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第3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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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

　　　　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

　　　　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

　　　　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我完整的看过曾国藩日记。”华皇对曾纪泽道。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

　　　　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

　　　　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

　　　　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已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

　　　　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

　　　　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毅然立志。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

　　　　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

　　　　道家以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

　　　　超自然的夸张固然过于虚幻，不过，除去这些飘渺的因素，儒家的“圣人”理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怎么样？还算是全面吧？”华皇问道。

　　　　曾纪泽点头道：“很全面了，很多都是连我也没有看过的。”

　　　　“嗯，我让人搜罗的。你还可以再补充一下。”萌总裁笑道：“专门让人去找了祖父历任师爷，本来还想弄个传记，但是我想传记就不要了。”

　　　　曾纪泽点点头，明白华皇的意思，陛下是欣赏父亲的做人，律己，这些方面，但是对父亲整个人生，尤其是后半段在清廷的发迹经历，还是有所保留的。

　　　　不过，华皇能这么推崇父亲，已经让曾纪泽很感动了。

　　　　“在想不通该怎么做事的时候，看看。”华皇笑着对曾纪泽道，“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记住，对德国人，或者说对所有的列强，我们都没有必要放低姿态！”

　　　　曾纪泽点点头，眼睛一亮，陛下终于说到让他去德国出访的事情了。

　　　　“你到了德国之后，多和各方面接触，不急于和俾斯麦接触，到时候，我会亲自和他谈。当然，如果他主动召见你，你可以和他谈一谈。德国，奥匈帝国，这些在海洋上的后起之秀，都是我们可以优先选择的盟友，因为暂时和我们没有多少利益冲突。”萌总裁直接指示道。

　　　　“好的，陛下！”曾纪泽暗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的，只是怕德奥对我们不重视，根本不理睬我们，怎么办？不过，曾纪泽没有将这个疑问问出来，作为外交大臣，这种问题也要问陛下的话，还要他做什么？

　　　　曾纪泽欲言又止，华皇也是同样，曾纪泽比李鸿章年轻的多，而且和自己的关系近的多，在原本的历史中，曾纪泽因为生病，年纪轻轻就死了，现在是华国时代了，华国的医疗水平进步。

【1194　曾国藩的自律】

　　　　以现在华国的医疗水平，还有保障体系，整个华国的老百姓，平均寿命至少延长二十年！

　　　　华皇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全民的，只要拿身份证到医院去，就能够享受百分之八十的免费医疗，不分官员和平民，所有人，一律平等。

　　　　庞大的医保，社保和养老保险的压力，也是阻碍华国‘跑起来’的一项巨大障碍，甚至是目前的最主要障碍了。

　　　　但是华皇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国策，整个华国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就在这里，虽然经济水平上，华国仍然是初级阶段的水平，但是在政治体系上，华国从一开始建立，就已经突破了三个时代，甚至是四个时代，是按照国家垄断的形式在要求华国的体系的，这也保证了华国政治上始终平稳。

　　　　华皇认为人的本质需求，其实概括起来很简单，就四个词：温饱，小康，朋友，名利！

　　　　首先要温饱，要吃饱穿暖，女人也包含在温饱这一块，吃饱穿暖，又有女人，就是一个寻常男人的生活了。

　　　　在这个基础上，能过的比寻常人富足一些，没事能出门旅游，到处玩一玩，就是小康生活了。

　　　　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之后，便需要朋友，达不到这个基础，不会想要和朋友交往，这是人之常情。

　　　　有了朋友，每天瞎玩，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生活，和更高层面的物资面的生活，这便是名利！

　　　　至少，华皇是这么认为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

　　　　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

　　　　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

　　　　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

　　　　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

　　　　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

　　　　从曾国藩身上，华皇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华皇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伟大的人物，格外推从才华并不出众的曾国藩的最大原因，曾国藩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即便没有才华，也能取得成功。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

　　　　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

　　　　曾国藩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

　　　　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

　　　　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奕”。

　　　　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陈岱云处给陈母拜寿。饭后本打算回家学习，结果在朋友的劝说下一起到何子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围棋，接着又旁观了一局。

