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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来自火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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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H·G·威尔斯
序威尔斯和他的科幻小说
侯维瑞
赫·乔·威尔斯与另两位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和阿诺德·贝内持并称为本世纪初英国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三杰。19世纪中叶，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狄更斯和萨克雷等大师手中达到了灿烂辉煌的高峰。19世纪末、20纪初英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现实主义小说依然发挥着它的批判作用，从道德、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暴露与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运用小说抨击时弊、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赫·乔·威尔斯是本世纪初英国文坛上的一位杰出作家。
作为作家，威尔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获得的桂冠中科幻小说家、喜剧小说家、社会小说家、社会哲学家、未来预言家和人类历史学家。他的著述不仅涉及领域广阔而且产量极高，在他进行创作的五十三年中，平均每年两部著作，另外还有大量报刊文章问世。
威尔斯的出身和经历对于他的社会改良思想的形成和创作题材的选择都起过很大的影响。威尔斯在186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曾当过职业棒球手，后来经商成为小店主。他母亲早年当过佣人，后来在一家乡绅宅邸当管家。在这户人家位于地下室的厨房里，威尔斯度过了童年时代的许多时日。威尔斯在回顾这段生活时说，当他从地下室狭小的气窗向外观望时，他所看到的是各色各样的鞋子与靴子，仿佛世界就是由那些代表各种社会身份的鞋子和靴子组成的。十四岁时，由于父亲破产，威尔斯不得不自谋生路，先后当过药房学徒、信差，售货员和初级教师。后来他靠奖学金资助接受了高等师范教育，师从著名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学习生物学，并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后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间或从事新闻写作，给《星期六评论》等杂志投稿。威尔斯虽然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但他的兴趣却在于写作。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的初稿写成于学生时代，出版以后十分流行。从此威尔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先后创作了一百一十多本作品，其中包括五十部长篇小说。所有这些都是他发挥热烈想像、探讨社会现实和人类未来的产物。
威尔斯从青年时代起就对社会问题表现出热情和关注。1903年他加入鼓吹社会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主张通过教育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认为“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教育方式，可以逐步改革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威尔斯国不满于费边社的渐进式改良方式而退社，转而宣扬世界主义，幻想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而达到人类大同的境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热情支持进步力量，强烈谴责法西斯侵略。威尔斯曾两度访问苏联，受到列宁与斯大林的接见；访问美国时也曾与罗斯福总统晤谈。威尔斯虽然致力于社会进步事业，但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虽然同倩十月革命，却并不赞成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怀疑“社会革命一般说来是否需要”。列宁说他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他也乐于如此，并无异议。
威尔斯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可按时间及作品类别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1900年为止，作品多为“科学传奇”，即现在的科学幻想小说。第二阶段从1900年到1910年，作品主要属于社会讽刺小说一类。第三阶段主要是1910年以后，这个时期的不少作品通常被称为“阐述思想的小说”，客观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阐述思想、宣传主张的通俗形式。
