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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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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暮气”，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现象。就以治军来说，曾国藩办团练，从湖南带出来的都是一些“扎硬寨，打死仗”的三湘子弟，生龙活虎，故能与太平军一决胜负。但打下“天京”之后，曾即认为，湘军暮气已深，断然予以解散复员。李鸿章所带的淮军，起初也是一支悍厉能战的队伍，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中，也善于打硬仗，继湘军之后成为国家军队的主力。然而不过二十年，就又暮气沉沉，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袁在小站练出的新军，起初也是朝气勃勃，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北洋六镇也算得上是国家武装力量中的精华，但辛亥、癸丑，与革命党的军队交锋时，虽然不落下风，但在战斗力和军风纪上已经大打折扣了。北洋军的暮气，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围剿河南悍匪“白狼”过程中的无能与不得力。
“白狼”，原名白永成（1873—1914），河南宝丰人。据说他曾在吴禄贞手下当过兵。1912年末，他组织河南鲁山、舞阳、宝丰三县数百农民造反，次年打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活动区域遍及鄂、豫、皖三省交界各县。孙、黄在“二次革命”期间，曾数次派人与之联络共同反袁。1914年初，“白狼”相继攻破固始、商城、光山等县城，横越京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3月攻克湖北老河口，队伍扩大到上万人，在老河口军事会议上，“白狼”作出了避实就虚，西进陕西的决策。随后，“白狼”所部由紫荆关西进，连克商南、丹凤、商县、柞北等县，越过秦岭，直逼西安。陕西都督张凤？33屡战屡败，退守西安，一筹莫展。“白狼”则乘胜由子午岭西进，席卷雩县、周至、武功、乾县，一路“势如破竹，无当之者”；旋又回师攻破永寿、彬县，全陕震动。袁世凯将败军之将张凤？调入北京将军府，代之以北洋系的陆建章；以赵倜代其表弟张镇芳主持河南军事，并跟踪追击“白狼”部队；川军、甘军也受命协防，驻守入川入甘的要隘通道；袁还调北洋第七师张敬尧34部在陕豫交界处进行堵截，形成合围态势。但“白狼”仍连克凤翔、千阳、阶州、通渭、陇西、天水、徽县、陇川等地。6月初，“白狼”所部试图入川时，在甘谷受挫于赵倜部，“白狼”受伤；在突围返回河南的转战中，其部队受到尾追堵截的各部夹击，损失惨重。8月初，在河南鲁山与张敬尧部的激战中，“白狼”阵亡，队伍星散。“白狼”之役，北洋以陆军总长段祺瑞坐镇信阳，大兵云集，而这样一支由农民为主体的部队仍能够转战纵横五省，队伍最多时发展到两万多人，把中原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而人数、装备、训练、给养远远优于“白狼”的北洋部队，以狮子搏兔之力，费时一年八个月方将其扑灭，不能不说是暮气已深的表现。这不仅使袁世凯恼怒异常，就是当时在统率办事处参与军事的蔡锷也由此洞悉了北洋的真正实力，日后他挑头发起反帝制战争的决心，就是来源于此的呢。蔡锷的参谋长殷承？35曾道出过蔡氏发难的原委：
“松坡（即蔡锷，松坡为其字）入京，我实相随。他想要察知袁的虚实，每日必到统率办事处陪袁办公。袁常邀松坡及唐在礼共进午餐，关于剿办白朗的一切计划情报的有关文电，袁尽交松坡审阅。松坡因得以洞悉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蔡）退值后常常谓然而叹说，为了剿平几千乌合之众的白朗，先后调动了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超乎常规，而白朗纵横出入豫、鄂、陕、甘间，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于袁。以是信心十足，毅然回滇首义”云云，他的话颇中实情。36
这样，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的一系列举措，虽属实行中央集权的必须，但也在自己和盟友一方的阵营中，造成了不满、离心和分裂。
譬如，解散国民党，罪名虽然勉强，但总算还有所借口。国民党的政治对手进步党原想借机收编，将未参与“二次革命”密谋而又热中于仕途的那部分国民党议员，招降纳叛到自己阵营中来，使自己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所以梁启超等人连上条陈，要求对国民党议员采取收罗政策；在因驱逐国民党议员而造成法定人数不足后，梁等又力主召集候补议员，以维持国会。但袁世凯认为进步党也热中于“责任内阁”，现有国会不能成为自己操纵自如的工具，不仅不予采纳，反而以人数不足难于履行职责为借口，解散了国会，代之以“政治会议”、“约法会议”等御用组织。这不仅使进步党大失所望，而且严重损害了进步党暨其所由代表的那个社会阶级的既得利益。进步党的成员大都是前立宪派成员，在中央和地方议会中的人数都不少，国会及地方议会的解散，等于是砸了他们的饭碗。进步党人本来是袁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盟友，代表的是“中等阶级”的利益，而中等阶级实际上是袁世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之一。袁氏独裁专制的做法，使得这部分人离心离德，从袁的阵营分化了出去，如梁启超、汤化龙等相继退出政坛，在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敌人。在后来的“护国战争”中，梁、汤、蔡锷等立宪党人成为反袁的主导力量和领袖，就是明证。但在解散国会上，袁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当时的进步党人也是无可奈何。