　　　　在看别人下棋时，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

　　　　一方面是想放纵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想起自己对自己许下的种种诺言。

　　　　终于，一盘观战未了，他战胜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

　　　　和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一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待人天真，一片直拙。

　　　　一旦成为朋友，就掏心输肝，同时也要求对方对他毫无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离感和分寸感。

　　　　曾国藩既然以“圣人”自期，也不自觉地以圣人标准要求朋友，经常说话过于直接，不留余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与朋友发生冲突。

　　　　这个缺点，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曾国藩认为，磨练自己要有如鸡孵蛋般的耐心和韧性。

　　　　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

　　　　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曾国藩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

　　　　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

　　　　曾国藩在日记中总结说：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

　　　　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不管是和哪个国家的人接触，都要首先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以交朋友为主，愿者上钩。这是我们做事，交朋友，应该保持的态度。”华皇郑重的对曾纪泽道。

【1195　统一的华国无人能挡】

　　　　“是的，陛下。”曾纪泽认可了华皇的说法。

　　　　萌总裁微微一笑，本来，以他和曾纪泽两个人的年纪和阅历，应该是曾纪泽向自己说教的。

　　　　不过，做皇帝的人，就是有这么点困扰，很难再有人指导自己去怎么做了。

　　　　即便是古代帝王的帝师们，皇帝的帝师，通常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但是再厉害的帝师，也难得教出厉害的皇帝来，因为，皇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靠人教出来的职业。

　　　　帝王需要天赋，需要自己去感悟，甚至普通人也是这样，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主要还是靠自己自学。

　　　　所以，这才是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么推崇曾国藩的原因所在吧？

　　　　华皇和曾纪泽从曾国藩的事情上，聊到了华国的改革。

　　　　以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曾国藩这样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严于律己，同时能够宽以待人，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下属和同僚，而不是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曾剃头是刽子手，这一点，自然是华皇对曾国藩有所保留的部分。

　　　　所以，华皇顶多是默许将曾国藩的书出版，并放入教材，作为课外读物，却不会大张旗鼓的号召全国去学习曾国藩。

　　　　在接受欧洲批判文学的基础上，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是华皇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华国当下环境中，非常好的遏制全盘被西方思想左右的好书。

　　　　华皇认为，洋务运动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

　　　　华国现在仍然是在洋务运动的阶段，只是内核变了，不再是封建政府，而是一个全新的，开明的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体制了。

　　　　清廷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以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等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

　　　　这和华国的现行政策是持续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曾国藩的思想要保留，李鸿章继续被华皇留用，这些都是华皇在推翻了满清统治之后，如何维护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的具体体现。

　　　　华皇的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改革，是温和的。

　　　　同时洋务运动种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

　　　　如果还是清廷统治的话，洋务运动永远不会有出路，因为洋务运动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恭亲王的自我吹捧。

　　　　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收拾战乱之后的烂摊子，因为富庶的江南十几年不能正常交税更显得困窘，恭亲王等引进国外技术，希望用西方技术和企业挽救清王朝，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荣，于是就人宣扬“同治中兴”。

　　　　洋务运动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方面抵御外国侵略，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的人民运动。

　　　　到了后来也办民用工业，总体上是官办工业配套和为官员们敛财的。

　　　　明治维新本质是一场革命。

　　　　从清廷到华国只是一场的改革。

　　　　在华皇手中，几乎没有怎么死人，但是发展速度是空前的。

　　　　华皇是普普通通的穿越巨，没有玄幻的金手指，华皇所做的每一步，都需要脚踏实地，绝不能出错。

　　　　明治维新以军事变革为前提（倒幕运动），政治（建立明治政府）经济（维新）变革随之。

　　　　在这场革命中完成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变革”。

　　　　明治维新通过暴力革命扫除了一切障碍，而华国是自发图强。

　　　　满清的洋务运动，其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

　　　　对清朝来讲，一方面历史包袱严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阶层没有扫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

　　　　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必然性，但是，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华皇并不认为明治维新的一套有多么的高明，很幸运的是，这个小小岛国是放在亚洲，放在腐朽的清王朝边上，如果把日本放到英国，法国，德国身边去，两下被拍成灰。

