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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之门1619-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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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王书辉觉得，既然再怎么搞思想教育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更能让人获得智慧，那么他能够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尽一切可能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这个组织，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掌柜的。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本身，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为“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股东，即全体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廉洁有为的大掌柜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王书辉在华北地区调研的时候，对复兴党中央发出指示。他要求复兴党中央要在政府的舆论宣传中，严格审查其中有没有欺骗和蒙蔽人民，进行愚民主义宣传的内容。
复兴党政府还没有开始堕落成为一个蒙蔽人民群众，大搞愚民宣传，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反动政权。反正不管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就现在来说，复兴党政府对于主要从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们还是一种监督和审查的态度。
至少为资本家的投资失败买单这种事情，还没有在复兴党中国出现呢。
屁股坐在哪里？为什么人服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复兴党表现的仍旧是比较清醒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党内个别人已经产生了某种不太健康的倾向了的情况。
复兴党在革命之初就非常坚定的，没有任何容忍的，把封建统治阶级束缚在人民群众身上的枷锁非常彻底的砸得粉碎。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地主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得到任何的仁慈，他们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被复兴党非常果断的毁灭了。
从后世人的角度上讲，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对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具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文人们的处理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了。
但现实则是，正是因为复兴党在王书辉领导下对封建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不留死角，才会让中国人民的利益意识空前的爆发出来。
复兴党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方面，在对倭国的问题上结出了成果。
因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识的爆发，人民民主制度在复兴党建立的工厂、农场等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的体现非常的明显。
人民群众可能对于通过人民民主制度参政议政，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方面表现的仍然不怎么积极仍然不怎么进步。可是在复兴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里，人民代表们对于工厂和农场的利润盯的可是要多紧有多紧。
因为全民所有制制度，因为工人们的工资和分红与企业的盈利紧密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工人们对于国家从工业企业的盈利中拿走一部分用于投资再生产没有什么看法。但是对于扩大企业盈利，把用来给大家瓜分的蛋糕做的更大，他们可是无比的关心，无比的支持的。
到1637年、1638年左右的时候，在复兴党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切企业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是党委不假，可是党委的工作更多的集中在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素质，监督和推动企业对先进技术和先进制度的投入上了。
而代表工人们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的工人代表委员会，现在除了对工厂的财政的监督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以外，怎样更加有效的，更有快速的，更好的扩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怎样给企业的产品找到更多的销路的问题，变成了工人代表们最关心的事情。
人民过上了好生活不假，可是人民总是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人民过去能够吃饱穿暖，有个住的地方就很满足。可是在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人民又觉得吃自己应该顿顿都能吃上肉，天天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住上更大的房子。
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己家应该有一台收音机，有两辆自行车。
在这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家应该再有一台唱片机，有一台摩托车。
在这之后，人民还会觉得自家应该有冰箱、有电话、有汽车。
再以后，人民可能会觉得一家有两辆汽车，自己开一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再开一辆。
