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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文豪崛起-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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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有人提议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通过各种心理分析，以及对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关注，用来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把所有历史都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大要素。史学家们利用自然科学思维，总结出一套“科学公式”，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有其先进性，促使传统史料去伪存真，让历史研究更加严谨。但局限性同样很大，史学家们这么搞下去，导致史学朝着自然科学靠拢，忽视了历史研究的独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都充斥着颓废、迷茫和反叛，从而酝酿出多种多样的新流派。
质疑实证主义史学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暂时还无法将它推翻，吕西安费弗尔就是反对者中的积极分子。
“杂志稿件还没收齐吗？”马克布洛赫走进办公室问。
吕西安费弗尔笑道：“还有一份在邮寄途中，可能最近几天就能收到。”
马克布洛赫苦恼地说：“我前后联系了五家出版社和发行商，没人愿意帮忙发行我们的杂志。”
“很正常，”吕西安费弗尔比喻道，“实证主义史学是风车，我们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难得到主流群体的重视。”
“那怎么办？”马克布洛赫问。
吕西安费弗尔说：“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过交道，或许他能帮忙发行杂志。”
等到周末，两人把杂志创刊号的内容编好，拿着粗糙印刷的样刊结伴前往巴黎。
……
20世纪20年代，被西方世界称为“疯狂的20年代”。
特别是法国这边，一战的糟糕状况已经结束，经济在20年代全面复苏，呈现出耀眼的繁荣景象。
但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却刻在每个人骨子里。于是有钱人尽情享乐，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艺术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则各种反叛传统，创造出乱七八糟的新流派。
穷人们也顾不上闹革命，虽然他们过得比以前还困难，但劫后余生让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0年代末期，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也让底层人民稍稍有了点希望。
这似乎是一个盛世！
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两人，行走在巴黎街头，看着那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心情变得好了许多。
由于阿歇特出版社在巴黎西郊，时间太晚赶不上，他们干脆在旅店住下。
此刻已是半下午，费弗尔闲得无聊，于是提议去逛书店，布洛赫欣然同意。
跟美国那边情况一样，20年代的法国出版业也正处于繁荣时期，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接近2万种。
由于是周末，逛书店的人特别多。
费弗尔直奔文史类的书架，刚刚走近，便看到一整排新书：《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神女》、《狗官》。
整整五部，除了武侠小说外，周赫煊的作品几乎全在这里。
法国佬玩得够嗨啊，完全不怕卖不掉！
费弗尔对周赫煊印象深刻，他还把《大国崛起》的部分残篇，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学生读过。
一看到书脊上的作者名，费佛尔立即惊喜地取下。
