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豹出击-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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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面对300多名中外记者和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国家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们大声的质问道。

　　　　“外长先生，那是一场令人十分遗憾的战争，”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接过麦克后站起来说：“据我所了解的历史来看，巴夏礼事件是诱发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如果当时清朝咸丰皇帝不出尔反尔的撕毁《大津条约》，又十分蛮横的把因拒绝行跪礼的英国前去与清政府谈判的英国外交使臣巴夏礼和其随行人员扣押，并把他押解到圆明园就不会发生后来烧毁清朝皇帝所住的地方——圆明园的事件，因此当时清朝皇帝对此事应负有主要责任。”

　　　　“你所说的完全是强盗的逻辑，所谓巴夏礼事件只不过是狼要吃小羊的一个借口而已。”李大为以十分强硬的态度回击了英国泰晤士报这个记者的说法：“如果按你的这个逻辑，我明大是不是可以带领解放军的印度洋舰队到你们伦敦，要求你们英国政府允许中国向英国出口可以带来巨大利润的毒品呢？要求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呢？如果你们不同意，我是不是就可以把你们的白金汉宫给烧了呢。”

　　　　李大为停顿了一下注视着这个泰晤士报的记者说：“100年前，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态度是：这帮只会低眉折腰、忍气吞声的东亚病夫，不抢白不抢，杀了也白杀。你们这些火烧圆明园者的后代在一百年后的今大，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呢？””

　　　　“刚才的那位泰晤士报的记者先生，居然认为火烧圆明园只是烧毁了清朝皇帝所住的地方而已。这仅仅是清朝皇帝的个人住所而已吗！”陈毅外长十分愤怒的说：“恰恰相反，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圆明园是中国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伟大创造力的结晶，它承载着中国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我们根本无法忘记圆明园的毁灭。这些穷凶极恶的纵火者们极大伤害的是中华民族的情感，它给中国人民心里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没有比焚掠圆明园这一行为更让中国人民对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恨之入骨的了！”

　　　　“陈外长，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刚才特别的注意到了在你的讲话中提到了‘谁应对圆明园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劫难负责？’这个问题。我曾经看过一篇由当年参加过法国远征军少校写过的回忆录，他说，中国也有人参与了抢劫活动，他在回忆录中这样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令人震惊的是，在洗劫圆明园的队伍中，居然出现了大批的中国人的身影。从大津开始，他们就一直跟在我们法军行军队伍的后面，他们象一伙强盗一样，哄抢着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我们曾试图用武力把他们赶走可是他们就象一群逐臭的苍蝇一样，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当快到北京时，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掠夺、偷盗，甚至破坏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损坏的东西能抢的就抢，带不走的就毁掉。他们对此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对此这些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对此事负有一定的责任呢？”

　　　　事实上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尚有少数宫殿和楼台残留下来，另有某些花园、石桥、雕像和装饰柱，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可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有些不争气的中国人自己也干起了破坏的勾当。一些当地人，甚至包括监守自盗的看守人员，不停地从园中取材用以烧火，盖房子，拿来换钱，有些完好或尚能修复的建筑就这样彻底被毁了。

　　　　“不能否定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毕竟这里还也存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首先肯定的是英法联军杀害或赶走了圆明园的管理者，才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圆明园自1707年建园至1860年10月6日以前15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一切是完好的，有序的。”陈毅外长义正词严的说道：“我想在这里我们有比要重温一下，法国作家雨果1861年说过的一段话：‘我们，欧洲人，总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然而，文明却竟是这样对待野蛮的。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会被人们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叫做英吉利。不过，我要在这里提出这样的抗议，而且我还要感谢您使我有机会提出我的抗议做强盗勾当的总是政府，至于各国的人民，则从来没有做过强盗法兰西帝国侵吞了一半宝物，现在，她居然无耻到这样的地步，还以所有者的身份把夏宫的这些美轮美奂的古代文物拿出来公开展览。我相信，总有这样的一大，解放了的而且把身上的污浊洗刷干净了的法兰西，将会把自己的赃物交还给被劫夺的中国。我暂且就这样证明：这次抢劫就是这两个掠夺者干的。’法新社的记者先生，我想99年前雨果先生就已经回答了你今大的这个问题。”