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借助他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展开想像的翅膀，驰骋于空间与时间之中，从月球、空中、过去和未来等各个角度来观察生活，通过美人鱼、天使、巨人和外层天体上的生物的眼睛来现察人类；故事紧张，情节离奇。威尔斯用瑰丽的色彩描绘科学发明的巨大威力与贡献；用科学寓言的形式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荒唐、黑暗和丑恶的现象。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既有娱乐作用，又有讽刺意义；既介绍了科学技术的知识，又起到了针砭时弊的效能。威尔斯的科幻作品是现在科幻文学的雏形和模型，他本人也因此而被称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科幻小说奇才，甚至有人称他为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
威尔斯科幻小说刚刚问世不久，评论界将他称作英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1828－1905），但他自己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凡尔纳的作品侧重强调科学发展的实际可能性，而且做出了不少令人惊羡的科学预言。而他自己的作品则是“科幻传奇”，是想像的产物，梦里感觉它是真，醒来即知全是空，其目标不在于预见科学发展的可能性。然而他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他的想像不乏科学的依据，因此他的某些科幻作品仍不失为杰出的科学预言。
《时间机器》（TheTimeMachine，1895）是威尔斯最早获得成功的一本科幻小说，也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可被当作暴虐的工业化对阶级冲突作用的预言来读，而在19世纪，这种冲突已经是社会问题的火药筒”。小说展现了一幅未来世界的可怕图画。故事中的时间旅行者发明了一种飞行机器，能纵横驰骋于过去及未来的世界里。于是这个人乘上时间机器飞行到八十万年以后即公元802701年的世界去。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已分化为两种怪物，柔弱娇小的称作埃洛伊，住在颓败的宫殿中，过着幽闲优雅的生活，由于长期不劳而获而引起体力、智力的萎缩。但是，一到晚上，埃洛伊们便惶惶然挤成一团，因为居住在地下的猿猴样怪物——粗野怪戾的莫洛克每到月黑风高的夜晚便要出来捕食他们。莫洛克生活在黑暗的地下世界，在机器工场里从事劳动，养肥埃洛伊作为他们的食物。这就是威尔斯笔下八十万年以后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关系。那位时空旅行者接着又往前飞行到几百万年以后，那时的世界已经一片荒芜，人类已经灭绝，海滩上只有白色的蝴蝶和巨大的螃蟹在乱纷纷地飞舞爬行。威尔斯通过那位时间旅行者之口明确地解释了作品的寓意：以前的剥削者经过千万年以后已退化堕落为脆弱的生物，丧失了劳动和自卫的能力；被驱赶入地下的劳动者变得十分野蛮，他们向以前的主人施行报复。威尔斯用当时别的作家描绘伦敦贫民区穷人的语汇描写莫洛克，暗示劳动者对剥削者的仇恨。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使“19世纪阶级斗争和人类进化相结合”，用幻想和寓言的方式预示劳动者和剥削者冲突加剧所可能造成的后果。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对于现代武器的预言尤其醒目。《星际战争》（TheWaroftheWorlds，1898）描写火星人入侵地球触目惊心的情况。火星人比地球人更为发达，状似章鱼，体大如熊，他们的武器能发射出热线和黑烟。热线过处留下死亡与毁灭，黑烟起处城市顿成废墟。地球上的枪炮炸药对他们都无济于事，一艘英国装甲战舰虽然与他们英勇奋战，结果还是化为一团火焰。火星人没有生殖器官，以分裂繁殖的方式繁衍后代。他们不饮不食，也不会消化，靠把捕获的地球人的血液直接注入血管而生存。正当他们所向披靡，即将把伦敦夷为平地的时候，他们却不战自败。原来他们对地球上的病菌没有免疫能力，因而一批一批地死去。星球大战、死光武器等等都是现代科幻小说和电影的常见题材。威尔斯的“热线”与后来发现的激光相似，他的“黑烟”也与后来用于战争的毒瓦斯相当；小说所描写的大规模杀戮场面也终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变为现实。在他的短篇科幻小说《陆战铁甲》里，威尔斯预言了装甲坦克在战争中的运用。后来他曾长期打官司，声称是他“发明”了坦克，因此应当获得专利税。在《大空战》（TheWarintheAir，1908）中，他预见到飞机将用于战争。在《获得自由的世界》（TheWorldSetFree，1914）中，他成了“原子弹”一词的发明者，他所描写的原子弹爆炸情景与后来的实际情形十分相似。
