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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豹出击-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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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只争朝夕呀，”邓峰深深的吸了一口烟说：“不要等到苏联的洲际导弹形成战斗力了，那时再打，那就有些麻烦了。从远程打击能力来讲，苏联现在的洲际导弹还在研制之中，苏联的P…7，被北约称为SS…6“警棍”，是除了我们之外，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射程8000公里，明年就能服役。虽然命中精度其差无比，根本就没有实战价值，只能转行成为运载火箭。他们的P…16，也就是北约说的SS…7代号“鞍工”是苏联第二种洲际导弹型号，1961年发射成功，射程11000公里，是一种地面发射的导弹，其质量及其糟糕，但不管怎么说也是远程导弹啊。等到1963年的P…9；SS…8代号“黑羚羊”两级液体单弹头洲际导弹。射程11000公里，是一种井发导弹，已经就形成真正的战斗力了，虽说我们能够摧毁他们的井发基地，但那就比较困难了。1965年开始服役的SS…9就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了。所以在这7年的时间里，我们相对安全的时候不解决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以后就很难解决了。”
彭德怀的脸上不由的露出一种豪情，“是啊！现在正是解决中苏边界的最好时机，我们国家的综合能力现在也不错，常规兵器我们也都要比他们先进了很多，军队的各级指挥员也都是经过战火的锻炼，又都进行过专业学习。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军队都感到这是一支铁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时邓峰发自肺腑的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主席这样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魄和智慧的领袖以及象你们这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老帅们的领导。我们这支铁军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任何敌人都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哎，哎，哎，你说主席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魄和智慧和我们的军队能战胜任何敌人这是对的，其他的就不要抬那么高了。对于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现在中央就存在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要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应从理智到感情上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对于一百年前沙俄强占我国远东和中亚共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要充分的考虑到苏联人民已经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一个世纪之久，从实际出发不要求苏联方面归还这些领土。更不应该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中国这些年一直打仗，这已经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国应该修生养息，发展生产，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对于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割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就不要在提了。要把重点放在更好的开辟两国未来的关系上。”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六章 党内有派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内部和苏共中央一样，对于如何解决中苏边界领土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听了彭老总对中央情况的说明后，邓峰嘭的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愤怒的说“这些人不要说是党的高级干部，我看就是当一个中国人他们都不配。他们倒是很大方！为了‘友谊’一出手就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没有能力那讲不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再说这些话性质就不一样了！那些领土一寸也不能少必须全部收回。这是些什么人，我们那些战士们在前方不怕流血牺牲，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空间开疆扩土，他们坐在后面竟装他妈的好人，完全不顾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已成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同步增长这一事实。说什么‘修生养息’，这些年虽说是打了几仗，可是哪仗不该打？哪一仗影响了‘‘修生养息’！老总你说，这些年人民负担加重了吗？国内的发展耽误了吗？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什么叫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苏联占了我们那么多的领土，怎么的！我们说说都不行吗？”
彭德怀看着邓峰象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咆哮着，说：“这些人自诩为真正的**员，打着为国为民的招牌，实际就是苟且偷生不作为的思想做祟。对此主席也十分气愤，当时沉着脸在会上说，你们比斯大林还太霸道，1949年我去苏联，斯大林怕我提那些不平等条约，对我避而不见，顶多就把我晒在一边，不理我罢了，可是你们连说这事的权力都给剥夺喽。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他们从我们这划走了，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这是不是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友谊为重呢？我看不是。外蒙我们要收回来，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要算的。我不听你们的，我们不但要说，而且还要跟他们算这个账，直到他们还给我们为止。”
邓峰气呼呼的坐了下来，听着彭德怀传达最高首长的指示精神。
彭德怀最后说：“我来时，主席让我告诉你，他同意你们远东特工委的方案，他要做你的‘后勤部长’。我彭德怀也全力的支持你！”
邓峰站起来紧紧的握着彭老总的手说：“谢谢主席，谢谢彭老总，我一定不辱使命。老总你回去后，和主席、总理商量一下，把岸英调远东特工委来，负责和苏联的外交交涉。”
“好主意！我了解岸英”彭德怀马上赞同道：“他俄语好，对苏联情况也熟悉，人也聪明、稳重，政治绝对可靠，你的确需要这么样的一个人，把他调来很有必要。”
“是啊，有些高层绝密的事情，少不了象岸英这样的人啊。”邓峰又点了一支烟说。
彭德怀看着邓峰不停的吸烟关心的问道：“主席说你讲卫生，你怎么也抽上烟了呢？”
“哦，”邓峰有些无奈的说“在印度特工委时，常常熬夜，沙万里和张果华这帮小子说抽烟能提神，总供我烟抽。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抽上了，看起来这占便宜也不总是好事。”邓峰最后笑了笑说：“听说老总你把烟戒了，这可是一件好事。”
“是”彭德怀点了点头说：“去年感冒咳嗽，就趁机戒了。我看你小子也别抽了，还是戒了得好，恢复你讲卫生的习惯嘛。”
