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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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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学习列强，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现役军队统一为常备军，并建立预备役制度（即续备军制和后备军制）。即“不由招募，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是为常备兵；在营三年，遣回作为续备兵，又四年作为后备兵，又五年出伍为平民，不予征调。”为此，他奏请在直隶设立军政司，以统筹军制改革事宜。军政司督办袁氏自兼，下设三处：兵备处（掌管后勤军备）、参谋处、教练处（负责编练新军），分别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刘永庆（后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为解决练兵扩军当中军官不足的问题，袁世凯还奏请设立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以雷震春为总办。1902年正月，袁世凯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隶各州县，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六千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称之为“新练军”。此后，袁所部改称“北洋常备军”，编制为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基本上与国际上通行的军事编制相一致。常备兵服役三年后，转入预备役，成为续备兵，再三年，退为后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均为预备役人员，“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集操练一个月”，操练期间支付全额军饷。“续备、后备（之兵）无常饷，调操、出征给予薪粮、军械、子弹、衣履、战具，每兵必预先储备一份。……一有征发，立时齐集。平时抽练，可省饷2/3；战时征调，可骤增两倍之力。”“六七年后，续备、后备均已有人，则以五千人之饷，可养两万候调之兵。永无仓促招募、乌合成军之弊，于军政良有裨益39。”
常备军每军二镇，每镇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另加辅助部队骑兵二标、炮兵二标、工程兵、辎重兵各二标，总兵力达到一万九千余人。袁世凯并上奏朝廷，“俟饷项稍为宽裕，再添练两镇四协”；到了1904年时，北洋常备军的兵力增加到了二万五千人。
袁世凯扩练新军采用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即在扩军的同时，大办各类军校，以培养、储备将才，为更大规模的扩军作准备。1902年6月，首先在保定（天津没有收回时，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级官弁为学员，同时也代为培训山东、山西、河南等省选送来的学员；每期八个月，总共办了三期，毕业学员五百四十五人。此外还办有短训班性质的北洋师范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1903年秋全部并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这是袁世凯制订的系统培养军事人才计划的产物（即建立由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总计十二年的连续教育体制，系统培养将才），在条件尚不具备时，先“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座，以为救时之用40。”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为段祺瑞，截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速成学堂已培养出了二千多名军官，大都在北洋各镇担任军职，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北洋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蒋介石和张群也是由这里的留学生预备班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的。1903年11月，又开办了两所陆军小学堂，学制三年，每期招生一百名。1904年2月，又设立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学制3—5年不等。1905年2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学员，加习师范课程，毕业后派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师资。同年9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学制1年，次年毕业的学员，组编成为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对于在职军官，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北洋讲武堂，所有带兵军官均须到此学习进修，三个月一期，每期学员一百八十名，共培训了七百四十名在职军官。1906年6月，袁又奏办了保定军官学堂（即预计开办的武备大学堂），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深造科三年毕业，学员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这些学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当时的保定成为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1903年4月，慈禧太后曾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率领各校全体学生一千多人于道旁跪拜迎接。平时，袁世凯则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在保定，“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
如果说袁世凯有拥兵坐大，成为势倾朝野的权臣的野心的话，那也是在北洋时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当的权势和财力，得以广泛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业。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还聘用了日本顾问，并将李鸿章原来的幕府人员全部接收为己所用。这时候有个叫杨士骧的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徽泗县人，进士出身。是李鸿章晚年的亲信幕僚。庚子和议期间随同李氏办事，颇为得力，由李保荐为直隶通永道，次年擢升为直隶按察使。杨士骧为人“敏活机警，善揣摩人意41。”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长直隶后，杨向袁献策说：
