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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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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千方百计搜罗国子监出的图书。
这个时候是禁止带这些书籍出境的，不过使节盘不严。
国子监出的第一本，全是关于儒家经籍的新解新注，都出自名家手笔，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打出了名声。第二本起，便开始有了对朝政的批评，矛头直指吕夷简。吕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指桑骂槐。文人对经书上的一句话都能解出一百种意思来，这话背后的意思哪个还看不出来？
没几天，都进奏院便在《进奏院报》后面跟了一本小书，用的是各级官员所写，以介绍政绩为名，实际上是为吕夷简一党辨解。
都进奏院名义上是隶在枢密院名下的，事关机密，不能让外臣插手，算是原来的枢密院属于内朝一部分留下的痕迹。现在的枢密使张士逊本来就是吕夷简一党，利用权柄做这样一件事轻而易举。这也是吕夷简的风格，做事情不自己出面。
国子监和都进奏院人手又足，手里的公使钱也充裕，基本都是五天出一本，比三司刻书局的出书效率高多了。
这种情况本就在徐平的意料之中，只要自己开了这个头，必然会有大臣跟上利用。不要说专门刻书，以前的《进奏院报》还被宰执插手为自己造声势呢。
《进奏院报》就是唐朝时的邸报，取消了藩镇节度使，太宗时候原来藩镇的驻京机构便改成了都进奏院，改为由朝廷掌控。几乎朝廷的所有大事都会在报上登出来，甚至连皇上的日常活动都会刊载，让在京外地方的臣僚知道朝廷的基本情况。
有这个现成的发行渠道，都进奏院发行丛书比国子监都方便。
徐平对这两家的动作视而不见，编修所的其他官员可觉得愤愤不平。本来是三司最先发行丛书的，而且费了不少心力，不成想最后被别人抢了风头。
抢风头也就罢了，看看他们上面的文章，真正对于现实有用的文字很少，国子监专注于攻击吕夷简，顺便标榜自己是学术正宗。都进奏院则基本是节选最能彰显吕夷简一党功绩的事迹，写文赞扬，毫不避讳。
有这两家比着，三司刻书局明显吃力不讨好吗！
徐平对有些闷闷不乐的王拱辰道：“不要去跟别人比，我们做好自己就好。现在是国子监和都进奏院印书，过几天御史台忍不住了也印才吓人呢。每个衙门都有自己的事，印书当然也是印自己衙门的职事，没必要多想。“
王拱辰道：“可他们都是为自己表功啊，我们为什么不行？”
“功劳不是想表就能表出来的，他们又不是审官院。放心好了，该是自己的功劳跑不掉，没有的功劳也吹不出来。”
虽然嘴上这样劝王拱辰，但徐平不参与那两家的宣传战，还是因为三司现在基本超脱于两党外，他们要斗便让他们斗，自己没必要搀和进去。自己没有靠山，在官场上也没有根基，这种漩涡就要远远躲开。除非真地到了有一天，徐平的相对份量足够重了，才可以加入进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官场上生存，要学会的首先是隐忍，徐平越来越明白这一点了。（未完待续。）
第180章 天章阁夜对（上）
一轮上弦月斜挂在天空，清泠的光辉笼罩着人间，迷离的色彩让人感觉这个世界有些虚幻的感觉。繁星点缀着天幕，竟然给人有些拥挤的错觉。
徐平坐在廊下，看着这夜空，微微有些出神。
对于平常人来说，这个年代晚上能够看到的星星比自己前世多得多了，连银河都清晰可见。而对司天监的那些人，观察到的星星却远不能跟前世相比，人的眼睛毕竟是有极限的，视线之外的广阔世界只能靠想象。
城北的玻璃场已经开始出产品了，只是还不稳定。邕州的工匠来了之后进度加快了很多，再等十天左右，蔗糖务调来的公吏也赶到，新场务就能走上正轨。
见到贾宪，徐平突然生出做副望远镜的念头。以前在邕州，虽然有玻璃，但没有巧手的工匠，没办法磨出镜片来，徐平也没有办法。现在回到京城了，各种巧手工匠应有尽有，翰林院里的碾玉待诏磨个镜片不在话下，再复杂的他们也能做出来。
有了望远镜，那些司天监的官员看见浩瀚的天空，不知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有了更精确的观测，历书应该也会更精确些。不会再因为日食和月食与历书对不上，动不动就改，弄得那帮官员焦头烂额。
不远处，几个在馆阁值夜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热烈地谈论着国子监新印的丛书。他们是那些丛书的主要持笔者，热情高涨。
待制以上每晚都有人在馆阁轮值，不过不再是徐平从前那样守书库，主要任务改为了备顾问，随时准备皇上问对，兼职看着值夜的下层馆职。
这是身份的变化，待制以上和庶官完全是两个阶层。