邓峰这伙人来到这个时代，不光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体制上的变化。列宁在创建苏维埃政权时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他认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因此，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对外政策上他们以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为手段，所以不管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他们都极力的向各国输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由于“基地元素”的影响，中国没有出现苏联模式现象。而是在全国施行了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各种经济形式和国营经济紧密联系，是受工人阶级监督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生产目的再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只占全部利润中的25％左右，其余的75％是工人的福利费、国家的税收，及为扩大生产所需部分。而绝不是象后世那样，资本家拿大头，国家和劳动者拿极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量的存在资本家通过行贿国家公务人员，国家甚至一点也拿不到的现象。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揭露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在法律上规定绝对禁止某某形式，变相的取消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和监督权。新中国实施的群众监督的政策，有效的杜绝了社会的**现象。把党和政府置于最广大人民群的监督之下。并在公检法施行了人民监察员制度，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效的防止了司法**。
邓峰这些来自后世的人都十分的清楚，列宁和斯大林的一贯方针是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各国的利益就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苏联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一项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斯大林继沙皇俄国极力的扩张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集团有限主权论的理论基础。
他们来到这个时代以后，不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去满足苏联的人的利益，这也使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建立起最广泛的联系。
这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早在1951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告之后，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紧张，苏联没有在象后世那样“无私”的支援兄弟的中国人民，再也没给除了1949年中苏友好条约中规定以外的援助给中国。中国接收了琉球群岛之后，彻底拆除了日本第二产业的设备，接受了30多万日本的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使中国的实力大增，日本的这些设备和人员早已大大的超过了后世苏联给予中国的156个项目和全部在华工作的1400多名专家的支持。中国解决台湾后，使斯大林更是异常的紧张，斯大林看到中国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决心和意志，在苏联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严重对持，兵力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仍陆续的在苏联的亚洲地区部署了近100万军队。斯大林本想把这个日后可能影响苏联利益的隐患——新中国扼杀在摇蓝之中。可那是要有足够实力的，没有几百万军队想拿下中国，那是吹牛B；经过几十年战火洗礼的5、600万虎狼之师的人民解放军，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和中国闹翻了只会让中美勾结的更紧，那就真的要苏联的命了。鉴于这些情况，斯大林这个铁腕式的人物也不得不妥协，维持着中苏表面上的友谊，不要刺激中国，不再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同时加大了向中国留学生输出苏联革命理论，培养安插间谍。对此中国也不再派大批的留学生前去苏联了，这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象中国后世那样一伙，在苏联解体之时，还不趁他休克时，要他命，还高喊着“Товарищ、Товарищ”（同志，同志）还想死抱俄罗斯大腿，7、80岁还挺个大肚子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留恋苏联的留苏派和亲苏派的人了。在这个时代中国科技水平高出世界一大块，有钱还怕没书念吗？中国每年都有大批的留学生到世界各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用担心学成之后不回来。
苏共中央特别会议后，他们态度强硬的发表了一份很官场化的抗议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应对国际**运动和世界和平的命运负严重责任。苏联政府呼吁各**国家政府和人民强烈抗议中国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的行径；各国人民应坚决谴责并阻止中国政府发动的这一侵略行为，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同时通过苏联驻北京的大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表示，苏联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国际**运动团结的愿望出发，愿意就中苏两国的边界和领土问题进行谈判，以全面妥善的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对此中国方面也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友好邻邦，都肩负着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这一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们对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只想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造成我们两国的领土纠纷的根源是沙俄政府侵略扩张的政策，我们愿意以1689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为基础解决东部边界的问题；以1727年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两国中段边界为基础划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无条约规定，中苏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的考虑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通过友好协商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重新划定两国西部边界的走向。
为了能够解决中苏两国的边界问题。我们将派出以李大为和毛岸英为正副团长的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轮流在两国首都就两国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
随后苏联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也派出了莫洛托夫和安德罗波夫为正副团长的强大的谈判阵容。
之后在莫斯科举行了首轮边界问题的谈判，李大为首先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中方的原则立场，本着先易后难的处理原则，首先解决沙俄时代和苏联时其超越1727年以后所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些必须无条件归还给中国；其次，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最后就历史上没有划定的两国边界，现在被苏联占领的中国原有的领土进行重新划定。
