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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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髦邢裢ㄉ系缌饕话愕囟傥颉＃�26）因为，这样就会打掉了他的自满自足。僧侣言行录中充满着这类故事。
诱导弟子努力开悟的最爱用的一种方法是“公案”（27），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一千七百个。禅僧逸话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竟费时七年之久也并不罕见。“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比如：“设想孤掌独鸣”，或者“缅思待生儿时母”（28）；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等。此类禅问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这种方法。但“公案”在中国已告绝迹，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熟”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赤热铁球在候”的人，“想叮铁块（29）的蚊子”。他忘我地加倍努力。最后，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被破除，于是迅如一股闪电，心与“公案”融合为一，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关于高度紧张的精神努力的描述，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获得的伟大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30）花了八年时间思索“朝我而来者何人？”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31）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般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知：
僧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亦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之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就是“骑着牛找牛”。他们要学的“不是网罟，而是网罟所要捕捉的鱼兽”。借用西方术语来说，他们学的是“两推理”，其两角（32）皆与题旨无关。
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眼，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须借助其他，但求诸己。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探索者所发现的真理（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的人性的周围墙壁上，这种人性总在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幻觉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或褒或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感之甚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自由天地，砖也就无用了，也就不再去解答公案了。功课就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解脱了。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义理”之间，“义理”与“人情”之间，以及“正义”与“义理”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充分“品味”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训练”成功地达到“圆熟”的目标。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33），“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亦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据铃木说，“意识一旦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必然冲突。因为，行为者（的我）要求摆脱（旁观者的我的）约束”。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无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34），只有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如果改变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个人，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的评论并据以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刺伤，一旦升华而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他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犹如习剑术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毫无所惧一样。
画家、诗人、演说家及武士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扰的感受；或者说，是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当的努力，不多不少，恰好达到目的。
甚至完全未经过训练的人也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当欣赏能乐和歌舞伎的人陶醉于剧情而完全忘我之时，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掌出满了汗，他感到这是“无我的汗”。轰炸机的飞行员在接近目标将要投下炸弹之前也渗出“无我之汗”。“他并不意识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并无旁观的自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侦察敌机时，周围的世界全都消失，也同样出“无我之汗”，同样失去“观我”。凡是身处此类场合，达到此种状态的人，都进入了最高境界。这就是日本人的观念。