说来也奇怪，聚集在范仲淹身边的官员以天圣二年和天圣八年的进士居多，夹在中间的天圣五年进士反而很少参与。从制度上说，此时的天圣五年进士，除了一等的几人，其他都在地方任职，与吕夷简的冲突较少。而天圣八年的刚好任馆职，天圣二年的则有不少已经入京为官，身逢其会。但从根子上，还是有一些思想上的因素。
此时在京里的天圣五年进士，除了徐平，还有王尧臣和韩琦，以及随着王曾入京的嵇颖，以及进入馆阁的王素。韩琦和范仲淹勉强算一派，但两人关系并没有多么密切，韩琦本人也没有参与这一次事件。王素与范仲淹本就是亲戚，他的叔叔王质与范仲淹是儿女亲家，日常走动是正常的，但此时政治上也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那一边。
这一现象很奇怪，每一届进士都有不同的想法。
正在这时，一个内侍带着两个小黄门进了崇文院，径直到徐平面前，道：“郡侯，官家正在天章阁，招您入对。”
徐平起身行礼：“阁长辛苦。”
今夜是徐平任龙图待制的第一次当值，说实话，皇上赵祯不招他才不正常。以前为庶官的时候，等闲跟皇上都见不上一面，更是基本没有两个人单独谈话的机会，因为没有那个职责，也被认为没有那个能力。哪怕是在馆阁值夜时入对，也是给其他学士补充，自己并不能单独发表意见。现在身为侍从官，两人可以私下谈话了，这才是待制以上官员跟其他官员比最优越的地方，意见可以直接影响皇上的决策了。
如果以徐平前世的政治身份作比喻，待制以上就是中央委员，真学士以上则就算是政…治…局委员了，宰执则是常委。待制以上的官员，才算是进了决策圈子。
来的这位是真正的阁长，带着提举天章阁的差事，中级内侍称呼“阁长”就是这么来的。不过徐平与他不熟，一路无话，只是跟着前行。
天章阁收的是真宗皇帝生前的御笔之类，当然也有图书，是纪念性建筑。皇上赵祯没事的时候喜欢在这里读书，有的时候也在这里招见近臣。
阁里灯火通明，旁边听候使唤的内侍并没有几个人，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徐平见过了礼，赵祯吩咐赐座。
内侍上了茶，赵祯随口问道：“听闻条例编修所教导新招的三司公吏，这几日已经完毕，都分到下属衙门去了？”
徐平躬身答道：“禀陛下，已经分下去了。”
赵祯笑着摆了摆手：“我们私下说话，你不必拘束，我们不是外人。”
徐平谢恩，神色有些尴尬。这个度很不好拿捏，随便了让皇上觉得不守礼仪，过于拘束了又让他觉得生分，这种应对真不是徐平擅长的。
好在赵祯知道徐平的脾性，也不强求，问道：“下午谈论政事，吕相公说起了三司公吏的事情，说是你太过独断，不许其他人插手。吕相公的意思，你这样恐落人话柄。”
“确有此事。先前三司的公吏勾结舞弊，牵连到了许多朝中权贵大臣，不过一是没有实据，再一个涉及太广，最后便不了了之。为了此事，判盐铁勾院的郑戬还跟我闹了不少日子的脾气，实在追查不下去才算了。这次公吏分配衙门，我怕重蹈覆辙，便以兵案按照各公吏学习时的表现为根据，直接分下去了，没让别人插手。至于落人话柄，其实这事情只要我做，怎么处置都是会让人说的，毕竟公吏里还有不少官员子弟。”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徐平怕各司官员在培训的时候就各自拉拢，把跟自己有关系和听自己话的拉入自己衙门，培育根基。尤其是开拆司的吕公绰几乎不掩饰这一点，徐平便干脆由兵案统一分派，把关系近的人特意打散，那个陈正平更是被发派到了城外场务去。
这些细节赵祯自然不知道，也不可能让他知道，有的事情能说，有的事情不能说，官员心里都是有数的，不然自己会招来无穷烦恼。如果让赵祯知道了下面官员如此明目张胆地拉帮结派，必然会兴起风浪，而徐平手里又没有证据，到时候自己尴尬。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道：“你如此说，我心里就有数，此事你尽管去做，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寇丫昀希镜氖虑槟愣喙芤恍掠谌问拢灰泄寺牵 �
徐平实在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好道：“臣一定用心！”
“三司交到你的手里，我也放心。从上月驱逐了舞弊的公吏，这个月京城场务收入多了三十多万贯。每月三十万贯，一年就近四百万贯，朝廷岁入才多少？触目惊心！”
这件事情赵祯在朝堂上没有说，也没有责问大臣，但并不代表他心里不在意。这个时候说起来，犹自愤愤不平，声音都高了起来。
其实真要抓得严，每个月能够多出五十多万贯来。不过物极必反，徐平有意放宽松了些。免得让下面人不满，给他们填补以前亏空的机会，也给后面上涨留下了空间。
一年这么多钱，当然不都是被官吏贪污了，更多的是白白浪费掉了。每贪污一贯，就会造成十贯的损失，京城多少官员向这里面伸手，一年几百万贯就跟玩一样就不见了。
这些事情徐平更加不能说，只好默不作声。
