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文魁-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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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勋多番咬牙切齿地想要打土豪、分田地，但最终也就仅止于想想罢了，不敢真干。他的权力来自于士绅，但凡不打算白手起家，从头来过，就不能真正背叛自己所从属的阶级，顶多作为“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言人”，尝试着把政策向小地主、小官僚略微倾斜一下罢了。

　　　　好在平阳等四县被匈奴人一通糟蹋，旧有的土地秩序彻底混乱。是勋收复四县以后，白得了大量的官田。于是他让孙资辅佐贾衢。划分田地，安置流民，甚至还暗中煽动别郡的佃户逃佃，到四县来耕种。官府贷给田地、种子、农具，期以五年，若每年都能完成一定的粮食上交份额，那块地就属于耕种者所有了。

　　　　赋税真不算低，基本上平年得要上交六成产出——比民屯少一两成，但为了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老百姓还是相当踊跃的。当然啦，是勋也不可能禁止别县世族跑来购买土地，他只是尽可能地把地价提升到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高度，美其名曰：为实郡中府库也。

　　　　对于那些旧有土地秩序尚未被打破的县，是勋统一交给裴徽负责，而以诸葛瑾辅之。裴徽是大地主的代表，又是地头蛇，诸葛瑾出身大地主，但在河东郡内并无根基，两人正可以一个唱红脸儿，一个唱白脸儿，抽俩巴掌给颗甜枣儿，既约束那些世家大族，又不至于过于严苛，闹出事儿来。

　　　　是勋对那些地主的政策是，首先遵照传统但是已被彻底无视的等级制度，限定拥有田产的数量，已经逾制的可以无视，但不允许继续超出了。其次，严禁高利贷。第三，设法把那些世家大族的金钱和精力都引导到工商业上去，别有点儿闲钱就去买地和掳民为奴。

　　　　汉代的士人还是有一定开拓精神的，加上商贾虽然在名义上属于贱业，实际上却有“素封”之名，并不如同后世那么不被官僚阶层所待见。本身东汉朝建立之初，就有相当多的豪商通过联姻和依附等手段，主动和儒学世家结成联合体，以求摆脱政治上的受歧视地位。所以很少有大族不经商的——去年才挂的曹老头子，家财万贯，就不全是贪污所得，也不全是土地上的产出——豪商因输财而得以进入官僚体系，比如东海麋竺，倒是比比皆是。

　　　　同时，是勋还“崽卖爷田不心疼”，把大量名义上属于官府甚至属于皇家的森林、矿产资源，全都向世家开放，给钱你就能用，交税你就能一直霸着——这算是给世族的最大甜枣儿。是勋自己，以官府的名义首先在郡内大建作坊，除了火药作坊对外保密，不允许仿效外，什么造纸作坊、榨油作坊、煤饼作坊、打铁作坊、织布作坊，建起来以后，转手就卖给私人，引发了一股山寨的热潮。既然提高了工矿产出，那么商业也就不再是无源之水，司隶、兖、豫等州初定，在在需要商品流通，河东的商贾很快便大行于天下。

　　　　这是是勋所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大力发展工商业。这块儿主要是交给工曹掾毌丘兴负责的——是勋有时候不禁想啊，我会不会提前上千年把“晋商”集团给搞出来呢？

　　　　是勋关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匈奴。离开永安的时候，他曾经授予北部督邮贾衢四字方针：“编户齐民。”其实这不是是勋的发明，原本历史上，十来年后，曹操就会这么干的。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召呼厨泉率诸王入觐，从此除了一个右贤王去卑以外，把他们全都留在邺城，不放回家了。去卑虽归平阳，曹操却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分散于河东蒲子，太原兹氏、祁县、　大陵，以及新兴郡（本属太原郡）内，编户齐民——跟汉人一样纳入政府的户籍体系。统一管理。

