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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之门1619-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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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包括复兴党内部的，一些出于利益原因对封建主义思想比较青睐的人们，比如一些希望依附在“王氏皇朝”周围子孙万代的享受贵族权位的投机分子，以及一些像顾君恩、牛金星和宋献策一样，希望成为新朝的利益既得者的妄想家们，他们知道正面面对王书辉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所以他们就会把主意打到王书辉的老丈人，王书辉唯一的妻子的父亲朱术圳的身上。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现年五十四岁，已经须发斑白了的朱术圳是个从来也不给自己和别人添麻烦的人了。
因为从几岁的时候开始记事儿了开始，作为一个破落宗室的朱术圳过得就是非常落魄，非常艰苦，非常悲惨的底层生活，所以没什么太多文化的朱术圳是个有着纯粹的平民意识的人。
封建制度可能从理论上对于有着宗室身份的朱术圳有好处，可是从实际情况上出发的话，朱术圳不仅没有从封建制度中获得任何的好处，而且还从最纯粹的底层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封建制度的坏处。
举个最简答的例子，当初王书辉穿越到枝江县朱术圳家的后院里的时候，之所以朱术圳大冬天里到长江上逮鱼把自己搞的得了炎症发高烧眼瞅要死犊子了，就是因为一直靠着自己的几个大舅哥小舅子救济的朱术圳家里断了粮了。还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可以吃上饭不被饿死，朱术圳才跑到长江上逮鱼的。
朱术圳的大舅哥小舅子为什么没有继续接济朱术圳了呢？原因也很简单。当时，朱术圳四小舅子，也就是现在在复兴党的对外商贸部门工作的刘怀季的一个儿子生病了。所以刘怀季就从当地的一个地主家里借点儿高利贷给自己的儿子找大夫。
结果呢？不仅刘怀季的儿子被庸医治死了，因为还不起高利贷，刘怀季本人还被放债的地主勾结县衙给逮到衙门里去了。
所以当时整个刘家的人都把家里用来糊口的钱粮填到了县衙那个无底洞里面去了。当时如果不是王书辉的突然到来，很可能包括朱术圳在内的所有和朱术圳有关的人家都要在这次管官司后沦为饿殍。
王书辉自己就曾经想过，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穿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记载的枝江郡王一系才有了传承的。
想想也是，在这个时代里，别说是普通的老百姓被残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导致的土地兼加上愈演愈烈的小冰河灾难气候搞的要造反了，就是那些大明朝的宗室本身，其实也都是活不下去要揭竿而起的状态。
要不然怎么会有宗室自己纠集百姓人手抢劫地方藩王进贡的“劫杠案”出现呢？
要知道从那些大明宗室的身份上来说，他们可都是正正经经的和大明朝休戚与共王室子弟的身份，可是就是这些和本来应该和大明王朝休戚与共的王室宗亲，因为实实在在的生存压力，抢了地方藩王给大明皇帝的贡品。
所以说，在封建王朝末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所有弊病都爆发了出来的时候，封建制度这个东西绝对是个人烦鬼厌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不管在表面上因为传统的家长观念的原因，朱术圳一直在王书辉面前端着个长辈的样子，有时候表现的有些执拗，可是底层出身的朱术圳其实是非常认同复兴党的政策和理念的。
最起码一点，他能明确的认识到，封建主义这个东西绝对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敌人。对于反封建，对于土地国有，对于复兴党建立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人民百姓当家做主的理想，朱术圳是相当的赞同和向往的。
所以即使在很多可以看成是非常老奸巨猾的家伙们眼中，朱术圳是个可以被当做牌子打出来，被当做冤大头利用起来的糊涂蛋，但是朱术圳本人是相当的清醒和明白的。
就是当初顾君恩那帮非常精明的，用朱术圳最喜欢最珍视的大外孙王青柏的前途当做借口游说朱术圳的家伙们，都被当时看起来好像很同意很赞同，但是转身就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王书辉的朱术圳给收拾了。
所以，即使后来的享受中华帝国终身津贴的，被中华帝国树立为“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英雄”的秦良玉老太太游说朱术圳，希望朱术圳能够劝说王书辉厚待前朝宗室，给伪朝皇帝朱由检留条后路这样的事情，都没有让坚持不参与任何政事的朱术圳有过丝毫的动摇。
王书辉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钦佩自己的老丈人的。
一个普通人，能够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非常理智的认识到自己能吃几碗饭，从来也不主动的制造事端，从来也不参合任何没用的折腾，非常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样的人别说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并不常见，就是在后世里，这样的明白人真的也不是很多的。
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着呢？能够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能够明白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采取一个什么态度，这样的事情同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
就以王书辉个人的经历来说吧，他在大学里当老师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学生搞不清楚自己能吃几碗饭的情况。那些也上了十几年学的大学生们，明明出身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家庭，可是他们却从来也不考虑自己家的实际情况，不考虑自己家的承受能力。
