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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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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的意图是要叶虚张声势，作出欲进兵汉城的样子，使自己对日交涉有所倚恃，无奈叶怕刺激日本，并不响应。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与日使大鸟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鲜，其实，武力控制朝鲜已是日本既定国策，正全力贯彻执行，岂是袁世凯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电北洋，陈述其所处的外交困境：“凯屡次与之协商，均反复无常，极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争”；袁联络各国驻汉城外交官共同诘问大鸟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气势甚为凶悍，各国官员一时亦无可奈何。”至此，袁世凯已完全意识到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阶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军队也不能使用，瘸了军事这条腿，在日军环伺的汉城，单凭口舌之争已不可能有何作为，如果坚持和局，也不是在汉城所能解决的：“屡次努力劝阻大鸟毋令增兵来汉城，他已答应，然而前言俱食，后言何可再信？况且日本政府意在威胁韩国，大鸟自己不能做主，难以口舌争讲，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速前来严加防备，继续准备陆军；一面电令汪（驻日公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公使调处，或不致很快破裂72”。
此后袁在朝鲜的作用便局限于收集情报、指导亲华的朝鲜政府官员如何应付日本的压迫等方面。起初朝鲜政府的对日交涉，还经常与袁磋商讨教，袁也能由此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转达清廷；但随着日军逐步控制了仁川、汉城，政府也逐渐为亲日派所控制，靠日本摆脱清廷控制，自主独立的言论大兴，袁在这方面亦难有作为了。据曾在朝鲜袁世凯官邸做文案的沈祖宪追记，当时日本人确有假手东学党人除掉袁世凯的迹象：
时东学党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势力，伺察周密，以至于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薪米缺乏，幕僚皆托故潜遁。文牍电报，（袁）乃以一身兼之。73
东学党人之所以仇恨袁世凯，是因袁在镇压东学党起义过程中，一直充当朝鲜政府的主心骨和军师；日本则有甲申政变被袁挫败的旧恨，袁被派驻朝鲜之初，日本就反对，“谓彼曾带队在韩杀败日兵者，显非睦谊”。袁在任十年，关系网遍布朝野，日本欲控制朝鲜，非祛除袁的影响不可，但袁有外交人员身份，日人不便公开出面，而假手乱党暴民则易于掩饰。总之，袁此时所处的环境已是杀机四伏。
6月30日（旧历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在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下已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为自主国家，非清廷之属国的消息后，致电李鸿章，在报告这一消息后，提出了撤退回国的请求：“听说大鸟拟照公法来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凯出境。果真如此则耻辱甚大。（现在）只可依照万国（公法）使节条例，送文通知照会韩国，回国禀商，请兵伐韩。”袁的考虑是，朝不承认为清属国，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公法，以“职名均舛”为借口派兵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而且使国家受辱蒙羞，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清廷当时认为，朝鲜自立“究无实据，袁若马上归国，日本又将引为口实”，不予同意；李鸿章遂电令袁“要坚贞，勿怯退74。”
袁世凯在朝鲜纵横捭阖十二年，在军事、外交上都是占尽风头的人物，袁在监控朝鲜王室、政府外，还通过操纵其在朝政府内的关系，百般阻挠列强们渗透、控制朝鲜的图谋，因此深为列强们尤其是日、俄所嫉恨。如今坐困危城，其心境之焦虑恐惧可想而知。随着汉城局势日益紧张，袁不顾总署和李鸿章的劝阻，自6月29日起，连续致电北洋，陈述目前困境，要求撤退回国。李鸿章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将其电文转陈总署，但不表态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明李对袁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的表现不以为然。7月4日，总署复电指示李鸿章，“袁道想马上降旗回国，反而好像与日本国失和，办法仓促有失国体，希望速发电制止，万勿轻举妄动”；李将电稿转发袁世凯，自己只加了“应遵办”三字。次日鉴于形势严峻，袁再电北洋，详细报告目前情势和自己的分析：
外交“双簧” ＇五＇
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本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答应不先开衅，然而削除我宗藩体制，控制韩国内政，自难以坐视，阻止他即争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诈，以大兵来，岂肯空手回去？要想寻衅，何愁找不到机会？叶军居于牙（山）难以接济。日本一再加兵，（意图）显露无忌，应迅速派兵，全以商船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举。韩国既报称匪平，我先撤亦无损害，况且天津条约日本已经违反，我应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驻军与日本持续到来之兵相持，争端一开，连退路都没有了。