赵祯道：“以后京城里的场务，你看紧一点，还有那些新开的场务，万万不可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三司这里多收一分，便会向民间少收一分，少收这一分不知就救活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这不是小事，你务必用心！”
“臣领命。不过——在京场务，还是由库务司看着，关键还是要看他们。”
赵祯摇头：“库务司监察在京场务，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们一无所知。平常就是奏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场务里的事务他们如何懂得？三司多管一些！”
此时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的是郑向，徐平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有个外甥周敦颐，小小年纪竟然《爱莲说》就写了出来，徐平前世还背过的。周敦颐八岁父亲去世，从那之后就是跟着郑向生活，此时也在京城里。
还有一点让徐平很惊异，原来周敦颐的母亲是改嫁过的，他们两兄弟是同母异父，兄弟两人的姓还不相同，一起被郑向养大。寡妇改嫁在这个年并不稀奇，像范仲淹还会给本家族改嫁的寡妇嫁妆，并不会岐视。徐平奇怪的是周敦颐是二程的授业恩师，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那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偏偏是二程中的程颐说的。这样说让自己的恩师脸向哪里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周敦颐在后世的名声太大，徐平对郑向也一直礼貌有加。对这些名人，徐平是能不得罪尽量不得罪，读书人的嘴，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了恶人，何必惹那麻烦？
赵祯话里有些让三司夺库务司权的意思，徐平不好发挥，只是嘴里答应。本来是库务司分三司权，现在又反过来，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反复？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赵家的祖宗家法，机构叠床架屋，就是为了方便这种时候随时调配官员职责。徐平到底是臣，没必要自己凑上去迎合这制度。（未完待续。）
第181章 天章阁夜对（中）
又问了一些目前三司现在的情况，赵祯才从袖子里取出两本书来，问徐平：“国子监和都进奏院印的这两册书你看过没有？”
“看过。”徐平老实答道。
赵祯点点头，又问：“那这两篇文章你怎么看？”
每本书里又不是只有一篇文章，徐平想了一会只好老实问：“不知陛下说的是哪两篇？书微臣看了，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
“国子监书上的那篇欧阳修的《原弊》，都进奏院书上的《里正衙前论》，这两篇文章明摆着对着来，怎么回事？原来你三司刻书局，印的书上都是具体事务，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情，这两个衙门的书却喜欢议论朝政。”
徐平心说，我三司的刻的书都是实事，可皇上你也不看啊。这种事情瞒不了人，有时候殿上议事的时候，会拿三司刻书的内容来说，赵祯经常不知道。这不稀奇，就三司出的那书的内容，不是对政事很熟的人看了就会打瞌睡。另两个衙门就不同了，尤其是国子监出的书，先不说内容，文章都是出自名字手笔，光词句就吸引人。
仔细回想了两篇文章的内容，徐平道：“陛下，微臣以为，这两篇文章都不是无的放失，只怕本来就是针锋相对的。欧阳修文采飞扬，然而文中内容却并不出奇，无非还是老生常谈而已。他说如今朝廷农政，其弊有三，一为诱民之弊，一为兼并之弊，一为力役之弊，治弊之方，无非还是轻徭薄赋，让民休息。而进奏院所讲，则是不久前中书所定的乡役变化。里正衙前为重役，因为此役倾家荡产的不少，中书改为此役两任无过犯，便可补军将，由差役改为公吏，食国家俸禄，民间不再受害。欧阳修说诱民之弊，而都进奏院就说役改吏的好处，正好针锋相对，只怕不是无意。”
“正是如此。你如何看待两家的说法？”
“都有道理，但都有失偏颇。”
赵祯笑道：“你就是个滑不溜手两不得罪的性子，现在我们君臣说话，忌讳什么！朕倒是以为，那个欧阳修讲的很有道理，正切中时弊。都进奏院所讲，虽然是德政，但总不是个长久路子。欧阳修让朕节用爱农，难道不该？皇宫里节俭一些也是应该的。”
