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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晚明-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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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以工部言，复尽开，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铁冶。景帝时，办事吏请复陕西、宁远铁矿，工部劾其违法，下狱。给事中张文质以为不宜塞言路，乃释之。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开铁冶，有司课外索赂，唐大鬓等因作乱，都御史刘大夏讨平之。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建宁、延平诸府铁冶。隆、万以后，率因旧制，未尝特开云。
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太祖时，廉州巡检言：“阶州界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帝不许。惟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产青绿、银、铜，以与外番接境，虞军民潜取生事，特禁饬之。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场坑水银场局。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崇祯时，遂括古钱以供炉冶焉。
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契本别纳纸价。凡纳税地，置店历，书所止商氏名物数。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馀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盐山县。
凡税课，徵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十三年，吏部言：“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
报可。胡惟庸伏诛，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抽分竹木场。明年令以野兽皮输鱼课，制裘以给边卒。
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於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
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准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监生於收课处榷办课程。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
洪熙元年增市肆门摊课钞。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於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雇装载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於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於是有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钞五百贯，良苦，有鬻子女输课者。”
帝令核除之。及钞法通，减北京蔬地课钞之半，船料百贯者减至六十贯。
正统初，诏凡课程门摊，俱遵洪武旧额，不得藉口钞法妄增。未几，以兵部侍郎於谦奏，革直省税课司局，领其税於有司；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县钞关於河西务；船料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商民称便。九年，王佐掌户部，置彰义门官房，收商税课钞，复设直省税课司官，征榷渐繁矣。
景泰元年，於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减涨家湾及辽阳课税之半。大理卿薛忻言：“抽分薪炭等匿不报者，准舶商匿番货罪，尽没之，过重。请得比匿税律。”帝从之。成化七年增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钞，其后易以银，至是渐益至数万两。寻遣御史榷税。孝宗初，御史陈瑶言：
“崇文门监税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乃命客货外，车辆毋得搜阻。又从给事中王敞言，取回芜湖、荆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贰官监收其税。十三年复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革新设诸抽分厂。未一年，太监郑玺请复设於顺德、广平。工部尚书李依阿持两端，横征之端复起。寻命中官李文、马俊之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榷税。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钞六十六万馀贯，钱二百八十八万馀文，至末年，数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四倍，钱增三十万。嘉靖三年，诏如弘治初年例，仍减钱三十万。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收银，其后复收钱钞。八年复收银，遂为定制。始时钞关估船料定税，既而以估料难核，乃度梁头广狭为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太监李能请於山海关榷商税，行之数年，主事邬阅言：“广宁八里铺前屯卫既有榷场，不宜再榷。”罢之。其后复山海关税，罢八里铺店钱。四十二年令各关岁额定数之外，馀饶悉入公帑。隆庆二年始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寻令钞关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远者，令佐贰官收贮府库，季解部。主事掌核商所报物数以定税数，收解无有所与。
神宗初，令商货进京者，河西务给红单，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其不进京者，河西务止收正税，免条、船二税。万历十一年革天下私设无名税课。