从袁此封电稿中可看出，他已看出除非清廷放弃其在朝权益，战争势不可免。所谓列强调处只会“徒误我军机”；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增兵备战，别无其他选择。用兵就必须制敌机先，无须顾忌由哪一方开衅。根据这一分析判断，袁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撤使回国：
凯在此已无办法，徒受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即唐绍仪）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乞速示。
但清廷仍不放弃通过列强调停解决朝鲜问题的幻想，7月7日，竟以圣旨的形式拒绝了袁的请求：“现在韩日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悉，著毋庸调回，钦此75。”袁一再请调回国，却因为他在朝鲜人太熟，关系太多，无人能够替代而屡屡为朝廷所拒绝，不由得急火攻心，发起烧来，袁马上托病躺倒，委托唐绍仪代司其职76。袁的想法是，列强调停已不可恃，在朝外交亦不可能有何作为，战争势将爆发，滞留险地，徒死无益。朝廷既以自己能干而不放，现在病倒，可谓天从人愿；自己不能坚持办公，又有唐绍仪代替，或许上司会同意自己回国。两天后，形势更趋恶化，有驻韩国西方外交官遭到日军殴打的事件发生，官邸的雇员因害怕日军大多不再上班，袁再次致电李鸿章请求回国：
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唐绍仪亦于同日连发两电请示李鸿章：“在汉城两署办公只剩二人，今闻南北进兵，均马上逃走，没办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断难处理，袁道77有病又须照料，势急情迫，乞速示。”又报告袁的病况：“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已极，医药并乏，留汉城难望治愈，仪目睹心忧如焚。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效。若弃置不顾，可惜。”李鸿章此次动了恻隐之心，就调回袁世凯一事电商总署，并于7月15日（旧历六月十六日），奉旨调袁回国78。
袁接到电报，如逢大赦，连夜打点行装乘船逃离汉城。叶恭绰曾撰文记叙此事：
先是，袁世凯……以道员为中国驻韩商务总办，在东学党起事前后，日本正横行无忌，密谋杀袁，事为唐绍仪所知。唐时在中国驻韩海关任职，遂与税务司穆伦德告之英国领事朱尔典请求援助。复得朱同意后，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随后把袁氏送回天津。计袁到江边时，距日人密谋动手时间，才差十几分钟。79
叶恭绰所述，据说是唐绍仪亲口告诉他的，应是事实，但亦不免有错处。如此时朝鲜税务司应为英人柏卓安，而非德人穆伦（麟）德，穆氏早于十年前即被免职调回中国海关了；而袁亦非在汉江乘英轮脱身，而是赴仁川乘清舰平远号回的国。袁世凯自己的说法有所不同，但唐、袁均为当事人，所说不会有错；但转述人的话都是时隔几十年后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但日本人阴谋借东学党人之手除掉袁世凯则是没有疑问的。据他的女儿袁叔桢（即袁静雪）回忆：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80
袁走后四天，日本就策动了朝鲜的宫廷政变，强行建立亲日政府，同日日军还攻占了中国驻韩总理公署，唐绍仪避入英国总领事馆。7月25日，日海军突袭清军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7月28日，驻朝清军于成欢驿与北进的日军发生激战，唐绍仪亦在英人护送下，经仁川回国。李宗一所著《袁世凯传》把袁在战争前夕的表现说成“临阵脱逃”，有失公允。从上述所引资料可肯定，袁是坚持到正式调令下达后才离开的，袁一再要求撤退回国的理由也是正当和可以理解的。
但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士大夫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如孙宝暄所撰《忘山庐日记》曾详记其朋友宋恕81（即文中的“燕公”）对袁的评价，很能代表当时一般士大夫对袁世凯的看法：
燕公又云：甲午之役，朝鲜无所谓东学党。其事为袁世凯所虚造，而两国因之酿战祸，以至于割地赔款，使中国遭受严重耻辱，损伤元气。……起初，袁世凯继吴武壮82镇抚朝鲜，颇干预其政权，曾受人私托，强迫国王予以官职；或有私怨，亦强迫国王抓捕。国王有时没按他的意思办，世凯乃伪造国王谋叛书，上达于朝廷，阴谋废立。国王亦上书诋毁袁而自我辩解。我国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而调停之，然信袁不疑。是年，朝旨以潘某代袁。袁闻而恐慌，乃电告北洋大臣说：朝鲜有东学党将作乱，袁某宜暂留，不可归，且请兵。北洋大臣信之，为遣叶志超统一旅赴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两国兵皆至，东学党不知所在。日本人遂正告于我国曰：朝鲜政秕民苦，我二国何不代为改革？朝鲜能自立，才不用担心俄国人。朝廷不许曰：朝鲜，我属国也。我都不干预其内政，何况贵国乎？日本人复曰：贵国指朝鲜为属国，朝鲜与我往来，未曾自言附属贵国也。所请既不见纳，则各行其是可已。战祸遂开，中国由此一蹶不振。其后卫汝贵被诛杀了，叶志超、龚照屿进监狱了，李鸿章被解任入阁了，唯独袁世凯置身于事外，而且奉命与聂功亭编练新军，为朝廷倚重。不久，又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也没有人揭发他，不是很奇怪吗！83
了解袁世凯在朝鲜实际作为的人不难看出，此番评论不过是局外人的道听途说。说没有吧还像有那么点影子，说有吧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所谓望风捕影指的就是这种耳食之言。