徐平很是沉吟了一会，欧阳修讲的一切确实有道理，但归根结底，是基于在乡村依靠小自耕农的基础上，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但大宋立国不抑兼并，乡村的统治基础早已经不是自耕农，这才是这个时代的现实。听起来正确，但与实际完全不搭，这正是他们这些没有实际从政经验的读书人特点。
新兴起的这些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主张主要是从书本上得来。具体到农业政策上，一个方向是回复三代之治，恢复井田制。另一个方向则是怀念唐初盛世，跟军事制度结合起来，重新回到小自耕农为主的时代，同时再行府兵制。
后一种对君主来说，很有吸引力。大宋立国，从太祖之后对外作战便屡战屡败，唐初军事上对外族的八面威风便令人神往，一心想重现那个时光。后来的很多改革，大的方向上都是想向那个时代靠拢，奈何时移事易，弄出来的都是怪胎。
以徐平的眼光来看，这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井田制的本质不是要回复奴隶制度，而是集体制度，以集体化的生产代替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均田府兵制则完全相反，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做为国家的支撑。
这两种方向都不能说错，问题在于不合时宜。如今的现实是朝廷的乡村政治基础正在这两者之间，向哪个方向靠都不可行，只会把乡村搞乱。
想了很久，徐平才道：“陛下，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尽管说，今夜我们君臣说说心里话，不用忌讳什么！”
“那我就直说了。”徐平尽量斟酌着措辞。“对于欧阳修的说法，只能说，讲起来都是道理，做起来却无处下手。一点一点说。所谓诱民之弊，如果是僧道这类袖手而坐不事耕作的人，坐食厚利，确实不当。他们过得富贵逍遥，是有诱民不事劳作，游手好闲的弊端，严禁是应该的。但为兵为吏，总还是为朝廷做事，不可混为一谈。只要用心，就不应当使公吏军兵成为游手懒惰之民，而应该成为朝廷柱石，做不到就是官吏不用心。至于兼并之弊，朝廷虽然不抑兼并，但赋税一向科于上等户，不能由于有官吏舞弊就说这政策不对。抑兼并怎么抑？难道能够收天下之田，重新按丁口分配？陛下，这事情做不来的。”
在这个年代玩土改，又不是改朝换代，这不是要天下大乱吗？徐平有前世记忆，自然知道农村土改的艰难，唐朝立国时授田也没动世家大族的利益，更不要说这个时候连世家大族都没有了，这样一来就是把全天下有土地的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
“至于力役之弊，依欧阳修所说，又不要朝廷招公吏，又要减力役，那怎么办？乡村的事务朝廷不管了，交给谁管？莫要说天下都是良民，没有作奸犯科的。不设官而民自治，那只是说说的，天下间哪有那个道理！”
赵祯皱着眉头，有些不高兴。他对欧阳修所讲的本来挺欣赏的，谁知到了徐平的口里全无是处，这话听着就有些不入耳。
沉默了一会，赵祯道：“如今天下无事，但朝政没有什么起色，上下怨谤极多。朕登临大宝，必定要有所更张，岂能如此因循下去？欧阳修所言或许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总是要改，要改就是对的！上月朝廷下诏让天下臣民上言，只有李淑言十事，算是用心，其他官员都是虚应故事，没有什么用处。”
李淑是李若谷的儿子，此时任知诰。他所上的十事徐平也看了，看起来华丽，洋洋数千言，但可操作性实在是很差，并没有比欧阳修高到哪里去。
里正衙前由役改公吏，徐平属下的兵案是具体操办的衙门，他说得多了，反而让赵祯的心里有些不该有的想法。
一时气氛有些尴尬。（未完待续。）
第182章 天章阁夜对（下）
赵祯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缓缓地道：“先帝迎天书，东封西祀，铺张有些过了。天圣十年，事事都因循前朝先例，积弊已深，现在是不改不行了。如今朝廷年年亏空，上上下下又粉饰太平，这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自我亲政以来，屡次三番下诏广开言路，无论士人布衣，只要所言有利于时政者，都不吝惜赏赐。可只有李淑等了了数人，忠心王事，上了改革时政的奏章。唉——”
徐平站在身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口。这个年代说改革，实在是要去过刀山火海，徐平还真没那个决心踏进去，就连能够全身而退都一点把握都没有。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大的政策改动都是惊天动地，要冒无数风险。
因为这杆旗一旦立起来，就只能进不能退，退了就无葬身之地。改革与反改革的，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因为牵扯太多。
