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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文豪-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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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她过的并不容易，她的丈夫性格严肃，是一位研究农业的专家，埋首研究从而忽视了家庭。
她的女儿身患重病，在去年，她的母亲也因病离世。
接连的打击让她不堪重负。
看到林子轩的鼓励，她觉得或许自己应该写一本小说来纪念她的母亲和她这些年在中国的岁月，同时也让自己有个抒发情感的渠道。
于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异邦客》就这样问世了，从此开启了赛珍珠的写作之路。
她在心里自然是感激林子轩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总带有一丝林子轩的影子。
经过一年的市场培养，流行歌曲逐渐在全国铺展开来，其他的唱片公司也开始尝试制作。
但一些小型的唱片公司只是翻唱百代的唱片，曲调歌词都一样，仅仅换了一个人演唱。
在中国，流行歌曲是新鲜事物，还没有音乐方面的版权保护，根本没办法追究，翻唱和盗版屡见不鲜。
而且这样的唱片价格低廉，这严重影响到正版唱片的销量。
一般来说，新唱片出来半个月内就会有盗版，这是因为在这个年代制作唱片需要这么长的周期，这不是后世的影碟，直接刻录，分分钟搞定。
所以，新唱片的销量就看前半个月的数据了，一旦盗版出来，销量会急剧下降。
一个月后就差不多可以下架了，只有较为偏远的地方还有市场。
这不是林子轩能够预料的，他从唱片中抽取提成的做法恐怕行不通了，除非唱片的销量能够逆天。
随着明月歌舞团的火爆，各地的剧团也开始竞相模仿起来，抢占本地的市场。
不过因为他们没有孟晓冬坐镇，没有炫丽的舞台设计，没有精心排练的舞蹈，所以在名气上无法和明月歌舞团相比。
然而，明月歌舞团不能只有一个孟晓冬，还需要有其他的歌唱明星。
此时的孟晓冬早已没有了生活的压力，随着名气的增加，变得更为霸气起来，要求也更加多了，林子轩觉得当初给她的抽成太高了。
这个小姑娘别看只有十五岁，可久在戏班生活，心性成熟，知道如何给自己争取更好的利益，心思很重。
在林子轩面前，她还是很听话，但在歌舞团里，就是大姐大一样的人物。
这在戏班里很常见，那些名角们都有特殊的待遇，地位分明，就算是戏班班主，对名角们也是颇为恭敬。
在梨园行，这就是规矩。
孟晓冬把这个规矩带到了歌舞团里来，此时的歌舞团早已不是当初的八个人了，而是有几十号人。
人越多，矛盾就越突出。
黎锦挥作为歌舞团的负责人，提议要培养更多的歌星，让她们良性竞争，避免一家独大。
他本身就是作曲家，这些日子也写了不少曲风轻快的歌曲，适合少女们演唱。
第一个推出来的是黎锦挥的女儿，黎铭晖。
这个小姑娘有一张娃娃脸，长的天真烂漫，很适合唱一些欢快的歌曲。
林子轩为她写了《童年》和《世上只有妈妈好》。
《童年》是后世耳熟能详的歌曲，曲调轻松明快，只是要把其中的歌词稍微改动一点。
《世上只有妈妈好》则是一颗催泪弹，曲调简单，歌词易懂，唱出了对母亲的深情厚爱，无限依恋。
这是林子轩在做实验，如果这首歌受到了欢迎，那他就会把《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在民国时代翻拍出来，而且故事情节和这个时代并不违和。
可以想见，到时候影院内会是一片哭泣之声。
黎锦挥对《世上只有妈妈好》大加赞赏，认为这首歌比那些靡靡之音更有教育意义。
和郑证秋一样，他们这一代人之所以搞音乐和话剧，都有一种使命感，认为可以教化民众，救国救民。
看起来很理想主义，但他们内心里真是这么想的，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林子轩其实是准备打造不同类型的歌星，有专门唱抒情情歌的，有唱民族类的，有唱欢快舞曲的，这样才能百花齐放，良性竞争。
至于合作对象，还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
不过他已经打算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了，等到万象书局在全国各地打开发行渠道，就在上海建造唱片制造厂。
总之，还是那句话，林子轩需要大笔的资金。
第八十九章 一个有益于中国电影事业的人
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筹备多时的《津门大侠霍元甲》终于开机了。
总导演是郑证秋，还有两名副导演，分别是李平倩和顾肯福，说是副导演，其实就是帮着郑证秋打杂的。
因为郑证秋还要同时筹备《大闹天宫》，没有太多时间花费在这部电影上，而且默片拍摄并不困难，只要摆好摄像机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中国的电影导演怎么拍摄电影呢？
“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的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
这是张时川后来对民国初年电影拍摄的回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国导演处于毫无经验的状态。
郑证秋去了一趟美国，在好莱坞片场观摩了几天，才恍然大悟，原来镜头还分为远景和近景，人物还有面部表情的特写，摄像机还能放在小车上跟着演员跑动。
虽然以前看外国电影杂志，了解一些名词，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亲眼看到才能明白摄像机是怎么拍摄的。