只见《大国崛起》的扉页上，有一篇《费加罗报》记者勒戈夫写的作者简介，甚至还配有周赫煊的半身照：周赫煊，中国人，1898年出生。童年时期流落东南亚，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少年时浪迹美国，在多所大学旁听。19161926年间，环游世界，出入各国图书馆、档案馆搜寻资料。现为中国高等学府北大的校长，以其卓越的史学和文学才华名震远东地区。
“噢，上帝！他居然才30岁，真是太年轻了。”费弗尔不由惊叹道。
“怎么了？”布洛赫走过来问。
费弗尔指着书架上那一排作品，笑道：“中国周的著作。”
“写《大国崛起》那个中国周？”布洛赫惊喜地说。
《大国崛起》的残篇早已流传欧洲，研究历史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而这本书里表达出的治史观点，正好和费弗尔、布洛赫不谋而合。
两人开创的年鉴学派，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各种科学，将这些糅汇在一起研究历史。
这不正是《大国崛起》的叙史方法吗？
所以在几十年后，世界史学界普遍认为，在费弗尔和布洛赫开创年鉴学派之前，年鉴学派就已经有大成之作，即《大国崛起》。
也因此，周赫煊被称为“年鉴学派先驱”、“年鉴学派奠基人”。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许多历史学家就认为，《大国崛起》并非年鉴学派著作，而是成熟的现代史学著作，那是完全超越时代的作品。
费弗尔和布洛赫只随便翻了几页，就各自抱着一套周赫煊作品去结账。
费弗尔甚至决定修改杂志创刊号内容，加入一篇《大国崛起》的评论文章。他们创办杂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当下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而周赫煊的《大国崛起》属于最强有力的武器。
285【小路易】
说来很凑巧，帮周赫煊出版作品的法国书商，正是费弗尔要找的那位小路易。
路易阿歇特在100年前创办了阿歇特出版社，如今掌权的是他孙子，也叫路易阿歇特，人称“小路易”、“阿歇特三世”。
跟出版《大国崛起》的美国小书商不同，阿歇特出版社可牛逼得很，乃是此时欧洲最大的几家出版社之一。整个法国的车站售书亭，已经完全被阿歇特出版社垄断，想想就知道它的发行能力有多可怕。
小路易是在去年夏天，从《费加罗报》上看到关于周赫煊的新闻，并且得知他的作品很受欧洲史学界重视。此人在详细了解情况后，立即决定组织人手进行翻译，并且将周赫煊的系列作品，做为1929年的出版社主打读物。
在阿歇特出版社的全力运作下，如今你不管在法国的哪个车站，都能看到有周赫煊的书卖。
为什么小路易如此看好？
原因有两个：
第一，周赫煊的作品确实很优秀，特别是学术专著，完全称得上超时代；
第二，这是中国人写的书，充满了神秘的异域风格。
别说是小说和学术著作，就连像《亚细亚的中国》这种科普读物，此时都能在法国畅销，辜鸿铭的作品更是再版了好几次。
这跟一战后法国人的心态也有些关系，堕落、反叛、颓靡、求新、荒唐、狂放……越新鲜越离奇的东西越好，《神女》、《狗官》被美国读者不屑一顾，但放在法国却正好对胃口。
说起来很好笑，伟大如罗曼罗兰，他的作品此时在法国并不太受欢迎。
为啥？
因为太光明了，三观太正了，以至于被人批评为虚伪。
那么正经的书谁看啊，就要离经叛道，就要剑走偏锋才行。
此时法国人的思想状况，非常完美的诠释了“疯狂的20年代”这一名号，属于狂放不羁的时代。
……
巴黎西郊，阿歇特出版社。
费弗尔、布洛赫两人，在秘书的带领下，来到小路易的办公室。
这位法国出版界大鳄虽然名为小路易，可年龄却一点不小，今年已经50多岁了。
“阿歇特先生，这是我的杂志样刊，希望贵社更够帮忙发行。”费弗尔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意。
小路易叼着烟斗，问道：“请介绍一下你的杂志内容。”
费弗尔说：“这本杂志，我打算把它创建成史学革命的平台和阵地，目标是推翻现在流行的所谓新史学。我已经获得了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第戎大学（勃艮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支持。现在的欧洲史学界，需要一次革命，新史学已经不再新，它落后了，必须把它从神坛上拉下来。”
“似乎很有趣。”小路易敲了敲烟斗说。
费弗尔又说：“贵社出版的《大国崛起》，其实就是我们呼吁的史学研究方向，周先生的治史方法，跟我们如出一撤。我准备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强烈推荐这本伟大的史学著作。”
“很好，”小路易笑道，“你的创刊号就印一万册吧，我来负责发行。”
“啊？”费弗尔反而担忧起来，“一万册太多了，恐怕卖不完。”
小路易自信地说：“阿歇特出版社，没有卖不完的书。就是一张用过的厕纸，只要印上阿歇特出版社的名字，我都能把它卖出去！”