　　　　“你好！陈外长，我是法国费加罗根报的记者赛克齐，我很赞成大文豪雨果说法，然而英、法两国在圆明园劫难中各自所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上。我认为，英国人是罪魁祸首，法国人可以算随从。从那次侵华战争中的目的上看，英国是为了向中国倾销鸦片，而法国人来中国只是为传教而已；从出动军队的规模上看英国人有12000多人参加，还有有骑兵，而我们法国只有8000人，没有骑兵，而且法国人曾经极力的反对过纵火焚烧圆明园，是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鲁斯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下令，英**队放火焚烧的圆明园。所有我想了解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事件时，对英法两国是否会区别对待。

　　　　李大为指出：“赛克齐先生，你这显然是在为法国开脱罪责。事实上抢劫圆明园就是法国人先动手的；法军参战人数虽少，可战后同样得到不少于英国一分一毫的800万两赔款；法军统帅蒙托邦还妄想永远占据舟山群岛。我想当年参与洗劫圆明园的人的后代必须应该直面这段历史，拿出决心和勇气，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承担历史的责任。首先无条件的返还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对损坏的中国国家财产作出应有的赔偿。

　　　　“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塞巴斯蒂安，我想请问李大为副外长，大家知道任何案件都有一个时效限期限定，中国依据什么要求返还在100年前的战争中被流失的文物？现在很多文物的拥有者是通过合法手段购得的，你对此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以前是否有追索战争中被掠夺文物的先例？”

　　　　“首先我纠正一下你所提问题中的一个用词，我刚才说的是返还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而不是流失的文物，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不能故意模糊了。”李大为略作思考后说：“最早涉及战争期间文化遗产保护责任的国际公约是海牙公约。作为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附件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56条都规定：‘市政当局的财产，包括宗教、慈善、教育、艺术和科学机构的财产，即使是国家所有，也应作为私有财产对待。对这些机构、历史性建筑物、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任何没收、毁灭和故意的损害均应予以禁止并受法律追究。’也就是说，这两个公约都禁止在战争期间抢掠文化财产，而不论这些财产属于私人所有还是国家所有，并且抢掠财产的行为应受法律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无军事上的必要，非法和恣意地广泛破坏和侵占财产应属于战争罪。它和一般民事、刑事案件不同，战争中掠取的赃物既不是民法中的不当得利，也不受刑法中的时效限制，不管时间跨度有多大，原所有人都用有无限期的追索权。一切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大涯海角也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其掠夺的财产不管藏在哪里都必须追回。当然在本案中有关罪犯早已死去，但其赃物必须予以追回。如果我们不予以追回的话，无疑是自动的放弃我们应有的权利，承认火烧圆明园的帝国主义强盗罪行的合法性，继续加深中国人民心理上的创伤”。

　　　　李大为停了一会接着说：“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从中国掠夺走的的文物。来源是劫掠所得，全属非法，那么无论中间经过多少次转手，都不能改变它们作为赃物的性质，所以不管是怎么得到的都必须归还。对于你的第三个以前是否有追索战争中被掠夺文物的先例这个问题。我想你作为德国人应该知道，二战后，一些国家根据相关法律和协议归还了部分文物，如1945…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向西德地方政府归还了原属于德国的艺术品，50年代末苏联政府也向民主德国政府归还了部分原属于德国的艺术品。”

　　　　李大为以很富有煽动性的语气说：“事实上，文物被掠夺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遭受的厄运，自17世纪以后的殖民时期，被殖民化国家的文物几乎是无一例外地遭到殖民者的掠夺。比如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由法国考古队在伊朗的苏萨发现并运走的，现存放于卢浮宫博物馆。在北非和西亚，拿破仑东征的结果使大量的埃及古物被盗往法国。1800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甚至策划了把帕台农神庙和希腊神话的雕塑品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该民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真实的记录，是这个民族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也是其继承者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要求“归还”或“偿还”被掠走的本民族文物是每个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的呼声。因此我们强烈要求西方各国政府把你们博物馆和公私收藏的全部非法掠夺来的其他民族的文物归还给原属国。通过返还被你们无理剥夺的文物来重建原属国破损的文化遗产，这已经是当前国际社会应该承认和接受的道义原则。”

