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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架空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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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摇摇头。
“太祖皇帝在立国之初便编制了详尽的赋役黄册，然后又规定必须定期补充修正该册。赋役黄册里面记载的人口，也包括当时臣服于中央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虽说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补充修正的工作也未必做得特别细致，但朝廷仍然掌握着大概的数据。只要误差不是太悬殊，就由得他们去吧。”
“这如何能行？若是地方土司多报人口，则抬高了他的爵位。或者为了少缴人头税，他也可能少报男丁数量。总而言之，朝廷还是派专员前去核查为好。”
朱棣失笑。这个骞义确实有才干，对于地方土司多报人口或是少报人口的利弊，想的却也大致不差。
“骞尚书多虑了。有邑贵族有着军役义务，若是胡乱虚增管辖男丁数量，那么兑现军役义务时，必然自食其果。”
“少报人口确实可以少交人头税，然而朕以前就宣布过：凡大明帝国臣民，不论良贱都必须在赋役黄册中登记。赋役黄册中未曾记载的人口，均属于逃奴，任何人都有权将之捕获作为奴仆。如果有邑贵族瞒报人口，那么未在赋役黄册上登记的男丁其法律地位便是逃奴。中央政府自然不会为深山老林中的‘逃奴’大动干戈，普通的汉族百姓也不敢为了蝇头小利而深入荒芜之地去招惹有邑贵族。但，有邑贵族的邻居们会对此熟视无睹吗？没由头时他们相互之间也时不时打打冤家火并一下，有了可以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充分理由后，他们会轻易放过？”
见大臣们纷纷沉思，朱棣暗叹一声。
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共处于贫瘠的土地之上，为了争夺生产生活资料难免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若是因为瞒报人口而遭到攻击并被褫夺贵族称号甚至被灭门灭族，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朱棣并不在乎有邑贵族报出的数据是否会有误差，只要有邑贵族做的不要太过分就行。毕竟水至清则无鱼。
反正。这种有邑贵族制度在没有触动少数民族贵族地根本利益地前提下。能够比“土司制度”更有效地把少数民族中地地方政权直接纳入了中央王朝政权地组织系统。
颁布有邑贵族制度地时日尚短。因此这个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地效果自然也就尚未表现出来。待日后有邑贵族制度越来越被少数民族贵族首领所接受。那么中央政权对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地管理自然也就更加有效。
少数民族多生活在交通不便地地方。一旦发生叛乱暴动之类地事。派遣大军围剿需要耗费太多地人力物力。有时候因为地势地关系。让官兵正面攻打天险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地任务。因此只能将之围困。而持久战耗费地人力物力更多。更有甚者。叛乱地少数民族干脆往深山老林一钻。根本不和朝廷地军队交战。那便更令朝廷头疼。
一旦有邑贵族制度为少数民族贵族首领完全接受后。若再有暴乱。只要一纸诏书。命令附近地有邑贵族尽军役义务。利用他们人地两熟地优势。便可以达到迅速剿灭叛乱者地目地。
为了激励有邑贵族完成军事义务地热情。朱棣决定采取两个措施。其一是允许有邑贵族可以缴纳“盾牌税”顶替军事义务。当然。“盾牌税”地额度会让有邑贵族认为完成军事义务更合算。第二个措施便是允许土兵们“自抵贼巢。所得贼财。尽以与之。官军人等。不得抽分科夺。及所俘获贼属。许得变卖”。也就是说。允许土兵抢劫并贩卖人口。至于说攻克地地盘。但凡平定一村一寨者。即将该采邑奖赏给占领者。在利益地驱使下。相信臣服于中央政权地少数民族首领以及普通战士会非常乐意为国家而战。
从利益角度考虑。实施了这两条措施后。有邑贵族也会自发地紧盯着邻居们是否瞒报人口、少缴赋税之类地违法行为。因为。一旦发现邻居有违法行为。该有邑贵族便会打着大义地幌子攻击对方——一方面可以免缴“盾牌税”。另一方面还可以掠夺人口甚至抢得对方地有邑贵族头衔。
朱棣并不担心有邑贵族首领之中出现传说中的天才，打着大义的幌子合法兼并附近的领地，然后对中央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因为，封建采邑分封制度天然便会削弱宗主对其附庸的控制力。若宗主造反，附庸固然可以根据封建契约为其提供兵力，但凭借“大义”的名义反过来攻击宗主同样也是一种选择。毕竟，中央政权可以开出“提供钱粮以及消灭叛逆后依其功劳大小，将造反者的采邑及爵位作为奖励”的条件，只要中央政权自身并非极其虚弱，相信绝大多数附庸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况且，朱棣还有一个杀手锏。根据《爵位继承法》规定：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也就是说，一旦高级的少数民族首领接受中央册封时，为了让后裔能够继承爵位则必须将子侄送到藩学或国子监就读。子爵以上的有邑贵族意图叛乱之前，必须考虑到自己继承人的安全。当然，考虑到吴三桂造反时也没把吴应熊的安全放在心上，因此将继承人掌握在手中并不能保证有邑贵族绝对不会叛乱。