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其谥号）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即左宗棠，湘阴为其籍贯，为尊称），一为李合肥（即李鸿章，合肥为其籍贯，为尊称）。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后，迁徙调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权，致使纵横十八省的湘军，几乎成为祭祀上的摆设（告朔饩羊），仅仅剩下了一个名词了。合肥较能掌握淮军，连年频发事故，于是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如今公继之而起，如果能够尽竭全力，扩练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的重心，隐隐（望北洋）如泰山北斗（“望岱”）了。他时（业绩）应与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即张之洞，南皮为其籍贯，是尊称）算得了什么呢！42
袁世凯自小就立有当大官，做大事的大志，杨士骧这番话正好搔到了他的痒处，于是视杨为知己，对杨“深依赖之”。他常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即张佩纶，幼樵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为其字）、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即张謇，季直为其字）只能算是半个而已43。”此后，袁对杨器重之外，还极力保荐，在袁的提携下，杨短短几年之中，升迁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东巡抚，直到1907年继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从袁杨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用人的另一过人之处，即他并不在乎他人与自己关系的深浅远近，只要有能力，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携不余遗力，把官职权位看得如同金钱一样无足轻重，不过是用以笼络人才的工具而已。这真正是做大事业人所应具备的素质，看一个上司是否有为，值不值得部下跟从，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惟亲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钱，好搞小圈子的领导者，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于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狭，用人自然就难于惟能是举，五湖四海了。
袁世凯深解杨士骧话中的三昧，决心借练兵扩军这个大题目保住并扩充军权，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但练兵扩军离不开钱，除去清廷下拨的专用经费外，袁还多方罗掘。通过大办实业，增加税赋，发行公债以充实地方财政外，据说袁世凯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一笔出自李鸿章。1903年，梁士诒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据他回忆：
我来到天津，住在总督衙门，有时也住在海关道衙门。在总督衙门与于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的车马费，全都由淮军银钱所送来。后来一想淮军裁撤已久，怎么还有银钱所的名目？当时只将车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来于徐颂阁师的宴席上见到王文韶，谈起李文忠（即李鸿章，文忠是其谥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出事例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当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后来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即荣禄，仲华是其字）而至袁慰亭（即袁世凯，慰亭是其字），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阔，是受李文忠之荫也。”我于是恍然大悟淮军银钱所送车马费的缘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洁，（身）当甲午（兵败）乙未（马关签约）的诽谤，而文忠不发一言（辩解），其度量也非同寻常啊。44
所谓“截旷”、“扣建”均为清代军队中的专门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被称为“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三十天计算，遇到小月（只有二十九天）须扣减一天，小月又称“小建”，故因小月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作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老李“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四十万两的收入；我们上面提到的周学熙对唐山细绵土厂的投资就动用了银钱所的收入。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九月，李文忠病故，调袁世凯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十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五百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十二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45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也起着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即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直隶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太后及庆王这类好货的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袁世凯的女儿曾讲述了一则袁世凯如何敛钱供奉太后的故事。
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即布政使，又称藩台）、臬（即按察使，又称臬台）、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的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八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同票号里的人继续蹉磨。票号里的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了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的存款数字，一共约有一百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46
上面这则故事中的做法不像是袁世凯的风格（袁在其同僚下属中人缘极好，似不会做如此绝情的事情），但此说出自袁三小姐，她又是得自乃兄袁克定，只好姑妄听之了。但慈禧的第一辆私人轿车来自袁世凯的贡献却是真的，轿车是德国的名牌奔驰，但老太后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于是名车也就成了宫里头的摆设47。袁世凯尽心侍奉太后和京城的亲贵大老是出了名的，所以能够放手做事，宠眷不衰。
