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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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怨声载道。一位朋友当时购置磨钻石的机械，搬进中国设厂。结果无能为力，把所有机械送给政府，买个交情，关门大吉。（他当年想不到，今天南中国磨小钻石成行成市，雄视天下。）

到了一九八三年，香港厂商的投诉无日无之，不肯雇用国家职工。据理力争，厂商获得自由选择「合同工」──私订合约的工人──的权利。那大概是一九八四年。厂商差不多一致地转用件工合约，奇立刻出现。工人早上七时排队等工厂八时开门，不再睡午觉，下班时间要继续工作下去。改了产权制度（劳力改作私产），换了合约安排，产量一夜之间暴升一倍以上！八十年代中期，有好几年，广东几个市镇的干部朋友告诉我，他们每年的增长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七节：小账安排深不可测

司空见惯的合约安排，看来不重要的，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我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但多年来我对小账（gratuity）的合约安排想不通。

一些地方侍应不收小账。一些收小账但是「共产制」──小账要与其它侍应分享。一些是「私产制」──每侍应有界定的餐领域，小账该侍应独占。一些「私产制」下，四客或以上同则餐前指明小账不低于餐价的百分之十五。一些「共产制」强迫小账百分之十，而强迫小账之上顾客还自愿地多付一点。一些「共产制」是与老板共分的。我们要怎样解释小账的安排及其多样变化呢？

最明显的解释，小账是让顾客衡量侍应的服务或工作态度，然后随缘乐助。三十年前我想，如果这解释是对的话，凡是顾客不会再光顾的食肆，随缘乐助的小账会较少。不再回头，不用多买侍应的欢心。当时在美国，我驾车到四顾无居民的公路，每隔数十英里才有一家食肆的环境，查询三间餐馆的侍应的通常小账。答案不约而同：大约单价的百分之十五。这与市区内的一样！

顾客衡量服务的假说还有另一个问题。强迫小账的安排说不通，而不强迫的「共产制」也不够不强迫的「私产制」那样说得通。强迫小账的安排深不可测。美国的高档餐厅，一四人或以上强迫小费百分之十五，可以理解。美国的习惯，是人多时各出自己的消费，组合给一人付账。这样，各自出钱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小账。一些城市的五星酒店也强迫小账百分之十至十五。这现象我理解一小半。有些城市政府抽酒店的房间税是不算小账那部分的。但为什么强迫小账不增加而房租减少呢？为什么只是五星或高档酒店强迫小账？

最不容易明白还是香港中级或以上的食肆，百分之十的强迫小账是例行的。那是为什么？说这百分之十要与员工分享，不通，因为食肆大可以加食品之价而从价中抽百分之十出来分享的。我想来想去，认为这强迫小账有点欺骗的成分，有点取巧于费沙所说的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餐馆似乎要说，我们的餐价不高，强迫小账是服务费。这解释牵强。无论怎样，只要大多数的中、上级食肆强迫小账，类同的食肆都要跟做，因为在竞争下，离群之马是不智之举。

我没有解释小账的理论。没有深入研究过，但间中地想了很长时日，有两点建议可能与答案有关。其一，随缘乐助的小账可以鼓励服务态度，但也可以对服务有反作用，后者可见于好些监管不当的食肆，顾客「乐助」的小账不够多，侍应就黑口黑脸，甚至粗言粗语。其二是一些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尊严，认为他们的服务本来就是好的，所以不收小账。日本是不收小账的。好的服务拒收小账令人欣赏。

（《经济解释》之八十八）

第八节：失业的理由

「失业」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题目，是社会最关注的。传统把这话题算在「宏观经济」之内，应该是错误的归纳。正确的处理是把失业放进这里的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可不是吗？劳力是生产要素，而失业是合约安排的失败。在《佃农理论》之前，经济学者不关心合约安排，而虽然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视合约，但没有谁把失业看作找不到合约伙伴。一士谔谔，就让我在这里说说吧。