袁在朝鲜是清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出色的执行者。出兵朝鲜是应朝政府的邀请，也是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对其属国的应尽义务。无论是否有东学党起义的事件发生，中日在朝鲜早晚要兵戎相见，除非清廷主动放弃对朝鲜的控制，而这在当时绝无可能。李鸿章作为统帅自应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卫、叶、龚对于败战朝鲜、辽东和旅顺失守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惩处是理所当然的。清廷和李鸿章之所以不惩罚袁世凯，是因为他没有错处；之所以重用他，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固然，袁世凯不是君子，好用权术，但在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上，君子往往偾事，善用权术者则时常占得便宜，袁世凯、伊藤博文就是如此。权术是一种诡道，在政治、外交中有时不得不用；权术也是双刃剑，迷信权术者最终会败于权术。袁世凯在朝鲜以权术大行其道，尝到了甜头，此后事事偏好使用权术，形成了对权术的迷信。一种事业、一个团体，靠权术是难以维系始终的，袁世凯日后众叛亲离的悲剧，偏好以术驭人是个重要的原因。然而有此偏好者，仍然举目滔滔者皆是，袁之所作所为，或可为后来者戒吧。
注释
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74页。
2穆麟德，原为德国驻天津领事。卸任后，适逢朝鲜壬午兵变平息后清廷帮办朝鲜海关关务，经李鸿章推荐出任朝鲜商务协办。
3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0页。
5《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33页。
6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页。
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9同上。袁所提出的“监国论”，实滥觞于张謇。张于1882年壬午兵变后即上书李鸿章，建议“对韩事，请援汉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连东三省为一气。”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47页。
1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2页。
1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3同上。
14同上。
15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7页。
16《容庵弟子记》卷一。
1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51页。
18《容庵弟子记》卷一。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1636页。
19但在形式上，袁之使任还是依程序办的。“命以知府分发，尽先补用，候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加三品衔。”
20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21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82页。
2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611页。
23《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59页。
24《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58页。
25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第295页。
26《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61—2862页。
271886年9月，“朝鲜国王咨礼部：致俄文凭，系小人捏造，永作废纸，已照会各国公使声明。”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808页。
28同注26，第2863页。
29《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74—3375页。
3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25页。
3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40—2163页。
3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82页。
33同上，第883页。
34同上，第886页。
35同上，第915—917页。
36同上，第861页。
37同上，第919页。
38同上，第919页。
39同上，第920页。
4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页。
41同上，第124页。
42同上，第129—130页。
43同上，第167页。
44同上，第168页。
45同上，第174页。
4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825页。
4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04—205页。史纳机作为中国总税务司外籍高级雇员，如违背清廷意志，将失去任满后重回总税务司任职的可能和退休时应得的丰厚退休金。穆鳞德即因其在朝鲜的作为不得志于总税务司而蹉跎一生。
48同上，第231页。
49同上，第232页。
50同上，第212页。
51同上，第409页。
52同上，第482页。
53同上，第526页。
54同上，第521、524页。