出去花几十上百块钱看电影谈恋爱的有，动不动就学人家富裕家庭的学生出去旅游增长所谓的见识的也有，成天成宿的玩电脑打网游经常挂科的家伙更是常见。可就是这么一帮上完了四年大学，问他们的专业主要是学什么东西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的家伙，居然还满口的什么普世价值，什么民主平等，什么美爹日爹之类的随口就能给你扯上一大堆。
可见就是上了十几年的学，一个糊涂蛋也就是一个糊涂蛋，表面上溜光锃亮但是一肚子草包的家伙，那是有要多少就有多少，要多常见就多常见。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提前几百年的时间里，朱术圳这个人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能吃几碗干饭，明确的知道自己的立场，明确的树立起了一种理性的态度的人，怎么会不让王书辉觉得很钦佩呢？
王书辉愿意把自己多出来的工资送给自己的老丈人去消费，就是这个原因。
王书辉最早是希望把朱术圳接到家里和自己一起住的。可是朱术圳对王书辉很明确的指出了，一方面王书辉的工作很重要，不应该在为了家里的一个老头子分心；另一方面，作为王书辉的岳父，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习惯上，朱术圳都不愿意和女婿王书辉一起生活。
所以最后王书辉按照朱术圳的意愿，拿出自己的稿费来，给自己的老丈人一次性缴纳了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然后给找了个朱术圳自己比较喜欢的新京特区的安养院（养老院）生活。
当初王书辉给自己的老丈人也安排了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在国家图书馆里搞古籍善本的保管工作。虽然名头叫做“古籍研究员”，其实就是个负责图书整理和搬运的简单工作。
当时朱术圳没有对王书辉的安排表示反对，但是他却在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对王书辉说道：“我知道你们复兴党的规矩叫做‘按劳分配’，不劳动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从规矩上讲，我是同意你这么安排的。可是呢，这个事情我是做不来的。”
“一边上我的身份比较特殊，很多时候我是抹不开面子和人家放开了交往的。就说人家一起上班的人如果知道我是你岳父的话，你说人家该怎么对待我呢？要是太殷勤了，我觉得麻烦。要是太冷清了，人家又担心得罪你。这就是不仅给我自己增加负担，还给别人带来麻烦。”
“另一边上，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是很清楚的。你别看我年轻的时候过得挺苦的，但是我不是那种能实实在在的做事情的人。当年我是靠着你舅舅他们的救济才和文儿活下来的。我本身并不是能做事情的人。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年散漫下来，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所以让我去工作不是不行，关键是我肯定干不好什么工作的。”
王书辉不怕朱术圳不能工作，王书辉当初给朱术圳安排工作的时候犹豫就是自己的老丈人到底愿不愿意过那种比较冷落的养老生活。
要知道在朱微妏的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舅舅先后去世之后，王书辉就觉得自己的老丈人过的挺冷清的，所以才想到把老丈人接到自己身边生活的。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自己天天忙于工作，自己的妻子天天也要上班。孩子们都在少年军、幼儿园和育婴院里过集体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把老丈人接过来了，也是他自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家里生活的情况。所以王书辉才想着给老丈人安排个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的。
现在，朱术圳明确的表示愿意到安养院里过自己的轻松日子了，王书辉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在这个时代来讲）有什么不上进的，反而觉得自己的老丈人很有几分睿智潇洒的现代老人的样子。
第498章 、原因复杂的生产过剩
王书辉不会和人民群众讲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强加给人民群众的。
复兴党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王书辉可以给复兴党设置理想。可是人民群众不是复兴党，王书辉当然不会把对复兴党的要求强加给人民群众。
人的主观能动性确实是很强大的。但是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前提存在下，主观能动性也必须依靠物质条件发挥。
所以，王书辉没有照搬照抄很多现成儿的办法，毕竟，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十七世纪的中国人，虽然很可能会被高大上的典型宣传所吸引，但是那些高大上的东西和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实在相差太远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书辉才会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前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个地区的宣传部门主要干部说道：
“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怎么做？我们复兴党的宣传工作，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文字，最直白的语言，最直接的表达，最朴素的口语，通过报纸、通过广播，把我们复兴党的各种国家的和地方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解释给人民群众听。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些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是什么意思，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些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说的是什么内容。”