政府的统计数字是有「失业人数」这一大项的。然而，到今天经济学者还不能肯定失业为何物，有些行内高人甚至不肯定有失业这回事！传统的失业定义，大概是由剑桥的庇古（A。　C。　Pigou）提出的。这定义说：一个人有能力工作，愿意工作，但找不到工作，就是失业了。这定义有三个困难，使后人不知所指，虽然庇古的同事凯恩斯（J。　M。　Keynes）的看法类同。

第一个困难是该定义没有说工资或薪酬是多少。愿意接受够低的薪酬，任何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说愿意工作但不愿意接受低薪，有点前言不对后语，而这样界定失业近于套套逻辑，没有什么内容。为了挽救这定义，英国的经济学者首先提出了隐藏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这个理念。他们认为一个大学教授在街头卖花生，学非所用，虽有工作，但隐藏真正的失业。这说法牵强，难以接受──例如教授转替学生补习的收入可能比卖花生还要低，但却是学有所用。后来在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学说中，隐藏性失业被看为边际产值是零或负值，盛极一时，皆胡说八道。

第二个困难是该失业定义通常是指遭解雇，或找不到雇主，而这些是替外人工作的问题（即合约问题）。自己工作的选择则少被提及。一个人当然可以自己工作，或在家中读书求学，或作其它知识投资，皆有所业，有没有饭吃是另一回事。

第三个困难是该定义含意失业是非自愿（involuntary）的。是的，失业通常是指involuntaryunemployment。这可能是最大的麻烦。「非自愿」是说不是自己的选择，但不是选择性的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是无从解释的。这是说，要以经济理论解释失业，我们一定要从失业者自己选择失业的角度看。当然，不同的局限条件对这选择有不同的约束。失业于是可以看为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局限提升而导致的选择。

让我先处理几项政府干预市场而引起的「失业」，然后分析比较困难的。

（一）福利制度，包括香港今天的综援金，肯定是会增加政府统计的失业人数的。不工作（尤其是要证明没有工作）而有福利收入，薪酬不够高就当然不工作了。

（二）一些国家有最低工资的规限，例如今年（2002）美国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六点九美元，加上其它政府指明雇主要付的，近八美元一小时。一个劳工不值这工资，找不到工作，统计说是失业了。

（三）一些国家，得到政府的批准，工会势力庞大。说要罢工，工人非罢不可，也算作失业。

（四）一些地区──如香港──政府规定有强积金，或解雇员工时要付长期服务金。这些或促使雇主解雇，或减少雇用，因为工资是间接地提升了。统计失业也会增加。

上述的「失业」，不容易说服经济学者算是失业。政府干预市场，什么奇形怪状的现象都可以发生。另一方面，今天的经济学者没有谁会同意上文所说的庇古建议的失业定义。事实上，写到这里，我还没有告诉读者失业究竟是什么。不是有意故作神秘，而是要先谈一个「失业」现象肯定是真实的。那就是政府的干预不变，统计的失业数字却时高时低，有大幅度的上落，其规律是经济不景失业人数上升，欣欣向荣失业数字下降。不管失业是什么，其数字有规律的升降与社会人士的关注是重要的现象，需要解释。

上述失业数字的大幅升降不能归咎于政府干预或不干预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员工被解雇后，一时间他的劳力不容易再卖出去。这与任何其它生产要素或资产往往不容易在短期内卖出去一样，只是劳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性质不同，在细节上出售的困难有别。任何市场成交都有合约，但因为没有奴隶制度，劳力的出售不是卖断的，所以雇用劳力的合约有结构性。这样看，劳力不能卖出与房子不能租出类同，只是性质不同，细节上出售的困难有别。是的，空置的房子可以作为「失业」看。

任何资产（包括劳力），不能卖出或租出的主要原因，是出售者要价过高。那为什么失业的劳力会要价过高呢？答案是讯息的问题，今天经济学者大都同意。但讯息的问题有好几方面，究竟是哪些讯息不足使失业数字上升，经济学者就有分歧了。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认为找工作有讯息费用，被解雇后的员工选择专业找工作，在寻觅期间被算为失业。这是一部分的解释，但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

