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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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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曼陀罗，也称绘画曼陀罗。其特点是以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绘制出诸佛、菩萨的形象，表示他们前来聚集。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地、火、水、风、空（五大），其意也是指聚集。
三昧耶曼陀罗，不直接绘画出某佛或菩萨的形象，而只是描绘象征某佛或菩萨的器杖和印契，如所持宝珠、金刚杵、刀剑、法轮等等，用这些法器组成图案。修行者如见到这些标志图案就如同直接拜见某佛或菩萨一样。
法曼陀罗，也称种子曼陀罗。这一曼陀罗既不描绘佛或菩萨的形象，又不描绘象征他们的法器，而以种子表示诸尊，即只写出代表诸尊各自名称前的第一个梵文字母，修行者看到这些字母也就如同拜见诸尊一样。
以上三种平面绘制的曼陀罗大都以壁画和唐卡两种形式，常出现在寺院里的各殿墙壁上、天花板上。从实质上看，描绘曼陀罗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仪式，被看作是微观社会里的人与宏观宇宙相和谐的一种手段，修持者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得用双眼先看这一神图，然后进行观想。藏族地区曼陀罗用途最多的是在藏密的入教仪式上，举行仪式的前一天曼陀罗就要在一个平面上用彩粉绘制完成，当仪式完毕总是将曼陀罗图案分解。描绘曼陀罗的方法和每一细节的意义都是师传徒受，从不向未入密教的人士泄露。而一般的曼陀罗则永久性地绘制在唐卡或墙壁上，这些曼陀罗会给善男信女带来祝福。在大经堂或大殿的天花板上如绘有曼陀罗，当人们从它们下面经过时，福份就会自然落在身上。
在寺院的各殿墙壁上或天花板上的曼陀罗，从图案、结构、色调和设计等方面看，大都采取了上述三种曼陀罗的规格。但多数则采用了第一种大曼陀罗的格式，其图案的具体设计是：画的中央绘一尊佛或菩萨为本尊，本尊上下左右四方及四隅各画一菩萨像，有的曼陀罗则绘有十六个罗汉像。中央莲台上端坐着本尊，而八个莲瓣上各有一像成为中院，外又有一层或二层画有诸菩萨或诸天神像，成为外院。外院又有四张大门，每门有一位护门神。绘制曼陀罗时必须尊奉固定的格式，造像的规格尺度都有明确规定，不得改动以免降低其神圣性。
总之，曼陀罗图案是一幅特别复杂而精美的艺术画，可供人们观赏或作装饰品；同时又是藏传密宗的深奥教义与秘密实践交相辉映的一个象征物，人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心理的不安康因素，从而使精神获得长期的平静。
二、多功能的藏式佛塔
佛塔，藏语称“曲登”，原名窣堵波，这是梵文Stupa的音译，也译为窣都婆、偷婆、塔婆、素覩波、薮偷婆、私偷簸；意译为方坟、圆塚、大聚、灵庙、高显处、功德聚等；梵文前亦可加“Buddha”，音译“佛陀窣堵波”，其讹略为“浮图”，即佛塔。正如《大唐西域记》卷一：“窣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供奉和安置舍利、经文和各种法物。由台（基台）、复钵（台上半球部分）、平头（祭坛、方箱形）、竿、伞五部分组成，最初形式为圆塚，即埋遗体或舍利于土中，累土石子上。至阿育王时，始造复钵式的塔。塔又分成两种，有舍利者称塔，无舍利者称支提（Caitya）。佛教规定，凡僧人以上者允许造塔，按地位高低限制级层；在家人不许造塔，这也是藏传佛教的一贯立场，故在藏族地区没有为在家俗人修建的灵塔。
根据关于佛陀涅槃的较早记载，佛陀释迦牟尼涅槃后确实是火化收取舍利，建塔以资纪念的。但窣堵波的起源甚早，并不是自佛陀开始，吠陀时代的印度诸王死后都要筑一半圆形的坟墓，这可以认为是后来佛塔的雏形。