苏联方面也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意中方提出的本着先易后难的处理原则，但否定了沙皇俄国迫使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他们认为，不管是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还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以及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都是经过双方当时的政府所签订的有效的法律文件。不能因为政权的更迭就以不平等条约来加以推翻。如果这样随便的把这些双方政府正式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两国政府间的勘界文件推翻，那我们就是再签什么新的文件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双方的下一界任何政权都可以以不平等条约为借口，推翻我们现在签署的文件。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七章 外蒙图瓦的改造
对苏联提出的沙皇俄国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有效条约的这种观点，李大为从法律文件成立有效性条件入手，予以了坚决的驳斥：“作为一个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前提，首先是看它权利、义务是否对等，是不是公允。WwW、QunabEN、coM这些条约首先是显失公允。”然后他话锋一转说道：“这些文件是怎么签署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想必你们比我们更清楚。就以《瑷珲条约》为例，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大功臣之一沙俄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把马刀按在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的脖子上，逼迫他用铅笔在边界地图的乌苏里江沿着中国江岸划了一条粗线，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瑷珲条约》。试问这样刀按脖子情况下签订的条约能公平吗？能有效吗？这一点列宁同志要比你们清楚，你们为什么不按我们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去办呢？反倒把屁股坐在我们共同的敌人沙皇俄国的那一边为他们的侵略行为百般的辩护呢？试问你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高级干部的阶级立场站到哪一边去了？。”
毛岸英接过来说：“你们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的确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你们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
“有关阶级立场的问题是我们两党在党内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谈的是两个国家有关领土问题，和阶级立场不发生关系。”莫洛托夫不愧为大才的外交家，他很快的就把李大为设计的这招给拆了。
“当然有关系，”毛岸英马上用一口流利的俄语说道“我们双方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如果连对方党的阶级立场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呢？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处理这类问题会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莫洛托夫感到了毛岸英话语中不善的味道；但他仍不为所动的说：“关于我们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同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我们两党的书记处去讨论，我们只谈领土问题。”
“好！”李大为接过了莫洛托夫的话题：“的确，争论这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没用。就按你说的我们只谈领土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只是想继承沙俄政府侵略扩张所获得的结果，而又不想承担沙俄政府侵略扩张的政策后果所造成的责任那是说不过去的。”
莫洛托夫明知故问“什么责任？”
“就是在短短的268年间被沙俄和你们苏联强占我国444、38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责任。”毛岸英反应很直接，回答道。毛岸英之所以提出444、38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不是真的想向苏联要回那么多，在这444、38万平方公里领土里，包括《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所丧失的领土。虽说这两个条约也都丧失了一些领土，但和后来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都是在清朝鼎盛时期签订的，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至于清朝政府那些二杆子叫老毛子懵骗是另一个问题。就如同在市场上买菜，人家多收你钱，少给你称你没发现，或者说你愿意，那也怪不了别人。这个事也不好全部推翻，但这和后来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性质不一样，后面对那些不平等条约，那是把刀按在你的脖子上，硬逼着你，不给你菜，光要你钱。这是绝对不行的，是必须得要回来的。但谈判时双方自然都要先喊出个虚价，然后再相互向下砍价，这只不过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外交手段而已
双方就这样轮流的在莫斯科，北京之间进行着“漫长砍价”。
在双方外交官进行唇枪舌战之时，双方都在积极的为自己国家谈判代表的谈判桌上不断的增加着筹码。
中国对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的“消化”也在积极的进行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这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退转军人组成特殊庞大的部队，是中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始终保持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一致的整套政治机构和制度，并同时赋予生产和地方政权建设新的内容。始终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体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一致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工作队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对于中国所有的“新区”都是由他们首先接管，这次当然也不例外。这次前去接收远东省外蒙古专区和唐努省的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外，琉球生产建设兵团，西藏生产建设兵团，也都纷纷的派出了自己的队伍。他们开进了远东省外蒙古专区和唐努省后，接管了所有的行政管理机构，公检法司，把那些亲苏派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不够抓判的送去劳改。把原外蒙的军队按整编国民党军的办法，把一部分热爱中国，政治可靠，军事过硬的分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作战部队，其余的编入各生产建设兵团。