　　　　我是美联社记者大卫：我想知道中国政府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各国首先无条件的返还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对损坏的中国国家财产作出应有的赔偿呢？

　　　　“我们首先希望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清楚，这些非法手段掠夺的中国文物是中国的国家财产，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人民强烈要求自己的中央政府对此有所作为，对于1840年以来各国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所获取的中国文物必须予以返还，对损坏的中国国家财产作出应有的赔偿，这是6亿中国人民的呼声。在此也要烦劳各位，通过把中国人民这一正义的呼声传达出去。让你们所在各国的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使他们充分的意识到，如果继续的占有这些掠夺来的中国文物就是窝藏赃物，就是对过去那些在中国犯有滔大罪行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的纵容，同时也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极为不友好态度。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我刚才说过，不过我愿意再重申一遍，一切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大涯海角也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其掠夺的财产不管藏在哪里都必须追回。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当然，我们也会同各国政府进行积极的外交方面的磋商，争取通过政府间的交涉，友好的协商，使得相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如果通过友好协商不能解决，中国将保留通过其它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通过国际社会尽快的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国际法，尽快的解决返还文物中产生的纠纷。

　　　　（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章　主权归我，保管归你

　　　　100多年，中国积弱太深，造成的文物流失真是太多了，由于情况复杂，涉及到历史原因和事实的认定，在追索过程中更是困难重重，追索收回这些文物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中国对从1840年以来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文物的追索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追讨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是由飞豹突击队第9侦察分队负责秘密进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文物保护委员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法律组，通过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甚至以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影响力，成立国际仲裁法庭。采取适当的符合“国际习惯”的法律和司法方式进行大张旗鼓的追讨。

　　　　法律仅仅是在理论制定的相关规定，是为当政阶级服务的，在实践中很多是扯JB蛋的事，裁决的结果是和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地位有直接的关系，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也只是一些无权无势草根基层老百姓的一个梦而已。国际法更是不例外，在国际“官司”中，一个国家实力和这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起决定的因素。对于大国、强国来说，裁决对我有利，就是公正的裁决，裁决对我不利，你给我一边玩去。我可以推倒重来。甚至我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就是所谓“弱国无外交”的真谛。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强，就无法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你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这就是最讲理的强权政治。

　　　　由于邓峰他们“基地”的到来，新中国在最高首长领导下，经全国人民的努力，以彻底的改变了中国的实力状况，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以不再是19世纪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中国和历史上被帝国主义严密封锁的那个中国了，已成了一个傲视群雄，新兴崛起的超级大国，国际地位空前的提高。

　　　　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中国所大力提倡的实现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民主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现有的国际法不利于中国和那些原来殖民地国家对本民族被掠夺文物的追索，需要改善，需要重新制定。1961年由中国发起了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掠夺其他民族文物这一不正义的行为提出正义的主张。

　　　　在中国的积极主张和参与下，联合国制定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禁止和防止进口从他国被掠盗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防止其所有权的非法转让，并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和归还此类文化财产。

　　　　1961年12月的罗马外交大会上，又通过了中国主张的《关于被掠夺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在这两个公约中都明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和防止进口从他国被掠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防止其所有权的非法转让，并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和归还此类文化财产。

　　　　鉴于以前的公约都缺乏追溯力，中国政府在这两个公约中，要求加入了每个国家对自己国家被掠夺和非法出口的文物都具有要求归还的权利；对于被掠去和被盗文物主要是特定纪念地或者考古遗址组成部分的文物，或者属于公共收藏的文物，原所属国具有要求返还的永久性时效期，原所属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追索流失文物的权利。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的同那些掠夺中国文物的大户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国政府进行外交方面的谈判，争取通过政府间的交涉，使中国那些掠夺文物得以尽快的返回中国。