又如，袁世凯废督，以“军民分治，军人不能干政”为号召，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军头尽管不情愿，但说不出反对的理由，事出有名，却也无人敢于反对。各省都督，无论是北洋系还是非北洋系的，不仅其既得利益被剥夺了很大一块，而且在名义上也落到了二把手的地位上，心情是愉快不了的，这也使各地军事当局心生不满和怨恨，一旦师出有名，有人倡议，反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再如，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原陆军部的权力被削弱，段虽不满，亦没有反对的充足理由。因为“责任内阁制”既已改为“总统制”，原属内阁的权力转移到总统这里，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模范军官团，培养新的军事骨干，对暮气已深的军队更新改造，提高军队素质，在外侮严重，亟需自强之际，是没人能够提出反对的。但北洋和非北洋的军头们仍不免于担心和不满，不满的原因是袁氏此举挟有私心，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儿子（即袁克定）名正言顺地进入军界培植势力，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我们看后来的蒋介石办军官训练团，让蒋经国以组建青年军的方式插足军队，师法的就是袁世凯的这个法子呢。担心的原因是，此举不仅对小站、北洋时期的军界老人，而且对于全国各地非北洋系的督军们，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新的军事指挥人才，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取他们而代之。但办模范团的理由冠冕堂皇，现有军队暮气重，是不争的事实，军头们尽管不愿，也难以反对。
凡此种种，对袁氏的阵营（北洋集团及其盟友）产生了一系列的离心分化作用。袁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统治呈现空前强大、一统的面貌，但在内里已陷入离心状态，蕴涵着空前的危机，他的统治基础正在瓦解。在外部，则还有处心积虑要推倒他的日本人和与之不共戴天的革命党人，他貌似强大，其实正处在最为脆弱的时期。袁世凯此时已是终身大总统，而且继承其位置的候选人也由自己推荐，没有不许传子的限制，在这种状态下，他就是实际上的皇帝。而若再向前一步，由不满和积怨所酿成的危机，势必借其称帝爆发出来。可叹袁世凯见不及此，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曹操来，可就差得远了。
袁世凯有曹操的绰号，也具有同样的枭雄素质，在称帝这件事上，他所处的地位优越于曹操。曹操当时仍旧是丞相，上面还有一位名义上的“天子”，而袁世凯此时已经是名至实归的“第一人”了。但操作起来，曹操要便利得多，而袁世凯则有一定的难度。具体而言，曹操没有体制上的麻烦，都是帝制，“禅让”就可以了，而袁世凯则须将“共和”重新变回“帝制”。就算度和自知之明来说，袁世凯就远不如他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前辈了。
曹操自建安十三年扫灭袁绍父子，平定三郡乌丸，混一中原后，被朝廷封为丞相，此后又进爵为魏公、魏王；他独揽朝政十二年，朝廷内部的反对派早已被他剪刈净尽。地方上除东吴孙权、西蜀刘备而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也已基本荡平，他若称帝，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他执意不为。孙权曾上书称臣，劝他代汉称帝，他将孙权的书信示于臣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大臣们也纷纷劝进，认为天命不可违，他应该顺天应人，早即大位。曹操的回答是：“若是天命在我，我愿作周文王呀。”当然，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想等到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后再当皇帝，如果不能及身实现这个目标，就由自己的儿子去完成大业，而他则甘愿起周文王的作用，为子孙奠定事业的基础37。所以，做皇帝这种大事是急不得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能少。曹操独揽朝纲十几年，有条件做，但一直拖着不做，为什么？就是天下没有归于一统，他有所担心，担心一招出错，满盘皆输，所以他能做而不做。
袁世凯是熟读史书的人，曹操的故事及其他相关故事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称帝这种大事，必须稳步慢行，时机不成熟绝不能硬做，他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所以，他请自己的头号高参、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出山，为他主持筹划此事。徐世昌走的是稳妥一路，1914年5月，徐就任政事堂国务卿后，像以参政院取代“政治会议”并代行立法院职能，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以使袁成为终身总统，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1915年3月）等等，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程序上全依“法制”而行，以确立“合法性”为第一。但这种循序渐进的作业方式所需时间较长，显然并不很对袁的胃口，于是，一派更为积极和急进的“帝制派”走上了前台。