上述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搞成何等重大的压力。他们说，一旦这种束缚消失，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认为，所谓“观我”或“自我监视”，就是自己内心的理性原则。因而得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以此自豪。日本人却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解脱颈上石枷之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对此力图辩解并断言：当这类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识就进入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表达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听来如此）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当死去而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硬翻译成西方语言，也许就是“活着的尸体（行尸走肉）”吧，但在西方任何一种语言中，这句话都是讨厌的。我们讲到这句话，是指一个人已经死去，只在人世留下一具躯体，再无活力。日本人讲“就当死去而活着”的意思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熟”的达观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的劝勉和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在鼓励进行大批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死了，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苦恼，看不到一线希望时，也常常以“就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就像被魔鬼缠身的人一样，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间里哭泣。他那爆发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续了一个半月，但生命终于获胜。……我要此身带上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就当已经死了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35）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喜欢说：“我决心就当死了，以报答皇恩。”这句话包含着一系列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抔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等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他已经是死人了，也就是说无须再为行为恰当与否而思虑了。死者不用再报“恩”，他们自由了。因此，“我要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一切矛盾和冲突，意味着：“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不受任何束缚，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重荷已经不再横隔于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倾向也随之消失。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就当已死”的习惯中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监督者。这生动地指明了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36）的美国人，是指他在干坏事时不再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类词（37）时，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妨碍。同一个词，美国是指坏人；日本则指好人、有修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工作、致力于无私行为的人。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麻痹，就不再有罪恶感而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就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他想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第六官的障碍才能消除，才是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当你考察日本人这种自我修养的哲学时，一旦脱离其日本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就只能成为魔咒式的不解之谜。如前文所述，他们那种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该是日本人身上多么沉重的压力。他们的精神驾驭术，其哲学的真正意义，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说不清楚。任何文化，其道德规范总要代代相传，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长者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局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截至本章，我们只从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各种观点。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这些观点有更清楚的了解。
注释
1 索尔斯坦·维伯伦（Veblen； Thorstein 1857…1929）：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著《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7），批判“炫耀性消费”及其负面作用。另著《企业论》（1904）、《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1919）、《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1923）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弊端，均有重大影响。——译者
2 圣特丽萨（Santa Teresa de Jesus 1515—1582）、圣胡安（Juan de la Cruz或Juan de Yepezy Alvarez 1542…1591），均为西班牙卡尔梅修道院的神秘主义者。——日译者
3 圆熟：英文原著为“expertness”（熟练、内行）。日译本译作“练达”。——译者
4 禅宗：禅，梵语Dhyana的音译。亦作“禅那”、“思维修”、“静虑”、“弃恶”、“禅定”。“禅定”（静坐沉思、专心一境、身轻心安、“明净”“观照”）是佛教修养的六个重要途径之一。以“禅定”为宗进行修养的“禅宗”，则是中国佛教的流派。相传其始祖是达摩（菩提达摩），在南朝宋末（五世纪末）自天竺（印度）来华，“面壁九年”（面壁：心如壁立，不偏不倚），传与慧可（487…593），其后递传与僧粲、道性、弘忍，称“禅宗五祖”。唐中叶传至惠能后，普及民间，成为显学。宋、明以后更与儒学的“心性”说相结合。——译者
5 观我、妨我：原文Observing self； Interfering self。意思是：“正在观察着的我”，也是“正在妨碍着进入无我境界的我”。——译者
6 “One…pointed”：铃木大拙所著《禅宗概论》（Essays in Zen Buddhism）一书中的用语。据大拙先生的说明，译自“楞伽经”中梵语的ekagra，表示那种“主客不分”，心神集中于一点的状态。——日译者。中译者按：日译本译作“一点的”。我们原作“一点”。兹按佛学用语改译为“一心”或“一缘”。
7 Eliot； Sir Charles； Japanese Buddism（《日本的佛教》），p。286．
8 瑜伽派：古印度哲学的一派。“瑜伽”意为“结合”、“连接”、“相应”。瑜伽派承认有一个“大神”（“自在”），倡苦行、禁欲、修炼，以求“相应”而证悟真理。——译者
9 轮回：梵文Samsara的意译。意为“流转”。佛教认为：众生皆以其所作善恶业因，在“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中轮回。——译者