甚至等到未来的某一天，人民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有一两架旋翼机是很必要的事情了。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具体到现实中就是，在复兴党目前的制度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工人就希望自己的企业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大的盈利。
因为只有这样，工资和分红直接和企业的盈利相挂钩的人民群众，才能买上好衣服好房子，收音机，唱片机，摩托车。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人民群众希望开着自己的旋翼飞行器上班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企业就不得不把产品卖到月亮上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王书辉在东北和华北考察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人民群众对于中华帝国对倭国动手这个问题，表现的非常的支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外国封建统治者是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受阻的主要原因的概念。
对于那些国营工厂和农场的工人们来说，在国内的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的情况下，德川幕府应该为自己的工资和福利增加服务。德川幕府里那些反对中国产品销售的反动派，需要为他们阻碍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的行为付出代价。
到了这一步，中华帝国对倭国的德川幕府，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华夏4335年、西元1638年年初，王书辉回到新京特区。随后，在复兴党‘中央的指示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就开始制定针对倭国的军事计划。
一个叫做“本州解放”的军事计划，很快就出炉了。
第489章 、进入倒计时的南明
空口白牙的讲理论，这么做是没人相信的。
但是讲理论的同时，随着理论而来的政策和制度能够实实在在的给人带来好处的话，那么不管这套理论有多么惊世骇俗，只要这套理论能够实现自洽，大部分人就是都会接受这套理论的。
复兴党的理论体系在后人看来并不怎么高深和复杂，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内容。王书辉自己的水平有限的同时，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那么深层次的实践，所以王书辉选择的也是很简单的能够和这个时代的人的认知能力相适应的东西。
总的来说，复兴党的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以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万世归一律》和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万物一统律》为基础理论，然后结合各种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基础的进化论内容的《物竞天择律》为框架，推导出工业生产胜过手工生产，社会化大生产胜过小农生产的工业化思路，最终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清楚，推出最终的必须以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己任的工业化政党理论。
这一套理论在制度上的体现，一个是坚持复兴党领导国家，一个是坚持人民民主制度。
作为现代人，王书辉即使对很多理论有着比较明确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就他本人的能力来说，他也没有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王书辉能够做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把后世的东西拿到这个时代来用。
不过就他的个人能力来说，前三十年的理论和思想虽然是他比较喜欢的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先进性的理论，但是他和他领导的复兴党驾驭不了这套理论体系。
当然了，他也不会真的就把那一套让江山变色，让人民遭殃，制造了一大帮打着精英主义招牌的利益既得集团和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特色理论体系全面的照搬照抄出来。
他站在左面偏右的立场上，对这一套理论相当的警惕。所以他才会把复兴党的肃委会、纪委会，设置到和国家审计和统计委员会、国家财政和计划委员会同等的，国家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机构的高度上去。
特别是即使为了让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为整体上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复兴党中国的经济活跃贡献力量，但是复兴党对于那些在复兴党的反封建革命中表现的比较顺从，身上没有血债，没有民愤，能够被动和主动的将土地上缴，主动和被动的将自己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爱国资本家们，态度仍旧是非常的惊醒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要从事轻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虽然没有反封建革命的对象封建地主阶级的遭遇那么可怖和凄惨，但是因为他们的脱胎于这个阶层，复兴党还是在政治上给予了他们一种完全可以说成是歧视性的待遇。
即使这些民族资本家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复兴党的《人民（工人）权益保护法》的束缚，不能对他们的工人进行严重的剥削了，可是从经济上，他们要和实力强大的国营企业竞争（复兴党在这一点上倒是比较公平的。他们为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竞争提供了最公平的环境和政策。当然，即使如此民族资本家也别想获得复兴党的政策倾斜。）。