然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矣。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馀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cd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削焉。
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於京口，暨禄於仪真，刘成於浙，李凤於广州，陈奉於荆州，马堂於临清，陈增於东昌，孙隆於苏、杭，鲁坤於河南，孙朝於山西，丘乘云於四川，梁永於陕西，李道於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於卢沟桥，沈永寿於广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於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诸所进税，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赢馀。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帝以为能。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暂宽商税，中旨仍徵课四万，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而税使不撤。李道诡称有司固却，乞如旧便。帝遽从之。又听福府承奉谢文铨言，设官店於崇文门外，以供福邸。户部尚书赵世卿屡疏，不听。世卿又言：“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徵本折约三十二万五千馀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额也。乃二十七年以后，历岁减缩，至二十九年总解二十六万六千馀两。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连年税使所供，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疏入不省。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徵其税，后并税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增苇网诸税，且及青县、天津。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事闻，诏法司治之，监竖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遗命减天下税额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税。光宗立，始尽蠲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其派入地亩、行户、人丁、间架者，概免之。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复榷水陆冲要，依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三年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当增数。自严遂议税芜湖三万两，而宣课仍增一万。三俊悔，疏争不能已。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凡诸课程，始收钞，间折收米，已而收钱钞半，后乃折收银，而折色、本色递年轮收，本色归内库，折色归太仓。
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洪武初，设於太仓黄渡，寻罢。复设於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后市舶司暂罢，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
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徵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於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址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初，入贡海舟至，有司封识，俟奏报，然后起运。宣宗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
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於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中旨令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尝以不预满剌加诸国番舶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抚朱纨访知舶主皆贵官大姓，市番货皆以虚直，转鬻牟利，而直不时给，以是构乱。乃严海禁，毁馀皇，奏请镌谕戒大姓，不报。二十八年，纨又言：“长澳诸大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乱，而巨奸关通射利，因为向导，躏我海滨，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纨辄以便宜诛之。御史陈九德劾纨措置乖方，专杀启衅。帝逮纨听勘。纨既黜，奸徒益无所惮，外交内讧，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起，而海上无宁日矣。
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宪遣其客蒋洲、陈可愿使倭宣谕。
还报，倭志欲通贡市。兵部议不可，乃止。
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抚刘畿言，仍罢。福建开而复禁。万历中，复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已而两市舶司悉复，以中官领职如故。
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
大同马市始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通译语，禁市兵器、铜铁。帝从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支山西行都司库银市马。
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辄近塞垣。
嘉靖三十年，以总兵仇鸾言，诏於宣府、大同开马市，命侍郎史道总理之。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谏。不从。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则寇宣府，宣府市则寇大同。