10 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与“寂灭”、“圆寂”、“入灭”同义，是最高境界。“灭”一切烦恼，“圆满”（具备）一切“清净功德”。——译者
11 指净土真言宗。——日译者（按：亦称真宗，源于中国的净土宗（亦称莲华宗）。初由天台宗日本僧圆仁（794—864）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由法然（1133…1212）确立教义，主张简化修行方法，只要念佛，即可往生净土（极乐世界）。信徒甚众。——译者）
12 三昧：梵语Samādhi又称三摩提、三摩地。意译则是“定”、“正受”或“等持”，亦即止息杂虑，专注一境，方能保持不昏不乱。——译者
13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鼓吹超人哲学。著有《悲剧的诞生》、《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译者
14 日译本误作“十二世纪”。——译者
15 曹洞宗：禅宗五家之一，唐朝良价在今江西宜丰洞山首创，后由其弟子本寂在今江西宜黄曹山发扬光大，故称曹洞宗。十三世纪中，日僧道元（1200…1253）来华学法，传入日本。本山在福井县吉田郡永平寺、横滨市鹤见区总持寺。主张持戒坐禅开悟。——译者
16 引自Nukariya； Kaiten； 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忽滑谷快天：《武士的宗教》），伦敦，1913年，第197页。
17 引自Nukariya； Kaiten； 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忽滑谷快天：《武士的宗教》），伦敦，1913年，第194页。
18 原文为“a vital love of finitude”，参日译本译。——译者
19 荣西（1141…1215）：又名明庵荣西，镰仓时代禅僧，创临济宗。宋时曾两次（公元1168、1187年）来我国，携《天台章疏》等30余部佛典回国，在日本建圣福寺，为日本禅寺之始。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吃茶养生记》等。——译者
20 Sir Charles Eliot； Japanese Buddhism； p。186。
21 引自E。 Steinilber…Oberlin； The Buddhist Sects of Japan（《日本的佛教教派》），伦敦，1938年，第143页。
22 三乘十二因缘：三乘，佛教宣称，人有三种根器，因此有三种修持途径，并比做“乘”三种车，故名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十二因缘，又称十二缘起，是佛教三世轮回的基本理论，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一译者
23 法华经：全称《妙法莲花经》。莲花，喻其清净微妙。谓释迦说法，唯一目的在使众生得到智慧，人人皆能成佛，唯有法华经才是“一乘法”，其他皆引导众生接受“一乘”法。——译者
24 引自E。 Steinilber…Oberlin前引书，第175页。
25 圣西蒙（Saint Simeon）：公元三四世纪的修道僧，生于叙利亚北部。传说他在柱子上生活了三十年，在柱子上传道。柱高初为六英尺，渐升高达六十英尺。——日译者＇。。＇
26 来自我国禅宗之“棒喝”（不用言语，而以棒敲口喝来测验并训练弟子“根机之利钝”，即反应灵敏程度）。传说始于德山宣鉴、临济义玄（八九世纪），所谓“德山棒，临济喝”。——译者
27 “公案”：原指官府判案。禅宗的“顿悟派”借用此词，把“禅机”比做判案。认为：悟道者的言行，常含“机锋”。一句话、一个诘间、一个动作，往往能深刻触动求道者的“根性”，使之顿悟而解惑脱蔽，其明快犹如断案。禅宗公案的书籍，著名者有《景德传灯录》、《碧岩录》、《广灯录》、《联灯会要》、《五灯会元》等。——译者
28 这句话还有上半句。全句是：“夜未阑兮闻乌啼，缅思待生儿时母”。——译者
29 禅书作“铁牛”。——日译者
30 南岳，禅宗六祖大鉴慧能禅师的法嗣，金州人，唐玄宗天宝三年（1404年）六十八岁时圆寂，谥号大禅慧师。其门徒衍为临济、沩仰二宗。“朝我而来者何人”中文原为：“恁么来物是谁？”——日译者
31 中文原为：“说似一物，即不中。”据禅语字汇，此句意为“这个本分底事，但只一言，即失其的”。——日译者
32 两角：在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的三段论（其代表是两难推理）中，被小前提肯定或否定的事项称作“角”。——日译者（按：两难推理的公式是：“如果A则B，如果C则D；A或C；因此，B或D。”——译者）
33 Suzuki； Professor Daisetz Teitaro； Essays in Zen Buddhism（铃木大拙：《禅宗论集》），第三卷，第318页，京都，1927年、1933年、1934年。
34 Sir Charles Eliot； Japanese Buddhism； p。401。
35 Kagawa； Toyohiko； Before the Dawn（贺川丰彦：《天亮之前》），第240页。
36 请注意，英语的良心（conscience）原意是意识（consciousness）。——日译者
37 指“无心”、“无思无念”。——日译者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日本的幼儿并不是像爱思考的西方人所设想的那样抚养成长的。美国父母训练幼儿准备适应的生活，远不是日本那样谨慎克制的生活。然而，我们（美国父母）从一开始就教育婴儿，要他们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那些小小的愿望并不是至高无上、都必须满足。我们规定一定的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要让他等待。稍大一点，每当婴儿含手吮指或触摸身体其他部位，母亲就会敲他的手指加以禁止。母亲常常不在孩子身边。而且，母亲外出时，婴儿必须留在家里。当婴儿恋奶仍然超过其他食物时也要让他断奶。如果是用奶瓶喂养，则不给他奶瓶。有些食物对身体无益，孩子却必须吃。不按规定，就要受罚。美国人会很自然地设想，日本幼儿一定会受到加倍严格的训练，因为日本幼儿长大以后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十分小心谨慎地严格遵守道德准则。
但是，日本人的做法并不是这样。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在美国，我们这种曲线是倒过来的，幼儿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益成长而逐渐放松，待至他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掣肘。在我们这里，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要受到约束。按照日本那种模式来安排人生，美国人连想都想不到，似乎那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
但是，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人生曲线，其安排在事实上都确保了一个人能够在壮年时期尽力参与该国的文化。在美国，我们依靠增加壮年期的个人选择自由来保证达到这一目标；在日本，则依靠最大限度地约束个人，尽管这个时期人的体力最强、谋生能力最高，却仍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修养），能够产生靠自由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虽然日本人在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却不是终生受约束，幼年和老年时期则是“自由的领地”。