他在好莱坞大开眼界。
还有一个演员的使用问题，在没去美国之前，郑证秋坚持拍摄电影使用以前文明戏的演员，因为这些人有舞台表演经验。
但电影和话剧有很大不同。
话剧演员无论是声调还是形体都较为夸张，也就是所说的话剧腔。
给人的感觉就是脱离生活，过于机械化，拿腔拿调，不够自然，而拍摄电影需要自然和生活化，一个演员想要自如的转换并不容易。
在好莱坞也经常使用从百老汇剧院出来的演员，可这些演员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把舞台表演上的技巧给忘掉。
现在的郑证秋已经不再坚持使用话剧演员了，而是从演戏学校里挑人。
明星演戏学校算是中国第一所教人演电影的学校，不仅招收演员，也招收和电影相关的专业人才，比如摄影和剧务等。
李平倩就是这样进入明星演戏学校的。
他是浙江杭州人，刚刚20岁，在上海沪江大学上学，不过没能毕业，喜好电影和摄像，看到明星电影公司招工，想也不想的就进来了。
郑证秋考察了他，觉得他对摄像很有想法，又有文化，加上正好缺人，就带在身边。
这个时候演戏学校的教学大都不是在课堂上，而是现场实习，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顾肯福是林子轩从中国影戏研究社挖过来的。
中国影戏研究社是在1920年由陈寿治、邵棚、施彬远等集资创办，是上海市电影爱好者团体，《阎瑞生》就是他们拍摄的。
不过由于《阎瑞生》这部片子受到上海社会舆论的抨击，这个研究社的日子并不好过，接近破产的边缘。
林子轩挖顾肯福是因为此人在1921年12月创办了一份电影杂志，叫做《影戏杂志》，也是中国第一份电影杂志。
这份杂志介绍了国内外电影市场的动态，还有一些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分析文章。
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林子轩原本想办一份《明星周刊》，和《影戏杂志》类似，所以他直接把《影戏杂志》收购了过来，同时也把顾肯福拉进了明星电影公司。
顾肯福毕业于江苏东吴第二中学。早年研究法律，曾建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
于是，此人就成了明星电影公司的法律顾问，兼职布景管理和后期剪辑，还有电影杂志的出版发行，可谓是能者多劳。
在刚建成不久的摄影棚里，拍摄正在进行。
拍摄《津门大侠霍元甲》不能真的到天津去，只能在摄影棚里搭建布景，这座摄影棚建在法租界的杜美路上，距离明星电影公司不远，可以容纳两个剧组同时拍摄。
一般来说，大型的摄影棚应该像但杜予的上海影戏公司一样建在闸北区。
因为那里不属于租界，是华区，所以地价低廉，水陆交通便捷，是建设厂房的首选。
不过华区里势力比较复杂，非常混乱，林子轩不想招惹是非，在法租界，有冯敬尧撑着，没有社会势力敢来找麻烦。
此时拍摄的是一段武术，也就是霍家的迷踪拳，扮演霍元甲的是一位梨园行的武生。
拍电影不需要真功夫，只要花架子就可以了，戏曲表演同样如此，这位武生外表英武，一看就是正派人物，还有武术功底，最重要的是薪酬便宜。
在旁边，精武体育会派了一个人来进行武术指导。
虽然林子轩和精武体育会达成了默契，不过精武体育会不会不闻不问，否则拍出来不像样子，有损霍元甲的形象。
特别是武术方面，如果霍元甲不会打迷踪拳，反而打出了螳螂拳，那还不成了武术界的笑柄了。
林子轩对此抱着欢迎的态度，影片质量越好将来越卖座。
不过在一些商业元素上他可不会让步，这部片子的宗旨就是热血和痛快，没有任何不爽的地方。
在摄像机后面掌镜的是道格拉斯希拉，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武术很感兴趣。
郑证秋则站在一旁，指导李平倩和顾肯福，看看外国人是怎么拍摄的。
因为是默片，不需要录制声音，现场可以说话。
他们说的是中文，道格拉斯希拉完全听不懂。
“在拍摄期间，你们要紧盯着这家伙，不仅是拍摄技术，还有布景和灯光，包括化妆和后期的洗印。”郑证秋交代道，“不懂就直接问，一定要把他知道的技术都掏出来，这可是咱们花大价钱请来的，不能轻易放过他。”
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
电影毕竟是舶来品，想要学会新技术，就要付出代价，如果是外国电影公司的技术人员，还会进行保密。
好在道格拉斯希拉不属于电影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很好相处的，而且他对做导演颇有兴趣，大家算是共同讨论，一起解决各种拍摄过程中的难题。
林子轩觉得这个外国小伙很有国际主义精神。
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中国电影事业的人。
第九十章 两种不同的道路
1922年5月12日，林子轩来到了复旦大学，他要在下午讲课。
眼前的情景让他有些错愕，和后世复旦大学的宏伟气派不同，此时的复旦大学显得过于寒酸，和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没有可比性。
复旦大学位于上海虹口区的江湾镇。
1918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绘先生去南洋集资15万，在江湾买了块地。
1920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1922年落成。
计有教室楼一座，名简公堂，办公楼一座，名奕柱堂，第一学生宿舍一座，教师宿舍一栋，此时建设工程尚未完工，显得较为杂乱。
1921年，复旦学生为482人，教职员34人，设有文、理、商三科。
这就是林子轩看到的情景，和后世上万人的大学相比，规模实在是太小了。