55刘彦：《中国近世外交史》，第192—193页。
5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1页。
57《中朝关系通史》，第615页。
5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65—3166页。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28页。
59《中朝关系通史》第629页。
6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40页。
61同上，第681页。
62日本先后通过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等，以动乱损害商务，韩国无力平定，清应代其戡乱，日不会干预等语告袁世凯，袁亦转告李；且清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在给李的电文中判断，日本国内“官民争执日益加剧，……决没有再外生事之余力”。李等由此决定出兵，落入日本所设的圈套。
63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3页。
6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52页。
65《庚子西狩丛谈》第109—110页。
6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98页。
67陆奥宗光：《蹇蹇录》，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2页。
68《中朝关系通史》第637页。
6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6页。
70如驻朝清军统帅叶志超鉴于日本不断增兵，且开始派小队日军在牙山周边侦察，6月25日（旧历5月22日）电告李鸿章：“我愈坚定，彼愈猖獗，不添大兵，摄以威势，恐养痈成患，一溃难收。……务求中堂主持，将彻底情形转达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但李复电认为，“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嘱其“仍坚忍，勿张皇”。7月1日（旧历6月9日），鉴于局势日益危险，叶再致电李鸿章：“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认为“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派大军，致生疑阻。”对于中策，则“虑示弱”，请示清廷决定，清廷亦犹豫不决，遂使前敌清军陷于不战不走的困境之中，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李鸿章想避战，在开战之前撤军是惟一的选择；日本初占朝鲜，控制消化需要时间，可为清廷赢得战备的时间。参见同上，第724—725页，763—764页。
71日本屡次欲同朝鲜建交，均为朝鲜拒绝。1871年9月，清廷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1873年3月，日本借换约之机，试探清廷对日本欲与朝鲜建交的态度，清廷竟答复说：“中国对高丽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政与和战，皆高丽自主，与中国无关。”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与其谈判，朝鲜推说自己为清属国，不能自主。日本遂派森有礼来华交涉，当时中俄正进行归还伊黎的交涉，不愿多事，主持总署的恭亲王竟放弃宗主国的责任，答复日使：“朝鲜虽隶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日本以后就据此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并强迫朝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以后清廷又授意朝鲜对外开放，与西方列强建交通商，试图“以夷制夷”，牵制对朝鲜有野心的日本和俄国。美国著名外交史家马士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清廷的这种做法评论说：“按照西方行事的照例办法来说，中国应看作是对朝鲜未尽责任。它既是宗主国，那么它就必须保护它的藩属，使之免于内忧外患。……这种不干涉政策竟然执行到那样的地步，致听任朝鲜随意和外国做条约上的安排。”参见该书第三卷第29页。此后清廷又转而实行全面控制政策，粗暴干涉朝鲜之内政外交。当日本派兵赴朝与清廷争夺朝鲜的控制权时，清廷无军事上的把握，一味求助于列强的调处，而当德、英等国提出由中、日、俄或多国订约保证朝鲜中立之时，清廷又以“不合体制”为名加以拒绝，失去了外交上的转机，最终陷入自己并不情愿的战争。
7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8—710页。
73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二。
74参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37—741页。
75参见同上，第752—753、758页。
767月11日，袁发烧躺倒，电告李鸿章：“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病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致害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73页。
77袁世凯去年已被清廷实授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即道员），故简称袁道。
787月18日（旧历6月16日），清廷下旨调袁回国。李鸿章当日电告袁世凯：“总署午电，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鸿。”《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8页。