我认为主要的讯息困难，是失业的人（劳力卖不出去或找不到合约伙伴）不知道，或不能肯定，自己劳力的市价。经济不景，被解雇，失业者知道工资是要下降的，但应该下降多少呢？调查市场，如果与失业者有类同本领的工资大致一样，讯息费用不高，这失业的人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个下降了或甚至暴跌了的工资。但如果类同本领的工资有大差别，他就偏于继续求职，选择「失业」。这是说，失业是因为求职的人认为自己有不错的机会以某价（工资）出售其劳力，但因为有讯息费用他难作取舍。他是有机会获取他要求的工资的，但要求低一点机会较高。选择不容易，何况市场的情况可能不断地变。

为什么不骑牛搵马呢？有些人选择这样做，但往往不是明智之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工作转来转去对工作者有不良的信誉。其二是暂时接受了大幅下降的薪酬，将来不容易大幅上升。一个人的薪酬是他的所值的讯息，不一定对，但将来的雇主会那样看。

关于劳力的工资或薪酬的讯息困难是这样的。经济不景，劳力市场的需求下降，类同本领的工资下跌一般是参差不齐，在观察上出现了大差别。这是因为加薪皆大欢喜，但减薪却不容易被员工接受，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顽固性。有规模的商业机构，恐怕集体罢工，不采取集体大幅减薪的办法。他们选择小幅减薪与部分解雇。倒过来，经济好景，工资上升会因为失业的或工资偏低的升幅比较大，而使类同本领的工资差距收窄。

香港的经验可能是最好的示范例子。这个以经济自由而知名于世的城市，统计失业率历来大约是百分之二。今天──二○○二年七月──是百分之七点七，还在上升，看来百分之八以上是必达的了。从失业率升幅的比例（倍数）看，香港应该破了世界纪录。福利的增加与强积金的推行当然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公务员的薪酬高企不下，误导了市场，增加了市场工资的跌幅不一，其结果是类同的本领有很大的薪酬差数。这是说，出售劳力的讯息费用高，因为失业的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市值工资。

想想吧。你原有月薪四万元的工作被解雇了，但昔日考试成绩比你差的同学，还在政府工作，月薪是五万。你去找工作，有月薪一万元的你要不要？你对自己说：打政府工的同学是天之骄子，算了算了。问题是你有另一位在私营机构工作的同学被减了工资，但月薪还有三万。月薪一万你要不要？这可能是你的真正市值，你信不信？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可以胜任的工作，其观察到的工资差数（variance）很大，使你无所适从。因为有讯息费用的局限，你选择失业。时间有说服力，可能有一天你会后悔没有接受月薪一万的工作。

你可能问：「如果我的劳力市价真的只值月薪一万，为什么那位在私营机构工作的旧同学，本领和我一样的，月薪还有三万呢？」让我告诉你吧。那位同学的机构减了工资，解雇了部分职员，可以守一段时期。但如果经济没有好转，或不加工同酬，或不改变经营，工资一定要再减，否则在竞争下该机构会倒闭。

不断或继续的经济下跌，会导致工资的市值不断地下降。这使工资的水平在下降中，其大差数持续存在，而讯息费用也就顽固不下了。失业率是可以持久地高企的。如果市场没有讯息费用，同样劳力的市价如金价一样，升降划一，失业不会存在。你的劳力就是值这个价，卖不卖？卖就签约，不卖就自己工作生产，或读书投资，又或像我那样，卖书法！

（第八节未完待续）

（《经济解释》之八十九）

第八节：失业的理由（续）

上文的失业解释可以简化。经济不景，劳力的需求下降，同样劳力的工资下降有不同的顽固性，导致工资差数上升。这差数越大，讯息费用越高，被解雇了的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资所值。另一方面，骑牛搵马，先接受低薪然后另谋高就，对劳力的资历讯息有负面影响。一个人选择失业，是因为他认为应值的工资其劳力卖不出去，而可以卖出的工资他又不愿意接受。被解雇是解除合约；解雇后找不到新的合约伙伴，是失业。

为什么会有经济不景或经济衰退呢？这问题与失业有关，但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制度稳定而又不大受外地影响的国家，经济的上落差不多可以单看该国的货币政策而知端详。这方面佛利民（M。　Friedman）数十年的勤修苦练，加上天才绝顶，其研究所得令人拜服。