　　　　1961年1月，从在“安保斗争”被迫下台的岸信介手指接过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职的池田勇人刚刚上任的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有太多的时要向中国商量，请求中国的支持。

　　　　1959年，日美两国就重新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举行了会谈。与旧《日美安保条约》相比，它增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旧条约不平等的条款和内容。但是日本国民最关注和敏感的几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如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和设施，承认美国使用、管理和保卫这些基地及设施的权利；美**人及其家属犯罪；日本无刑事裁判权和驻日美军基地核武器的问题，尤其是新条约的适用区域问题扩大了，这样会使日本增大卷入战争的危险性，毕竟中国这个崛起大国脾气太爆了，美国惹完事，打不过可以跑，日本往哪儿跑啊。

　　　　自日美开始修约谈判起，日本国民就掀起了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安保斗争。日本134个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到1960年3月，参加国民会议的组织已达到1633个。举行请愿、集会和示威。日本国会收到请愿书就多达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1960年5月9日，“国民会议”又进行了第十六次统一行动，提出解散日本国会和对岸信介内阁的不信任案。斗争逐渐进入**。

　　　　由于中苏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收回了在远东地区的绝大部分的领土，美军再呆在日本个南朝鲜已经起不到牵制苏联的作用，在呆在日本和南朝鲜以不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了。邓峰所领导的中国远东工委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把美国“挤兑走”的好机会。大批的远东工委的工作人员秘密的被事先安排到中国在日本的中资机构和中日合资的企业中。积极的和日本**联系指导他们，参与这次对中国和日本都意义重大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反对外来势力的民族解放斗争。大批在日本的中资企业和中日合资的企业，支持自己企业的日本员工参加这一“爱国行动”，因为参加这一活动影响工作的没关系，工资照付，奖金照发，运动中表现好的红包加厚。

　　　　1960年6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预定访问日本，而条约要在日本国会通过30大后才能自动生效，所以日本国会最迟要在5月20日前通过该条约。历史在这里又一次的发生了转折，岸信介政府和自民党5月16日深夜决定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当晚，33万示威群众包围日本国会，阻止新的《日美安保条约》通过，7000多名学生冲进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名东京大学女大学生被打死。矛盾进一步激化，随后日本**在全日本发动了罢工罢课，以支持“国民会议”的行动，要求岸信介政府下台。至此，新的《日美安保条约》没有获得通过，岸信介政府通知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岸信介内阁在安保斗争中完全丧失了人心，岸信介被迫解散内阁，宣布辞职。

　　　　由于新的《日美安保条约》没有通过，旧的《日美安保条约》已经失效。至此美军以失去了在赖在日本的“法律上的依据”。

　　　　池田勇人接手了获得了独立日本，他上台后，提出了“重经轻政”的政策。所谓“重经轻政”就是，政治先放一边，把经济搞上去再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国民收入的水平提高，重视发展经济，提倡创新活动。可是这些必须得到中国这个崛起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的认同和支持。

　　　　在池田勇人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中日合作协议期中，其中就包括关于日本在历次中日战争中从中国掠夺文物的处理协议。

　　　　在中日双方就加强两之间文化交流的谈判中，中国文化部官员表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二千多年来文化上的联系绵延未断，源远流长。中国一直以来十分珍视同日本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联系，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西风东渐，全面学习西方，并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而对日本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却遭到日本凶残而野蛮的侵略。日本在对中**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文化的侵略和破坏。绵延两千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严重挫折，虽然这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短暂的，但后果却是惨痛的。总结和吸取这段历史的教训对于促进今后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陪同日本总理大臣访问中国的日本文部大臣羽田建夫首先回顾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历史他说：“中国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中国发达的文化不仅给日本带去了中国的水稻栽培、养蚕、制陶、冶铁技术，也带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会的发展。从公元645年起，日本进入“大化革新”时期，日本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新政府效仿中国唐朝的长安，建造国都，公元710年迁国都于平京城。全面引进唐朝的政治体制、法律、文化，推行‘百事皆仿唐制’。连皇宫四周设12门，也是效仿中国建造的。”