　　　　应该说。曹操这一手是很老辣的。倘若不起波折，假以时日，很可能就直接把匈奴族给消化掉了，那时候匈奴人就真真正正地变成了汉人。虽然后来西晋的腐朽统治加“八王之乱”打断了这一融合进程，但从第一个乱华的刘元海连匈奴名字都没留下来，造反还要打“汉”字旗号，就可以看出，这政策还是起过一定实效的。

　　　　所以是勋也打算这么干。而且比曹操更加激进——反正那些贵族都已经被他牢牢捏在手心里了。他命贾衢把留在四县的匈奴老弱妇孺全都打散，析分成户，授予土地，并且五年免税——曹操的政策是永久免税的，是勋觉得不妥，这不是人为地制造民族隔阂吗？呼厨泉、去卑你们那些兵我暂且管不了，但他们的家人都已经散开了，等他们老了回到家，子弟们还能再轻易聚拢起来吗？

　　　　匈奴既已编户，其奴自然大批获释。部分恢复成佃农，部分么——曾二狗跑过来。直接买走去挖矿了。

　　　　是勋所要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养兵和练兵。他不管来源、地域，选拔了前次战争中很多优秀的战士，纳入自家部曲当中，扩编为四屯一个部，任命郭淮为司马。孙汶已经从翼城领兵返回了，郡兵交给他和王凌统率，但在上面又添了个司马懿，负总的责任。

　　　　是勋把工作全都安排妥当了，于是再次大撒把——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事务官，当年做少府差点儿没累残了，如今麾下那么多一流、准一流的人杰，该放手就必须放手，跟诸葛亮学毫无前途。当然啦，这所谓的大撒把，不是孔融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大撒把，是勋先安排了任务，设定了目标，然后见天儿还要抽查。

　　　　是勋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科研方面。一则，继续扩大火药作坊的产量，加速改良火箭，他把此前制造的那种火箭车定名为“獬豸车”，因獬豸能触邪者也，此外，还开始研究更方便运输和使用的“一窝蜂”。

　　　　二则，他终于可以开始研究印刷术啦。许下的作坊始终没能造出更好的纸来，大概因为领头人李才哥被是勋给带来了河东的缘故，但经过李才哥等人的努力，河东纸坊倒是终于研制出了比较符合是勋要求的新纸——当然啦，李才哥等皆得重赏。于是是勋官方招募了一群石匠，开始搞石版印刷。

　　　　其实无论成本还是工艺，木版印刷都比石版印刷要省事儿得多，然而是勋有个误区，首先印刷术来源于石碑拓印技术，其次是勋前一世学过刻章，但是没学过刻木头，所以本能地觉得应该先搞石版印刷。当然啦，他也不会放过木版印刷，召了些木匠来研究，但自己还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石印上。

　　　　自己不用走碑拓的老路，当然一上来就可以刻反字阳文，然后请韦诞造出各种品质的墨来，逐一施用，择其善者。可是这边儿石印才刚有点儿谱，那边木印倒先成功了。是勋这个懊恼啊，白走了弯路了……

　　　　是勋出镇河东以后，曹操把建安石碑的活儿交给了太中大夫孔融——那家伙最近跟曹操越来越离心离德，觉得自己不受重用，那好吧，给你找点正经活儿干。谁料想孔文举仍然跟做少府一般光动嘴皮子不干实事儿，活儿全都落在许慈等人肩上。好在许慈有好几千太学生可以使唤，是勋、司马懿又早就把规章制度给定好了，故而萧规曹随，也就进度落后一些，没出什么大妖蛾子。

　　　　到了这个时候，不光《易》、《书》，就连《诗经》也已经校订完毕，并且即将刻成，许慈早有副本送来安邑。于是是勋就先刻这三套书，以较厚的楮皮纸为封面，以麻绳装订，刻完了先进献给刘协和曹操，然后就交给商人们，运到各处去贩卖。