然而，有些地区的经济盛衰就不能重于货币量的增减那方面看。香港是一个例子。一九九六年末与九七年初，我两次公开说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衰退，而这衰退是与九七回归无关的。一九九八年我再说，香港政府当时决定的公务员加薪百分之七点二与势在必行的强积金，将会火上加油，导致灾难性的发展。这些推断不用水晶球，也不要需要碰巧，而是摆在眼前的局限转变不容许其它看法。

中国大陆是香港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香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九六年我见大陆青年的知识增长快得惊人，比八十年代时我能想象的快得多。屈指一算，同样本领的青年，大陆的工资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朱镕基在九五年成功地控制了中国的通胀，而香港则有联系汇率，使工资与物价不能以汇率调整。九七年八月的亚洲金融风暴我事前看不到。这风暴使我对香港的不景推断提早出现。

一九九八年我对曾荫权打趣说：「你是财爷，经济数据在你手，但我有水晶球。如果香港的公务员不大幅减薪，而政府又推行强积金的话，香港的失业率会超百分之八。」他不相信，而我则没有想到四年之后还差一小点。无论怎样说，上述的局限转变含意香港的工资与物价会向下作长时期的调整，又因为工资的下调有不同的顽固性，提高了市场工资的讯息费用，失业暴升是后果。

失业主要是劳力或员工被雇主解约后一时间找不到新的合约伙伴。经济学者没有集中地这样看，除了讯息的处理失当外还忽略了两件事。其一是失业只能在分工合作（有雇用合约）的情况下发生。在旧农业操作的情况下，一家数口耕种自己的或租回来的土地，失业是远为少见的。其二更重要：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的失业与就业的机会。

失业机会最高的是固定工资合约（wage/salary　contract），因为这类合约没有自动调整工资的机能。（公务员是固定工资加「铁饭碗」，与市场的合约不同。）让我分析三种其它合约来示范失业与就业的问题。

（一）底薪加奖金　奖金（bonus）又称花红或分红，有底薪（basicsalary），年尾分红（也有按月的）通常是以利润的一个百分比拿出来摊分。显而易见，生意下跌，分红的减少是工资的自动调整，而底薪越低被解雇的机会越小。

底薪加奖金或分红的合约通常用于商业机构中较高的职位，而约期一般比较长。今天在中国大陆，商业机构中的低职也常用奖金合约。传统上，日本的分红合约是比我所知的其它地区流行的。这应该与他们比较多用终生雇用合约有关。日本传统的失业人数比美国的低很多，但经过多年的经济不景，失业人数上升至今天（二○○二）的百分之五强。据说那里好些机构的利润下降至零或近于零，失去了分红工资自动调整的机能。

有趣的是，虽然分红合约被解雇而失业的机会比固定工资的为低，但被雇用而就业的机会却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分红是以利润的一个百分比摊分，一家机构内有分红合约的员工会反对多人的参与，为恐奖金会分薄了。

（二）底薪加佣金　这种合约安排通常是很低的底薪加职员总销售量的一个百分比。与分红不同之处有二。其一是佣金不以利润算；其二是由员工个人的销售量算出来的佣金是个人独占的。换言之，佣金制度有员工替自己工作的性质，分工合作的范围不大。

只要职员（以佣金算通常称经纪）不需要牌照，在佣金合约的安排下，失业机会最小而就业机会最容易。四十年前的北美，潦倒穷途的香港留学生要找工作餬口，作纯以佣金算工资的上门求售的售货员，一般是一开口就有工作。这种工作屡遭白眼，不易做，同学们问津者不多。

（三）件工合约　以件数算工资，通常是制造业，失业（被解雇）的机会也远比固定工资为低，但工作的时间可长可短，有时要加班，有时不够工作，而有时要跑两三家工厂才能获全职。

工厂老板接了订货单，算好了件工的成本才开工。订单多而大，工厂要加班，加班也赶不了就要发出去给他家制造。订货不足，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不足。工厂通常不喜欢因为订货不足而解雇件工。但如果长期订货不足，件工工人的流失是常有的事。生意不景，件工的工资调整是减时间，或雇主与工人洽商减件工之价。