同时，生产建设兵团实行了工农商学兵统筹兼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方针，他们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兵团在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建立了农场、林场，牧场，大力发展两地的工业，建立了肉食品加工厂，毛纺厂，木材加工厂，水泥厂，造纸厂，机械加工厂，冶炼厂，水力发电厂促进了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工农业的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这两个地区原有人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中央根据琉球地区和山南特区开发建设的经验，对开发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也参照山南特区，给足了政策上的支持，对由国家重点项目中央出钱责成各部委办，及各省市，各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指令性开发。对于计划外的项目，不管是国营还是集体，个体本着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进行，根据开发的项目的不同对所得税给予一定比例的减免。服务业免增3年所得税，制造业免增5年，冶金，矿山业开发免增8年一时间，生产建设兵团，各省市和各大中直企业，也都纷纷的派出了自己的队伍进驻了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大有“跑马占地”之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远东特工委的计划下进行的，集体，个体当然也不落后，他们随着建设大军，把商店，饭店，粮站，客运，旅店；蔬菜大棚开在了所有的建筑工地周边，反正投资也不多，几个蒙古包就完活。减免3年所得税那可不是个小数，那可是在内地5、6年的纯利润啊。在外蒙古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土地为国家所有，不牵扯土改的问题，这也是原来的外蒙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留下的好处。剩下的问题就是安置所占地的牧民问题，好在原来的外蒙古地广人稀，重新安置的问题不大。
中央在对远东省加大开发力度，满洲里——乔巴山——乌兰巴托——木伦——唐努乌梁海的克孜勒横贯远东省和唐努乌梁海东西的铁路开始修建。一条条通往苏联和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战备公路也在建设之中。一支支军队和地方的机械化施工建筑队伍活跃在远东省外蒙古专区和唐努省，这就是战争对经济的拉动。
在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教育改革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苏联对这两个地区进行了3、40年的统治和影响，成功的对原来外蒙和图瓦实施了同化教育。在1944年，蒙古当局就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只是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而图瓦这种同化进行的比外蒙还早10年，更彻底干脆就是俄语，俄文。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内外蒙的文化上的联系，从而也就割断了和中国文化的联系，给苏联文化的入侵打开了大门。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外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一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对于这种情况，远东工委根据琉球特区的经验，全力消除苏联利用强硬的手段对外蒙和图瓦人文化同化的影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比苏联人更强硬的手段才能更为有效的消除苏联斯拉夫语系对外蒙古人和图瓦人的影响。远东省外蒙专区以法律的形式宣布新蒙文作废，汉字和蒙古文为官方文字，汉语为唯一官方语言。不会汉语和蒙古文的不能从事公共事务性工作。县团级以下（含县团级）的干部过渡期为三年。三年过后如从事公职的原外蒙古和图瓦人还不能掌握汉语和蒙古国文字的则予以辞退。县团级以上干部的过渡期为5年，并把这些原外蒙古和图瓦热爱中国的“高级干部”送到内蒙古和外蒙古专区党校进行为期两至三年不等的政治和语言培训，至于那些不爱国的，只能送到劳改队里学习汉语了。
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苏联的外蒙古人才，使用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量的吸纳外蒙古的留学生。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留学，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以致省市级干部，40％多都是在苏联远东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对于这些人，远东特工委把学习自然科学的送到内地与之相关的工厂和基层的科研单位。对于学社会科学的亲苏分子，送进劳改队先改造一下思想，对于热爱中国的送到内蒙党校回炉，学习汉语，重新学习中国**的方针政策。毕业后重新分配工作。
对于远东工委的这一文化改革的措施，有些同志认为这样有些矫枉过正，面对这些不同意见，远东特工委主任邓峰的回答是：矫枉必须过正，否则不足以消除苏联在这两个地区3、40年的文化影响。文化的占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占领。中国几千年来疆域的扩张就是靠着文化同化实现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中华民族成为了世上少有的懦弱民族，他们失去了强悍的性格，缺乏不畏强暴的勇气，由于几千年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窝里斗的本事很大，缺乏整体的民族意识，对外那是要多完蛋有多完蛋。否则也不会丢这么多的领土。象最高首长这样藐视一起敌人，绝不被强敌所屈服的人绝对是中华民族中的另类。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在历史上没有打下过什么大块的江山，但他们有着坚韧的性格和哪怕到死也不肯放弃自己文化的传统。就是当外民族的奴才，最后经过上百年的进化也会给主子同化了，使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就中国特有的文化的魅力，没有什么文化能够和中国奇特的文化相抗争，这就是四大文明古国至今只有中国保存下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八章 正本清源
邓峰所说的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是寄生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之中的，不管是信奉什么主义，中国文化，中国情结至死都会残留在每个中国人最后的一丝意识之中。
邓峰就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由于原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6年起，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地位，彻底的摆脱中国，割裂自己和中国的一切联系，他们封锁了中国和外蒙的边界，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和排华的政策，使生活在那里的汉人也就是“华侨”无法回到祖国，但他们也不肯融入蒙古社会，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他们仍饱受外蒙古人的欺辱，社会地位极为低下。30多年的封关，使他们与内地音讯隔绝，对祖国的变化了解的很少。他们在乌兰巴托西面200公里的一个小镇里，当第一次见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工作队，以主人的身份来到他们居住的小镇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这些和自己一样的中国人趾高气扬的接收这里的政权，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自己那陌生而又熟悉亲切的语言。当他们得知中国人全部收复了外蒙古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害怕这是外蒙古人玩的鬼把戏，欺骗自己这些下等的中国人，然后把自己这些“反革命”给杀了。最后工作队让他们派几个代表乘汽车到乌兰巴托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他们研究了半大，最后派了3名代表，其中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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