事实上，一旦子爵以上的有邑贵族真的叛乱了，将其继承人杀掉泄愤只是下下之策。最好的办法是褫奔叛乱者的贵族头衔，然后将该头衔册封给某个忠于大明的继承人——叛乱者的儿子尽量不予考虑，反正根据《爵位继承法》的规定，有邑贵族五服之内的亲戚都拥有继承权，择其忠于大明者即可。这时，可派遣新册封的爵位拥有者前往叛乱地区。在获得了朝廷资助的相应钱粮之后，新的爵位拥有者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必然会招兵买马、拉拢叛乱者的下属，与叛乱者战斗。
朱棣之所以花费心思创造出有邑贵族这一制度，除了希望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控制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便是为即将发生的安南事件做准备。
明朝在安南前前后后投入了数百万大军（注1），不说别的，仅仅那几百万人吃马嚼的粮草消耗就极为惊人了。若是动用四川、贵州、两广、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参战，会有两个相当大的好处。
其一，可以减少战时的军费消耗。封建采邑制度下，附庸率军参战需要自备军械粮草。附庸的军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防御战。防御战必须将敌人驱逐才能结束。另一种是进攻战，进攻战有相应的时间限制，朱棣将这个期限定为四十天。超过四十天后，一切费用由上级领主承担。虽说四十天之后朱棣仍然必须为土兵们的战斗消耗买单，但毕竟节省一点是一点。
其二，待战争胜利后，朱棣可从安南划出部分土地作为采邑赏赐给参战者，作为他们参战的奖励。这样做，既可以节省大量的奖赏费用，又可以减少在安南驻军而产生的费用。如此一来，参战的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会很高兴，因为他们增加了采邑。朱棣也会很高兴。历史上明成祖的所做所为可用丰功伟绩来形容，但历史对他的评价并不比汉武帝高——两个皇帝都将社会经济搞得几近崩溃。所以，朱棣对于任何节省费用的措施都非常热衷。
此外，有邑贵族制度还能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
安南朱棣所欲也，整个东南亚甚至是南亚亦朱棣所欲也。然朝廷派遣大军，却有水土不服、钱粮不支之虞。若是模仿十字军东征，号召西南五省外加安南的有邑贵族们去开拓疆土……
……
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朱棣发现大臣们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不禁一笑。
南征交趾是三年后才会发生的事，现在就开始做准备，怎么也算得上是谋定而动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该做的准备也做得差不多了，等着就是了。
“众卿还有何事要奏？”
大约是因为刚才被攻击忝居高位尸居素餐的缘故吧，李至刚站了出来：“臣有事要奏。”
得到朱棣的允许后，李至刚奏道：“韩将军报奏理定之役的死难者名单之中，有一名百户在激战中被敌兵推下山崖，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请皇上明示，这种情况能否进烈士陵园？”
这倒还真是个问题。
让战死的军人进烈士陵园是为了激励军人。然而凡事都是物以稀为贵。如今烈士陵园新建不久，名单还不算太多。古代的欧洲和日本，参战人数达到数千就已经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战役了。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军队数量多，战斗规模大。一场战役打下来死个万儿八千的简直太寻常了——后来邱福率领十万大军北伐却全军覆没，明英宗亲率三十万大军却迎来土木堡之败，这类战役中连死亡带失踪的一次就是五位甚至六位数。若是几百年后烈士陵园中的墓碑积累至数百万，不说会不会太贬值，至少烈士陵园中是否摆放得下便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从保值的角度考虑，朱棣决定在自己死后将烈士陵园第三等级中一部分牌位移入自己的陵墓，并嘱咐后世的皇帝也按此办理。这样，烈士陵园里的墓碑数量就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为国战死后能够进入烈士陵园固然令人兴奋，而牌位能够进入皇陵，则更是普通军户们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根据风水之说，皇陵所在之地往往是世间风水最佳之处。牌位进入皇陵虽说与本人埋在里面有区别，但多少也能沾上一些富贵之气，将来后世子孙便有发达的机会。
另一方面，朱棣还决定在源头上做点文章，也就是说，将进入烈士陵园的条件定得苛刻些。比如说规定在战场上负伤，战斗结束后因伤而死的人不属于战死者；比如说在战斗中失踪的不属于战死者。