这位先生真的叼，阿歇特出版社就是在他手上疯狂扩张的，到了21世纪还处于不断壮大当中。后世中国的《健康之友》、《健康女性》、《elle》中国版等杂志，都是阿歇特出版社旗下的刊物。
“那就拜托了。”费弗尔喜道。
把两位史学家打发走以后，小路易又叫来秘书：“把《神女》和《狗官》送去龚古尔奖评委会。”
秘书问：“需要额外运作吗？”
“不需要，那帮评委油盐不进，送多少钱都没用，”小路易无所谓地笑道，“能不能获奖，就要看运气了。”
如今的法国文学界，主要有以下四个奖项，分别为：法兰西学院奖、龚古尔奖、费米娜奖和雷诺多奖。
其中法兰西学院奖最高大上，但这个奖历来歧视小说题材，所以连雨果、福楼拜等大师，都无法获得法兰西学院奖。
龚古尔奖属于此时法国小说界最权威的奖项，即便法兰西学院奖已经补设了小说奖，也没法跟龚古尔奖相比。
至于其他两个则比较奇葩，费米娜奖的评委由清一色女性组成，以此抗议龚古尔奖歧视女性的特点。雷诺多奖专门跟龚古尔奖对着干，把奖颁给那些无法获得龚古尔奖的作家。
龚古尔奖为什么如此受重视？
因为它公正、客观，没有任何水分，也不接受出版社的贿赂。
奖项在设立之初，为了防止评委徇私，专门给每个评委买房子，而且每年还要发工资，以保证所有评委都衣食无忧。
不过奖金就有点搞笑了，获奖者只有50法郎的奖励。
一战后法郎疯狂贬值，如今50法郎只值2块大洋。周赫煊要是获奖的话，不说跑来领奖的路费，连特么路上的伙食费都远远不够。
这50法郎就相当于奖状，所有获奖者都舍不得花掉，皆用相框装裱起来做摆设。
龚古尔奖的做法，其实是把钱都给了评委，以高薪养廉的方式，避免评委在评奖时玩猫腻。
可惜人的贪欲永无止境，几十年后，龚古尔奖也堕落了，获奖作品基本上都是几大出版社送选的，其奖项的权威性每况愈下。
小路易如此积极地将《神女》和《狗官》送选龚古尔奖，无非是从商业角度考虑。
因为此时的龚古尔奖非常权威，所以得到读者和文学界的一致认可。即便是刚开始默默无闻的小说，只要获得龚古尔奖，销量至少也在30万册以上，所带来的商业利润极为丰厚。
不过评奖时日比较漫长，龚古尔奖每年夏天开始初选，9月份公布第一轮入选名单，10月公布第二轮入选名单，11月公布第三轮入选名单，直到12月才正式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奖。
《神女》和《狗官》即便获奖，也得等到年底才行。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以《神女》和《狗官》在法国的销售情况来看，似乎已经用不着靠获奖来炒作。
卖疯了！
286【奇葩作家】
当两位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正忙着出版他们的第一期杂志时，《神女》和《狗官》悄无声息地在法国热卖起来。
都不用做太多宣传，因为阿歇特出版社垄断了全法国的车站书店。
旅客在上火车之前，通常都会买一本读物打发时间。他们只要走进书店，就能看到《神女》和《狗官》，而封面上“来自远东世界的魔幻作品”字样，足以吸引这些人购买。
不过周赫煊的学术专著，是没有摆进车站书店的。道理很简单，坐火车时当然要看消遣读物，谁特么买历史学术著作啊。
安德烈马尔罗此时就在车站，惊喜地看着法文版《神女》和《狗官》，自言自语道：“这两部伟大的中国小说，终于在法国出版了，真是让人感到振奋。”
没错，这位未来大名鼎鼎的法国作家，早就看过周赫煊的中文原版小说。
五年前，安德烈马尔罗带着妻子游历亚洲，先后到过越南、中国和苏联，并在中国定居数年之久。直到国共合作失败，常凯申对赤党高举屠刀，安德烈才失望地离开中国。
这是个狂热的东方迷，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中文。
去年安德烈的小说《胜利者》荣获联合文学奖，让他在欧洲文学家小有名气。而这部获奖作品的内容，居然是描述1925年中国的省港大罢工。
真正让安德烈名声大噪的，是他几年后的小说《人类的命运》，并因此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这部小说的开篇非常精彩，故事地点同样发生在中国，描写了常凯申与赤党的冲突，赤党不惜牺牲性命，前仆后继地与常凯申进行斗争。
不得不说，此时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非常干净。只要你的作品能够打动评委，可就肯定能获奖，不会出现让人恶心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拿八年前的龚古尔获奖作品《巴图阿拉》来说，那是一部黑人作家写的，关于殖民者对非洲掠夺，号召反对黑奴贩子的书。
要知道，这可是20世纪20年代，黑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一个黑人作家写的，揭露黑奴贸易的作品，居然能够获得法国小说最高奖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法国当局都无法容忍，在《巴图阿拉》此书获奖后，立即遭到法国殖民当局查禁，作者也受到严酷的****。