79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17页。
80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7页。
81宋恕（1861—1910），字平子，号六斋，小名燕生，浙江（温州）平阳人。出身儒生世家，幼聪颖，通经史，16岁进学，后在书院任教。宋是当时著名维新派人士，曾以变法维新干谒张之洞、李鸿章，但因所论多为社会伦理、经济改革，未受重视。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宋怀有大志，有文才，与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为同志，然其志不得伸展，郁郁而终，年仅39岁。
82即吴长庆，武壮为其谥号。
83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307—308页。
外交“双簧” ＇六＇
庚子事变后，为了挽救颓败的国势，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启动变法，而守旧派阵营的瓦解，使改良派成为新一轮变法运动的主导力量。本章开头所选奏折就是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就变法问题向朝廷提出的十条建议。李鸿章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袁世凯依照他上陈朝廷的“十条”变法方针，广泛招揽人才，在教育、实业、军制、吏治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全面、扎实的变法维新活动，在不到六年的时间内，从战后的废墟上把直隶建设成为“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的模范省份，充分表现出袁世凯非同寻常的行政才能，展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得人才者兴”是句老掉牙的古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在于他重视人才并能知人善任，因材施用，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罗致了大批人才，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北洋班底，从而为其事业的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出长北洋的六年，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北洋新政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作为李鸿章之后的新一代改良主义领袖是名至实归的。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1
（1901年4月25日）
奏：为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恭折缕晰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等因。钦此。伏读之下，钦悚难名。仰见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惩前毖后，咨儆百尔，一意振兴，诏求嘉谟，训词深痛，薄海臣庶，感动奋发，靡不涕零。环球列邦，共睹共闻，当亦同深钦服。臣忝膺疆寄，渥受国恩，值此时艰，莫能补救，夙夜愧愤，无地自容，敢不勉效一得之愚，仰恭圣明采纳。
臣维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现或苦于人材之不敷，或绌于财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痼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第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臣愚虑所及，不敢为繁重阔远之论，谨就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胪列十条，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一、慎号令。号令者，国之大权，臣民之所钦仰也。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决无反汗，期在必为，始可风动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于始，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半途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又将易辙而行。甚或破除积习，不便贪庸，群起撼摇，多方阻格。持之不坚，终将废置。迨号令频更，众情疑惑，遇有善政，亦且相率观望，视若具文，不肯力行，安能收效？现值国家变通政治之初，号令所颁，中外竦企。窃以为事欲经久，先在于法可通行。在朝廷博采旁咨，群策辐辏，凡遇臣工条陈事件，自必详加讨论，择善而从。然言之匪艰，行之惟难。设其中尚有应待推究之端，似宜饬将该条陈发还上言者明白详复，或发交资深望重诸疆臣妥议具奏，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禀承庙谟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臣下知其无可迁延，无可规避，自然奉行惟谨，奋力图功。于是明定赏罚，以示鼓励；限定岁月，以立程期；严申考成，以核功过。勤者有不次之擢，惰者无或贷之刑，庶人知劝惩，而百废不难俱举矣。
二、教官吏。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2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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