币未出境，警报随至。帝始悔之，召道还。然诸部嗜马市利，未敢公言大举，而边臣亦多畏慑，以互市啖之。明年罢大同马市，宣府犹未绝，抄掠不已，乃并绝之。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於是封贡互市之议起。而宣、大互市复开，边境稍静。然抚赏甚厚，朝廷为省客兵饷、减哨银以充之。频年加赏，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复从中乾没，边费反过当矣。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事具李化龙传。二十六年从巡抚张思忠奏罢之，遂并罢马市。其后总兵李成梁力请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亦疏於朝。二十九年复开马、木二市，后以为常。
明史 食货志六
○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
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於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
其事目繁琐，徵索纷纭。最钜且难者，曰采木。岁造最大者，曰织造、曰烧造。
酒醴膳羞则掌之光禄寺，采办成就则工部四司、内监司局或专差职之，柴炭则掌之惜薪司。而最为民害者，率由中官。
明初，上供简省。郡县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达政体。
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宣宗时，罢永乐中河州官买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给屯军。命御史二人察视光禄寺，凡内外官多支及需索者，执奏。英宗初政，三杨当轴，减南畿孳牧黄牛四万，糖蜜、果品、脯、酥油、茶芽、糯、粟米、药材皆减省有差，撤诸处捕鱼官。即位数月，多所撙节。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万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龙凤白瓷诸器，饶州造，红膳盒诸器，营膳所造，以进宫中食物，尚膳监率乾没之。帝令备帖具书，如数还给。景帝时，从於谦言，罢真定、河间采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鱼内使。
天顺八年，光禄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万八千馀斤，增旧额四之一。成化初，诏光禄寺牲口不得过十万。明年，寺臣李春请增。礼部尚书姚夔言：“正统间，鸡鹅羊豕岁费三四万。天顺以来增四倍，暴殄过多。请从前诏。”后二年，给事中陈钺言：“光禄市物，概以势取。负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禄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过额，侵渔妄费也。”大学士彭时亦言：“光禄寺委用小人买办，假公营私，民利尽为所夺。请照宣德、正统间例，斟酌供用，禁止买办。”
於是减鱼果岁额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禄减增加供应。初，光禄俱预支官钱市物，行头吏役因而侵蚀。乃令各行先报纳而后偿价，遂有游手号为报头，假以供应为名，抑价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鸾以为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禄卿王珩，列上内外官役酒饭及所畜禽兽料食之数，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旧者，有减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门虎、南海子猫、西华门鹰犬、御马监山猴、西安门大鸽等，减省有差，存者减其食料。自成化时，添坐家长随八十馀员，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馀员。天下常贡不足於用，乃责买於京师铺户。价直不时给，市井负累。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天变言之，乃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
武宗之世，各宫日进、月进，数倍天顺时。厨役之额，当仁宗时仅六千三百馀名，及宪宗增四之一。世宗初，减至四千一百名，岁额银撙节至十三万两。中年复增至四十万。额派不足，借支太仓。太仓又不足，乃令原供司府依数增派。
於是帝疑其乾没，下礼部问状，责光禄寺具数以奏。帝复降旨诘责，乃命御史稽核月进揭帖，两月间省银二万馀两，自是岁以为常。
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於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二十七年，户部言：
“京师召商纳货取直，富商规避，应役者皆贫弱下户，请核实编审。”给事中罗崇奎言：“诸商所以重困者，物价贱则减，而贵则不敢增。且收纳不时，一遭风雨，遂不可用，多致赔累。既收之后，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给直，或竟沈阁。幸给直矣，官司折阅于上，番役于下，名虽平估，所得不能半。诸弊若除，商自乐赴，奚用编审。”帝虽纳其言，而仍编审如户部议。
穆宗朝，光禄少卿李键奏十事，帝乃可之，颇有所减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兽，罢宝坻鱼鲜。凡荐新之物，领於光禄寺，勿遣中官。又从太监李芳请，停徵加增细米、白青盐，命一依成、弘间例。御史王宗载请停加派。部议悉准原额，果品百七万八千馀斤，牲口银五万八千馀两，免加派银二万馀。未行，而神宗立，诏免之。世宗末年，岁用止十七万两，穆宗裁二万，止十五万馀，经费省约矣。万历初年，益减至十三四万，中年渐增，几三十万，而铺户之累滋甚。时中官进纳索赂，名铺垫钱，费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
乃佥京师富户为商。令下，被佥者如赴死，重贿营免。官司蜜钩，若缉奸盗。宛平知县刘曰淑言：“京民一遇佥商，取之不遗毫发，赀本悉罄。请厚估先发，以苏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职，曰淑自劾解官去。至熹宗时，商累益重，有输物於官终不得一钱者。
洪武时，宫禁中市物，视时估率加十钱，其损上益下如此。永乐初，斥言采五色石者，且以温州输矾困民，罢染色布。然内使之出，始於是时。工役繁兴，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军器之需尤无算。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池、坑冶、果树、蜂蜜，官设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罢闸办金银，其他纸靛、丝、纱罗、缎、香货、银、金箔、红花、茜草、麂皮、香蜡、药物、果品、海味、红戗金龙凤器物，多所罢减。副都御史弋谦言：“有司给买办物料价，十不偿一，无异空取。”帝嘉纳之，谕工部察惩。又因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言，悉召还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许辄遣，自军器、军需外，凡买办者尽停止。然宽免之诏屡下，内使屡敕撤还，而奉行不实，宦者辄名采办，虐取於民。