学生人数少是这个时代大学的普遍现象，在民国时期能够上的起大学的学生并不多，从各个大学的学费就可以看出端倪。
北京大学一个学年的学费是六十块大洋，清华大学只需要四十块，复旦大学是一百块，同济大学则高达两百块大洋。
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的学费是最高的，收费项目也很多。
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
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二十四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十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
当然，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比如，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瑟瑟发抖。
而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都有一个小厨房。
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
相比较而言，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低得可怜。
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平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
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
学校这样的收费标准和老百姓的收入对比，别说是一般的人家，就是小业主的家庭也很难负担得起，所以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了免费的师范类院校就读。
林子轩的到来得到了复旦大学的欢迎，他毕竟是享誉国内外的小说名家。
文学系主任亲自来迎接，随后林子轩还和复旦大学的校长李登绘见了一面，闲聊了一番。
这位校长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印尼爪哇岛，是印尼第七代华裔，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和林子轩谈起在美国的往事，很是高兴。
看着谈笑风生的林子轩，一旁的文学系主任心里颇为苦恼，他本来想让林子轩讲一讲新文学的，这也是青年学生喜欢听的内容。
林子轩被称为新文学的三杰，新诗写的极好，在学生中有极大的影响力。
然而，林子轩给他的课表竟然是讲《红楼梦》。
你这不是新文学，而是复古好不好，就算不讲新文学，谈谈文学创作的技巧也是好的。
不过林子轩非常坚持，这位系主任也没有办法，客座教授不是本校的老师，讲什么内容是林子轩的自由。
他在学校里给林子轩做了宣传，鼓励大家都去听课。
否则没有学生听课，林子轩面子上过不去，如果是讲新文学，系主任相信学生会挤满教室，至于《红楼梦》……
好像国内还没有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专门讲过《红楼梦》，大家都是私下里研究，讲课的时候会提到，却不会单独开出一门课来讲。
这个林子轩实在是不走寻常路啊！
下午一点半，林子轩来到了教室，他朝下面一看，清一色的男生。
复旦大学从1927年才开始招收女学生，他是没有机会享受女同学崇拜的目光了。
教室里来的学生不少，粗略看下来有六七十人，算是很给面子了，系主任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始介绍林子轩。
所谓介绍，自然是一阵吹捧，说了林子轩的主要成就。
教室里的学生对林子轩颇为好奇，他们就在上海，学校里也有报纸可以看，对林子轩的事迹了解很多。
林子轩出生于1900年，商人家庭出身，小学毕业于上海虹口爱国小学，后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也就是后来的上海中学。
民国时期，上海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和杭州高级中学并称为江南四大名中。
林子轩18岁中学毕业后到美利坚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经济学，两年后留学归来，获取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他二十岁之前可以说是平淡无奇，除了较为聪慧外，没有展现出任何文学上的天赋。
而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写了数百万文字的小说和几十首新诗，可以说是文思泉涌，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世界性的荣誉。
这样的人不由得这些学生不好奇，不过也不是所有学生都是如此，有些郭沫偌的支持者就对林子轩不屑一顾，特别是听说林子轩讲《红楼梦》更是不愿意来听。
在这个年代，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以鲁讯为代表的人继续走新文化的道路，在小说和新诗方面开拓前行。
而胡拾则转了个身，开始“整理国故”。
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
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