……不过，后者还需要仔细斟酌一下。朱棣已经决定让郑和下西洋成为拉开大航海时代序幕的标志。尽管海军的费用远远高出陆军，但是为了避免后世的悲剧，朱棣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中国由大陆型国家转型为海陆两栖型国家。
近代有一种学术观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方面要么朝海军发展、要么朝陆军发展，两者不可能并重。但后世美国却以事实证明：两者同时发展并不矛盾。对比一下后世美国的gdp所占全世界总gdp的比例以及明朝的gdp所占的份额，显然明朝此时实施海陆并重的策略并非异想天开。
既然海军是必须的，那么如何维持海军的士气显然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人本来就对客死他乡有着天然的畏惧，若是在海战时坠入海中，连尸首都找不到，仅此一项就足以令海军极为胆寒了。如果在战斗中失踪的不属于战死者，那么海军的士气如何保证？
但，如果凡是失踪的都可以进入烈士陵园，那却会使烈士陵园的耀眼光环受到玷污。陆地上战斗中失踪的，有的是因为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有的是被俘虏了，有的却是因为恐惧而在战场上逃之夭夭了。死无全尸无法辨认的进入烈士陵园无可厚非。被俘虏的士兵进烈士陵园也勉强说得通，因为他可能已经在战斗中尽了全力。但是逃兵如果也能进烈士陵园，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么想着，朱棣缓缓说道：“这是件大事。对于死后进烈士陵园，若标准定得太宽，则不足以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之心；若标准定得太苛，却又有伤朕仁怀治国之意。”
“若那名被敌人推下山崖的百户不能进烈士陵园，那么海战中掉入海中的将士又怎么处理？……”
“这样吧，对于陆战失踪人员，由礼部仔细研究讨论定个细则，一定要仔细甄别。既不要让将士战死沙场后还受委屈，也不要让逃兵有机会混入烈士陵园玷污了烈士的英灵。”
“海战比陆战更为凶险，动辄尸骨无存，因此朕决定：凡海战阵亡、伤残者一律加倍抚恤。海战中阵亡将士的遗骨，能带回的一定要带回。实在找不到的，也以战死沙场计！”
见众人无话，朱棣说道：“好吧，今天便说到这里吧。”
在一阵山呼万岁声中，朱棣退朝了。
注1：历史记载明朝入征安南数十年累计百万死伤，估计有些水份，但损失很大却是肯定的。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上）
回到养心殿，朱棣在宫女的服侍下换了便装，然后带上随身侍卫偷偷摸摸往宫外溜。
一行人直奔龙门客栈而去。到了地头，发现钱成正在和周忱下棋。景秀等人对朱棣的身份并不曾起疑心，见朱棣来了，钱成和周枕打个招呼后又继续下棋，而景秀则拿出他昨天写的策论，对朱棣说道：“毕兄，昨日你给我们留了几个策论的题目，我已经写完了，你看看写的怎么样？”
朱棣眼馋地望着棋盘，颇想凑过去杀上一盘。
以前朱棣喜欢和杨士奇下棋，是因为朱棣认为杨士奇和自己正是棋逢对手。可是次数多了，朱棣便渐渐琢磨出了其中的味道——和杨士奇下棋，或大胜，或险胜或反败为胜……总而言之，他却从来没输过。再和别人下，结果更是令人恼火——其他人还不如杨度做得隐蔽呢！
朱棣也曾尝试着改变这种情况，但遗憾的是，他失败了。
在察觉了杨士奇是在让着自己，又和另外几名大臣下过棋后，朱棣大感恼怒，于是让黄俨找了位会下棋的小宦官陪自己下。下棋之前，朱棣郑重告诫对方，一定要认真下，赢了有赏，输了有罚，下完一盘就兑现一盘。那名小宦官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但棋力居然不低。结果五盘下完，朱棣输了四盘半——最后一局朱棣眼见局势不妙，于是提议和局，谁知那小太监先前四盘棋赢了四十贯赏钱竟然就忘乎所以了，居然不肯和棋！朱棣气得没法，但当时并未发作，只是拂袖而去。
过了几天，朱棣无意中听到两名宫女在悄悄谈论，说昨天有位小宦官下棋把皇上下得溃不成军。老羞成怒之余，朱棣随便找了个岔子下令将那名小宦官打了二十大板。结果后来再找别人下棋，无论如何都输不了了。慢慢的，朱棣竟然品尝到了独孤求败的那种寂寞心态。
现在好不容易有输棋的机会，朱棣自然心痒难耐。不过，周忱和钱成正下得难舍难分，朱棣也不好意思让他们中断这局棋来和自己下。再说，朱棣对景秀这个文武全才的举子颇有好感，因此便没有推托，而是拿过他写的策论细细阅读起来。
读完，朱棣点点头又摇摇头。
景秀的策论题目是《论预防宦官为祸》，论点主要是两个，一是要禁止宦官识字，二是要杜绝宦官领军的机会。
朱棣之所以点头，是因为这两点确实与宦官为祸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中后期太监能够影响甚至是把持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索便是明宣宗让宦官们学习读书写字。
办一件事。按照权力地大小可分为具体地执行者、事情地策划者以及最终地决策者。就明朝地国家级事务来说。具体事务地执行者自然是中下级官僚。而策划者则是内阁及六部等高级官僚。至于最终地决策者。理论上应该是皇帝。
