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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架空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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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得失利弊分析透彻后，李贯的眼神明显黯淡一些。
“第三个选择，便去说服那些受鞑靼侵扰的边民。这次鞑靼侵扰的方向是辽东。在鞑靼进犯辽东之前，该地区共有一百二十四个移民屯。鞑靼人退去之后，只剩下九十一个……另外三十三个移民屯都被攻克，里面的移民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掠走。这九十一个移民屯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认为教化狄夷是更好的选择，并且愿意为你担保，那么朕同样赦你无罪。所谓担保，即你仍然去教化鞑靼人，若一年之后鞑靼仍然侵扰大明边境，则负担担保的移民屯移民均治罪。”
李贯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被冻住了。
这算是什么选择？即便鞑靼人不曾进入辽东抢劫，边民们也不可能愿意做出那样的担保。更何况，鞑靼人攻击移民屯时犯下了烧杀抢掠的罪行，这种情况下，移民自然更加不可能做出那样的担保！
见朱棣如同猫戏老鼠一样折磨着李贯，大臣们不免兔死狐悲。看出大臣们的想法，朱棣也不为己甚，于是说出了最终的解决办法。
“你去辽东依次说服各个移民屯，若你所去的移民屯不愿为你担保，则由屯长打你十鞭，然后换下一个移民屯尝试，周而复始，直到找出愿意为你担保的移民屯或是试完辽东剩下的九十一个移民屯。若全都试完了却仍旧找不到一个支持者，那么朕便允你自尽抵罪，而且不加罪你的家人……也罢，朕也不限制范围了。试完辽东的移民屯之后，你还可以尝试说服大明境内任意超过五十户的自然村，只要有任意十个符合条件的自然村愿意为你担保，朕便赦你无罪。”
听到这里，李贯大喜，连忙叩头谢恩。
他知道，一个移民屯接一个移民屯的试下去，最终的结果便是一共挨上九百一十鞭然后自尽。但如此一来，至少不会牵连家人。对于早已心如死灰的李贯来说，这已经是极好的结局了。
至于说尝试说服辽东以外的自然村……如果不需要担保或许可行，因为关内的百姓没有直接遭受鞑靼人的烧杀抢掠。而且，尽管太祖将富户四处迁移对乡村的宗族势力有所影响，但这种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诱使族长同意自己的观点，那便可以成功。
但是既然需要担保，李贯却根本不抱丝毫希望了。教化政策失败后就会将担保的村民治罪，那么谁会发了疯冒这种风险？
再说了，即便抛开这种办法能否求得生路不谈，只要一旦尝试，他李贯必将成为士林之耻为千夫所指。那样即便活着，也会连累家族的名声。因此，李贯唯一的选择便是让移民们鞭打出气后自尽。
朱棣盯着李贯看了一会儿。从那逐渐恢复平静的但又充满了死志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因此，朱棣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立威，那么杀掉李贯也就是了，顶多用点酷刑，用不着这么复杂。朱之所以这么处理，其实大有深意。
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言官群体。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应该说，明朝的言官体系还是起过一些正面作用的。比如说，嘉靖皇帝沉溺斋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又比如说，万历皇帝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
既然连皇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言官的约束，那么为祸甚烈的权臣和宦官自然更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尽管权臣或权宦垮台的根本原因都只是因为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但言官的进谏或多或少总归能够起那么一丁点作用。
不过，朱棣却很不喜欢明朝的言官体系，因为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负面影响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言官有好几类，为方便理解，朱棣将之分为四种派别：鸡毛蒜皮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宠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
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t7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