　　　　他考虑得有所不周，这边儿新印得的书才刚离开河东境内，包括太学在内，许都大小衙门，还有熟识的士人，就全都写信来求。是勋一方面加大书坊规模，加快印刷，一方面也派人去跟曹操哭穷——我不好跟他们收钱，可要再这么下去，河东的府库就要空了呀！

　　　　当然啦，河东的府库不会因为印点儿书就真空了，是勋是在向曹操表示：我这都是公费，印刷书籍这是公务，并非不务正业……（未完待续。。）

第三章、微末小技

　　　　是勋在写给曹操的信中说：“民须教化，然后知礼，知礼义廉耻始能为用。”他说河东贫穷，失学的士人很多，经学也不发达（当然啦，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所以才要发明印刷术，好方便教化。这既是他地方官的本业，又符合经学名家的身份。

　　　　后人往往因为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指责儒家主张愚民政策。但儒家确实有愚民的倾向，却并非主流，儒士都是要讲“教化”的，不仅仅教化士人，也要教化百姓，只不过对士人是准他们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对于老百姓么，你们光知其然，相信俺们说的都是真理就成啦。

　　　　是勋所以发明印刷术，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哪怕只是经学知识），从而扩大读书人的范围，避免世家大族独掌大权。这年月，书籍全都靠抄，成本相当之高，世家往往收藏了巨量的典籍却秘而不宣，不是本族子弟想要得见，行啊，先拜在我门下再说。就这么着，世家的势力越来越庞大，依附者也越来越多，怎么可能控制不住政权了？

　　　　木版印刷的成本比手抄要低很多，还能避免很多讹误，这就使得很多中小地主也能比较轻松地获得并且研读，当他们发现不必要依附世家，也能获得知识，找到一定的晋身之阶以后，自然会更抱团儿地去对抗豪门世族。而这一趋势，没有超越于时代之上的大局眼是看不清的，是勋相信不会有世家来阻挠自己的印书大业。

　　　　相反，世家也很欢迎印刷术的出现。一来愈有钱便愈不肯松手。即便豪门世家。那也能省则省啊，二来么，光避免抄错这一条，就足够吸引他们啦。统一经文，减少讹误，是勋扛着这面绝对政治正确的大旗，不怕有人来吹毛求疵。

　　　　可是他料想不到的是，还真的有人跳出来弹劾他“不务正业”……

　　　　这一年的八月份。秋收将至，曹操暂时稳定了南线的局势，率兵返回许都，随即便派遣司空主簿王必前来宣旨，免除了是勋监河东军事的职务，让他把兵权移交给曹仁。

　　　　是勋接诏，脸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惊疑不定。

　　　　王必是曹操心腹中的心腹，打曹操初起兵就跟着了，资格比荀彧都老。估计也就死鬼戏志才差堪比拟，所以本事不大。开小会没他的份儿，开大会递不上什么话，但曹操始终信任有加。

　　　　史书上记载过相关王必的几件事，从中可以清楚地窥知曹操对他的信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一是《献帝春秋》上说，曹操擒获吕布之后，曾经动心想要赦免他、招降他，但是王必站出来说话了：“布，勍虏也，其众近在外，不可宽也。”曹操哈哈一笑，跟吕布说：“本欲相缓，主簿复不听，如之何？”就因为王必不答应，曹操生把吕布给砍了。

　　　　当然啦，吕布之死，究竟是刘备给递了小话，还是王必给递了小话，还是他俩一起干的，何者为确，史料各说各话，难以查证。

　　　　还有一事儿，后来曹操把大本营迁去邺城，由丞相长史王必留守许都，建安二十三年，耿纪、韦晃等人造反，火烧王必的军营，王必伤重而死。《山阳公载记》中说，曹操听说王必死了，勃然大怒，当即把朝廷百官全都召到邺城，命令当日出门救火的站到左侧，不救火的站到右侧。大家伙儿都以为救火的肯定无罪，纷纷跑左边儿去了。谁想曹操的逻辑跟一般人拧着，认定不救火的顶多也就明哲保身，救火的其实都是反贼同党，把左边儿的人全都给宰了。