有不同合约的选择，可以减低交易费用。这点我说过了。在失业的讯息问题上，有不同合约的选择，可以增加工资自动调整的机能，使讯息（交易）费用下降。然而，政府的干预往往约束了合约的选择，减少了工资自动调整的机能。美国的工业往往不容许件工；好些行业的经纪要有牌照；最低工资的规限与长期合约只能约束雇主，减少了奖金（分红）合约的采用。

其它生产要素或资产的成交讯息费用与劳力有类同之处，但因为性质不同，其交易费用也有差别。在美国，一所独立房子的出售往往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类同的房子的价格差数比劳力的为小，但因为价值比雇用劳力高得多，房子的成交买卖双方都要多花时间找寻、考虑。价值较高的物品寻觅时间较长的论点，是史德拉（G。　J。　Stigler）的贡献。

与我们这一节更有关的，是房地产市道不景时，房子出售比好景时远为困难。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缺乏买家，而是因为像劳力市场一样，房价下降时类同房子的价格差数上升，增加了讯息费用。（较正确地说是价格的差数比率──coefficientofvariation──上升。）股票市场可没有这种现象：股市下跌，出售股票不会增加困难。经济不景之际，工资的差数比率通常高于房价，而后者的差数比率则远高于股价了。

最后不妨略说一下房子租赁的问题。只举住宅公寓与商业楼宇的例子算了。市道下跌，空置公寓的租值下跌没有劳工那样大的不同顽固性：租的叫价没有大差距。问题是好些地区有某程度的租务管制，租了出去的公寓不容易收回来。在完全没有租管的情况下，经济不景，租出空置公寓是比失业率上升时找工作容易的。

商业楼宇出租的困难有二。其一是装修的投资要由哪一方支付。业主通常负责基本的装修。但好些行业，在基本装修之上的补加装修可能需要庞大的投资。租期不够长租客不愿支付大投资，而长期租约的租金厘定比较困难。业主作为额不菲的补加装修是有的，但这类装修通常只适用于个别租客。如果商户租客破产，或欠租半年后跑掉，私人担保不一定是可靠的保障。第二个困难是经济的上落对商业楼宇的需求影响比住宅公寓的大。经济不景，商业楼宇的空置率通常比住宅公寓的高得多。

（《经济解释》之九十；第四章完）

第五章：合约理论与公司性质

我说过了，传统的经济学分两大项：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收入分配（ine　distribution）。就是今天的经济学课程还是以这两项作前后之分。那所谓宏观经济只是在这两项之上加上货币理论。但货币理论的绝顶高手费沙（I。　Fisher）是以价格理论的架构处理的。严格地说，所有宏观问题都可用价格理论分析处理；另一方面，称作宏观的分析如果与价格理论的基础有出入，或不能通过价格理论的审查，皆不可取。我所知的经济学只有一个范畴：价格理论。这范畴也就是选择理论。

关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大项，作本科生时我认为是两回事。老师或课程怎样说，我就怎样学。但两年后进入了研究院，我越学越觉得不对劲，认为这两项是同一回事。到了写博士论文，开始在生产要素的合约上思考，我一时觉得是一回事，一时又觉得是两回事，有点胡涂了。是在博士后大约十年，我才明白可以是一回事也可以是两回事。这是因为在那时我开始掌握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合约理论，其中部分一九八三年发表了，余下的要到今天才有机会写出来。这理论的含意是，忽略了合约安排，我们不能真的明白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产权是制度安排；合约也是制度安排。前者往往涉及整个经济；后者通常是个人的选择。市场的合约是基于私有产权为局限的。本章的分析是以私有产权与交易费用为局限。

第一节：合约的一般理论

本卷第二章第五节谈到合约结构时，我指出有结构性（structural）的合约一般地有收入条款与使用条款。不一定全部写出来，而法律、伦理、风俗等往往协助那些不言而喻的合约约束。

让我从最简单的例子说起吧。一个小农户以自耕地种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出售。成交有合约，没有结构性，不言而喻，用不写出来。顾客给钱农户购物，好不好吃顾客自理，这金钱代表的价是合约的农户收入条款，农户生产要素的使用条款是不存在的。在这安排下，我们可以指出三点。