首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但这种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当吏部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这同样是一种没办法检验的主观标准。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处。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考上进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来，进士们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在这种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对水利、农业、练兵、财税、马政、军事、外交都完全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精力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鸡毛蒜皮派。
与鸡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高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奴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奴议和获得喘息的机会。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支持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坚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宠派的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结果大理寺左评事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而田大益更是将万历与“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最可恨的当属党争走狗派。他们终日斗嘴，以清流自诩，相互攻击，充当权臣们党同伐异的急先锋。这类言官本质上是被豢养的恶犬，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撕咬，至于说是否会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却不会在乎。
言官们敢于不负责任的乱说八道，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说，皇帝或者高官也不好对之处罚。二是如果皇帝或者高官对之处罚，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得“刚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深恶这种情况，因此特意拿李贯开刀。
当然，直接将李贯杀掉还是不妥当的——哪怕是以“不忠”的罪名。李贯毕竟是言官，若是直接杀他，那便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因此，朱棣便给了李贯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如果李贯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将名利双收——成功教化狄夷可得名，连升三级可得利。
第二个和第三个选择，只要李贯能够获得士林或者百姓当中任意一个群体的同情和支持，那么他便可以保住性命并拥有足够的名声。
不过朱棣深信，李贯最后的结果除了丢掉性命外，还得不到百姓和士林的支持。
百姓的观点相较文人而言自然朴实得多：既
人杀我汉民，那么大明为什么不可以杀戮鞑靼人？李杀鞑靼人，不是奸臣是什么？
读书人倒是多少会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只是满嘴跑火车而已，居然丢掉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这对于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会做实事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很可怕。但读书人也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支持李贯，毕竟去教化鞑靼人不仅危险而且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可能。
更妙的是，这样操作还可以淡化朱棣杀言官的色彩。因为表面上并非是朱棣要杀李贯——成功了名利双收，失败了自领其罪本就天经地义——更何况李贯自己也清楚凭教化不可能成功，若固执己见反而会连累家族……若李贯将来不肯去去教化鞑靼人反而选择自尽，那么这笔帐自然算不到朱棣头上。
有了李贯这个榜样，估计会稍稍扼制言官胡说八道的风气。如果能够青史留名，那么很多读书人都可以不在乎丢官甚至丢掉性命，然而若是丢官丢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那便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愿意接受的结局了。