　　　　为了一个王必，擅杀无数汉官，曹操有多宠信王必，由此可见一斑。曹操自己是这样评价王必的——“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

　　　　所以是勋虽然不大瞧得起王必，暗地里常骂他废物，但场面上还必须跟王必有来有往，说不上特意结交，感情倒也不错。故而接诏后设宴款待王必，是勋就拐着弯儿地探问啊，主公为啥罢了我的军权呢？他对我究竟有啥不满意？

　　　　王必身为曹操心腹，“心如铁石”，当然不会随便泄露主公的心意，但架不住是勋八卦能力爆棚，交涉属性点满，再加上几杯好酒，终于把所需要的信息给勾出来了。

　　　　敢情这不是曹操自己的想法，而是先有人上书弹劾是勋“缓于军律而以妖言摄众，疏于政事而勤微末小技”。前一条说他不能治军，只好用妖言、妖法来统驭部下，威吓敌人——对于火箭车的事儿，以及敌军当是妖法的传言，是勋都已经密奏给曹操了，关系倒不大；后一条说他不理政事，却专注于修建工坊，研究印刷术，也就是说，是宏辅身为太守，不务正业。

　　　　那么这个告刁状的究竟是谁呢？是勋也打听清楚了，正是那位曾经跟他起过冲突的校事首领赵达。

　　　　是勋真是把赵达给恨得牙痒痒的，但同时也不禁悚然而惊。想当初在寿春城下，赵达想要处斩孙汶的时候，他的职权范围还相当有限，是勋身为参军，他就压根儿管不到，可如今，竟然连外郡太守、地方长官都要管上一管啦。史书上说，曹魏校事最后“上察宗庙，下摄众司”，甚至能够“按奏丞相”，成为后世厂卫一般的可怕存在……不行，既然我来到此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苗头彻底掐灭了不可！

　　　　当然啦，如今时机还不成熟，首先就在于乱世未终，人心不定，所以曹操对这种特务组织是非常倚重的。估计要是有御史弹劾是勋，曹操就能当他放屁，而且说不定这位御史也就当到头了，可是如今赵达弹劾是勋，曹操竟然明示众臣，开会商量——没有直接受理，这就已经挺对得起他这位堂妹夫的啦。

　　　　倘若群僚全都帮是勋说好话——是勋本人觉得，自己的人品应该不算次，从来都秉持着多栽花、少栽刺的原则，尽量不得罪同僚——估计赵达的弹劾也就到此为止了，顶多曹操抄一份给是勋，警告一下。可是谁都料想不到，郭嘉和荀彧竟然提出，应该罢免是勋的兵权，让他专注于民政。

　　　　郭嘉的意见，河内郡要同时面对袁绍、高幹两个敌方主力兵团，兵力不足，最佳的应对之策是与河东郡相互策应，故而需要统一指挥，兵权不宜分割。

　　　　郭奉孝素来冷面冷心，光会分析局势，不懂得人情世故——对敌方的心理倒是琢磨得挺清楚——他说出这种话来，是勋倒可以理解。只是……奉孝你从前干嘛去了？我初镇河东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提出类似反对意见来啊？你是看到我跟曹仁在此前的战斗中配合度很差，才突然想明白了吧？这马后炮未免放得有点儿晚……

　　　　荀彧也建议剥夺是勋的兵权，这就让是勋彻底理解不能了。根据王必所言，荀彧的理由是河东情况复杂，又新复四县，民政事务非常繁冗，加上是勋又是个志向高远的，想要先教化民众，为此还发明了印刷术，再把军务压在他身上，就算他才能超卓，怕也扛不起来啊——“此非优恤之道也”。

　　　　还是老话，你早干嘛去了？我两手空空跑来接收河东的时候，不见你荀令君反对，等我也打了几个胜仗了，把南匈奴也给拢住了，四县也光复了，你倒突然跳出来说这种屁话！就为了我多搞一个印刷术？就为了赵达上奏弹劾我？你老兄就突然翻脸？不对啊，荀彧究竟在想些啥来？