赵祯自登基以来，太后垂帘听政十年，虽然不表露出来，实际上憋了一肚子怨气。这也是为什么一亲政就把宰执全部换掉，一定要废掉皇后，就是要把这股气发泄出来。
出了气之后就是朝政，太后的政策要废掉，立起自己的权威。从去年开始，几次三番下诏要臣民上治世良方，一次比一次恳切。
可下诏有什么用？真以为高人在民间哪！系统性的改革必须君臣一心，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行下去。现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来的官僚系统，怎么能够有实际性的效果呢。
实事求是地讲，吕夷简并不反对改革，他一向并不跟皇上唱反调。可现在朝政局面就是他当政多年出来的结果，他哪里知道该怎么改？能改的早就改了。
吕夷简不在乎政策，他在乎的是实权，只要不动到他的实权，怎么改都行。
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不动吕夷简的实权，哪里去找人帮自己做事。这是个死结，不斗个你死我活解不开的。
徐平举目四望，上没有宰相支持自己，下没有自己的根基团队，拿什么斗吕夷简？他还没天真到以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皇权没那么强大不说，这位皇帝也没那么坚强的意志，遇到了困难，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退堂鼓。
范仲淹敢跟吕夷简死磕，那是有王曾的支持，有一大帮中下层官员拥戴，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个边远州军去了，哪里还容得他在京城发声。
徐平相信范仲淹一众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王曾支持的。王曾不是吕夷简，他不会私植党羽，更不会搞小帮派的串连。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会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虽然私下里他可能跟这些人话都没有说过。
王曾之后，范仲淹以下，再也没有人有如此的能力，如此的胸襟，如此的担当。徐平的历史再不好，也知道庆历新政，知道君子党与小人党，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得你死活。更知道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新党和旧党的斗争甚至赌上了天下的命运。
如此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大潮，一浪一浪汹涌不灭，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更不是一群人的异想天开，而是历史的必然。
往深了说，从太宗时代统一全国，又经历对契丹和交趾以及后来的对党项的几次战败，整个国家就进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说是儒家独尊，实际上是用的黄老之术，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利不百，不变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到了真宗后期，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
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变不行了。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
这是历史的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
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这个时候，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无法指导政治实践，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反之，脱离了社会实际，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夸夸其谈谈的理论只会祸国殃民，甚至走向败亡。