（一）顾客付出的钱既是买农产品，也是买农户的生产要素，二者分不开。

（二）如上，产品市场（product　market）与生产要素市场（factor　market）是同一市场。

（三）这点最重要，农产品之价是农户的收入分配，但也是指导农户的资源使用。这样，同一之价有双重作用：价是农户的收入；价传达资源使用的讯息。

让我们转到工业去。首先要说的，是最简单的件工合约，如上一章例举的一个人在家中「穿珠子」，与上述的小农户没有分别，其三点含意也相同。加上一个中间人也没有重要的变化。那就让我们跳到复杂的工业生产那里去吧。

原则上，再复杂的工业生产也可以全部由件工的安排处理。分工合作，产品的每一微小部分、部分组合而成零件、零件组合而成产品、每部分至每产品的质量审查，到最后的包装，全部可以由件工处理。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每个顾客购买一件成品可向所有参与生产的件工工人，个别支付一个微小部分的价钱。这样，购买一部摄影机就要付数以百计的不同价格了。假若每个件工工人都自置工具、机械等，其安排与「穿珠子」的件工相同。件价既分配收入，也指导资源使用。产品市场就是生产要素市场，没有分别。

在真实世界，这例子有三种交易费用不能漠视。其一是一件产品以零碎市价成交，手续繁复。其二是那么多的人合作生产，配合得宜不是免费的事。其三最重要，那就是厘定多而零碎的市场件价费用奇高。一般市场顾客不可能知道一件成品之内的每部分有什么功能，更勿论其质量高下了。把摄影机解体，你知道内里每样零件的功能吗？知道某零件的金属及其拋光的质量吗？顾客不知道是什么，或没有知识衡量，不容易订价，更何况成品之内有些零件是该成品独有的。

因为上述的交易费用，有一个或以上的经理跑出来，减少这些费用而从中取利。这经理是个专家，懂得成品内的零件功能及质量，懂得不同件工应得之价，也懂得配合安排多人工作。他支付零碎的件价给工人，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决定产量，把零件组合为成品后，每件成品以一个价卖出去。

究竟是工人聘请经理，还是经理聘请工人，是三十多年前我提出的问题，到今天还有争议。从合约与法律上看，经理是雇主，工人是雇员。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理的存在是工人的需求，而更重要的也是市场顾客的需求。说是工人或顾客「聘请」经理不是错误的理念。是谁聘请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经理人的存在是因为要减低交易费用。（谁聘请谁的话题后来伸展到资金拥有者的参与——这方面我没有跟进。）

现在容许我把「经理人」加进工厂去。记我们的产品还是全部由件工制造（包括质量审查）。这经理人可不是我提过的穿珠子的中间人那样简单──只加一个佣金在珠子带的价上。经理人给多个件工支付工钱，然后把制成品以另一个价批发或零售给顾客。前者是生产要素市场，后者是产品市场，二者开始分离了。这分离不大：原则上这经理人可以为自己的服务收取佣金──说到这里，他的服务只是厘定零碎件工之价及把零件组合为成品。

本卷第四章第二节提出的履行定律，这里显得重要了。成品的每样零件或零件的每件工部分，及质量的审查，都是被量度了而直接算件价的。除了量度费用的支付，经理人不用监管或调动工人的操作。这样看，虽然生产市场与产品市场有分离，但件工之价既决定收入的分配，也指导资源的使用。换言之，虽然两种市场有分离，但二者的功能是一样的。

但我们的经理人不仅算件工价及组合为成品，他还安排生产工作的配合。安排配合的服务有价，但一般不能以件工算。这经理服务可以时间算工资，或以佣金算，或以支付工人后的剩余（residual）算，等等，但一般不能以件数算。件工工人的工作配合安排由经理人指导，算是资源使用的指导，是由人直接指导而不是由价直接指导的。这是有形之手。

是的，比较复杂的件工生产，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需要经理人的参与。件价的本身是工人的收入分配，也直接地指导了资源使用，但这后者不足够，要补充经理人的指导。这样，件工合约会或明或暗地在收入条款之上加上使用条款，使合约有结构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