这也是他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但有学者认为这是复古、守旧，是对新文化的背叛。
这是关于新文学方向性的问题，我们是该一往无前的朝前走，还是应该回头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然后继续前行。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青年们没有耐心回头看，时代在召唤他们，使命感在召唤他们，他们没有时间停留，只能拼命的超前奔跑。
林子轩此时选择讲《红楼梦》，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整理国故”。
在新文学的倡导者和支持新文学的青年们看来，就是一种复古，一种倒退。
第九十一章 出风头
林子轩对成为青年人的领袖和导师的兴趣不大，那样的话太有压力了，他可能会失眠。
何况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目前取得的成绩都是抄袭后世的成果，自己本身才疏学浅，学识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如果太过出风头，被人拆穿的话就英名尽丧了。
不过这一次到复旦大学上课，林子轩准备小小的出一次风头。
民国时期的大学可以说是国学大师云集，随便一个名字在后世都被无数人追捧，他们上课的方式也是各有特色。
按照后世的说话，这就是个性。
王国唯上课从不迟到早退，上完课就走，风雨无阻。
有回，王国唯讲《尚书》时，当堂告诉学生：“这个地方我不懂。”可当讲到他研究有素的问题时，他则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梁时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
章泰炎的学问很大，门下弟子众多。
有次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优渔、钱轩同、刘半侬等，都是一时俊杰。
章泰炎的国语不好，由刘半侬任翻译，钱轩同写板书，马优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他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胡拾讲课更像是演讲，鲁讯则率直犀利。
他们的风格林子轩学不来，不过他要有自己的风格，才能镇住这些复旦大学的才子们。
在这个时代，能够考入复旦大学的都是一时俊彦，或者说是天才，想要镇住这些天才，就必须比他们更天才。
林子轩环视一周，看到还有几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坐在后面，想必是来听他水平如何的。
如果在讲课期间，这些教授或者学生离开了，就是他的失败，说明他讲的内容很差，如果学生都走完了，他以后也不要再到学校讲课了。
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个考验。
好在林子轩早有准备，从随身带着的提包里拿出一本书。
这是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红楼梦》。
他走下讲台，把《红楼梦》递给一位学生，让这位学生随便翻开一页，然后告诉他页数。
看到林子轩的举动，台下的学生和教授都莫名其妙，连系主任都不知道林子轩要做什么。
那个学生也不怯场，翻开《红楼梦》，说了一个二百三十四页。
林子轩站在讲台上，闭上眼睛，过了五秒之后，他张口开始背诵那一页的内容，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错漏。
当底下的学生弄明白林子轩在做什么的时候，顿时轰动了。
也就是说，林子轩把整本《红楼梦》都背诵了下来，这是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啊。
背诵完毕，林子轩让那位学生再选一页，那位学生选了五百一十二页。
让学生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次林子轩是在倒着背，从最后一个字一直往前，还是一个字不差。
倒背如流！
底下复旦大学的学生们无法淡定了，连那些教授都惊讶起来。
这可不是一个记忆力超群就能解释的，这要对《红楼梦》研究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倒背如流的境界，就算是那些整年钻研《红楼梦》的学者也做不到啊。
林子轩才二十二岁吧，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红楼梦》的。
怪不得他敢在复旦大学讲《红楼梦》，人家都研究到这个地步了。
他们不知道林子轩脑海里有个搜索系统，他闭着眼睛就是在看着书本读而已，可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这就是能耐和水平啊。
林子轩睁开眼，看着下面乱哄哄的景象，心中颇为自得。
这下唬住你们了吧！
其实，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人不在少数，沈燕冰，也就是文学家矛盾，也能背诵。
1926年的一天，章系琛、钱军陶和郑震铎等人在谈话之间，谈到沈燕冰会背《红楼梦》，郑震铎怎么也不相信。
于是，几人打赌，请沈燕冰喝酒。
酒至半酣，有人说这么喝酒没意思，不如做点什么助兴，沈燕冰喝的有点多，酒兴正浓，就欣然答应下来，另一人就说听说你会背《红楼梦》，不如背一段给咱们听听。
当即由郑震铎点回目，并翻开早已准备好的《红楼梦》进行对照。
沈燕冰遂按所点回目琅琅而诵，一口气背了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回目，无一错漏。