当时在袁周围主要有三个包围圈：一是朱启钤、梁士诒、杨度、顾鳌、夏寿田等；二是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张士钰（在最初期张不在内，而我是在内的）等；三是官邸中袁的妻妾及儿女等。这三重包围圈的组成分子，除官邸内与前两者不大通气外，前两者既各起作用，又密切联系的。两者之中，朱等在最初实为主力，而且背后有徐世昌指挥，有时直接由朱向袁请示。后来朱等逐渐不如以前那样重要，重心转移到袁克定这一群。直到筹备将近结束阶段，朱等除办些事务外，实已不起什么作用。而袁克定的一群中又新加了黄开文。朱等先是日夜集结在一起，初无定处，亦有时在筹安会里，没几时重心就移到公府秘书厅梁士诒处来了。他们这些人多是着重在策划和布置方面。文电多由杨等起草，经朱、梁等点头之后，再由朱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同意即发出去。重要的文件一定要经袁自己看过。朱、梁、段等人尤其是段（芝贵）个人，与各省军政大员函电很频繁。梁每天起身很早，上午八时前已开始办公，中午在公府包饭，与张仲仁（即张一）形影不离，很晚才回家，办事很紧张。袁克定等主要是围住袁，因为重大事务必须经袁亲自决定。他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密筹打动袁的办法。到张士钰加入这方面时，他只不过充当袁、段等人的“小跑腿儿”而已。……由于他们围住袁，所以后来相形之下朱、梁的作用就小了，就是袁（世凯）也不复是全部操纵，这时实际决定权基本上掌握在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之手。38
7月，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后，关于何种国体适用于中国的讨论，忽然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舆论先行，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一步。先是，8月3日，总统府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39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国情不适用于共和制。14日，即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君子”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并于26日发表题为《君宪救国论》的长文，全面阐述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理由。30日，袁的亲信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要求各地以公民的名义向参政院上书请愿更改国体。9月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蔡锷等请愿改变国体。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答复立法院称，改变国体须听之于国民。于是，开始“制造民意”，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二步。
这事的具体做法是，袁先叫梁士诒等领起头来，把所有袁的亲信拉在一起，于1915年9月19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叫沈云沛40做会长，那彦图、张镇芳做副会长，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他们所联系的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拥护袁做皇帝。他们发动的对象，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各种行业的把头，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这样，当然轰动起来了，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诸色人等“无所不包”的所谓全国性请愿的大局面。41
沈云沛的请愿团于9月24日向参政院发起了总请愿，反对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次日，袁世凯即咨复参政院，主张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袁为何一再坚持要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呢？读者还记得四年多前，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向全国申明的“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吧，这个誓言尽人皆知，他现在要想回过头去搞帝制，这个誓言就成了他的沉重政治负担，为了避免被国人视为出尔反尔，毫无道德信义可言的小人，他必须把自己的背誓归结为“民意”的要求。据说，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坚决主张中国搞帝制的，当袁谈及自己当年的誓言时，朱即以“民意”为说，劝其打消顾虑。商务印书馆30年代在日本访书时，曾见到过二人密谈的记录，据亲见者回忆，其谈话内容如下：
朱尔典首先提出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制，非实行帝制不能治理图强，只有袁的威望才能担此重任。袁初则装腔作势，坚持不可。朱再三劝进，袁最后说他就任总统时，曾经在参议院宣誓，现在怎能背约。朱笑着说：“时势变迁，前后情形不同，当时公从人民公意出任总统，今日人民公认国体应该变更，请愿公为皇帝，公应时势要求，名正言顺，何必顾虑。”朱告退时又对袁说，他今日一番谈话，是为着中国人民福利，为着英中两国交谊着想，完全出于诚心。至于就他个人而言，则有莫大的损失。袁问此话怎么说？朱笑着回答说：“我和总统多年交谊，谒见谈话都极为自由，何等畅适愉快。他日公登大宝，非国家大事，不易得见龙颜；殿前拜谒，礼仪何等繁重，不能畅所欲言，对我说来，不是一个大损失吗？”42