对孩子娇纵的国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像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因为喜爱小孩是一种快乐。但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如果断绝了家族血统，他们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这在美国却不是那么重视。每个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儿子，他们要儿子是为了自己死后有人在佛坛灵前跪拜，是为了绵延家系，传宗接代，保持家门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来总要取代父亲，但这并不是撇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仍然管理“家务”，以后再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让给儿子，那他自己那种角色就没有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连续性意识使成年的儿子对依靠父亲不像西方民族那样感到可耻和不体面，即使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要比美国长得多。
妇女需要儿子也不仅是为了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妇女只有当了母亲才有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最不稳定，即使不离婚，也不能指望有一天能当婆婆，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行使权力。为了延续家系，她的丈夫可能收养子，但按照日本人的观念，不生孩子的妻子仍然是个失败者。日本的妇女希望多生子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平均出生率是31。7‰，甚至比东欧多子女的国家还高。美国1940年度的出生率是17。6‰。日本人母亲生孩子的年龄很早，多数是在十九岁就生孩子。
在日本，分娩与性交一样隐秘。产妇在阵痛时不能大声呻吟以避免让人知道。母亲要提前给婴儿准备新被褥和小床，因为，新生婴儿不睡新床不吉利。贫苦家庭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净，做成“新”被。小被褥也不像大人的那样板硬，而且很轻。据说娃娃在自己的床上睡得更香。但在心灵深处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其根据仍然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婴儿的睡床虽然靠近母亲的睡床，但直到婴儿长大，懂得要求与母亲同睡时才和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也许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那时，婴儿才由母亲搂着睡。
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不给喂奶，因为日本人要等着流出真正的奶汁。三天后，婴儿随时叼奶头，或者是吃奶，或者是叼着玩。母亲也以给孩子喂奶为乐事。日本人相信，喂奶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乐趣。乳房不仅供给营养，而且供给喜悦和快乐。婴儿出生后的头一个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觉，就是由母亲抱着。三十天后抱婴儿去参拜当地神社。参拜后才认为婴儿的生命扎根在体内，才能带他自由外出。一个月过后，婴儿就被背在母亲的背上，用一根双重带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挂过母亲肩前，在腰前打一个结。天气冷时，母亲用外衣把孩子全部裹上。家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背婴儿，甚至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背着婴儿奔跑。尤其是农家和贫困家庭，多数是靠孩子看孩子。这样，“由于日本的婴儿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显得聪明有趣，似乎也同样在玩着背着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1）日本婴儿四肢伸开被绑在背上，这种方式与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流行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很相似。他们都把孩子看成被动的。用这种方法育婴，长大以后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正是如此。但是，日本用带子背婴儿不至于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完全培养被动性。婴儿“在人背上会像小猫那样自己搂着别人，……绑在背上的带子是安全的，但婴儿……会靠自己的努力求得最舒服的姿势；很快，他就能掌握一种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绑在别人肩上的包袱”。（2）
母亲工作时把婴儿放在睡床上，上街时背在背上带着走。母亲对婴儿说话，哼小曲给他听，让他做各种各样的礼貌动作。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鞠躬致意。总之，婴儿像大人一样。每天下午，母亲给婴儿洗浴，然后让他坐在膝上逗着玩。
三四个月以前婴儿要系上尿布，布质很粗厚，日本人常抱怨他们的罗圈腿是尿布造成的。过了三四个月，母亲就教他便溺：估量好时间，把婴儿带到户外，用手托着婴儿的身子，用单调的低音吹着口哨，等着孩子便溺。孩子也能听懂这一听觉刺激的目的。人们公认，日本的婴儿像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便溺。婴儿尿床时，有些母亲拧小孩的屁股，但一般都只是训斥一番，并把记性差的婴儿更频繁地带到户外教他便溺。拉不出大便时就给婴儿洗肠，或给他服泻药。母亲们说这样是为了让婴儿舒服些。学会大小便习惯后就可以不带那种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的婴儿肯定觉得尿布不舒服，这不仅因为它粗厚，而且因为每当尿湿以后没有立刻换尿布的习惯。不过，婴儿还太小，不懂得学会便溺与摘除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联系。他们只体验到每天必须如此，不能逃避。而且母亲把孩子便溺时要尽量让婴儿的身体离远点，抱紧点。这种无情的训练为婴儿长大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中最烦琐的强制性做好了准备。（3）
日本的婴儿通常是先会讲话，后会走路。爬是从来不受鼓励的。传统的习惯是，婴儿不满周岁不能叫他站立或走路。从前，母亲一律不准婴儿那样做。近十几年来，政府在其发行的廉价的、普及的《母亲杂志》（4）中宣传应鼓励婴儿学会走路，这才逐渐普及。母亲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婴儿身体。但是，婴儿还是想早学说话。当婴儿开始讲单词时，大人逗婴儿说话作乐的话语就逐渐变成有目的的教导了。他们不是让婴儿从偶然的模仿中学习讲话，而是教单词、教语法、教敬语，婴儿和大人都喜欢这样做。
在日本家庭里，孩子学会走路后，就会做各种恶作剧。例如用手指捅破窗纸，掉在地板中间的火炉里等等。大人对这些不满意，就夸大室内的危险，说踩门槛是“危险”的，坚决禁止。日本的房子当然没有地下室，是靠梁柱架在地面上的。小孩踩了门槛，家里人就会严肃地认为会使整个房屋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们不能在两张铺席（榻榻米）连接处踩踏坐卧。铺席的尺寸是固定的，房间按其多少被称作“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孩子们经常听到这种故事：古代的武士会从铺底下用剑把坐卧在铺席连接处的人刺死。只有厚厚的、柔软的铺席最安全，铺席的接缝处则很危险。母亲常常用“危险”和“不行”来规劝幼儿，其中就包含这类感情。第三个常用规劝词是“脏”。日本家庭的整洁是有名的，儿童自幼即受教育重视整洁。
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多数婴儿都不断奶。近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婴儿最好在八个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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