袁世凯的新政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善政，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譬如，天津的电灯、电车就是他批准交由比利时的公司投资开办起来的。天津城的城墙毁于庚子事变之中，交还中国时列强的一个条件是不许再设城墙，于是旧城墙的墙基被重新规划成通行电车的道路。1906年2月16日，天津电车轨道建成通车，当天“搭客甚多，道旁观者如堵”；“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故意借口以为游览者。其为人所信任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48。”天津的电车是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意义上的城市电车49，比上海开办电车运营早一年。电车是个新事物，也给天津人的生活观念带来不小的变化，人们开始有了公共秩序、卫生和交通规则的初步观念、也使天津初步具有了近代化城市的面貌。
又如1905年动工，1909年全线通车的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自筹资金，自行设计并独立施工修筑的铁路，而它就是由袁世凯提议并监修的，詹天佑也是由袁一手择定并保荐成为会办兼总工程师的。
再如咱们北京老百姓最早喝上的自来水，也是袁宫保提议并派周学熙筹办的呢。周学熙《自叙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情：
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先是，北京井水苦涩，而且火灾迭见，慈禧太后问袁公（即袁世凯）防火有什么好办法，袁公回答说是自来水，并且保举我（即周学熙）来主办，因此奉调来京筹备一切。查看水源后，勘定在东直门外建厂，引京东北孙河的水入城。（于是）订购机器，建筑房屋，招集商股。当时的人全都知道京城的井水水质差，认为自来水一设，必会获利无疑，所以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金全额收足，亟意进行（建设），过了年即大功告成了。50
还有今天城镇中无所不在的警察，在中国也是袁世凯最先提倡搞起来的呢。列强交还天津的另一条件就是，城内和周边二十里内中国不准驻军。但城市治安不能不维持，袁世凯于是奏请朝廷，将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成巡警，分驻天津城郊，由于巡警不属于军队编制，列强也无可奈何。
由警政我们要说到袁世凯行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其行政乃至变法的前提，就是“安定地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或者说社会，因为社会也是由以老百姓为主体的人组成的）最怕的就是战乱，中国古时候有句民间谚语叫作“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讲的就是这种社会心理。大乱之后，人心思治，老百姓先要安居，而后才能乐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兴办教育，开发实业，推行新政。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从一接手直隶，他就沿袭山东时的政策，以强力的铁血手段贯彻自己的意志。
当时的直隶，兵燹之后，民生凋敝，盗匪如毛。在南直隶广宗县一带，有武举人景廷宾挑头的武装抗捐（即各省分摊的庚子赔款和地方上摊派的教案赔款）活动，蔓延数县，震动京畿；北边有口外的马贼不断入境骚扰；全省各地因闹义和团和联军占领期间的无政府状态，使溃散下来的义和团、败兵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结成众多团伙，横行乡里，为害一方；天津则是五方交汇、华洋杂处的杂八地，混混儿（地痞恶棍）是出名的多。面对直隶战后的乱摊子，袁世凯采用不同的对策予以治理。对因抗捐而起的民变，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瓦解景廷宾的群众基础，一面派出得力将领段祺瑞、倪嗣冲、马龙标等率领精兵分别由保定、德州合围广宗，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于5月8日攻破暴动者的大本营，两个月后抓获并处决了景廷宾；此后，又逐一平息了直隶各地的土匪变兵。对于都市里的土棍混混儿，袁世凯则以义和团余孽的名义痛下杀手，其实联军占领天津一年多期间，大肆搜杀义和团，拳民早已销声匿迹，袁将城镇里的土棍流氓指为义和团，是因为朝廷已明令“痛加铲除”，杀起来更为名正言顺而已。
自庚子乱后，拳匪余孽伏处天津，只要有人举发，全都交付营务处审决，大都处死。幕府娄椒生先生对项城（即袁世凯，项城为其籍贯，用作尊称）说，按法律应该从宽处理。项城回答他说：“这种人就像臭虫，孳生不绝，只能芟刈净尽，以遏乱萌。”大概是取《周礼》“刑乱用重”之义，所谓水懦火猛吧。不到二年，天津城市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发生一起盗窃案的记录，西洋人也为之叹服。51
外交“双簧” ＇八＇
袁世凯治理民乱的严酷做法在朝内引起了非议，说他“纵兵扰民”，还被人起了“屠民”的外号；朝廷也将参奏的折子抄寄给他阅看，有遥示警告之意。7月，袁上《复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针锋相对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者则害民者在所必除”。他举出庚子事变以为教训，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以杀止杀”，并以曾国藩“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的话自我辩解，表示“远之有粤、捻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岂非皆由乱民起事而成的吗？臣虽至愚，也知道煦仁小惠，足以见好于流俗。只是利害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应当只考虑个人。区区之心，只知道利国，不知道其他。”对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将领的要求，袁则一口拒绝，表示“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贻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52。”结果，段祺瑞、倪嗣冲等人不仅未受查处，反而由他奏保，加官晋爵，赏戴花翎了呢。
说到袁世凯以杀止乱的政策，我们要介绍另一个此时加入袁世凯班底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赵秉钧（1859—1914）。赵是河南汝州人，字智庵，文化水平不高，只是个童生。早年投军，后在山东任巡抚衙门巡捕，追随袁世凯到直隶，从低级官员一直作到直隶保甲局的总办。袁世凯创办警政，首先起用的就是与他的治乱思想一致的赵秉钧。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说赵“素谙津俗，莅事以猛为治。捕获会匪棍徒，以红封达知总督后立即处决，日杀数十人。凡拳匪、溃兵余孽，诛戮略尽，民赖以为安。当光绪癸卯、甲辰年间（1903—1904），析津繁盛，几乎道不拾遗；没有秉钧的着力整顿是做不到的53。”赵在袁世凯的班底中是个酷吏式的人物，但袁世凯在地方行政上面，主张“治乱世，用重典”，而赵秉钧的作风正对他的胃口。袁世凯对他的评语是，“才长心细，为守兼优，”、“智略兼优，长于缉捕”，保定、天津的巡警都是他协助袁世凯一手操办而成，故袁加以重用，并不断加以保举提携。在清廷推广北洋经验，在中央设立巡警部时，赵被委任为侍郎（相当于副部长）。赵秉钧一生追随袁世凯，说得上是忠心耿耿，袁对赵也提携有加，民国初年，赵继唐绍仪、陆征祥之后出任第三届内阁总理，后来由于牵涉暗杀宋教仁案而引咎去职。