在政治上，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直系家族和依附家族，如果不接受复兴党的最小化家庭的政策，以两口（孩子都是国家抚养的）之家的规模异地分居的话，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不能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福利政策。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够在复兴党中国获得任何的政治权利。
因为复兴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宪法上被作为专‘政对象的他们被这样对待，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了，这种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些民族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子孙，一是没有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军人、科学和技术研究人员等等的权力。
对于老百姓来说，民族资本家作为有钱人是值得羡慕的。国家也允许普通国民自主创业，自己经营企业和工厂、商店、第三产业等等。可是这些人在经济上确实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利益却被全面的剥夺了。
用老百姓最朴实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当资本家确实可以挣很多的钱，但是因为资本家不享有任何的政治权利，所以老百姓在面对有钱人的时候，还是能够非常的心平气和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限制以外，复兴党对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也进行了限制。这个限制倒不是禁止民族资本家参与海外贸易。毕竟早在1632年左右，长江商团（包括秦氏商团、枝江商团、松滋商团、武昌商团和金陵商团）就开始全面参与海外贸易了。但是凡是参加海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则必须接受复兴党的财物监督和工会监督。
具体的说就是，所有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四马分肥”的政策。
所谓“四马分肥”，就是指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将企业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公方（一般为银行方面和工人代表组成）。公方不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但是公方要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在企业内部组织工会，维护工人的“人民权益”。
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即分为国家所得税（10％）、企业公积金（20％）、工人福利费（20％）、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大约50％，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不要觉得复兴党这样比较强硬的介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有多么的不公平。实际上，国营企业在国家所得税的上缴上高达30％左右，同时国企还要接受党委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两重监督。在企业公积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也要比私营企业高的多。其中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方面支出达到总利润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达40％。
所以说，如果把国家作为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和民族资本家进行比较的话，国家从国企的利润中也只能获得30％，而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通过“四马分肥”获得高达50％的企业利润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失败的话，那么资本家只能回家自己吃自己，破产了事。国家是不可能为他们兜底的。
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家放开了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投资设厂之后，无论是那些从事轻工业的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忙不迭的跑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华帝国藩属国去投资设厂的现象。
毕竟中华帝国对目前阶段藩属国国民设定的最低工资，即使对藩属国国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但是和国内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非常纯粹，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工限制的超级廉价劳动力。
目前阶段里，那些接受过当地中华帝国驻军一年左右的简单纪律和组织培训的朝鲜人和倭国人，就是中华帝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最喜欢的用工对象。
截止到1638年，中华帝国在南中国海各藩属国的企业，几乎每年都要吸引几万名朝鲜和倭国归化民到南中国海地区就业。
当然了，如果说在复兴党治下的民族资本家已经挺不容易了的话，南明伪证府治下的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大地主和封建手工工坊主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了南明伪政府的所有权力，把崇祯皇帝彻底架空的江南文官官僚集团建立的手工工厂具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很明显，他们的日子远没有后世著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那么滋润。
固然，这个时代的江南封建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像“蒋宋孔陈”一样，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掌控金融、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了大量的垄断性质的手工工厂。但是，一方面他们没有外面的美国爸爸帮忙，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供他们兴风作浪。在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和对他们的海外贸易的全面封锁下，他们很快就退化成了坐拥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兼买办。