《莫罗博士岛》（TheislandofDr．Moreau，1896）反映了作者作为专修过生物的大学生的特长。在这部小说里，莫罗博士发现，对动物施行外科手术，对动物的肢体进行移植，对动物的大脑进行改造，就可以制作出一种半人半兽、会说会读，也能从事一些劳动的兽人，从而使动物通过人工方法演变为人类。威尔斯利用他的生物学知识，从人们见多不怪的皮肤移植说到骨头移植，逐步让读者相信莫罗实验的科学性和可能性，从而使读者相信在那遥远的荒岛上确实存在过一群奇形怪状的兽人。按照作者的推导模式，现代读者不兔会联想到后来20世纪科学的一些重要发现，如基因工程、“克隆”等。在其他的科学领域，威尔斯的一些预言也变成了现实。如在《昏睡百年》（WhentheSleeperwakes，1899）中，他幻想一种社会，在那里，印刷图书被与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录像带类似的媒介所取代。在威尔斯的乌托邦小说里，“生态学”一词频繁出现，多年以后，这一概念才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1901年，威尔斯发表了《月球上的第一批人》（TheFirstMenintheMoon），描述两个地球人驾驶飞行球体登上月球后受到月球人追捕的惊险遭遇，再次表现作者天马行空般的丰富想像力。作者对于月球表面奇幻景色的描写与半个多世纪后人类真正登上月球时发回的彩色照片也不无相似之处。站在20世纪之末，重温这位多产作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种种预言，回首这些预言在这个世纪的一件件辉煌成就里变为现实，反思这些预言所蕴含的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深刻思索，一种令人瞠目的惊奇感油然而生——对人类的智慧，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对这位声称不想预言什么的杰出的预言家。
1939年，威尔斯七十三岁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的好友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发现威尔斯独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与他寒暄，问他近来干些什么。他回答说在给自己写墓志铭，一句很短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这句略带玩笑色彩的墓志铭恰好深刻地反映了他对人类未来、科学未来的关注和担忧，也表明他的科幻小说具有“警示”灾难的意义。
阅读威尔斯的科幻作品，人们不难发现，他与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还有一点重要差异。两人的着眼点颇为不同。凡尔纳赞扬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用瑰丽的色彩描绘了科学发明的巨大威力与贡献。威尔斯在肯定科学技术发明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利用科学幻想的形式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谴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种种黑暗与丑恶现象，抨击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掠夺的残酷性。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里就有所反映。列宁曾将伦敦贫富悬殊的两个阶级称作“两个国家”，而威尔斯则从进化论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极端的表述。在他的《时间机器》一书中，由于长期的阶级分化，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竟然进化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生物，相互之间不可理喻，充满仇杀。在《星际战争》中，威尔斯将火星人入侵与殖民行径相比较，揭示了二者等量齐现的残酷无情：“不要忙着谴责火星人心黑手毒，还是先回想一下我们人类曾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灭绝生灵的勾当，我们不仅灭绝了一些动物，如欧洲野牛和渡渡鸟，而且也灭绝过低级的人类种族。塔斯玛尼亚人尽管具有人类的一切特征，还是在欧洲移民发动的历时五十年的种族灭绝战争中被屠杀得一个不剩。我们自己残酷无情，又怎么能责怪火星人争雄斗勇呢？”
有人称威尔斯是达尔文和柏拉图的结合体，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形成其科幻作品的社会伦理意义，而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则是其科学现的出发点，这不无道理。不过在威尔斯的科幻作品中，对人类未来和科学未来的关注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星际战争》一书中，作者也表明了这样一种担心：认为人类也有可能进化成火星人的形象，因为人类使用大脑和手的机会最多，脑袋会发达膨胀，每个手指也会长长，形似章鱼。而由于机器人的广泛运用，交通工具的发达，人类的腿脚也有完全退化的危险。这种前景不兔触目惊心，然而在这种景象的描画里却蕴含着一种象征性的警示：科学发展有其副作用，人类的特征可能遭到扭曲。