　　　　倒是也有不少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主要就包括荀攸和鲁肃。鲁子敬本就是是勋推荐的，他跟是勋相交莫逆，地球人都知道，所以说再多好话也没用。至于荀公达，他的理由是河内和河东虽为邻郡，交通却不方便，分为两军确实有难以配合的缺点，但一人总统，也未必就能关照得过来啊。

　　　　曹操考虑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暂且解除是勋的兵权，为怕是勋产生什么不好的联想，所以特意把心腹王必给派了过来，要王必好生安抚是勋。

　　　　是勋还是原本的想法，王必这家伙就没蛋用，你派谁都比派他强……不过没用也有没用的好处，解除我兵权表面上的原因，这不就让我给打听出来了吗？至于隐藏在深处的实际原因……

　　　　我手里也就一万多兵，就算在河东军政一把抓，曹操也没必要疑忌我，他所以剥夺我的兵权，可能是打算在河东、河内一线发起大规模攻势，恐怕我跟曹仁配合不好——此前不就因为曹仁突然被调往官渡，差点儿把我给害死在祁县了吗？我跟曹仁基本上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没有统一指挥，确实毫无配合度可言。

　　　　所以打听清楚了前因后果，是勋心里多少踏实一点儿了，曹操应该不是猜忌自己，或者有啥不满意的。然而……荀文若究竟为啥要突然下绊呢？他究竟是基于何种理由，想要削弱我的势力呢？这咱还得好好研究一下……（未完待续。。）

　　　　ps：　　临时出门有事儿，今天提前更新。

第四章、五经注我

　　　　王必从许都启程，按照路程的远近，先往河内，再赴河东，所以他宣诏后不久，跟是勋酒还没喝完呢，曹仁的使者也前后脚到了——从使者掐着点儿来，是勋可以想见，曹子孝是真想赶紧拿到自己手中的兵马，好展开对并州的全面攻击。

　　　　虽说兵权被夺，是勋却并不怨恨曹仁——还不如当日听说曹仁率军奔官渡去了来得郁闷哪——身为武将，听说自己的权限可以扩大，兵马可以增多，毫无士人风度地急着办交接，本是人之常情。他跟曹家班的武将除了太史慈、典韦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也就点头之交，几个姓曹的相对更融洽一些，不过经过这件事，即便曹仁不因此心生愧疚，也肯定要承自己的情吧，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未必不能把坏事办成好事。

　　　　所以他并不为难曹仁的使者，只是说今日将晚，明晨交割，派人把使者领下去，安排宿处，好生款待。

　　　　当夜辗转难眠，怎么也想不明白荀彧为啥要趁机落井下石——唉，看起来自己对政治斗争还是门外汉啊。只是他本能地察觉到并且认定，荀文若的用意，并非明面上摆出的理由那么简单。

　　　　翌日起身，先召来曹仁的使者，交割了兵符。他把屯扎在永安境内的兵马全都交给曹仁了，仍驻安邑之卒，算是河东本身的郡兵，则不交与。当然啦，理论上只要曹仁需要，行文来讨，不但河东郡兵。就连是勋自己都必须带着部曲上阵去。但那终究是后话了。

　　　　送走使者以后。是勋又陪着王必在安邑内外巡视、游玩了三日，然后恭送王必返都。等一个人再回到衙署，坐于案后，打开公文来，却半天都瞧不进去。铺开一张纸，提笔蘸墨，连写了三遍“赵达”，然后忍不住恶狠狠地抟作一团。掷在地上——“贼徒，吾必不与汝善罢甘休！”

　　　　他知道赵达迟早是要被曹操当替罪羊提拉出来，明正典刑的，因为那家伙得罪人太多——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想到这点，心里略微舒服了些。至于跟自己还有点儿交情的卢洪，史书上却并未记载其下场……何不写封信给卢洪，言及往日之情，略述今日之事，再聊聊日后的发展？“校事”组织。自己现在还不敢去碰，既然如此。何不暂且分化那二人，拉卢洪一把的同时，也给赵达再埋点儿钉子？