当然，朱棣也知道用李贯来杀鸡骇猴只是治标不治本。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让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八股进士去作言官，本身就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八股文的地位是在明朝确立的。按朱棣的个人理解，八股文的发扬光大与朱元璋的文字狱有着莫大的关系。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这种恶劣的环境为八股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这种考试的内容比较僵化，限制了人们的思想。
朱棣知道八股文的危害，自然不会允许它继续荼毒后世。恩科考试之前，朱棣已经通过各种途径透露当今天子“轻制艺、重策论”，而主考官又由善于揣摩上意的李至刚担任，因此这种录取标准执行的还算彻底。朱不要求举子写文章时严格按照八股文行文格式，只要求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必须有创造性的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将这种取士标准坚持二十年，相信风气就会完全扭转过来。
这个举措只是解放文人的思想，却不能保证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新科进士干好言官这份工作。所以朱棣紧接着还有一招，那就是规定“参加工作不足九年者不得为言官”。这样规定能够让言官们拥有充分的工作经验，言事时便能够有的放矢。
另外，言官的进谏程序也得稍微修改一下。
言官中的六科给事中虽说只是七品小官，但其权力却大得骇人——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至于说内阁、尚书发出的命令那便更不用谈。
正常情况下，守规矩的明朝皇帝若是遇到敕令被封还的事基本上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明朝的皇权看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皇帝也不能一言九鼎。因为精力有限的缘故，低品官员的任命一般都是由吏部决定，也就是说，由于给事中官衔太低，皇帝甚至不方便直接剥夺他的职务。虽说可以直接下中旨进行干涉，但这种敕令极有可能被吏部给事中给封还。
朱准备将程序改成这样：给事中有权封还敕令，而皇帝经过思考后认为自己正确，便可以下达第二次敕令。接下来给事中如果仍然认为该敕令有不妥之处，第二次封还皇帝的敕令时就必须联合十名以上的言官签上名字。这时候皇帝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正确，而签名的十人也依然坚决反对，那便前往死谏台喝毒酒死谏（当然，十杯酒中只有一杯有毒）。若十名言官依次喝完死谏酒（直到有人喝下那杯毒酒为止），那么皇帝便必须放弃自己的坚持——一个人或许会为了名留青史而脑子发热，但十个人都愿意以性命阻止那道敕令的实施，那恐怕就不是脑子发热，而是皇帝的旨意确实有问题。退一步说，既然有十名言官愿意以性命为代价死谏，那么这道敕令即便正确，也绝对会遭到朝野反对……不实施也罢。
将给事中封还敕令的程序修改成这样后，主要是为了防止个别言官为了名垂千古便不顾实际情况地乱搞。在朱棣看来，言官不顾实际地对国策进行干涉、阻挠，很有可能对国家所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举例来说，在传统观念中坚持战争永远比要求谈和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另一个历史时空中崇祯皇帝准备与建奴言和，当时的建奴一开始根本没有占领中国的野心，如果没有言官系统的激烈反对，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然后，明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消灭流寇上，未必不能将明朝的国祚延长。可惜，清谈误事，言官误国……
因此，朱棣无论如何也要将清谈的成本提高一些。（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二十九章 民族大融合
臣们以为皇上发泄了一通怒火后会消停下来，但礼部7刚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
刚刚吃过中饭李至刚便被召入宫中，进了养心殿才发现，文渊阁的诸位学士也在里面。
皇上开门见山。
“民族融合政策已经通过了廷议讨论，但细则还没有定下来。你们先讨论一下向羁区派遣教谕的问题。”
周忱的策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有五条建议，第一条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第五条是“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如果不派遣读书人前去，那么所谓的“引导”和“鼓励”便都是一句空话。
明朝的秀才，一般是大府20名，大州县15，小县4名或5。全国秀才在25000右，而举人限额在1500上下。明朝的科举考试一般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在300左右。因此，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无法通过考取进士的方式做官。