“这个要求听起来好像不难，可是呢，现实是，肃委会的同志们还是办了好几次的学习班，不少国家的和地方的宣传干部，报纸和广播电台的新闻工作者，还是因为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说胡话，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然后被肃委会的同志给挖了出来，送到学习班里整理思想去了。”
“干不好工作不要紧，但是干不好工作的原因我们必须找出来。有一些同志，脑子里面产生了一些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觉现在我们复兴党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不用群众反对他，打他石头，打他锄头，我们复兴党自己就要先把这些人揪出来！”
“觉得自己是封建主义的官老爷了，做事情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只考虑自己的好处，所以他们就喜欢搞那一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歪理邪说了。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地位高，自己是群众的‘父母’，所以自己干什么事情做什么决定，就都不需要和人民群众说清楚，商量明白了。”
“我在我们党内反复讲！天天讲！我们中国是个人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复兴党不是中国这个买卖的主人！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复兴党就是帮着主人、东家们经营店铺的掌柜的而已。”
“难道作为掌柜的，店里面有了什么变化，制定了什么新的规章，要做什么新的变动改动，这些事情不应该向主人、东家们说清楚吗？”
“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就是这种主观上有问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是服务员而是官老爷，不是掌柜的而是东家，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糊涂蛋，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躲避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就是要在报纸上、广播里说胡话、说废话、说蠢话、说假话，他们就是妄图蒙住人民群众的眼睛！”
“这种心里没有人民群众，心里把自己放到人民群众头上的人会在当地掌权，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地的人民民主制度肯定贯彻执行的不好。结果肃委会的同志一调查，果然一个地区的主要负责的领导干部都有问题。”
“我们党内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在主观上并没有想要蒙蔽群众想要愚弄群众的想法，但是呢，当地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在客观上有问题。他们不是不想把工作干好，而是实实在在的缺乏那个能力。”
“但是是不是说，只要在主观上没问题就真的没问题了呢？”
“还是那个道理。一个店铺的东家雇个无能的伙计干什么？要是连话都说不清楚，人家店铺的东家凭什么雇用你？”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种能力不足的人负责宣传工作的事情，我们不会追究宣传干部，而是要追究当地党委为什么任命了一个能力不足的干部。”
“但是这也不是说当事人就一点责任也没有了！这样的同志，必须要回炉重造！按照我们复兴党的老传统，送回干部学校重新训练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同志们，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对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太严苛了。要知道，你们这些同志负责的宣传工作，是我们复兴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你们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你们的工作干好了，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出台的法律法规，人民群众才能够搞清楚搞明白。可是如果你们的工作干不好，人民群众在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的都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那么人民群众就会觉得我们党和政‘府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
“所以不是党和政‘府对你们的要求严格！而是人民群众，这些复兴党和中国政府的东家们对你们的工作要求严格！”
对人民群众，王书辉要求复兴党不唱那些没用的高调，不搞那些没用的胡说八道。这是因为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出发，人民群众不听那些没用的高调，不信那些没用的胡说八道。
王书辉不和人民群众讲理想，所以王书辉只和人民群众讲利益。
事实就是的非常实在的事实。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利益。所以和人民群众讲利益，人民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容易接受。
王书辉并不怕和人民群众讲利益。对于中华帝国的所有利益的分配，王书辉只怕不能和人民群众讲明白，讲清楚。他最怕的是出现那种隐瞒利益分配，出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情况。
所以人民民主制度下，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下，国家拿走多少利益？人民群众拿走多少利益？国家用拿走的利益为人民群众办了多少事情？办了什么事情？
关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东西，王书辉不仅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在各种媒体上天天讲，反复讲，而且更是直接就把涉及这些东西的原理、原则和法律、条文等等，直接就放到了少年军的政治教科书里面。