　　　　想到做到，当即信付卢洪，遣人送出——他知道卢洪不敢隐瞒，这信很可能最终落到曹操手里，所以并不敢写得太过明白，甚至不敢直接抱怨赵达，而只是略述了一番校事可能的危害，勉励卢洪要忠勤办事，“毋傲上，毋凌下，毋纵恶，毋逾法”而已。

　　　　一边写信，他一边也想，赵达究竟为什么要弹劾自己呢？是因为往日的仇怨，还是特意揪出个曹家亲眷来刷名声，从而扩大自己的威望，甚至妄图扩充校事的权柄？对于赵达那种人，是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之。不过还好，看起来他的弹劾只是一个契机而已，曹操剥夺了自己的兵权，虽因弹劾而起，却并非认同了弹劾的内容——否则就把弹劾抄送自己看啦。那么，自己除了乖乖听命外，又该如何应对呢？

　　　　话说自己这些年，对曹操是不是太过惟命是从了？他让自己往东自己就往东，让自己往西自己就往西，只要不悖大义，不逆统一进程，几乎从无违拗，顶多也就半真半假地犯几天懒，请几天假而已。其实自己的身份乃是朝官，非幕府之臣也，与曹操分属同僚、上下级，却并非君臣——当然啦，表面上是如此，却并不代表实际也如此——太过听话，会不会反为人所看轻？赵达胆敢弹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觉得自己肯定逆来顺受，不会给曹操脸色瞧，所以也牵累不到他？

　　　　这都是先入为主之害啊。曹操是何等货色，他得志后将会如何猖狂，这年月没人比自己更瞧得清楚——也说不定贾文和是例外——所以尽量不触其怒。你说孔文举，如今会想到自己迟早要掉脑袋吗？还有荀文若，如今会料到自己最终的下场吗？在他们眼中，曹操不过霍光也，只要不犯路线斗争的错误，只要不起意谋害曹操，曹操就不会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只有是勋明白，曹操一代枭雄，非霍光那种官僚可比也，逆鳞不可触！

　　　　然而如今曹操的逆鳞终究还并没有奓起来，他的骄狂，得在平灭袁绍，一统北中国以后才会逐渐显露。人都是会变的，在变之前即当变之后来看，自己是不是太过小心了？

　　　　王必之流才需要如此小心，因为他除了忠荩外一无所长啊，因为他把自己彻底地依附在了曹操个人而非整个集团身上。自己不同，自己身为姻戚，略有所长，亦为曹操多立功劳，更重要的是，自己所要博的乃是在儒林中的名望，或者在曹氏集团中的名望，而非曹操个人的信重。

　　　　况且，最近收了不少小弟，你必须得让小弟看清楚，你是曹家分公司的老板，而不是曹操手底下一个业务员——哪怕是最受信用的高级业务员——他们才有继续跟随你而不是直接往母公司跳槽的动力啊！

　　　　想到这里，是勋不禁冷笑一声，当即下令：“召韦曹掾来。”

　　　　九月秋收的同时，有榜文张贴河东各县，言郡守将重开官校，暂任奏曹掾韦诞为学宫祭酒，召聚学子，读书讲经。为了吸引士人前去官校学习，榜文中还特意说明，凡入学者，将下发一套朝廷才刚定正的三经（《易经》、《尚书》、《诗经》）当教材，学足一年，即归己有，并且身为郑门嫡传的郡守也会亲往讲学。

　　　　汉代的郡国学校，始创于孝景、孝武时代的循吏文翁，至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颁布制度，各郡国统一设立。但是汉末动乱，就连太学都开不成了，更何况各地的学宫呢？也就名士大儒刘表在襄阳复兴过一回而已，余者大多废弃。