袁既下决心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无信，徐世昌即提出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就有了“十人密电”的发生，上演了中国成为共和政体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操纵民意的闹剧。这十个人是：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由袁世凯“钦点”，专门负责主持这件大事。其手法，据参与其事的唐在礼回忆，事情由表里两条线进行，具体过程如下：
一条线是专门做一套与实际选举完全不相干的表面宣传，做法是以命令指定“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全国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事务的总机关，奉大总统命令办理一切决定国体和选举的事务。然后，用该局的名义按时期、有步骤地发出指示和各式文告等成套的官样文章，命令各地把这一成套的文章及时发表，在报刊上大肆宣扬，标榜这一决定国体、选举皇帝的大事，是完全出于民意，是完全合法的，民主的。
另一条线是由名义上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的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等十人出面，向各省将军、巡按使发出密电，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时的过渡尊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当时，先由十人发出一个密电，向各省当权者郑重说明“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完全是一套表面文章，但所有该局指示的官样文章，一定要在各方面进行宣传，并相应地在表面上要有些表演，也只限于表演。重要的是万万不可按照那些官样文章假戏真做，因为那里面没有一件是合乎实际要求的。在这个说明密电以外，另有一封密电详细指示一套实际的做法，要求各省今后一切行动，必须遵照这一密电所指示的原则办理，并必须严守秘密。另外还密示只要能达到密电的目的，尽可以不按国家法律办事。也就是说：尽可不择手段，不妨违法乱纪，便宜行事；但叮嘱如果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的时候，却万勿以电报向事务局请示，以为一经请示，局方就不得不以打官腔复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如此表里便难于分清，反而弄得枝节横生，事情就难以顺利办通了。
在正式投票之前，首先要在全国各省区“选举”参加国体投票的“国民代表”。选举“国民代表”，先由北京政府拟订各省代表候选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的人绝大多数是袁自己和他的亲信所提出的在京任职的军政官员，按他们的籍贯分别提到本省去。名单中也包括些各省附袁的著名人士。这个候选名单是基本的。在这以外，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官绅提出补充名单，补充名单授权给各省将军、巡按使决定。如此便合成了一个整个的候选名单，责成各省照单把“代表”选出，非经批准不得遗漏或更改。
选举的方法是，指定每县由该县县官推荐选举人一人，在所指定之日到达本省指定的处所—将军衙门，去谒见指定的选举监督，也就是本省的将军、巡按使。选举监督在一定期限内，在衙门内厅随时准备着对来谒的选举人进行午宴招待。宴后，由招待人员召集选举人个别谈话，介绍本省拟选代表的名单，形式上似乎是征求选举人的同意。一般选举人都是县里的绅士，当然总是惟恐不及地唯唯从命，表示一切遵办决不贻误，接着就由招待人请选举人把名单抄写清楚，立即陪同选举人到前面大堂里特设的选举厅里面进行“堂而皇之”的投票。偶有个别莫名其妙的“代表”支支吾吾，或竟有独具意见反对照办的，那么招待人就对他不提名单和“大堂选举”的事，只是含糊地表示将来进行选举时再当奉约。捧起茶杯，下个逐客令了事。事后，还由省里把这个选举人的行动，密示其本县县官，申斥他办事不力，限令重新妥为推荐适当的选举人，以免贻误，致干未便。县官接到这般密示，当然紧张万分，诚惶诚恐地克期遵办。43
经过上述这番布置安排，10月25日终于选出了“国民代表”，10月28日即进行“决定国体”的投票。这个投票仍是分散在各省举行，由各省的将军、巡按使监督，由“国民代表”进行记名投票。“方法是在票上预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选票上签名，再于自己名下写‘赞成’或‘反对’字样，进行投票。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代表们拿到这笔‘川资’，当然心中有数；投票既是记名式的，谁投什么票都不难查明，所以投票结果，全体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44”随即又进行了皇帝的选举，其程序与国体投票完全相同。选票上印有“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由“国民代表”在选票上亲自签名，投票，结果自然也是全票当选。这个结果汇总到中央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即于12月11日正式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据说，推戴书草成、誊写及上呈，是在上午11时半，午后即得到了袁氏的书面答复，说是国体改革既经国民代表一致同意，“自无可讨论之余地”，而推戴他为皇帝，则“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年），忧患纷乘，衍尤丛进，救过不瞻，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由此，他要求“熟筹审虑，另行推戴45”。