后来佛陀释迦牟尼的跟随者们认为，佛灭，法不能灭，佛陀开拓的事业要继续下去，信徒弟子们还需要佛陀这样一个精神支柱。在这种前提下，佛教信徒收取佛陀舍利，建造了第一个埋有舍利的佛塔，即窣堵波。舍利为梵文Sarira的音译，指佛的遗体焚化后，结成的珠状物。佛教信徒对佛陀舍利极其重视，相传佛陀圆寂焚化后，其舍利由八个国家平分，分别在各国建塔供养佛陀舍利。《大般若涅槃经后分》记载：“供养舍利即是佛宝，见佛即见法身”，那么，见到舍利也就等于见到了佛。
至阿育王时代，又从初次建成的佛塔中取出舍利在各地分建了八万四千座佛塔。此时佛塔的形制上也有了大变化。最初佛塔的外形仅仅是一个圆丘，阿育王时建的佛塔，其外形成覆钵式，上置平头，下为台座，平头之上又有竿和伞，一共五个部分组成。原先舍利埋在塔的圆丘之下，自从设置了平头，于是把舍利也移至石块垒成的平头之内，后来又于平头四壁凿龛，周围绕以石质栏楯，栏楯之上进行雕刻。
A、藏式佛塔的由来与早期发展
藏族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拥有佛塔最多的一大佛教圣地。长期以来，由于藏族佛教徒以造塔作为一种修德积福的途径，无论憎俗都热衷于建造佛塔，这样．在藏区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立起了无数座佛塔，只要一留心，随处都可看到大小不等、样式各异的佛塔，这类佛塔无论从形式、内在含义、功能利益等方面都带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因此，称其为藏式佛塔是言之有理的。
藏式佛塔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其历史源远流长，在此首先将其历史发展作一简略叙述。
至于佛塔何时传入西藏本土，《西藏王臣记》记载：“拉托托日年赞国王，是吉祥圆的普贤菩萨光明幻化而诞生的。当他在位时，雍布拉岗王宫的屋顶上，从空中降下《百拜补证忏悔经》、金塔、《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心要六字真言》、《枳达嘛呢法门》（心宝法门）等。”由此得知，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赞普（国王）拉托托日年赞时（约公元四世纪），西藏本土获得了一尊佛塔，而且是一尊金塔，有些史料认为是一尊舍利金塔，无论如何，这可作为在藏区出现的第一尊佛塔。因为当时在西藏还没有藏族人自己建造的佛塔，这唯一的佛塔显然来自于印度。《青史》记载：“由于当时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为从天空而降，实际上是由班智达洛森措和译师里弟生将这些法典带到了吐蕃。”可见，包括金塔在内的这些佛教礼品是由印度佛教信徒带到西藏的，当时的藏族人虽然信奉传统的苯波教，但对这些佛教礼品倍加重视，“但依然看它是很奇特稀有的物品。于是起名为‘尊严秘宝’而安放在王宫的宝库中，并虔诚供奉祈祷求福。”（注：《西藏王臣记》第15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从而可以看出，这尊西藏第一次获得的佛塔得到了最佳方式的保存。
至于这尊金塔的形制，有关史书没有进行描述，因此，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但对此塔的体积有些史书则作了记载：“一肘尺高的黄金塔”（注：详见《汉藏史集》。一肘尺相当于现在的0．50米左右）。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第一次获得一尊以黄金制成的极为精美的佛塔的同时，还收到了另外一尊泥塑佛塔：“为预示佛教将在西藏弘传，从天空中降下《宝箧经》、《六字大明心经》、《百拜忏悔经》，一肘高的金塔、赞达宝刻嘛呢塔、木叉手印等，随着太阳光落到宫殿顶上。”（注：《王统世系明鉴》第59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藏文版）。因此，确切地讲，公元四世纪初，西藏第一次同时获得一金一泥质地截然不同的两尊小型佛塔。