其实明朝的读书人考不上进士也能做官，比如说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又或者举人参加会试落选后进入国子监就读。总之，监生们学习期满者后考试合格便可以获得官职。不过，进士出身的往往能迅速升上高位，而监生贡举往往蹉许久不得志。原先是举人的，好歹还能授与小京职、府佐、州县正官这样的职位。原先是秀才的，却多半只能获得从九品甚至未入流的副教授、儒学正、教谕等学官。
既然民族融合离不开读书人，而读书人也大多希望做官，朱棣决定做件好事：实行就读包分配，派遣国子监的监生去教育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文。
听到皇上的决定后，李至刚忍不住怀疑：莫非皇上对李贯仍然余怒未消，因此派遣读书人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受苦，以便让士林深恨李贯？
想到皇上居然如此刻薄，李对刚不禁都感到一阵寒意。文渊阁学士们也参加了早朝，李至刚想到的事，他们也想得到。但，反对的话他们同样也说不出口，毕竟朱棣的理由光明正大：这个举措是为了实现华夷一家。
李贯举起儒家仁爱的思想做旗帜时，连皇上都觉得不容易反驳。现在皇上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臣子们更是没办法反对。
稍一琢磨。杨荣旁敲侧击地说道：“皇上。东北一带倒也罢了。总体上还算平静。而西北一带很多地方至今仍然是时降时叛。让监生前往西北一带去做教谕。若当地叛乱。岂不是害了他们地性命？”
朱棣冷然道：“岂能因西北诸蕃降而复叛便放弃民族融合政策？那些番人头领若老老实实也就罢了。朕也由得他们依旧在当地快活。若番人头领反叛。朕地两百万大军也不是摆设。必让反复小人付出血地代价。
”
这时在场地人已经确信。皇上之所以往羁地区派遣教谕。完全是为了让读书人深恨李贯——就算皇上会派遣大军为之报仇。可在此之前却早已丢掉了性命。谁会乐意？若皇上强行推行此策。那些监生们不敢怨恨皇上。却一定会对李贯破口大骂。
国家大事怎么能赌气呢？
只是。皇上已经为西北羁地区定下了调子。继续纠缠西北可能发生叛乱地问题说不定会彻底激怒皇上。人为因素既然不宜再提。那便以自然环境为理由吧。想到这里。杨士奇也加入了劝说地行列。
“西南一带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活条件艰苦，监生们虽说愿意做官，但如果是去那些烟瘴之地做官，恐怕……”
朱元璋对这种事的处理办法很简单：让你做官你就得做，不想做就去死。朱不屑使用这种粗暴的手段。他的对策是诱之以利。
朱棣自信地一笑。
“教谕的官衔未入流，也就是说月俸三贯。按一贯可买一石米计算，这点俸禄只能勉强保证一家人不至于饿死。但监生如果愿意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地担任教谕，那么朕会在经济方面对之进行补偿。”
“之前朕已经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创立了养廉银制度。布政使的养廉银是其正俸的8…10；知府的养廉银是其正俸的6…8；知县的养廉银是其正俸4…6倍。而大多数佐杂官员的养廉银与正俸之比，则相对较低。布政司经历官居从六品，府经历位居正八品，县主簿位居正九品，这些佐杂官员的养廉银仅高出正俸的2…3。佐杂官员的养廉银比各级主官要少，但比学官多——因为，所有的学官都不拿养廉银。国子
国子监助教、国子监典簿、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学正说不拿养廉银，但因为他们属于京官，因此还可以拿到恩俸和双俸。地方上的学官官职既低，又没有养廉银以及恩俸、双俸。以教谕为例，全部收入也只是每年36贯，只能勉强保证一家五口的温饱。
”
“但如果监生愿意去少数民族聚集区担任教谕，他将额外获得两笔收入。首先，他将获得每年180的养廉银——这笔钱相当于正俸的5倍。其次，他还能兼任监军一职，能加支养廉银36贯。如此，该教谕一年的正俸和养廉银加起来便有216贯了。”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这笔收入大致相当于他穿越时的6…8万人民币，在小县城有这笔年收入绝对算是高收入了，在贫困山区，更是可以称得上是大富翁。如今少数民族聚集之处大多是穷乡僻壤，更何况很多少数民族部落实行的还是奴隶制。去了那种地方，教谕的生活水平或许无法与奢华的贵族头领相比，但绝对比部落普通民众要富裕很多。
在“支边干部”的薪酬上朱棣表现得很慷慨，但事实上他却是在慷他人之慨，因为这笔费用不会增加户部的额外开支。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了有邑贵族制度之后，那些土司头人们每年都应该向中央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赋。从这笔税赋是拿出一部分用来支付教谕的薪酬正好合适，一方面不会给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少数民族对增加支出的反感——毕竟这笔钱是花在少数民族身上了。
朱棣正在暗自得意时，杨士奇却因为年轻时闯荡过江湖，见多识广，因此皱着眉头表达疑虑。
“皇上，提高养廉银的作法确实可以增加吸引力，但狄夷所在之地多遍布毒蛇、水、蜈蚣之类的毒物，外地人一不注意就会丢掉性命。即便小心翼翼地防备蚊虫叮咬，可是在那种地方还往往会水土不服，沾染时气，受毒瘴之害的竟是十有五六。教谕去了，即便侥幸任满回到内地，也会有不少人终身病残。”
杨士奇这么说自然是委婉地表示反对，朱棣却也不恼，反而笑道：“这才是老成谋国，股胘之臣忠良之心嘛。反对朕的意见不要紧，重要的是一定要言之有物。”
杨士奇说的确实是事实。即便是后世，卫生环境、医疗条件比十五世纪不知要超出多少，可仍然偶尔有援藏干部死于水土不服的事情发生。不过，朱对此却早有办法。