收到这份答复咨文后，代行立法院即于当日午后5时再次开会，宣读完袁的咨文后，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全体通过，于是休会15分钟后，通过了秘书厅起草的第二份推戴书。这次对袁氏的功德备极颂扬，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第）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督促他“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46。”这些当然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用的是传统上“劝进”的那一套路数，否则，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15分钟的休息时间内，连拟稿带誊写地完成二千多字的推戴书呀。反而是从袁世凯的答复书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道此时称帝不合时宜：“于道德不能无惭”，“于信义无可自解”。但问题是，明知不宜，为何还要硬做？这是本章开头就提出过，后面还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袁世凯一手操纵、导演的这幕喜剧至此已经收不住脚了，但幕落的也十分仓促。本来按照古代的规矩，“劝进”或“禅让”应该进行三推三让的程序，世凯不知急的个什么，省去了中间那一道，在第二次推戴书呈上的次日，即宣布接受“帝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是12日的事，13日，即演出了本章开头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的那一出戏。
在帝制自为这件事上，最能反映出袁氏的枭雄本质，整台戏都是他一手操纵的，在幕后出谋划策的是徐世昌，在前台导演的则是梁士诒。梁士诒其人，我们在“北洋新政”那一章已有所介绍。进入民国以后，梁的地位更形重要，“辛亥之秋，项城再起，京师以内之事，先生（指梁士诒）主之；休战息兵，调停和议，如何派代表南下之步骤，如何促清廷退位之机宜，统一南北，联合各省，改革政制，措集财用，千端万绪皆先生一人任之。适统一政府成立，先生任公府（总统府）秘书长，掌握中枢，赞襄密勿（参与机密），凡入谒项城禀商事件者，（袁）辄说：‘问梁秘书长去！’先生也不问事之大小，酌情审势以处理之47。”梁因此又被称为“二总统”。梁在北洋属于后进，如此权势，大遭他人嫉妒。他与唐绍仪交好，又同是广东同乡，在唐与袁生嫌辞职后，杨士琦等（杨、周学熙等为安徽人，与梁不和，被称为‘皖系’；梁被称为‘粤系’）遂通过袁克定向袁世凯进言，说梁与唐绍仪、孙中山等同为粤人，心怀叵测，勾结军人，觊觎总统的位置。袁世凯是个雄猜之主，有驾驭属下的一套办法。梁是北洋“交通系”的首脑，脑子活，办法多，又是搞钱能手，有“梁财神”之称。他在国会大搞金钱政治，组织“公民党”、“公民请愿团”，为袁当选正式大总统出了大力，也展现了其操纵“民意”的手段，对这种“暗箱政治”不可或缺的人才，袁是既倚重，又防备，“常以极困难繁重之事交给他来办。表面上示以倚重，暗地里实为羁縻，而且使之费力而不易讨好48。”据说，梁起初对帝制一事并不积极，而帝制活动又亟需梁这样的高手，恰逢“五路大参案”发生，袁遂使出去年迫使熊希龄赞同他解散国民党时的那套做法，迫梁就范。
津浦路局为“交通系”筹款之源，收入巨大，用人众多，借以培植势力，弊端日益明显，舆论哗然。遂由肃政使王瑚、蔡宝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罗列十大罪状，由都肃政使庄蕴宽具呈严参。当时王瑚以廉劲著称，所列应当不虚。因此更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即是所谓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了。当时众议沸腾，袁世凯迫于舆论，遂将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49撤职，京汉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路局局长关冕钧均离职听候审讯，交通部次长叶恭绰50也暂时停职听候查办。……一时粤系惶急，密议对策，思所以转移局势，非出奇不能制胜，因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相结纳，迎合袁的意图，创为帝制之议。51
袁的亲信幕僚张一？也认为，梁之积极参与帝制活动，乃是迫于“五路大参案”：“梁病疟，有人探访他时说：你若要缓解五路大参案，只须为帝制出力。梁于是起而组织请愿团，本案即在无形中打消。人们方知五路案即帝制的反笔文章也52。”以梁自己的说法，当时的所谓“三次长案”、“五路大参案”等，全都是袁为了胁迫不赞成帝制的官员刻意策划而成：“于是有为之策划者，主张胁迫陆军次长徐树铮以迫段（祺瑞）；胁迫交通次长叶恭绰以迫梁（士诒）；胁迫财政次长张弧以迫熊（希龄），大概因当时张与熊接近的缘故吧。于是分头办理，结果，段祺瑞辞职，以王士珍代之；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交通次长叶恭绰停职候传，当时称之为‘三次长案’53。”梁士诒在《年谱》中说自己对帝制“始终无所表示”，是事后的涂饰。在实际上，“五路大参案”发生后，袁世凯曾当面告诉他，参案中本来也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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