威尔斯以他丰富的想像向读者展现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科学技术如能掌握在社会手里为大众谋福利，它的前景当然是可喜的。但是，威尔斯清楚地意识到，科学技术一旦落到谋取权力私利、毫无道德顾忌的人手里，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莫罗博士岛》反映了作者的这种·比虑。莫罗博士制造出一批批的兽人，又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强迫他们服从。但是他还是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自己也死于怪兽的利爪之下，他制作的兽人也都回归到兽性状态中去了。作者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说，这座孤岛上野蛮惨杀的景象“正是一幅人生的缩影”，表明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生活现实的看法。小说也表明，在一个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世界里，科学的成果非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可能危害社会。这一点也反映在威尔斯另一本广泛流传的幻想作品《隐身人》（TheInvisibleMan，1897）中。在这本小说中，一个穷困的教师怀着巨大的狂热进行试验，发明了一种隐身术，使自己咸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人”，对他人实行恐怖统治。最后，他在众人和社会的反对和追逐中丧生。小说既说明了充满敌视的社会环境和自私自利的动机可以使一个有才华的科学家走上堕落和毁灭的道路，也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科学发明可能被用于自私和罪恶的目的。
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电脑及互联网等技术的开发运用拓宽了人们获取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某些高技术产品及其应用工艺不再神秘莫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威尔斯的“警告”，也要看到科学技术具有负面作用。核武器、生化武器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恐怖活动的报道，人们不免要设想，假如某个个人或团体掌握了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有关制造技术，并将其用于自私和罪恶的目的，那末，出现威尔斯墓志铭所说的情景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可见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需要把人文科学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中译本得以在20世纪末问世确是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1998年11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第一章约瑟夫·戴维斯先生的头脑困惑极了
1
这是关于一个想法以及这个想法如何在一群聪明人的大脑中折腾的故事。
至于这个想法的背后是否有真实性，则与讲故事人无关。读者必须自己去做出判断。有一人对此没有丝毫怀疑，他将是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
也许我们对这个想法还一无所知。它起先在少数人的口中流传，然后出现在杂志和畅销出版物中。一时间成为时髦的话题。当时你一定听说过，尽管你也许已经忘了。公众的注意力总是如星转斗移一般。如今这个想法还在人们的大脑中不时闪现，既没完全消失也非十分活跃，没有联系也无影响。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想法，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这件事的发生是有可能的。
这个想法产生于约瑟夫·戴维斯先生的大脑。戴维斯是个文人，敏感，聪慧，受过很好教育。这个念头是在他处于麻木状态中产生的，那种状态最容易让奇怪的念头进入大脑并驻扎下来。
2
说起来，这想法诞生于11月的一个早上，在天文俱乐部里。
然而，在我们描述这个想法对午餐后坐在俱乐部吸烟室里的约瑟夫·戴维斯先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之前，也许最好先告诉读者一些有关他的事情。
我们就从一开始说起吧。他出生在本世纪与上世纪之交的春分之日。一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显示出活力和早慧，他的“机灵”曾给母亲和保姆们带来了快乐。依着我们人类的行为方式，他降落到这个世界，刚一睁眼，便盯着周围的一切看，随手抓起东西放进嘴里，并开始模仿，发出声音，分辨声音，就这样，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奇怪世界的图像在他头脑中渐渐形成。