由于朱瞻基培养了一批识字地宦官。后来便将所谓地批红权交由太监代理行使了。批红权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地最高权力之一。朱瞻基本人倒是没有放松过对此权力地掌握——事实上。历代明朝皇帝基本上都将这项权力抓得比较牢。只可惜。如同“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地道理一样：既然明宣宗之后太监已经掌握了批红权。那么即便绝大多数皇帝都将批红权抓得很牢。但只要出现一个怠政地皇帝。那么掌握着批红权地秉笔太监以及掌握盖章地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有机会把持朝政了。
至于领军权。景秀大约是从晚唐宦官之祸分析得出地结论吧。晚唐宦官权力之大。甚至能够废立皇帝。而历史上明朝中后期宦官虽然也为祸甚烈。但既便是有着“立地皇帝”之称地刘瑾和有着“九千岁”之称地魏忠贤。他们也只敢瞒着皇帝为祸国家。皇帝若下定决心处理这些权宦。只需两指宽地纸条便足够了。其根本地原因便在于：明朝地太监并无真正地兵权。
朱棣猜不出景秀是怎么想到禁止宦官识字这个办法地。或许是因为明太祖不喜欢太监识字联想到地吧。反正这个办法确实能够从根本上杜绝宦官干政地可能。再加上禁止太监领兵也是明朝后期与唐朝后期相比。宦官为祸稍轻地主要原因。因此朱棣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但转念一想。朱棣又忍不住摇了摇头。
明朝地政治格局与前朝不同。明太祖禁止后世设丞相一职。其替代品内阁其实是皇帝地顾问。只是相当于后世地总统府秘书长。内阁大学士照皇帝地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其权力及地位与过去地丞相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理论上明朝地皇帝其独裁程度远远超过了前朝。
但独裁也不是什么人都行的。首先，必须有充沛的精力——没精力就办不了太多的事，管不了太多的事还怎么独裁？其次，还需要对政治怀有极大的热忱——光精力充沛还不够，如果对政务没有兴趣，自然也就不可能独裁。
明太祖和明成祖都是既有精力又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所以他们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但他们的后代却不能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因此不得不分权。
明朝的第五位皇帝朱瞻基想了个办法：允许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俗称批红。精力不如太祖父和祖父的朱瞻基也是不得已才会想出这个办法：若是能够立宰相，那么国家大事便可以由君相分担。若皇帝不称职，无论是曹操那种奸相还是诸葛亮那样的贤相，总之可以用相权在行政方面部分地代替君权的作用。如今不能立丞相了，好处是皇帝即使不称职也不会出现曹操那种可能篡国的奸相，但国家大事总得有人来处理吧？权力真空总得有人填补吧？由于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因此宦官掌握的权力实质上属于皇权的延伸。所以，太监再次走上政治舞台便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既然必须用太监来弥补皇帝精力不足的弊端，那么禁止太监识字便不怎么妥当了。
再者说，朱棣本人也有意使用太监。是否将“票拟权”和“批红权”分割出去朱棣还没下定决心，但有三件事是一定要重用太监的：一是下西洋，二是东厂，三是监军。
下西洋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强大，能够完成这一壮举。离了郑和未必无法成功，但朱棣对此多少有点忌讳——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成功了，何必对此进行改变呢？万一换个人不如郑和，弄出点瑕疵来，岂不是让人很不爽？
成立东厂是为了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度。要知道，皇帝虽然依靠文官集团的帮助来统治国家，但皇帝的“家天下”思维与文官集团内在的秩序需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维护君权的绝对性、独占性、自私排他性是君主**制度的应有之义，而文官集团为了有效地统治国家，却必须维护某种秩序。
朱棣对于“随意加税、夺取私人财产、强娶民女或是任意杀戮大臣”什么的并不感兴趣，但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无论什么改革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必定会遭受阻力。当阻力来自文官集团内部时，如果没有类似于东厂的机构，想要将改革强制推行下去显然是痴人说梦。
至于说监军，一般来说监军制度会对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伤害，但是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十五世纪，没有监军却又容易导致形成军阀势力，因此只能两害相较权取其轻。再说，现在军队里有了宪兵，只要将监军的权力规范一下，那么监军对军队造成的伤害将会减至最低限度——若监军超出职权范围而对军队指手画脚，相对独立的宪兵系统自然可以介入。
……