让人比较惊讶的是，特别是让王书辉有些没想到的是，掌控南明伪证府权力的江南官僚地主集团，在复兴党的巨大压力下，居然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改良。
比如说，至少在浙江地区，江南官僚地主集团重新恢复了国家赈济体系。
很明显，因为从1634年以后接连丢失了江西地区和广东地区，南明伪证府已经吸取了一个明显的经验教训，那就是绝对不能对遭遇自然灾害的老百姓继续不管不顾了。因为只要在他们的地盘上出现了流民和难民，那么复兴党的军队就会雷霆万钧般的出现在当地，先是消灭当地的南明武装力量，之后就会占据当地的土地，救济和扶助当地的百姓，最后把当地的百姓变成一帮子跟从复兴党人的乱党。
原本在南明伪政府里能够和江南官僚地主集团相抗衡的赣党和粤党，就是这样彻底的根基尽失的。
其实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说，南明伪证府失去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就是这个原因。等到他们再次丢失了江西和广东之后，他们才明确的认识到，只剩下浙江和福建这两小块地盘儿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次承担失去土地的状况发生了。
所以无论是重新变成彻底的地主买办的江南官僚集团，还是被复兴党海军轻松的毁灭了所有的海上力量，转变成了彻底的地方军阀的郑芝龙闽党集团，都不敢放任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在自然灾害后变成流民和灾民了。
江南官僚集团的办法是，大地主们互相商量着出些粮食和山地，组织总是接连不断的因为小冰河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灾民和难民，开荒山搞梯田，大搞以工代赈。
郑芝龙地方军阀集团的办法则是，采取宋代的老办法，把灾民和难民编成厢军，在福建沿海地区搞搞渔业生产。
当然了，这样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两地的封建统治者的最终办法，还是私下里和复兴党进行接洽，把那些被他们组织起来的灾民和难民送给复兴党方面。
对于这种情况，复兴党是比较愿意的。说实话，江西和广东的人口除了一部分集中到了珠江三角洲和鄱阳湖平原上的国营农场里以外，两省的大部分人口，还是被复兴党转移到了北海道、济州、吕宋、安南等地区的复兴党的海外国营农场中去了。
除了两地的山区群众被复兴军吸纳之外，大部分处于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地区的群众，还是在接受了复兴党的改造和教育后，被编成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派往中华帝国在各藩属国的国营农场中去了。
说实话，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改造群众，迁移群众，训练群众，武装群众这种高投入，低产出，耗时长，费精力的工作，复兴党真心不是非常愿意去做的。
在这种情况下，南明伪证府能够比较懂事的把受灾的群众组织好，然后老老实实交给复兴党来救济和帮助，可比复兴党再接受两个地区的大量人口要好的多了。
为了能够留出足够的时间对江西和广东两地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建设，复兴党甚至对仅剩浙江和福建两小块地盘儿南明伪证府调整了策略。
在复兴党完成对江西和广东的全面工业化改造之前，南明伪证府还能宽绰个四五年的时间。
等到四五年时间一过，复兴党完成了对江西和广东地区的改造以后，南明伪证府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差不多到来了。
第490章 、云仙国王徐天草
倭国的岛原地区要是放在后世的话，绝对算是个比较不错的旅游风景区。
事实上也是这样，在后世里，这里是以火山和温泉闻名于倭国的地方。在这一地区有不少可以观赏和游玩的景点。
不过就像倭国这个国家一样，因为整个倭国都是因为大陆板块挤压形成的山脉地形，因为大部分倭国在过去的地质年代里都是海底，所以以山脉为主要地形的倭国是相当的贫瘠的。
要知道，土地贫瘠，这在农业文明时代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没有科学育种，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农业文明时代里，不管农民们再怎么精心的伺候土地，土地的产出也是非常的稀薄的。
1637年倭国爆发的岛原之乱固然有宗教的原因，可是世界上就没有单纯的因为宗教原因产生的战争。归根结底，一切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文化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说一千道一万，岛原之乱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统治岛原地区的岛原藩大名过于穷奢极欲了。为了修建自己的居城，岛原藩大名对岛原地区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是非常的严重的。
在这片由火山灰和熔岩流变成的贫瘠土地上，岛原藩大名板仓氏大兴土木，一方面在地租方面对岛原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另一方面还强征大量的群众为他的工程出工出力。
就这样，本来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的就已经非常艰难的岛原人民，在板仓氏的残酷剥削下爆发了出来。
在原本的历史上，岛原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在十几万幕府军的攻击下，天草四郎领导的岛原义军困守岛原城，最终因为幕府军的长期围困，岛原城内的粮食断绝，使得幕府军攻进了岛原城。
岛原城内从起义领导者天草四郎到普通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共两万多人，最终都死在了幕府军的大屠杀之下。
在原本的历史上，西方殖民者在这场起义中扮演了相当不光彩的角色。
其中最早进入倭国的西方殖民者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就像这些西方国家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做的事情一样，作为侵略先锋，传教士是和商人们同时进入，甚至可以说是最先进入到倭国的。
这些传教士在倭国各地传播天主教，宣传上帝高于一切的观点，这本身就是对倭国的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冒犯。与此同时，九州岛上的大名们还和这些西洋商人大搞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大获其利，这就让一直都在努力的想要限制地方诸侯实力发展的德川幕府非常的敌视。