保姆给他讲故事唱歌，母亲给他唱歌讲故事，家庭教师按时来给他上课，后来又是家庭教师又是学校，还有许多人，许多图画，单音节字的小书，然后是正常的多音节字图书，声音美妙的大个子牧师，声音沙哑的小男孩们，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们不断告诉他这些那些事情。于是，渐渐地，世界的模样，对自己的认识，他将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被希望做什么，在他大脑中越来越清楚了。
然而，他只是慢慢地才意识到，他头脑中那幅世界画图里有些东西，也许并不存在于其他人的头脑中。总的来说，他们向他显示的世界好像是真实的、确切的，就在那里，如此而已。他们告诉他，这个世界有纯粹的好东西，有可怕的坏东西，还有你根本想不到的野蛮粗俗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有好人，有坏人，有了不起的人；有你喜欢，羡慕，服从的人；有你不喜欢的人；有富有的、触犯了他会向你起诉，不小心则开车撞你的人；有贫穷的、为你做事只索取微小报酬的人；一切都不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小心翼翼，快快活活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自然无忧无虑。
只是，有种感觉不知不觉地在他头脑中产生——它是那样难以察觉以致于无法就此提出问题——仿佛这个实实在在确信无疑的世界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躲躲闪闪，模糊不清，遮遮掩掩，好像背后藏着完全不同的其他东西。它从来不是透明的。通常十有九天这个世界是完整无缺的，但接着就有那么一会儿，一个阶段，一段令人困惑的时期，这个世界就像是一扇画屏遮掩着什么——它掩藏的是什么呢？
他们告诉他那个源自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神，那个亚伯拉罕、艾萨卡和雅各布的神创造了整个宇宙，星球和原子，从开始到结束用了六天时间，把这个世界造得美妙绝伦，完美无缺，并让所有一切运转起来，又经过一些被称为堕落和洪水的必要过程之后，进一步调整安排，使人世间的幸福与安全达到极点，使我们的约瑟夫得到永恒的保佑，这在约瑟夫是十分乐意接受的事。接下来，他们拿出那些最令人信服的亚当、夏娃、该隐和亚伯的画像给他看，让他玩诺亚方舟，给他讲简写的《圣经》故事，关于赛弥尔，关于所罗门和大卫，以及他们传给我们的伟大教训，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传开直至覆盖整个世界的救世诺言，这些他都深信不疑，因为那时他还没有比较。任何东西都可能是真的，除了他被带进绿色大草地时所感受到的颜色的不同。他被训练成一个单纯地相信一切的小安格鲁人。
然而与此同时，他在家里发现了一本里面有很多动物图的书，这些动物同那些出入伊甸园和登上诺亚方舟的动物大不相同。还有面容愁苦的男人的画像，看上去好像早在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出来之前就生活在那里了。似乎所有东西在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出来以前就存在着，但是当他开始对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世界产生好奇心，提出疑问时，他的家庭教师却用巴掌给了他当头一击，将这本扰乱人心的书藏了起来。它们只不过是“《圣经》上所说的洪水到来前的动物”，她说，诺亚没有费力去救它们。而当他说这些动物中有许多会游水时，她却叫他不要去做科莱佛金斯先生。
他尽了最大努力不去做科莱佛金斯先生，并尽了最大努力去爱亚伯拉罕、艾萨卡和雅各布的上帝，并怕他，对造化的智慧和美丽充满感激，因为它先是在他出生前将他投入地狱之火，然后又让上帝承受他认为实在毫无必要的巨大痛苦来拯救他。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是什么需要他这样做？其实，他所要做的就是开口说话。他只是动动嘴就把整个世界创造了出来。
约瑟夫尽了最大的努力调整自己的感受以适应人们对这个世界既定的看法。既然圣经上所说的大多数事件现在已经过时，既然他的母亲、家庭教师、牧师、学校老师，所有在他眼里具有权威的人都使他相信只要付出一点信仰和服从，一切都会稳稳妥妥、顺顺当当。此后，就他而言，他确实舒舒服服过了几年。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费脑筋。他把它丢在了脑后——直到他长成青少年，岁月的魔力送来探寻究竟的怪风又一次吹开他大脑里那些杂乱来理的储藏柜。
他上了圣·荷巴特学校，后又去牛津的卡母波恩。对英国公学有许多不合理的批评，但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它们确实给了一部分孩子某种教育。在那些年代，圣·荷巴特经常有活泼的讨论，它不是那种只是游戏加考试的学校，在那里反对19世纪后期实利主义的气氛十分浓烈。不论是校长还是教师都正视这个事实，即疑问是存在的，孩子们应该去了解它。
科学课教师处于教职员中的少数派之列，他从一技术学校转到圣·荷巴特；这所公学的精神镇住了他。圣·荷巴特并不忽视科学，但对教员却有些轻视。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接受了一些科学教育，以便他们能够懂得什么是科学。