做为狂热的东方迷，以及周赫煊的铁杆小说粉，安德烈顺手把法文版《神女》和《狗官》买来做收藏。他拿着书登上火车，结果发现自己旁边的乘客也在阅读《神女》，而且已经读了好几十页。
那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安德烈手里也拿着《神女》，自来熟的笑道：“这是本不可思议的好书，值得一读。”
“我当然知道，”安德烈自豪地说，“我看过它的中文原著。”
“真的吗？”年轻人惊讶万分，“那你可真厉害，中文就像是魔法咒语，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安德烈笑着说：“我从中学开始学习中文，又在中国住了四年。”
“我对你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年轻人伸出手说，“对了，我叫让法亚尔。”
安德烈道：“我叫安德烈马尔罗。”
法亚尔惊讶道：“就是写《西方的诱惑》和《胜利者》的马尔罗先生？”
“你读过我的书？”安德烈问。
法亚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事实上，我也是一位作家，不过名气不太。我写过《牛津与玛格丽特》和《世界的四分之三》。”
见到同行，安德烈高兴道：“很荣幸认识你。”
两人聊了一番关于东方的见闻，法亚尔突然问：“马尔罗先生，你在中国住了几年，应该见过《神女》的作者周赫煊先生吧？”
安德烈摇头道：“非常遗憾，我长期住在广州和香港，而周先生住在天津，距离非常遥远。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即便坐火车也要花很长时间。”
“中国社会，真的像《神女》那般黑暗吗？”法亚尔好奇地问。
安德烈主动帮中国人说话：“《神女》描述的，主要是十年前的中国，那时的中国人确实比较蒙昧。如果你看到《神女》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在这吃人的黑暗国度中，也有几点亮光出现。那是中国的先驱者们，他们破除思想禁锢，为着革命理想而抛洒热血。中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那里从来不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
这货不仅是中国粉，还是狂热的左派人士。
在成为法国的大作家后，安德烈居然丢下笔杆子，跑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而且还担任外国空军部队总指挥。二战期间，他又在法国领导了好几只游击队，在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总指挥。
“你是……革命者？”法亚尔好奇道。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不过我首先是个爱国主义者，”安德烈笑道，“不说革命了，我们还是谈文学吧。”
法亚尔抚摸着手中的《神女》，感叹道：“这部小说太伟大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小说写法，它让我沉迷在神秘而奇妙的东方世界中。说实话，我的写作风格偏向于幽默俏皮，本来不喜欢这种沉重的作品，但这本《神女》却是个例外。”
安德烈说：“《神女》也有许多幽默的地方，幽默当中带着冰冷的讽刺。”
“我正在为《先锋文学》供稿，”法亚尔道，“我决定把这本好书，推荐给更多的文学爱好者。”
安德烈笑道：“周先生的作品可不只有《神女》，《狗官》也很有意思，带着神秘的东方佛家轮回思想。佛教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好像起源于印度。”法亚尔道。
安德烈得意地说：“哈哈，前年我跟朋友一起，在北非的法属殖民地发动袭击，把殖民者从帕米尔抢来佛陀头像弄走了。”
“……”法亚尔瞬间无语。
这尼玛，你到底是作家，还是恐怖分子？
安德烈打赌说：“你信不信，《神女》肯定能获得今年的龚古尔小说奖，我就拿那只佛陀头像做赌注。”
法亚尔擦汗道：“我对佛陀不感兴趣，不过我相信它能获奖。”
就在二人聊天的时候，法国多家火车站的书店，《神女》和《狗官》已经卖脱销了。
287【声名鹊起】
安德烈马尔罗的生活，远没有他自己叙述的那么精彩而正义。所谓从殖民者手中抢来的佛头，其实是他从吴哥窑附近的废弃小寺庙偷来的，还被金边法院以“盗窃文物罪”起诉，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是他的老婆克拉拉，回到法国串联文学界展开营救活动，才让安德烈改判一年徒刑并缓期。
安德烈都还没有消停，居然又跑去西贡创办报纸，猛烈抨击殖民政府的高层。结果印刷商遭到西贡总督威胁，不再帮忙印刷，安德烈便跟老婆一起去香港购买印刷设备自己干。