这个时代的人不象后世那么实际。若朱棣在后世拉住一个路人问他：是否愿意以性命作为代价名垂千古？那么朱棣多半会得到一个白眼。但是在这个时代，很多读书人的最高梦想都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儿，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言官不顾性命地进谏。
“第一，凡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教谕，若是干满九年，或者是死在任上，礼部将以红花鼓吹的仪式将其牌位送入城隍庙配享香火。”
对于监生来说，配享太庙或是孔庙太不现实，身后入贤良祠的可能性也不大。能够进入城＇此，有了这种条件，哪怕不提高薪酬很多监生也会对这份工作趋之若。
顿了顿，朱棣又道：“第二，该教谕的教出来的少数民族学生之中若有能考中秀才者，升其为正九品的国子学正，授其将仕郎散阶；弟子中若有能考中举人者，升其为正八品的五经博士，授其迪功郎散阶；弟子中若有能考中进士者，升其为正七品的太常博士，授其文林郎散阶；其弟子若能进入三甲，升其为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
学官升官的路子极窄，象教谕这种未入流的学官，绝大多数终其一生能够升到从九品就已经算得上仕途顺利了。有了这份奖励，那些热衷于做官的监生必然会动心。
求名的会动心，求官的也会动心。双管齐下，自然能够吸引秀才们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传播中华文化。
这时杨荣笑道：“听皇上这么一说，我都动心了。”
朱棣一乐，知道杨荣只是在变相地支持这项政策，同时也是在逗自己开心。杨荣现在都已经是六品官了，若朱棣真的让他去做个未入流的教谕，他肯定会哭着喊着说舍不得离开皇上。
“连你都动心了，说明朕给出的条件很吸引人嘛。那好，朕就规定：除监生外，凡是有功名者，均可前往吏部申请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担任教谕。也就是说，只要考上了秀才便可以作官，只是所得养廉
生略少。”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面讨论周忱策论中其它几项。”
“关于赐与少数民族汉名的问题，朕决定将这件事交给礼部负责。凡有邑男爵之上的有邑贵族，均由礼部研究后赐与相应汉名。在自愿的前提下，若整个部落都愿意使用汉名，则赐予该部落汉族姓氏，名字由部落成员自己决定。服饰方面的问题，洪武五年便规定民间妇女服饰之制，但此事却禁而不止，总归需要礼部多加疏导。李至刚，你觉得如何？”
听到李至刚的回答，朱棣忍不住叹了口气。
问李至刚是否有不同意见根本就是白搭，他的回答千篇一律都是“皇上圣明”。
“至于婚姻嫁娶的问题，洪武五年曾下令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嫁娶，违者治罪，却没有对其他少数民族做此规定。朕只希望，大明境内各个民族能够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周忱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者，可免缴十年人头税主税’的建议很不错。如此一来，便可利诱少数民族主动与汉族通婚。”
“朕只补充一点。异族通婚，一般情况下子女所属民族随父。例外的情况有两种，一是男方入赘汉族女子家，则所生子女为汉人；二是若母亲、祖母均为汉人，则此子也为汉人。”
对于朱棣的这个决定，众人都没有反对，但朱棣却从细微的表情变化中看出他们的不以为然。
朱棣知道他们的想法。这个时代已经有了民族的划分，比如说“鞑靼”、“色目”、“女直”、“回回”、“乌蛮”、“罗罗”、“卢蛮”（族）、“撬”（族）、“西蕃”（普米族）、阿昌（峨昌）、“结些”（景颇族）、“望蛮”（族）、“蒲蛮”、“朴子蛮”及侬人、沙人、土僚（壮族）及苗族、瑶族等等，但民族主义思想还没有产生。因此，他们认为朱如此热衷于民族融合显得有点莫名其妙。
他们并不知道，朱棣所烦恼的却是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后不同民族之间爆发的过激行为。应该说，民族主义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双刃剑。在抵抗外敌入侵时，拥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国家能够迸发更强大的战斗力。但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主义却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对于内耗，朱总是很厌恶的。
如果说对于后世某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鼓吹的“独立”、“自治”朱只是反感（反正这些苍蝇也不可能成功），那么他对于种族仇杀便是极度憎恶了。后世政府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情绪，将历史上很多真实发生的事都进行了淡化处理。比如说清末陕西、甘肃的回民运动，教科书上写的是回民起义，说是回民为了反抗满清政府的压迫而爆发的运动。然而根据当时的记载，起义期间甘陕损失的汉族人口却是以百万计——很多被回民攻占的县城里汉人基本被杀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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