松赞干布时期（公元七世纪中叶），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当时，松赞干布迎请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汉地等大量学僧，翻译了不少佛经。同时兴建了许多佛寺，根据《汉藏史集》，当时西藏共创建佛寺一百零八座，但具体记载的只有十八座。由于佛教建筑物在西藏的大量出现，随之佛塔也在西藏诞生了。《柱间史》记载：“在此松赞干布创建了一座五顶的佛塔。”这就是西藏第一座自建的佛塔。这座佛塔当时位于西藏最初建立的佛殿之———昌珠寺内。围绕昌珠寺有许多神话故事，其中一则是这样描述的：“传说文成公主用五行算法算出妖魔罗刹女的一臂在贡布日的西南方向，需建一寺镇压，方能保证国运昌盛。而那儿是一大湖，湖中有一五头怪龙在兴风作浪，于是松赞干布即在贡布日修法，终成正果，遂令大鹏降伏了怪龙，湖水也随之干涸，昌珠寺亦即在此建成。”（注：详见《乃东县文物志》，西藏自治区文管会1986年编印）。而松赞干布之在昌珠寺兴建一座五顶佛塔，正是为了忏悔杀害五头怪龙所犯的罪孽（注：详见《柱间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这些记载，现在看来神话色彩较浓，不可全信，但至少能说明这座五顶佛塔不是存放舍利的灵塔。
另外一些相关文章还提到松赞干布时期，在拉萨红山顶上建有一座白塔（注：详见《西藏佛教》1986年第一期）。总之，松赞于布时期，在西藏已经产生了自建的塔，但数量十分有限。
赤松德赞时期（公元八世纪中叶），佛教在西藏得到很大发展，西藏出现了第一座规模宏大的正规佛教寺院，即桑耶寺；也有了本族的出家僧侣，即七觉士等。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佛塔，比如《桑耶寺简志》记载：“松嘎尔五塔是寂护来西藏不久主持雕造的。它们位于桑耶寺西约15华里的松嘎尔乡附近，是去桑耶寺的必经之路。五塔呈东西一线分布，均为整块巨石雕刻而成。形制古朴，雄伟壮观，实属罕见。
“这五座石塔的形制大同小异，都由塔座、塔瓶、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座有两种形制，一是多边形，二是正方形。以西端最大的一座塔为例，塔高5．5米，塔座为多边形，其底座最长边为4．l米；塔瓶为覆钵形，最大直径为2．5米，高1．65米；塔顶由相轮、月亮、太阳组成，高2．95米。如此高大的石塔，在西藏还为仅见。这五座石塔的塔顶皆被砸毁。后来，群众按照原来的式样，又用水泥修起来，使这些珍贵而古老的历史文物古迹重放异彩。”
另据有关史料，当时建造这五座佛塔的目的是调伏当时地方上阻碍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妖魔鬼怪。实际上这五座佛塔是佛教与藏族传统宗教本教之间进行斗争的产物，它们完全可以标志佛教最初在西藏所经历的一段艰难历程。
众所周知，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正规的大寺院，它是在堪布菩提萨埵和白玛迥乃大师的主持下，于774年动工，经五年于778年竣工的。《桑耶寺简志》记载：“桑耶寺建筑规模宏大，殿塔林立，以金碧辉煌的‘乌孜’大殿为主体，组成一座庞大、完整的建筑群，总面积达25，000余平方米。整个寺院的布局，是按照佛教想象中的‘世界’的结构设计而成”。引言中的“殿塔林立”，确实反映了桑耶寺的建筑风格。这里仅就佛塔作一介绍。
桑耶寺主要有四座著名的佛塔，分别在“乌孜”大殿四角成直线的地方，塔与殿角相距数十米。这四座佛塔高大雄伟，形制各异，特别是四座塔分别以白、红、黑、绿四种不同颜色而独具风格。