见朱棣看着自己的策论摇头不语，景秀忍不住问道：“毕兄，我这个策论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朱棣想了想，便将废除丞相制度后可能会形成权力真空的理论阐述了一遍。然后又从“人性”以及“制衡”两个角度分析，证明皇帝加强皇权，利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对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景秀听后，不由陷入了沉思。
这时周忱和钱成已经下完了棋，听完朱棣刚才那番话，两人不禁失声赞叹“高论”。
半晌，景秀叹息道：“毕兄果然高见。听毕兄这么一说，似乎只能恢复丞相制度了。如此，此次科考的策论我就以《应当恢复丞相制度》为题如何？”
朱棣闻言失笑。
“本朝太祖皇帝曾言，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当今皇上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才登上大宝，你写这么一个策论交上去，先不说能不能中进士，能否保住脑袋也在两可之间。”
景秀皱着眉反驳：“当今皇上进行了那么多改革，显然是励精图治勇于改革的。依我看，只要我的策论有道理，皇上应该会接受。”
“既然太祖皇帝说过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那么主考官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冒着杀头的风险取你为进士？所以说，即便当今皇上能接受你的观点，但问题是他多半见不到这道策论。”
景秀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如此说来，想要预防宦官为祸竟是不可能了？”
朱棣自信地一笑。
“也不尽然。”
景秀连忙热切地问道：“兄台有何妙策？”
朱棣看着空出来的棋盘，笑道：“这样吧，我们来下盘棋，若是你赢了，我便告诉你。”
听完朱棣的提议，景秀略微有些奇怪，但旋即连忙点头同意。
……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中）
朱棣本意是但求一败，因此虽然输了，却也很高兴地兑现了承诺。
“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个能够制止太监为祸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听了却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台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红权完全归秉笔太监，那时根本就拿权宦没任何办法。毕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状告权宦便只能通过奏折，而那时奏折又由权宦把持，只要不将状告自己的奏折交给皇帝，权宦便可安然无忧。退一步说，即便皇帝听说了权宦违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会，那又能怎么办？”
“太祖皇帝在宫门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有太祖皇帝亲笔所写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地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地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地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地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地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地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地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地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地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地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地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地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地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地场所在海上。
……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地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穴”、“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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