诛袁琦、阮巨队等十馀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多敕省。正统八年，以买办扰民，始令於存留钱粮内折纳，就近解两京。
先是仁宗时，令中官镇守边塞，英宗复设各省镇守，又有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宪宗时益甚，购书采药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孑遗。抑卖盐引，私采禽鸟，糜官帑，纳私赂，动以巨万计。太岳、太和山降真诸香，通三岁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内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颇有减省。甘肃巡抚罗明言：
“镇守、分守内外官竞尚贡献，各遣使属边卫搜方物，名曰采办，实扣军士月粮马价，或巧取番人犬马奇珍。且设膳乳诸房，佥厨役造酥油诸物。比及起运，沿途骚扰，乞悉罢之。”报可，然其后靡费渐多。至武宗任刘瑾，渔利无厌。镇守中官率贡银万计，皇店诸名不一，岁办多非土产。诸布政使来朝，各陈进贡之害，皆不省。
世宗初，内府供应减正德什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黄白蜡至三十馀万斤。又有召买，有折色，视正数三倍。
沈香、降香、海漆诸香至十馀万斤。又分道购龙涎香，十馀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泽、朝日坛，爵用红黄玉，求不得，购之陕西边境，遣使觅於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於是猫儿睛、祖母碌、石绿、撤孛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玉，无所不购。穆宗承之，购珠宝益急。给事中李己、陈吾德疏谏。己下狱，吾德削籍。自是供亿浸多矣。
神宗初，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封还敏疏，事遂寝。久之，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钜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户部尚书陈蕖言库藏已竭，宜加撙节。中旨切责。而顺天府尹以大珠鸦青购买不如旨，镌级。至於末年，内使杂出，采造益繁。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熹宗一听中官，采造尤夥。庄烈帝立，始务厘剔节省，而库藏已耗竭矣。
永乐中，后军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卫所军士采之边关。宣宗初，以边木以扼敌骑，且边军不宜他役，诏免其采伐，令岁纳银二万馀两，后府召商买纳。
四年置易州山厂，命工部侍郎督之，佥北直、山东、山西民夫转运，而后府输银召商如故。
初，岁用薪止二千万馀斤。弘治中，增至四千万馀斤。转运既艰，北直、山东、山西乃悉输银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万馀两。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辄私加数倍。逋负日积，至以三年正供补一年之耗。尚书李议，令正耗相准，而主收者复私加，乃以四万斤为万斤，又有输纳浮费，民弗能堪。世宗登极，乃酌减之。隆庆六年，后府采纳艰苦，改属兵部武库司。万历中，岁计柴价银三十万两，中官得自徵比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为陷阱云。
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礼言有数大木，一夕自浮大谷达於江。天子以为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
十年复命礼采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坛殿宇，复命侍郎黄宗载、吴廷用采木湖广。未几，因旱灾已之。寻复采大木湖广，而谕工部酌省，未几复罢。其他处亦时采时罢。弘治时，发内帑修清宁宫，停四川采木。
正德时，采木湖广、川、贵，命侍郎刘丙督运。太监刘养劾其不中梁栋，责丙陈状，工部尚书李夺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於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馀两。又遣官核诸处遣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於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馀万两，徵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而采鹰平条桥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万。科臣劾督运官迟延侵冒，不报。虚糜乾没，公私交困焉。
广东珠池，率数十年一采。宣宗时，有请令中官采东莞珠池者，系之狱。英宗始使中官监守，天顺间尝一采之。至弘治十二年，岁久珠老，得最多，费银万馀，获珠二万八千两，遂罢监守中官。正德九年又采，嘉靖五年又采，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复诏采，两广巡抚林富言：“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馀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给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设官监守，不过防民争夺。正德间，逆竖用事，传奉采取，流毒海滨。陛下御极，革珠池少监，未久旋复。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险，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责以难足之数，非圣政所宜有。”皆不听。隆庆六年诏云南进宝石二万块，广东采珠八千两。神宗立，停罢。既而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给事中包见捷力谏，不纳。至三十二年始停采。四十一年，以指挥倪英言，复开。
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
洪武时，置四川、山西诸行省，浙江绍兴织染局。又置蓝靛所於仪直、**，种青蓝以供染事。未几悉罢。又罢天下有司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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