如今，安德烈正在担任咖里玛出版社艺术部主任，并定期为《新法兰西评论》撰写文学评论文章。
这家伙虽然有些虚伪，但却是真正的左派份子，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想着革命，把自己当成法兰西的救世主。
最新一期《新法兰西评论》里，安德烈以《东方文学的伟大杰作》为标题，撰文写道：
“《神女》这本小说虽然离奇晦涩，但却揭示了中国近20年来的社会变迁，堪称是远东版的《人间喜剧》。周赫煊先生之于中国，就如同巴尔扎克之于法兰西，他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抛开这些外在因素不提，仅从艺术角度来探讨《神女》，这也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杰作。他的作品虽然反应现实，却追求梦幻世界，情节支离破碎，思维跳跃，风格怪诞，冷漠的文字下蕴含着火山般的酷烈情感……
最近几年，欧洲文学界热衷于探讨卡夫卡，法国甚至因此诞生‘新小说派’。《神女》跟卡夫卡的作品风格很像，经常运用象征式的手法，在荒诞当中发人深思。但我必须要讲的是，卡夫卡相对于周赫煊来说，他的格局太小了，前者专注于个人，后者反应了整个时代……你若是想了解中国社会，那么只需要读完《神女》和《狗官》即可。”
安德烈在评论文章里把周赫煊吹上了天，居然说他碾压卡夫卡，比肩巴尔扎克。
其实也很好理解，艺术评论往往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安德烈做为坚定的左派份子，肯定对卡夫卡的小家子气感到不屑，而倾向于马尔扎卡那种反应大时代和讽刺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
与安德烈相同，让法亚尔也在《先锋文学》杂志上推荐了《神女》，不过他的语气就要客观得多：
“《神女》毫无疑问带着艺术探索性质，作者营造出一个魔幻而现实的宏大世界，让人很难分辨出虚与实的差别。或者说，根本不用去加以分辨，读者只需要徜徉在那个梦幻世界，随着女主人公经历一个个冒险即可。河神、山神、土地、城隍、狐仙、幽灵……一个个陌生而又神秘的东方传说陆续登场，它们似乎是女主人公的想象，又似乎真实存在过……《神女》是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作者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的遭遇，与虚幻荒诞的民间传说相结合，带着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中国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真正让周赫煊名声大噪的，是罗曼罗兰的评论文章：“我读了《神女》，深受感动。我只记得青年时代，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卡的《人间喜剧》时，才有着如此震撼的阅读体验。周赫煊先生的作品《神女》，既有雨果的浪漫，又带有巴尔扎克的批判讽刺，于黑暗之中向往光明，于冰冷当中寻找温暖，于荒诞之中呼唤正义，这是一部难得的伟大作品。”
罗曼罗兰此时定居在日内瓦，他早已被法国抛弃，甚至被法国主流文学界讥讽为虚伪。但他的影响力却非常巨大，拥有无数粉丝和崇拜者，他的高度赞扬，瞬间让《神女》在整个欧洲扬名。
反倒是《狗官》，由于写得太过直白，不那么讨法国文学界喜欢，虽然读者们对《狗官》的评价也颇高。
1929年，这是二战前法国出版界繁荣的最后一年。
《神女》的首周销量便达到3万册，第二周增至11万册（总销量），第三周才终于减缓下来，总销量刚刚突破15万册，《狗官》的同期销量是7万册。
从没有哪个远东作家的作品，能在法国图书市场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神女》甚至在法国带起一股“东方热”。
连带着周赫煊的学术专著《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都随之热卖。特别是前两本史学著作，因为顺应了此时法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批判潮流，以其超越时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受到法国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巨大关注。
正好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许多力图推翻“新史学”的学者，纷纷加入学术大讨论中，这本杂志瞬间成为法国史学革命的阵地。
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这本《年鉴》杂志成为了史学革命的旗帜。