每当清静无为的政策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儒家便就成为备选。西汉的时候如此，这个年代也是如此。范仲淹这些人正是以儒学复兴为号召，从学术上入手，行社会变革之实。
这个时候，正是新复兴的儒家向实际执行的黄老思想冲击的时候。表现出来，便是范仲淹与一群儒家新兴士人跟吕夷简为首的旧官僚的斗争。
徐平不是儒学大家，但在官场浸淫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书，又有前世记忆，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那就得怪自己愚昧了。
但徐平还是不敢冒然加入战团，因为新兴的儒家的还没有上位，内斗已经开始。范仲淹能够超脱于这内斗之外，成为各方共主，徐平可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够如此幸运。
新儒家的内斗，其实还是没有超出先秦的格局。主流是韩愈尊孟一派，但尊荀子的士人也不少，悄然兴起的还有自成一家的新学派。
孟子讲性本善，一切由此而起，落到政治上就是宽政爱民，其他都是补充。
荀子讲性本恶，向服务帝王的方向一变就是法家，向讲究礼制的儒家方向一变就是三纲五常。因为人性本恶，必须要有强势的规条来约束，这是根本。
小众的是所谓性朴论，即人生来本是无善恶的，一切在于后天教导。这便要求广兴学校，教民向善，刑罚宽严适当。
而在这些观点之外，又因为孟子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倡“以意逆志”，让后人可以在经传上别开生路，甚至“六经注我”，一些本与孟子流派不同的士人也推崇孟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而根本上，却是为了变革做学术理论准备。
徐平最少知道，在他前世的那个时候谈起儒家，最后实际上是披了孟子的皮，行了荀子的实。这两派谁胜谁负？有前世的历史记忆徐平都不敢贸然下结论。
实际上这个时代最讲究三纲五常的司马光，在思想上是尊荀子的。他视为死敌的王安石，思想上却是尊孟子的，孟子也正是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地位急速上升。但历史就是这么滑稽，到了最后视王安石为仇寇的文人，却是尊孟子，又讲究三纲五常。
哪怕就是到了后世，初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生来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一切的政治经济模型都围绕此展开。选举政治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共和，而不是广泛的政治权力，搞错了这一点的都会撞得头破血流。
而另一面，则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坚信人民是伟大的无私的。
最终的发展，两方冲突碰撞，最后发现没有哪方是对的，甚至把这最基础的理论根本换一下也心安理得。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又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现在正是争论那个最基础问题的时候，一个数千年都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徐平又怎么会贸然加入进去？他现在需要的是不下水，就在岸边静静看着。
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最终会成为一场闹剧，徒惹人笑。而要想形成能够支撑改革的理论，又哪里是那么容易的？怎么可能三言两语讲清楚？
惟有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摸索出理论来。但徐平的所谓摸索，偏偏就与吕夷简的维持现状走到了一起去，政策方向上无法摆脱开来。
人家都是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至高真理的人，一旦执政，就天下太平，怎么能够容下徐平这样慢慢来？现在火力没到自己身上，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春天夜里的风还是有些凉，赵祯站在窗口，迎着吹进来的风，眉头不展。
过了好久，才沉声问道：“你从天圣五年出仕，在地方任职六年，政绩多有，难道对当前的朝政就没有看法？没有觉得有必要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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