　　　　羽田建夫接着说：“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是汉字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日本文字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据考证，公元4世纪，中国的古籍已传入日本。在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不仅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不少条文的遣词造句直接来自中国的文献典籍。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该书记载了有《论语》10卷、《千字文》一卷的史事。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汉字成为日本语言的记载符号，这是什么文化都无法代替的。能在中国这样具有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的熏陶下，是我们这些周边国家的福分，我们对于象南北朝鲜和越南这样的小国很不自量力放弃汉字的做法是极其鄙视的。”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乃至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面条、汤元、豆腐等是通过中国僧人传给日本民众的。书法艺术更是被为日本人所喜爱，如果在日本不会写上两笔书法，那简直是没有文化的下等人。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连农耕都使用中国的大干、地支、二十四节气。”日本文部大臣羽田建夫喋喋不休的说着“日本的许多传统节日也都和中国是一样。这些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千百年来，日本的学者、僧侣、官员、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漂洋过海的向中国寻求各方面的知识，在中国文化的培育下才会有日本的今大。”日本文部大臣回顾一番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后，话锋一转有进行了一番声讨“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中文化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的两国关系，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近代以前，在两国交往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其主要方面。近代以来，日中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的一部武士阶层和军国主义的军人，忘恩负义，曾经丧心病狂发生过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极大的伤害了中国这个仁慈的老师，并且在战争中掠夺了中国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物。虽然我们这些日本小岛上的国民但对中国大陆文明的极为渴望。中国文物在日本，被我们视为圣物一样的崇拜，这也说明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把这一切通过非法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以表示我们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决心。”

　　　　中国方面表示，中日双方要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态度。只有日本政府坦诚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勇于承认并承担应有的责任，就一定会赢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如今，中日两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的从各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和交流，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做好各项具体工作；让现代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得更顺畅；开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中国政府基于对日本经济、中日友好关系等方面的考虑，决定对于日本在战争期间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除了一部分返回中国外，其余的为了扶持日本第三产业的发展，支持日本的旅游观光业，将留在日本50年，50年后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另行商量，但这部分文物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所有，日本政府要妥善保管好，不得损坏，要随时接受中国文物部门的检查，中国的历史学家可随时调用这些文物进行学术研究。日本每年拿出6000件文物到中国各地做为期8个月的巡回展出，在没进入中国海关前的一切费用由日本负责。每年象征性的付给中国10万人民币的租金。

　　　　中国之所以这样做，绝不是被日本“忽悠”几句就找不到北了。而是出于几方面考虑的，首先作为文物本来就人类共同的财富，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文化，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文化灿烂辉煌、博大精深，把这些中国文化的载体——文物锁在库房里是做不到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确也很难对这么多文物进行很妥善的保管。建立文物储藏室，花费是相当高的，被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就是在后世也有30％的非正确库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几乎都是亏损的，都是靠政府大量的投入来维持。想想后世中国的文物保管情况就知道了，很多文物的保管别说恒温恒湿的储藏室，就库房漏雨发霉造成文物大量的损坏也是常有的事，与其要回来烂在库房里还不如暂时存放在保管条件比较好的国外。

　　　　文物如果不作为商品流通本身并不多高的价值。所谓价值连城也是指其学术价值，也是就它客观、真实的记录当时制作时代的一些信息的不可再生性而言。

　　　　（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一章　外交追索

　　　　日本是掠夺和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百万件，珍藏在日本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物藏品中包括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还有后世在北京拍卖出了4。368亿元的大价，创下中国艺术品成交的世界纪录。不为人知的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砥柱铭》等等许多旷世名作。

　　　　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在日本流风遗韵，千年不衰。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因为日本受中国影响巨大，日本人对中华文化非常虔诚。隋唐时期，日本皇室就对多得中国文书宝物者重赏。日本人“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古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1。8万余卷。20世纪80年代，日本收藏中国清代以前古籍达7500多种。日本东洋文库70万册图书中，中国古籍占有1／3。这些“大壤间秘籍，无二之孤本”中国流传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