　　　　是勋重修学宫，再开官校，就是要向曹操表明：你让我专注民政，好，我就专注民政；但我说过自己搞印刷术是为了教化，如今干脆就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教化上给你瞧瞧。赵达那种屁话，我知道你是不信的，我这番举动，就是要全天下人都不信他——这也算是对曹操一种无声的抗议。

　　　　当然啦，抗议归抗议，是勋此举，政治上绝对正确，儒林中可刷声望，曹操又能拿他怎么样了？

　　　　河东郡内，世家大族很多，卫、裴、董、柳以下，家世二千石的就不下十家，子弟们大多在家中读书，虽有不少往赴许都太学，但年轻太轻的，家人还真不放心让他们跑那么老远，那么，去郡治安邑上官校，就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更别说低一等甚至两、三等的那些中小家族，家中藏书和师资都不足，子弟们也未必有资格、有门路上太学，如今听闻郡内官校重开，个个喜不自胜，奔走相告。

　　　　秋税收缴上来以后，官校就正式开课了，四方来聚的士人，下起十二岁，上到四十八岁，足有五百余名，这数字把是勋都给吓了一大跳。他事先已经拜访过各大家族，请出几名宿儒充任教授，又命法曹掾、精擅经学的乐祥总管其事——在原本的历史上，杜畿治理河东，即任乐祥为文学祭酒，负责文教之事。不仅如此，是勋还兑现承诺，自己隔一天就往学宫去开讲。

　　　　历代经学，可分为“我注五经”和“五经注我”两派学风。汉儒是“我注五经”，即先有经典，再钻研经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宋儒则是“五经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经典来加以诠释。是勋一直是奔着第二条路去走的，只是原本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如今他师承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一郡之内，唯他为大，那还有啥放不开的？

　　　　在学宫之中讲课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是勋就越是胆大妄为，甚至不惜彻底地扭曲经义。比方说，孔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直接骂孔老二主张愚民政策是不对的，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广大底层民众根本就没有接触知识的可能，强使知之，反而会出事儿。但是勋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却干脆按照后世为给儒家洗白白而到处流传的不靠谱点逗方法，读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倘若老百姓遵从你的政策，那便可以不加管束，倘若老百姓不肯遵从你的政策，那便需要先开发民智，教化他们。

　　　　如果说是勋当初私注五经，往里掺了一成的私货的话，那他如今在河东讲学，就足足掺了三成还不止。他要利用儒家经学，阐释自己觉得可以在这时代拿出来的崭新的思想，从而创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正所谓和尚摸得我……啊不对，朱熹做得我便做不得？（未完待续。。）

第五章、汉语拼音

　　　　曹操南征袁术、刘备，以夏侯渊为先锋，直指寿春。袁术本以为官渡对峙，半年难决，故而听信了刘备的煽动，自合肥起兵，下成德，围寿春，谁料想刘馥守备寿春还不到一个月，曹操的援兵就到了。于是袁术大惊之下，临阵而走，逃回合肥，刘备知其人不可依靠，遂率部南下庐江，欲与孙策相呼应。

　　　　倘若袁术和孙策同时动手，说不定曹操就会抓瞎，但以这年月的通讯水平，就不大可能有军事配合如此默契的情况出现。孙策原本计划兵分三路，其弟孙权自丹徒渡江，以袭广陵，大将周瑜自柴桑率水师溯江而上，侵扰皖县——这两路都是虚的——自己亲率主力从中路得渡，接应袁术。然而左右两路才发，中军未动，就传来了袁术战败的消息，他干脆引军东进，直接去增援孙权。

　　　　太史慈在皖县阻挡周瑜，使孙军不能登岸，但因为缺少舟楫，周瑜开着船在江上来回乱蹿，子义立刻就抓瞎了。最后只好以不变应万变，分兵皖县、居巢，严密守备。魏延建议发一支奇兵自寻阳渡江，偷袭柴桑，被太史慈给否决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