由于戴维斯智力超常，他专门学习古典科学那部分；然而在公学的科学课上他却极不出色。不是被烧瓶灼伤了手指，就是在化学课中间休息时打碎了好几个玻璃容器；他认为生物学最讨厌。他喜欢户外的兔子，被圈在笼子里的则让他不舒服，从生理上感到难受。为此他受到许多奚落。当他带着疑问去寻找答案时，他意识到自己早期对《圣经》故事和拯救计划以及所有一切的怀疑过于轻率。作为陈述事实的言论，它也许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真实感，但那是由于语言的缺陷加上宗教兴起之时地中海东部诸国人的智慧和道德观念特别低。为了解释象征、寓言，和不确切但有教益的故事，必须创造一个伟大的朝圣地。像大卫和雅各布这样的人并不适合表现目的，但这点最好被忽视掉。
创世的故事是象征性的，它与地球上生命延续的事实不一致并没什么关系，堕落则是神秘而无法解释的事情的象征，为什么在历史上当堕落事件已经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时还要有一个补救，这是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不会梦想去讨论的事。信仰和说教这样的事使约瑟夫·戴维斯很快迷惑了，信仰和说教没有使他信服，倒反而让他忙碌而困惑。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总有另一套完全不同层面上的观点出现，作为对《圣经》、教堂和说教最初解释的全部修正。它告诉他，现存的西方文明体系建立在什么样的神话基础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即它是建立在那个基础和宏大的纪念仪式上的，尽管逻辑上没有意义，以及一种道德规范之上，这个规范也许会是最终的仲裁，却构成当代社会生活的丝丝缕缕网络，社会生活没有它们就无法进行。因此所有的自由思想者和理性主义者或麻木不仁，或目空一切。讲理性的人们不发表意见，他们不否认。他们在另一层面上思考和生活。你不可能再重建宗教、社会习俗、政治传统，就像你不能重新改变人的骨骼一样。
这一切使得约瑟夫·戴维斯不敢乱说。关于伊甸园和约拿的争论过去了。他只有正视历史和社会。基督教和教堂，独裁和政治机构，社会等级，好像都在模模糊糊之中瞪着眼睛朝他看。“对我们进行质疑没什么好处”，他们似乎说，“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起着作用（他们似乎是在起作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实？
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偶尔或谈或思考，似乎思考了很多并相信自己确实思考了很多。那个孩童时代就百思不解的二元论问题看起来一点没有得到解决。世界即此的观点不再是他批评的主要对象，但却使他创造出世界可能即此的又一种看法。这个表面一切顺理成章的世界也许从根本上讲是矛盾的，但结构上却是一致的。既容纳了浩瀚的谎言又让人对它有不断的担忧。事情就是这样。
这件事延续了这么久。有一段时间他有些摇摆。一方面是描写目前生活色彩明快的故事，窗前的故事，母亲膝头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为人们接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得到生活的指导，这里有稳定的政府，合理的社会秩序，能战胜任何挑战的机构，善行受赞美，是非有明断，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另一方面，要反对这个世界就如同用暗示的话语，不和谐的声音，阴暗处的窃窃私语，和模糊不清的威胁来讲述一个遮遮掩掩的故事。在那个批评现实生活的阴影中的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也没有向他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具体形状只有疑问。色彩明快的故事似乎最安全，最明白，最适合他成熟的想像；于是，他尽最大努力告诉自己，那一点异议和不和谐的想法，最好留在大脑中等待成熟。
在大学的三四年里，我们都必须做出重要的决定；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后回头的机会会很小。约瑟夫·戴维斯先生思路敏捷，文笔流畅，早就开始写作，而且在来牛津之前就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总之，他选择了写作。他父亲留给他一笔丰厚的钱财，况且他也没有非得为线工作的压力。他决定写生活中勇敢的有信心的方面。他要使自己出名。于是，他开始写激励人们精神的书，对异议和怀疑做无情的嘲笑。“我写的东西，”他说，“应该有旗帜飞扬，鼓角争鸣。不吹毛求疵，不颠覆破坏。”社会学就要过时了。因此，他委身其中。他先以成功的勇敢的历史故事为开端，接着写有史记载的辉煌壮丽的历史片断。
《理查王和萨拉丁》是他的第一部书，接着是《唱歌的水手》，然后是《锤击剑舞》，再后来，他围绕人的事迹，讲述亚历山大、凯撒和成吉思汗快乐的历险，还有伊莉莎白时代海盗和探险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然而，由于他天生善于写作并具有特殊敏感的天性，所以他写的越多，也就读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想的——这是最糟的——也越多。
他不应该想。当他选择了立场，他就应该像一个有理性的人，停止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人对他批评得十分尖锐，对一个完完全全的胜者来说，他对批评实在太在意了。
他开始对自己要做什么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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