是要以实钱为主。尤其是民间的小额交易，一下子就过渡到纸币根本不可能。而实钱过重，这个年代的交通水平，运输成本是很高的。本地铸造的钱越多，相应的商品经济也就会越繁荣。

　　　　由于流通过程中的现钱不足，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大量使用实用折变。折变一次就增加了一次的交换成本，对商业来说非常的不经济，所以但凡可能，徐平都要求治下使用实钱，避免折变。这样好是好，但会导致官方手里的钱币大量流出，再缺乏回笼手段的话，便就造成现钱短缺。这种短缺是相对的短缺，不一定是民间真地缺少钱了。不过由于官府是市场行为中最大的交易主体，手里缺钱会造成经济的萧条。

　　　　官方回收钱最便捷的途径自然是收税，但两税一方面多收实物，另一方面属于朝廷中央，只有地方上的商税才能有效补充现钱。偏偏河南府不是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收上来的商税并不多，在京西路还要少于南部的重镇襄州。徐平要做大工程，首先就要想方设法补充手里掌握的现钱，有了钱，工程才能进展顺利。

　　　　这个时候徐平需要的钱是真的钱，不等于掌握的财富，再多金银缎匹，换不成现钱也是无用，进入不了流通领域。而补充钱，快捷自然是去铸造，赚根本来不及。

　　　　河南府以南，与邓州之间是连绵的大片山区，伏牛山和桐柏山虽然不高，却是淮河与汉水的分水岭，矿产资源众多。这个年代那里人口稀少，开发不完全，只是零星的有金银出产。徐平前世的印象中，那里的主要矿产是钼，这个年代基本无用。但是铜矿也有，以邓州内乡县最多。邓州知州赵贺回去的时候，徐平派了鲁芳手下桥道厢军的人随着一起到了那里，查探内乡的铜矿是否可以开采。这些人随着徐平早年在邕州查过当地矿产，虽然说不上是多么专业的人才，比这个时代的堪舆先生还是靠谱得多。

　　　　依靠在三司的人脉，初期徐平可以借钱来用，但后续必须有办法还上。如果境内有一处像样的铜矿，一切困难就都应刃而解了。

　　　　河南府衙里，祝签判对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李若谷道：“知府，明天最迟后天新任的通判王尧臣就要到了。他是天圣五年的状元，朝野悬望，不好怠慢了。”

　　　　李若谷淡淡地道：“一切朝廷自有法度，他来了，把河南府的事情管起来就好。你们只要照常做事，也不用惊慌，更加不需去揣测新官的心思。”

　　　　祝签判应诺，又问道：“知府，不知下官是不是要与刘录参一起去迎出城去？”

　　　　“迎一迎吧，不要再让人说我们河南府不把新来的官员放在眼里。”

　　　　祝签判松了口气，急忙答应了。

　　　　本来河南府通判离官守孝，一应事务应该是祝签判代理的，没想到莫名其妙手里的权被孙沔夺了去，心里老大不痛快。等到王尧臣这新通判来，终于可以不受孙沔的闲气了。

　　　　孙沔是天禧三年的进士，资老，本人又有手段，行事霸道，在他手下做事不是个好差事。不仅是祝签判，河南府的幕曹官都多有怨言。换个官来，总能老上一些。

　　　　李若谷最近懒散，自然定了整修河道的事情交给转运使司，便就基本不管政事了。孙沔也有，手下的其他官员也罢，由得他们闹去，各凭自己的本事。

　　　　前些日子与徐平争了一下对洛阳城的掌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