众人膛目结舌。
在这个年代，背书是学习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很多大学问家对一些经典著述都能背诵如流，碰到一个问题，立刻就能滔滔不绝的讲出出处。
这不仅是记忆力的问题，还有对文章的深刻理解。
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就是背书的重要性。
在后世，有了电脑，可以随时在网上查看，也没有人去背书了，对很多知识都是不求甚解，这或许就是中国很难再出国学大师的原因之一。
不过，正着背诵和倒背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正着背诵可以通过对小说的理解来记忆，倒背考验的就不仅仅是记忆力和理解力了。
这时候的学生较为大胆，有学生不相信，拿过《红楼梦》随便翻开一页，请林子轩继续倒着背诵。
林子轩来者不拒，不怕挑战。
最后，文学系主任不得不站出来阻止学生们，否则这课就没法上了。
林子轩成功的给了复旦大学学生一个下马威，让这些天之骄子们明白谁才是天才。
“我这么做不是要显摆什么，而是告诉你们，研究一门学问首先就要从背诵开始。”林子轩拿回《红楼梦》，在讲台上认真说道，“如果你连背诵都做不到，怎么才能理解，不能理解，谈什么研究。”
这个观点很容易理解，学生们被镇住了，都没有意见。
“好吧，下面开始讲课，我要讲的是《红楼梦》，或者叫做红学。”林子轩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词。
分别是“1921年”、“旧红学”和“新红学”。
“红学发展到现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21年之前的是旧红学，1921年之后的是新红学。”林子轩不容置疑的说道。
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进行断代，如果说胡拾的考据派开启了新红学的大门，那么林子轩就是给新红学的大门上加上了一块匾额，确定了它的名分。
从此，红学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第九十二章 第一次系统的讲述《红楼梦》
“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
其实，从嘉庆年间，就有坊间戏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这说明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就得到了文人学者的重视，作为一本通俗小说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
那时候的文人大抵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这是一本政治隐喻小说，主干是“排满思汉”的民族思想。
另一派认为这是一本艳情小说，其中的风月之事描写精妙，可堪一看。
这恐怕就是清朝的某个时期把《红楼梦》列为**的原因所在。
林子轩从红学的起源开始讲起，渐渐揭开百年来笼罩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层层迷雾。
他把红学研究分为四大派别，分别是索隐派、考据派、评论派和创作派。
并系统和详尽的解说各个流派的渊源，代表人物和学术著作。
比如，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叫做周椿，他的出生时间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可以算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
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
书中有他本人于1794年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目前所知《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
评论派的代表人物是富察明义，据说是曹雪芹的朋友，写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
考据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拾。
至于创作派的代表人物非高鹗莫属，能够续写《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无疑是写同人文的顶尖高手。
但在这个时代，高鹗是否续写《红楼梦》还没有定论。
在清朝，至少有13部《红楼梦》的续书，其中《红楼梦影》和《红楼梦补》质量尚可。
对历史中的人物林子轩讲的很快，他主要讲了现代红学的发展。
重点放在了王国唯的《红楼梦评论》、蔡元赔的《石头记索隐》和胡拾的《红楼梦考证》。
此时鲁讯的《中国小说史略》尚未出版，还只是鲁讯上课的讲义，所以林子轩并未提及。
通过对这三本书的细致讲解，又带出了题咏派、百科全书派、现代批评派，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轶学等红学的各种研究方向。
从而让《红楼梦》的研究更为系统和全面，揭开过去红学研究的面纱，展示在众人面前。
随着林子轩的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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