根据《桑耶寺简志》，白塔建于桑耶寺大（主）殿东南角，形制与北京北海公园里的白塔略为相似，皆用石块、石板砌成，因塔体全为白色，故名“白塔”。在塔基的方形围墙上，立有一百零八座小塔。塔身方形，在腰部以上逐层收分如阶梯，上有覆钵形塔腹，覆钵扁而宽大，设有龛门，宝刹上置十七环相轮而不分级。对于这座白塔，《西藏王巨记》也作了一些补充说明：“特别是那白塔中，供奉有从摩揭陀国王的门前宝瓶中取来的舍利，及西藏先王的严密牟尼宝（又称尊严秘宝）和五部经典。传说这塔有最大的加持。”又据《贤者喜宴》记载：白塔即大菩提塔，此塔以狮装饰，选建成声闻之风格。
红塔，根据《桑耶寺简志》，它建于在大殿的西南角，造型极为特殊。塔身用砖石砌成，形方而实圆，状如覆钟，腰部以上呈环状纹，上部为覆钵形塔腹，宝刹之上置两段相轮，上为七环，下为九环，塔身为土红色并泛有光泽，故名“红塔”。又据《贤者喜宴》，红塔系长寿菩萨之风格，其以莲花装饰。
黑塔，根据《桑耶寺简志》，它位于大殿的西北角，塔形也很特殊。塔身如三叠覆锅，刹（托）盘上托宝剑。第二级相轮七环，上即瓶盖和宝珠。塔身为条砖砌成，全为黑色，故名“黑塔”。又据《贤者喜宴》，黑塔以如来佛之遗骨为饰物，其形制系独觉佛风格。
绿塔，根据《桑耶寺简志》，它位于大殿的东北角，平面呈四方多角形。塔基甚高，沿数级台阶而达第一层，四面各有龛室三间，内有塑像，每面都有明梯通往二层。二层每面只有龛室一间，亦各有塑像。第三层为覆钵形的塔身，上置相轮宝刹，刹身很高，相轮分为三级，第一级自方形托盘上置相轮九环，中间一段为第二级，有相轮七环，第三级有相轮五环。伞盖上承托宝瓶和宝珠。该塔由绿色琉璃砖砌成，砖为粗砂烧制而成，质地坚硬，釉色苍郁而富光泽，故名“绿塔”，该塔极其精美。又据《贤者喜宴》，绿塔以十六门为饰物，系法轮如来风格。
至于建造以上四座佛塔的目的及其功能，《桑耶寺简志》指出：“主殿四角又建红、绿、黑、自四塔，以镇服一切凶神邪魔，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而且在塔周围遍架金刚杵，形成108座小塔，每杵下置一舍利，象征佛法坚不可摧。”可见，当时建造佛塔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就佛塔本身而言，则具有双重性：第一、佛塔是佛教的一种象征性宝物，供信徒顶礼崇拜；第二，佛塔又是一种具有威慑力量、能够压制一切邪恶或异己力量的神圣之物，可供人们祈祷求助。
以上所述的四座佛塔不仅形制奇特，而且风格古雅，是西藏地区能够反映昔日佛塔特色的稀有文物古迹。这四座佛塔还可代表藏式佛塔的最初形制。
除了上述佛塔外，还有一座值得一提的佛塔，因为此塔又具有一种有别于上述诸塔的特色。《乃东县文物志》记载：“衮当塔藏语称衮当崩布，是乃东县三大名塔之一，又叫乃错崩布、斯居崩布等。
“据说约在公元八世纪中叶，当时乃东地方政府和穷结地方政府发生了领地问题的争吵，一发而不可收拾。当时西藏的大译师毗如遮那在乃东和穷结交界地段的一个山洞里修行（即毗如洞）得知此事后，即设法找到了两个地方政权的首领进行调解，劝他们睦邻和好，并帮助他们划分了土地界线，界线以北归乃东，以南属穷结，为防以后变卦，还召集两个首领向神起誓。同时组织两个首领共同于议定边界建立了一个塔，作为标志，并起名为斯居崩布。”
我们从这座佛塔产生的背景或起因以及建造过程看，似乎可以推断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尤其是佛塔所发挥的巨大功能。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座塔在当时起着一个分界碑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座分界塔。因此，这座佛塔具有了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或特性。