　　　　即便是将日本放到处于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期的沙俄身边去，日本也照样被拍成灰。

　　　　日本殖产兴业的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

　　　　满清的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的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说的这句话）。

　　　　而清廷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

　　　　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所以，华皇的观点中，曾国藩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但是曾国藩当初是满清手上干活的，没有基础，而且，要靠地主阶级来主导这么庞大的改革，也属于天方夜谭，一丝一毫成功的可能性也没有，即便是原本的历史中，后面发生了戊戌变法。

　　　　在华皇看来，戊戌变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袁世凯带人做掉了慈禧太后，结局同样无法改变，因为地主阶级无法执掌华国这么庞大的国家转型，后面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军阀割据其实是地主阶级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戊戌变法要是成了的话，极可能仅仅是北洋的提早到来。

　　　　晚清最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不是是否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是有共识的，问题仅仅是渐进还是立改。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试图变法者中的一员，他和皇帝找到了一些共识，但他绝非是代表变法的人物，更绝非唯一想用西方政制来变法的人物。

　　　　洋务运动也并非毫无成效，清末的地方基本拥有了现代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职能，尤其是警察，卫生和简单的议政体系，顺利转型为新型国家，至少从行政形态上没有问题。

　　　　内核是政治基础，这和房子从四合院变成楼房与否的关系不大。

　　　　在国家层面看待问题，主要是看内在，看核心基础。

　　　　华皇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侧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和俾斯麦推行的现行政策差别不大。

　　　　俾斯麦的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一主义。

　　　　都属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俾斯麦确实有才干。

　　　　唯一不同的是，俾斯麦再强，也只是二把手，华皇是华国铁打的一把手，只要华皇不死，华国的领导层就是最稳健的。

　　　　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新型社会的建设就是各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目标。

　　　　从民间一直深入到县的新型社会组织，新型的慈善，新型出版事业，新型的经济实体，新的金融和经济手段，到警察局、医院、学校、邮局甚至厕所，乃至于各个政府机关逐渐的现代化，新型社会其实一直在发展，虽然它的成效不高，但确确实实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底层结构。

　　　　华皇现在的华国则不同，不但是所有的机构都弄起来了，建筑都起来了，铁路都贯通了，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全新的政府，虽然还需要时间完善，但是华国已经稳定，所有的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

　　　　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等到清廷自然倒闭以后，看病去医院，抓贼找警察已经成为共识，华国老百姓接受事物的能力，从来都不差，这些在19世纪60年代，哪怕是最开明的精英也没有这种习惯。

　　　　从这一点而言，原本历史中的满清的社会转型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清廷最大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普遍的军事化，从唐代开始，如何防藩镇就是政权的基本命题，公允的说，大清国的成绩是历代王朝中最好的，也是历代王朝中最糟糕的，确实是成也八旗、败也八旗，八旗的特殊性导致他们无法地方化，尽管这种倾向在大清一直存在，但地方化往往就意味着八旗失去战斗力。

　　　　因为八旗实质上就是职业军人，而团练武装恰恰相反，一旦建立，实际上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再也不可能离开地方政治，越不像职业军队，往往就越强大。

　　　　大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八旗，其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

　　　　到最后，无论地方督抚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全国政局不再是用什么声音说话的问题了，枪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权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与政见有直接的联系。

　　　　很多人所谓“曾李不自立”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此时下到一个乡村，上到一省，军事化已经导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枪杆子出政权其实在清代最后几十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无论谁去改革，怎么改革，最后都只能被各种军事实力派所绑架。

　　　　对于一个急于改革的国家而言，这成为致命的缺陷。

　　　　华皇认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图强，本质上都没法扭转这一点！

　　　　因为代表的是阶级，是群体，不是一个实权者个人能够左右整个阶级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同样存在，但它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在日本，军人至少被驱逐出了地方事务，而在中国，军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说清末，无论你是什么派，说到底都是一个个军头的附庸而已。

　　　　任何军阀社会都会很快陷入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谓的改革都会迅速无效化，假如枪杆子出政权的逻辑无法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