德川幕府之所以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其原因也是为了能够实现对地方诸侯的控制。
荷兰和英国作为西方殖民者中的后起之秀，他们是最后到达倭国的势力。为了能够在倭国贸易中获得优势，他们在对德川幕府的交涉中，向德川幕府指出了天主教殖民帝国的在东南亚各国的种种恶行，让德川幕府最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传教士，以及信奉天主教的本国人民彻底的敌视了起来。
最可耻的是，为了获得对倭国贸易的独家权力，荷兰人甚至直接参与了幕府对岛原起义的武装进攻。荷兰在远东地区的军舰在幕府军进攻岛原城的过程中，为幕府军提供了火力支持，对岛原城进行了炮击。
不过整个事件在本时空了被彻底的改变了。因为从1633年开始，中华帝国的东中国海舰队和南中国海舰队就对中国海地区的所有外国殖民势力进行了全方位的清算和扫除，所以荷兰殖民者在岛原起义爆发之前就已经被中华帝国的海军清扫一空了。
临近岛原半岛的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长崎，更是和萨摩藩所在的鹿儿岛地区一样，直接成了中华帝国的一个军事和经济基地。
所以当岛原起义爆发之后，接到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命令的中华帝国海军，对被幕府反动政府侵略的岛原人民进行了直接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就在中华帝国的粮食支持、武器支持和军事培训支持下极大的提高了军事实力，能够在和十万幕府军的武装斗争中占有优势的岛原起义群众，更是通过了一场大会战，在中华帝国海军的炮火支援下，全面的击败了幕府军。
十二三万的幕府军，除了在战争中死掉了四五万人以外，剩下的八万多幕府军在成了岛原义军的俘虏之后，被岛原义军卖给了中华帝国。
复兴党对于这样的人口贸易是非常的喜欢的。要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对南中国海这种热带地区的开发是非常的消耗人口的。
就这样，这八万多倭国幕府军就成了复兴党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第一批免费劳动力。
年方十六岁的天草四郎虽然是个天主教徒，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算得上是个宗教领袖，但是能在这个年纪上就领导岛原和天草地区的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更能领导着三四万的义军和强大的幕府军对抗，这样的人肯定不可能是那种满脑袋狂热思想的神棍。
作为曾经的丰臣秀吉手下的大将，能够在倭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担任先锋的同时还能担任外交官员和大明使臣谈判的小西行长的后人，天草四郎一方面对于德川幕府毫无忠诚心，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强大有着明确的认识。
天草四郎当初选择信奉天主教的原因，也绝对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圣童，不过就是他在长崎生活的时候接触到了荷兰人的先进医术（相对于倭国人而言），为了能够在北九州地区的武士和浪人中建立威信，为了能够学习到先进的西洋医术，天草四郎才皈依了天主教的。
所以对于天草四郎这个少年人来说，天主教并不重要，因为岛原义军中信仰天主教的也只有几十个追随他的北九州地区的破落武士和浪人。大部分百姓参加起义的原因，单纯的就是因为岛原藩对百姓的压榨太过严重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岛原地区击溃了十几万幕府大军的天草四郎，现在已经是具备了能够和整个倭国最大的封建统治集团德川幕府抗衡的能力了。反正不管怎说，在岛原义军打败了幕府大军之后，北九州地区的大名们都派出使节向天草四郎示好。他们很害怕天草四郎携着这场大胜的威风对曾经为幕府军提供便利的他们进行报复。
在岛原大胜之后，整个北九州地区的大名们可以说都匍匐在了天草四郎的威风之下了。
但是天草四郎本人是非常清醒的。他从心里往外都明白，如果没有中华上国的支持，没有中华上国几乎是半卖半送的给他提供的粮食物资和武器，特别是如果没有中华上国直接派出武装人员训练那些破产造反的农民的话，想要在和十多万幕府大军的战争中获胜是根本就没任何可能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臣服幕府，因为他和德川幕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有着清醒认识的天草四郎在第一时间里上书中华帝国政府，向中华帝国请求归附。
外国地区请求归附中国，这在中华人民民主帝国成立之后还是第一次。要知道，中华帝国在对外问题上是非常强硬的。一般来说，只要是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文件中记载的，曾经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国家，在中华帝国成立之后，都被中华帝国单方面的认证为中华帝国的藩属国了。
中华帝国在肃清了南中国海地区的所有西方殖民势力之后，就在原来的西方殖民者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租借，和当地的土王和苏丹们签订了对于他们来说很有利的，比西方殖民者公平的多的各种租借条约。
也就是说，在对外关系上，中华帝国的政策都是单方面的，藩属国方面都是被动的。所以像天草四郎这种找靠山主动归附的情况，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情。
对于中华帝国来说，实际上因为那些所谓的藩属国，除了已经被全面灭绝上层的朝鲜，还有琉球、南北安南、缅甸、南掌、暹罗等几个有限的国家是有着比较完备的政权体系的国家以外，大部分都是那种非常落后的原始部落水平的小国家。所以中华帝国在外交方面并没有采取那种真正意义上平等互利的外交方针。
总的来说，中华帝国对有完备政权体系的国家，采取的是在维持宗藩体系的基础上，和这些国家签订明确的，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维护中华帝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等方面特权的条约文件的形式。
对于那些没有完备政权体系的国家，采取的是在维持宗藩体系的基础上，直接在当地建立军事和经济基地的方式。
因为复兴党目前还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国内建设方面，所以总体上说，复兴党在外交上采取的是继续维持宗藩体系（为以后的吞并和占领打基础）和保持全面的无关税自由贸易（商品倾销）的总方针。
对于倭国的问题，中华帝国原本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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