关于衮当崩布塔的形制大小，《乃东县文物志》记载；“该塔现在已失去往日殊荣，差不多成了一堆废墟。但还可据之看出塔原系方形，边长约18米，残高5．8米。塔系砌筑，土坯厚10—13厘米，砌墙表面抹一层泥巴。特别是塔的顶部有土坯砌筑成的太阳光芒的造型。造型中心，是直径1．8米的空心圆，象征着神圣的太阳。围绕圆形放射状分布的是土坯筑成的十二道长墙、象征着四射的光芒。土坯墙长2．76米、宽84厘米、高1．45厘米，内间隔30厘米。”由此看出，这是一座宏始壮观的佛塔，而且其造型独出心裁，又十分讲究，可代表八世纪西藏佛塔的风格。
综上所述，公元八世纪不仅是佛教在西藏的兴盛时期，而且更是佛塔在西藏的大生产时期，仅在桑耶寺的围墙上就有上千座佛塔，正如《桑耶寺简志》记载；“围墙周长1，200余米，墙高3．5米，墙厚1．2米。墙上原有塔刹一千零八座，现无一残存。”虽然这一千零八座佛塔属于小型佛塔，但这一数目已足以代表当时佛塔的大生产或大繁荣时期是言之有理的。从佛塔的形制、种类、功能等方面看，当时样样俱全，极为丰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所述佛塔中没有发现后来在西藏盛行的真正的灵塔。
如果以早期的窣堵波和支提二大种类作为分类标准去分辨上述西藏佛塔的话，公元八世纪在西藏出现的佛塔都基本上属于支提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众多古塔中除了松嘎尔的五座白石塔较基本完好地存在外，其余大都已成为废墟，目前已没有机会再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塔了，但作为一种“古迹”，人们还可欣赏到它们那悲壮而宏伟的痕迹，从而可以想象昔日的藏族人民是多么富于智慧和勤劳。
B、藏式佛塔的种类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教授曾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中指出：“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佛教逐渐改变了其教条主义的教法，从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进一步又发展到在西藏居统治地位的密乘。因而塔的形式也随之逐渐演变。然而塔的演变仅仅局限在某些已被接受的格式之内。这些格式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工艺水平则视修造者的技巧而异。”这就是说，藏式佛塔既保持了印度佛塔的基本规格，又充分发挥了建造者的工艺技巧。藏式佛塔由此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正如图齐教授所说：“塔的建筑方式是千变万化的。在西藏我没有见过任何一座塔与古代的，象巴鲁特、桑奇（Sanchi），甚至与尼泊尔的普提那他（Bodhnath）那样的塔相仿。这些塔有基座，塔顶是圆形的，在建筑结构轴线的不等距离上有三个或五个‘伞状物’。”佛塔在西藏发展或演变成具有地方风貌的藏式佛塔，也是经过几个世纪逐渐完成的。换句话说，藏式佛塔是经过很长的实践摸索后，才慢慢形成或成熟起来的。
公元十四世纪，布顿大师在潜心研究大藏经《甘珠尔》部的基础上，根据经中有关佛塔的论述，对西藏佛塔的格式或形制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可以说，从此兴建佛塔不仅在理论上有了依据，而且在具体实施上也有了统一的规定或模式，这对藏式佛塔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来，又由第巴·桑杰加措在布顿大师所做的基础上，对佛塔的理论和具体格式重新做了修改和补充，这就意味着藏式佛塔从理论到技术都已经成熟或完善。
藏式佛塔种类很多，就塔的各种形式进行分析，可分为“意”、“身”、“语”之三种塔。“意之塔”，代表最基本的精神实质以及佛陀所持有的空寂明净。“身之塔”，代表佛陀、菩提萨埵或大喇嘛（活佛）的化身；“语之塔”，则代表着一切有文字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应该是佛陀的训教或经文。“意、身、语”这三种佛塔的标志，在深层意义上与藏密的“身、语、意”三密基本一致，因此，可参见本书第四章，在此不赘。