而周赫煊莫名其妙就成了法国史学革命的旗手，没办法，他那两本书太超前了。别人还在号召摸索新的史学研究方向，他直接扔出两本现代史学巨著。
这就好像科学家在研究模拟信号的移动电话，周赫煊直接生产出智能手机，没法不让人感到震撼。
吕西安费弗尔在《年鉴》杂志中直言：“《大国崛起》和《枪炮、细菌与钢铁》，无疑引领着世界史学研究潮流，如同茫茫大海当中的灯塔，引导着世界史学界的前进方向。周赫煊先生，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
嗯，周赫煊这个“现代史学开派祖师”是当定了。
由于周赫煊的几部作品，同时在法国文学界、史学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引起轰动，瞬间成为最耀眼的学者明星。
法国的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加入对周赫煊的大讨论中，称周赫煊为“继泰戈尔、辜鸿铭之后，东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而这种响亮的名气，正在以法国为中心，向整个欧洲飞快扩散。
288【诺贝尔候选人】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正在台上用法语做着演讲：“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改革，是有着巨大阻力的。就拿穿西装来说，菲律宾人摩登的西式装扮，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穿着最时尚的欧式服装，显得十分惬意。与他们相比，中国人差得很远，还有好多人在穿长衫马褂。我震惊不已，思索良久之后恍然大悟。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菲律宾人并不穿衣服，他们都光着身子行走。有人给他们衣服穿，他们自然就穿了……”
“哈哈哈哈……”台下的法国佬一阵哄笑。
张伯苓继续说道：“中国人就不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按照自己的方法，依着自己的方便和性子量体裁衣。这样就是衣服总是顺着中国人，适合中国人，一旦穿上西方人的衣服，就觉得很别扭，没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那样自在。文化和思想也是如此，即使在直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人已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向外国文化学习能够帮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持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但也要注意外国文化有许多局限性，决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为此，中国青年决不能忘本，只有充分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热爱本国历史，才能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中，带来有益的革新，而不是损害民族文化！”
“啪啪啪啪！”
掌声雷动，现场的法国人和中国留学生热烈地拍着巴掌。
等张伯苓演讲结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长杜卡尔，热情地和他握手道：“张先生，你的讲话非常幽默生动，你的爱国情操也令本人十分佩服！”
“您太客气了，”张伯苓说，“还要多多感谢贵校，对中国学生的照顾。”
杜卡尔笑道：“中国学生非常刻苦，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民国时期，特别是20年代，留法的中国学生非常多，数量仅次于美国。
因为法国很多学校免收学费，而且一战后法国人口锐减，需要大量的廉价工人。为了增加自身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及招收更多的中国劳工，法国政府积极鼓励中国人赴法留学。
只1919年7月份，法国政府就赠送了500张船票给勤工俭学的学生，还向中国的留法预备班提供奖学金。
于是乎，无数追求进步，但又没钱留学的中国贫寒子弟，便有了一个难得的留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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