袁世凯在山东、直隶以严酷手段镇压义和团，当时、后世都为人所诟病，论者或责其滥杀，或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称其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那么论者想过没有，如果当时你处在袁的位置上，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吗？像毓贤、裕禄那样放纵义和团，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赔偿，损失更多的权益，难道就好了吗？袁世凯能够顶住朝野舆论的压力，按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乡愿式地迎合大众的好恶，正表现了政治家所应必备的素质。
鲁人（即山东人）恨教民的欺凌，多同情于拳众的排外思想，见袁氏竭力压迫他们，全都大愤，而以“汉奸”、“二毛子”诟骂袁氏；街巷间也时有大书咒骂袁的文句的，就像今天的贴标语呼口号一样。等到津京的祸变酿成之后，大众才一下子改变了论调，而歌颂袁抚台不停口了。京津官绅避难者，麇集济南，全都有到了乐土的感觉。济南城的市面，繁荣气象，倍于平日。说到袁抚台，没有不说他是山东的福星，中国的伟人的。54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一国之君或地区的行政长官，其首要的责任是给天下百姓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治国为政的“大德”，而好行小惠，姑息养奸则足以偾事，诸葛亮的名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呢。
袁世凯在直隶所推行的另一项行政措施是，刷新吏治，改革陋规。所谓陋规者，即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是有清一代的一大稗政。清代官员的正式官俸十分低微，不足以维持与官员身份地位相符的体面生活，只够勉强养家活口而已。而为官行政所必须的办公费和聘用幕僚的费用，公家是不管的，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措，怎么筹措？自然离不开手中的权力，“于是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礼，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久而久之，见怪不怪，“明目张胆，昌言不讳，送者俨然以为是成例，受者取之而不觉其非”，就是所谓“陋规”了。陋规的存在，给贪污受贿蒙上了合法外衣，是导致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袁世凯初到直隶，想乘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契机，“将从前积习痛与刷除，务期兴利除弊，以维大局55。”袁整顿吏治的办法是厚俸养廉，“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饬官方为当务之急。然而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以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具体的作法是，不用公款额外支出，而是将现有的陋规化暗为明，化私为公，将各类陋规收入折合成一定的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现有正俸和养廉银外的合法收入，按月取领。此后上下级之间严禁“私相授受之事”，再有这种事，即作为贪赃论处。“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借口，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56。”袁的这一做法，很得朝廷的赏识，并将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国，9月14日颁布谕旨，“著各督抚仿照直隶奏定章程，将各项陋规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费以资办公，务期弊绝风清，认真考察属员，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实事求是之至意。钦此57。”
袁世凯在刷新吏治时也不忘人才的作育，他喜新而不厌旧，新老人物一概收而用之，对现任及候补的职官，则以考课、培训外加游历（即去外国考察观光开脑筋）来改造提高官吏素质。譬如在总督衙门下面先后设立了考验处、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以考课并培训在职与候补的官、幕、佐贰乃至杂佐人员，以求“扩其故步，瀹以新知”。此外，为开通风气，使地方官绅拥护新政，他分批派遣官绅赴日本考察学习，并以天津为实行地方自治的试点，创办自治局、议事会，设立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所，吸收地方士绅入会听讲，为将来的宪政作准备。联想到他十年后一心想作皇帝的那股子执迷劲儿，一般人还真想不到世凯也曾是政体改革的先锋呢！
由以上对于北洋新政的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到，本章所选奏折的十条建议中所涉及的作育人才、理财兴业、振兴武备和整饬吏治等四个方面，袁世凯是一一落实在北洋新政的实践中了，证明北洋时代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袁氏变法“十条”中首条所论，即详谋于前，力行于后，一旦“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北洋推行新政，并非没有阻力，时人称他“作事谋始，奋然兴举，大僚之牵掣，群吏之非笑，一概无所顾虑，而一意独行其所是。等到行之有效，（反对者）始服帖不再反对，而四方来参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天津，也都啧啧称叹于其初行时的不容易58。”此时的世凯，尚未被官场的“大酱缸”（借用柏扬先生的术语）腌透，事业上朝气、锐气十足，是个说到做到的干家子呢。
当然，袁世凯北洋新政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延揽、任用人才，北洋的局面远非当年的小站可比，因此“小站班底”已不敷足用。为此，袁世凯广泛延揽中外人才，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组建“北洋班底”。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严修、周学熙、杨士骧、赵秉钧等人都是北洋班底中的佼佼者。徐世昌曾评论说：“就幕僚方面，项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于等只办公事，杨士琦则能办其私事，庆军机（奕）诸权贵皆由杨勾通。杨虽未任职务，固坚决主张君主（制）者，项城令其居住中南海万字廊，始终运筹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为张一鮕、沈兆祉、闵尔昌等59。”现在简略介绍这个班底中的其他重要成员。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县人，杨士骧之弟。光绪壬午年（1882）举人，后以道员身份在直隶试用，1901年随李鸿章入京和谈，担任李鸿章与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之间的联络员。尽管二位“全权”之间心存芥蒂，由于他富于机变，巧于周旋，故李、庆双方都很赏识他，这在官场中是需要高难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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