在理论上，藏式佛塔可分为八种类型，即叠莲塔（或堆莲塔）、菩提塔、吉祥多门塔、神变塔、神降塔（或降凡塔）、和平塔（或合好塔）、殊胜塔（或幸福塔）、涅槃塔。据传这八种类型的佛塔源于获得佛陀舍利的八组人所修建的原始窣堵波：叠莲塔是按照迦毗罗卫（印度地名）窣堵波建造的；菩提塔是按照玛格达（印度地名）窣堵波建造的；吉祥多门塔是按照佛陀第一次讲经并转动法轮的地方鹿野苑的一座窣堵波建造的；神变塔是按照斯拉瓦斯蒂（印度地名）窣堵波建造的；神降塔是按照桑卡斯亚（印度地名）的一座窣堵波建造的；和平塔是按照拉杰格里（印度地名）的一座窣堵波建造的；殊胜塔是按照吠舍离（印度地名）窣堵波建造的；涅槃塔是按照拘尸那迦（印度地名）的窣堵波建造的。
以上八种不同类型的塔，实际上代表着佛陀一生中的八个不同阶段或成就，或者说佛陀的八个不同的精神意境。如拉萨布达拉宫内的如来八塔，青海塔尔寺前的八座如来灵塔等，都是具体体现上述八种类型塔的群塔。这类群塔在藏区不胜枚举，因为藏族信徒常以建造整套八塔来纪念释迦如来从诞生到涅槃的八大成就。
C、具有双重功能的灵塔
灵塔，因为塔内供奉着活佛以及在藏传佛教上有巨大成就的大师的骨灰，故名灵塔。它是藏式佛塔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塔既是佛塔，同时又兼作陵寝，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双重功能。灵塔在体积上可以根据环境条件等而有各种不同的规模，即可大可小，大到几十米高，小到一米左右高，甚至更小；在质地上也可按照各自的条件等因素有简单和贵重不同的规格，简单朴实的灵塔多采取以石砌成，一般寺院周围建造的灵塔都属于此类，华丽贵重的灵塔有从铁、铜、银制做到由黄金包装的，这类灵塔主要供奉在寺院里的某个殿堂内，供人们顶礼膜拜，当然也供游人观赏；灵塔在形制上采用了上述如来八塔中的几种，如《塔尔寺志》中记载：“在此前面佛龛之上奉安有：救怙主阿嘉仁波伽·耶协克珠嘉措（智慧善成海）的灵骨塔（形式为尊胜塔）；又有救怙主嘎敦赤巴·罗桑登比尼玛（善慧教日）的灵骨塔附有金伞盖；又有救怙主色多诺门汗·昂旺登比绛称（语自在教幢）的灵骨塔（形式为天降塔）；又有救怙主达泽·耶协格桑（智贤劫）的灵骨塔；又有救怙主嘎敦赤巴·昂旺土登登比尼玛（语王能仁教日）的灵骨塔（形式为菩提塔）附有伞盖等。”由此可见，灵塔在形制上多采用八塔中的三种类型，即殊胜（或尊胜）塔、神降（或天降）塔和菩提塔。
至于灵塔这种引人注目的藏式佛塔何时在西藏出现并得到流行，有人作过考证：“随着佛教在西藏的流行，约在吐番分裂时期（九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塔葬。凡佛教上层人物去世，其遗体往往完整保存在灵塔内，或将遗体火化，把骨灰葬于塔内，以作供养。如西藏阿里古格出家国王意希沃（吐蕃末代王朗达玛五世孙）的遗体就保存在灵塔内；西藏佛教噶当派祖师阿底峡死后，其弟子仲敦巴将其骸骨存放在聂塘度母寺宝瓶内；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遗体亦供养在达孜甘丹寺灵塔内。”（注：1985年《文物》第九期）。通过引言基本上可以认为灵塔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产物，之后，随着藏传佛教的蓬勃发展，灵塔在西藏普遍盛行。另外，通过引言我们还可得知，灵塔内不仅存放火化后的骨灰，而且尚能安置完整的遗体。这类在灵塔内保存完好的遗体，是经过特殊处理后安置的。比如，第十世班禅大师的遗体就完整地安置在一座金质的灵塔之内。这座灵塔位于扎什伦布寺的“释颂南捷”大殿内，灵塔面积为253平方米，塔高11．56米，塔身以金皮包裹，并镶嵌各种珠宝；塔身四周绘有菩陀、菩提、本尊等壁画和坛城；塔底装藏各类谷物，茶叶、盐、干果、糖、药材以及袈裟、藏装等物品；灵塔中层装藏各种版本的经书及历代班禅的著作；灵塔上层的佛龛内安放大师法体及其生前使用过的衣物和宗教法器等。整个灵塔金光闪闪，雄伟壮观。这种保存遗体的方法，在藏族地区或称之为“肉身之制”，或称之为“塔葬”，它可体现藏传佛教的又一种别具特色的丧葬文化。