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和人民群众讲利益，人民群众是很爱听很关心的。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已经被彻底的撕掉了一切假面具，被复兴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反封建革命扫进垃圾堆的封建道德崩塌之后，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开始前所未有的关心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一股热潮，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对于近两年出现的生产过剩问题，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无论是王书辉本人，还是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都没有从管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上到几十万上百万人，都没有从管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企业的情况，转速的转变心态，从根据地管理转化到国家管理这个层面上来。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还只有湖北、鲁东和辽南这区区三块小地盘，几千万的人口。到了1634年复兴党一下子就开始管理起整个北中国和南方部分地区以及上亿的人口了。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是只管生产，只管扩建，因为有整个中国作为市场，有整个东亚作为市场，只存在复兴党的工业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不足的问题，不存在复兴党生产的产品过剩的问题。
可是等到了1634年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建立之后，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同时完成了人口迁移，农业工业化建设和地方工业建设之后，原本的消费者一下子变成了生产者，过去落后原始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一下子变成了最差也是成熟产品的蒸汽动力的，一般都是电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了。
如果是几千万人搞生产，一亿多人进行消费，这几千万人生产的产品还不存在什么过剩的问题。
可是当一两亿人搞生产的时候，在这些生产者的消费思想还没有实现转变的情况下，那些把工资都存进了银行，天天节衣缩食，卯足了劲头搞生产赚钞票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海量产品，就肯定会出现商品过剩现象。
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肯定是复兴党的在国家层面的经济规划没有搞好。王书辉从现代社会拿回来的那套现代社会的智囊团搞出来的国家经济规划不符合中华帝国的实际情况。而复兴党自己，也还没有把组织全国两亿多人民群众搞生产的能力锻炼出来。
另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一些高端消费品，如汽车（廉价的国民汽车），商品住宅，家电产品等等投放到市场上，也是下一阶段复兴党的一个主要工作之一。
更主要的是，中华帝国突然爆发出来的快速工业增长，超过了尚未进行开发的稚嫩世界市场的容纳能力。
不过到华夏4335年，也就是西元1639年年初，复兴党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制定更合理的全国经济计划方案，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全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全国各个地区的地方企业进行调整，更加主动的积极的开发世界市场，肯定是复兴党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内容。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民，在落后的农业文明生产力和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一直过得是一种时刻处于生存危机中，站在悬崖边上的艰苦生活。
突然间，能吃饱饭了。突然间，能穿暖衣了。突然间，能住上有暖气有玻璃的房子了。这些祖祖辈辈艰难的生存着的中国人有不适应，对于利益过度的追求，对于生活支出过度的节约，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人民群众永远都是追求美好的生活的。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复兴党把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了。所以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市场上的粮食、布匹、基础生活用品等等比较单一的产品虽然在价格上都非常的廉价，可是也都没具备那种让人民群众非买不可，一定想要的吸引力。
王书辉是从借钱买房子，分期付款买手机的时代过来的人。他对中国人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的消费能力是充满了信心的。
他相信，没有了养老负担，没有了养育子女的负担，没有了各种各样的负担，只有复兴党拿不出来的消费品，没有人民群众不想要的消费品。
就以王书辉在发现中华帝国生产过剩的第一时间里就想到了国民汽车来说吧。价值五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刚进厂的青工（初级工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左右）二十五个月工资的甲壳虫小汽车，在4334年，也就是西元1638年年末，六个汽车制造厂推出的一万两千辆试生产的产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售卖一空了。
当然了，复兴党在消费品投放的上的努力从长远来说不仅不会降低人民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只会进一步增加人民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
当人民群众体会到了那些消费品的好处之后，他们肯定会想要更多的工资，更多的奖金，更多的分红，从而希望自己生产出来的更多的产品能够更好的卖到市场上去。