灵塔在西藏有近十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其数目之多，已不可一一述之。故在此仅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灵塔作全面介绍，意在以一斑窥其全豹。
在西藏拉萨市中心的布达拉宫红宫内供奉着历世达赖的灵塔，其中五世达赖罗桑嘉措（1617一1682年）的灵塔是建造最早、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的一座。这座灵塔是由当时的摄政王第巴·桑结嘉措于藏历第十二甲子的庚午年（1690年）与布达拉宫红宫同时修建的。“据第巴·桑结嘉措所著藏文《金塔目录》记载：为修建五世达赖灵塔及红宫，从全藏召集石匠五百名，木匠二百五十六名，画工二百六十名，还有金匠、铜匠、铁匠、铸工、錾花工、镶嵌工等六千余名工匠。”（注：1985年《文物》第九期）。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建造五世达赖灵塔的宏大规模。
五世达赖的灵塔位于红宫中最大的殿堂，即司西平措大殿的西侧。灵塔基本为方座圆身，外用金皮包裹，通高14．85米，由塔座、塔瓶、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座为方形，高6．3米、边长7．6米。中部正面相对锤揲两只狮子，正中为一高1．15米、宽1．02米的佛龛，中供吉祥天女。塔瓶连同瓶座高4．48米，塔瓶中空，正面有一门，高2．52米、宽2．5米。门内正面供奉泥塑涂金观音像，后面为经过处理、面向西南而坐的五世达赖遗体。塔刹由十三天、月盘、日盘及宝珠组成，高4．34米。
“塔身上缕刻各种具有藏族特色的图案，并镶嵌数以万计的各种玉石、珍珠、钻石、琉璃等，五光十色，熠熠生辉。据《金塔目录》记载：修建灵塔共用黄金十一万九千八十二两三钱七分，珍珠三千八百一十二颗，其中有在印度南部森林中藤叶上经长期雨淋形成的叫作‘纬粒’的珍珠；有在印度东部贾拉德瓦岛上‘格拉树’树叶上经长期雨淋形成的叫作‘壤巴’的珍珠；有从大象脑中取出的叫作‘卡杂’的珍珠；有从土耳其的蛇脑中取出的叫作‘拔’的珍珠；有产自斯里兰卡贝壳内的叫作‘西碧’的珍珠。这些珍珠大如核桃，小如绿豆。此外，还有清朝顺治皇帝赐给五世达赖的珍珠璎珞及五世班禅罗桑益西的珠链。”（注：1985年《文物》第九期）。
从这些引言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五世达赖灵塔的质地、结构等整体面貌，而且还可获得五世达赖灵塔之所以举世闻名的真正价值。
至于五世达赖灵塔的形制，根据《金塔目录》（注：第司·桑吉加措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藏文版），其采取了佛教八大善逝（如来）灵塔之一“菩提塔”的模型。菩提塔是西藏最常见的佛塔形式之一。在藏区随处都可看到的普通菩提塔的形制：塔基是方形的，塔底有一级或多级台阶，塔基上是一个圆形瓶状塔肚，塔肚上又有七个或十三个“伞状物”，它们都在从每一个“伞状物”中间穿过的中心轴线上。整个建筑物的顶部有一个通常是镀金的金属铃。上面支着一个月牙形及圆形的东西，它们分别代表着月亮和太阳。这种建筑结构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神秘感。
灵塔在藏族信徒的心目中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在藏族地区，大多数寺院内都供养着各自已圆寂的大活佛的灵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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