不过在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复兴党的执政能力肯定也要随着实践的过程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中华帝国对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开发，那个时刻的到来肯定是会被不断的延缓的。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复兴党对国家经济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会不断的提升，随着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升级，随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不断出生和成长，中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只能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帝国遭遇的这种必然而又突然的生产过剩，只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小插曲而已。
第499章 、大结局：火星上的对话
荷兰使节团到达中国这件事情，在当时，无论是中华帝国方面还是荷兰人方面都不觉的是一件非常具有重大意义，非常了不起的事件。
当时的中华帝国虽然刚刚建立才五年左右的时间，可是因为在十七世纪前半段这个时间里，中国还是那个伟大的，实力雄厚的，高高的站在人类文明的顶峰上的伟大国家，所以中国人还是用一种俯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大部分中国人，就是被王书辉亲自教育出来那些的中华帝国的新·中国人，头脑里仍旧是那种骄傲的，自尊心非常强大的，把一切外国人和外民族当成是低等级文明人类的中国人。
而西方人，特别欧洲人，因为他们本身刚刚从中世纪黑暗的泥潭中挣扎出来不久，文艺复兴时代也没有结束多长时间，所以因为文明程度还没有实现本质上的飞跃和进步的，刚刚进入到近代史阶段的欧洲人，还对中国保持着一种感性的认识，对中国和中国文明，以及在他们眼中庞大和富饶的东方帝国，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仰视的习惯。
实际上，就是在一百多年后，引导和启发了法国大·革命，从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思想家们，还一直都对中国以及中国文明保持着也一种非理性的敬仰。
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还对已经开始进入到文明倒退阶段的满清中国，对生产力开始陷入到全面衰退阶段中国社会，进行着某种玫瑰色的幻想。
据史料记载，这位思想家居然还是乾隆皇帝的粉丝，认为乾隆皇帝是个了不起的帝王和诗人呢？
所以对于中华帝国和中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已经能够明确的分清“红毛夷人”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人，知道西欧这个还没有中国大的地方分好多个国家，通过世界地图的普及以及地理知识的学习，认识到西欧那些“撮尔小国”都叫做什么名字，都是在世界的什么位置上，可是大部分中华帝国的公民们对欧洲的了解也就是这么一点儿而已。
相对于欧洲来说，中华帝国的国民们还是对南华洲（澳洲大陆）和东华洲（美洲大陆）那些已经被中华帝国海军舰队宣示了领土主张和没有被中华帝国海军舰队宣示领土主张，但是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广大和荒芜的土地更加的关注一些。
中华帝国的国民们，哪怕就是对已经成为中华帝国藩属国属地的，寒冷、广阔、荒芜和人迹罕至，在中华帝国出版的，贴的满中国都是的世界地图中，被标识成一片白色和浅白色的鲜卑利亚大荒原的关心和热情，也远远要比那些在他们眼里还没有倭国人、朝鲜人、安南人、南掌人等等一切亚洲周边地区的中华帝国的藩属国归化人文明的“河南人”（音译讹传）多的多。
毕竟，对于中华帝国的国民们来说，那些黄皮肤和黑眼珠的归化人，毕竟有可能是上古时代从中国迁徙出去的穷亲戚们的子孙后代呢。只要这些归化人心向中华，能够主动的认真的学习中华帝国的语言和文字，那么实现了文明相通之后，中华帝国的国民们还是会非常宽容和大度的欢迎这些上古时代的穷戚们的子孙后代回归中华民族宽广和温暖的怀抱的。
至于那些人话都说不太利索的蛮夷。对于正在努力攒钱想要买汽车的他们来说，有需要特别关心的必要和意义吗？
对于这个时代的荷兰人来说，他们也不觉得中华帝国对他们的态度是真的那么冷酷和强硬，他们也不认为中华帝国扫清了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据点，把他们在这些地方的移民和官员都关入集中营真的是什么没天理的事情。
对于这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河南”（中国华国人民的音译讹传）、“阴国”（中国华国人民的音译讹传）这些信奉新教的国家的人来说，经过了文艺复兴，经过了宗教改革，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实际都彻底的和天主教会以及天主教国家都分离了出来，彻底的摆脱了中世纪恐怖的黑暗泥潭，开始了大航海、大殖民时代，重新开始了古典文明时代对于智慧的追求的他们，已经在残酷的（对于被殖民的美洲和非洲的土著人来说）殖民地占领，土著人屠杀和奴隶贸易中，产生了比较明确，比较理性的丛林法则思想了。
愿赌服输；打不过就认输；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接受现实，遵守契约；大家一起赚钱欢乐多等等事情，对于还没有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白人就该高人一等思想的欧洲人来说，还是非常容易接受的。
毕竟，十七世纪还不是那个白皮们狂妄自大的轮流坐庄统治世界，轮班当世界霸主的时代。
对于中国，对于中华帝国的强大和强硬，他们还不会像后时代那样，当着那啥还想着立牌坊，在中国强大的实力面前扭扭捏捏的恶心巴拉的故作姿态。
不管是已经和中华帝国签订了承认自己在东南亚的行为危害了中华帝国的利益，承认中华帝国对整个东方世界的统治，承认了中华帝国对藩属国的绝对主权，附属着明确的标明了中华帝国对整个欧亚大陆三分之二和南中国海（从南海到南极洲）、东中国海（包括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和北美洲东部大陆）的领土主权的正式外交条约的葡萄牙人、英国人，还是还没有签订这些外交条约，刚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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