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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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积而不知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这便是郭嵩焘对他自己后半生涉猎洋务的最后感想，真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衷”矣。郭嵩焘逝世后，严复感念当年海外的知遇之谊，心情沉郁地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蒙童，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琢，离忧岂仅屈灵均。”［34］对这位先驱者一生所遭受的境遇，表现了极大的悲愤不平。
严复留学英伦只有两年多的光景，但在他的一生中，这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他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实际考察了英、法两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耳濡目染各种业已流行的思想理论和五花八门的学术新潮，这些为他维新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养料。严复成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在思想上远远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与他个人的这段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1·3仕途维艰，科举落第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严复自英伦学成归国。那时福州船政学堂亟需教员，船政大臣吴赞诚遂聘他充任该学堂后学堂的教习。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新创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经陈宝琛推荐，调严复去任总教习（即相当于教务长）。自此，严复在该学堂任事20年，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为避难，离津赴沪，才脱离这个学堂。
就在严复回国的那一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对他个人前途极为不利的事，这就是沈葆桢的去世。在洋务派的几位大员中，严复与沈葆桢的个人关系最为密切。本来福州船厂是湘军系统的左宗棠、沈葆桢所创办；由于沈葆桢的赏识，严复才以第一名的资格录取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后来又因沈葆桢与李鸿章的会奏，严复这一批学子才赴欧州留学。可以说，沈葆桢是严复个人事业发展的恩主。光绪初年，沈凭借两江总督的显赫地位，努力扩充南洋水师，发展个人势力，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以这种势态发展下去，严复自然可以得到沈葆桢的罗致和提携。不料严复刚回国几个月，1879年（光绪五年）冬沈葆桢就病卒，全部海军势力逐渐落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中，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严复与李鸿章发生了长期的主属关系。
严复不属于李鸿章嫡系的人物，李自然难以引其为心腹使用；加上严复个性狂傲，不易与人相处，其升迁自然受到影响。早先严复在英留学期间，深谙世情的郭嵩焘对他的个性就颇为担忧，“又陵才才，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35］严复后来在仕途的经历虽然并不像郭氏预言的那样惨，但其“负气大盛”“太涉狂易”的孤傲性格不能不给他带来某些障碍。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位是总教习。实际上，却承担了总办（校长）的责任。总办须由候补道一级的官僚充任，而严复当时的资格仅是武职的都司。过了九年，也就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严复37岁时，才连捐带保弄到一个“选用知府”的官衔，由此升任为会办（副校长）；1890年（光绪十六年），再升任总办。又过两年，从“选用知府”擢升到“选用道员”。［36］而这时严复已是40岁的人。
仕途发展不顺，严复的心态自然表现出不满。本来海军是他的专业，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应说可以施展一技之长。可是，北洋水师学堂在李鸿章及其亲信的严密控制下，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37］因此，他虽在该学堂任职长达20年，只不过是徒具虚名，根本没有实权。诚如陈宝琛后来所言：“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38］严复对此不免产生苦恼，他在《送陈彤卣归闽》诗中悲叹道：“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苦闷到极点时，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如今落得“举时相视如髦蛮”，［39］觉得自己从西方刻苦钻研所得的一切完全是多余，于仕途无补。不然，自己为什么会被人视如“髦蛮”？在官场上被人轻视，在现实中屡受挫折呢？！
组织关系的疏离，在严复和李鸿章之间横下了一道天然鸿沟。思想观念上的歧异，更使他们变得难以理解。19世纪6o年代至甲午战争前夕，正是打着“自强”“求富”’旗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严复在英国获得的经验和他个人归国后的遭遇，使他切实意识到李鸿章这位显赫人员“洋务”观的缺陷，他不相信“移花不移木”式的洋务运动可以拯救中国，可以使中国复兴，海军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洋务派只愿采西方“技艺”之长，建船厂，造军舰，不愿对海军的管理和训练完全接近代化的标准进行，结果新装备的水师都经不起实战的考验。当时在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严复说：“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君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40］赫德的这番话对严复刺激很大，他深悉清朝海军内部的腐败情形；中法战争海战的失败，更加强了他这一意识。
洋务运动举步维艰，难期成效。而濒海相望的日本挟持明治维新蒸蒸日上的气势，咄咄逼人。严复“慨夫朝野玩愒”，就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悖牛耳！”［41］他的这种愤激言论，自然不为保持谨慎和温和姿态的洋务大僚李鸿章所接受。李“患其激烈，不之近也。”［42］这就无形之中拉开了他和李鸿章的距离。加上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与法国公使谈判于天津，为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严复，他“愤而自｛足束｝”。双方产生了不解的疙瘩。
在京、津的上层官僚机构中，严复目睹了官场的腐化、糜烂情形，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不无失望地写道：
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43］
官场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无情地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也增添了他几分思乡的忧愁之情。他写信给伯兄观清说：“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44］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严复内心孤独、寂寞和怀才不遇的心境。
严复的仕途坎坷，归国的同学平步青云。林永升、方伯谦、林泰曾当上了管带（舰长），刘步蟾则由参将、副将擢升到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即分舰队司令，职位仅次于水师提督丁汝昌。相形之下，严复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也就在这时，他染上了鸦片癖，这多少反映了他对国家的苦难和自己的遭际的无奈和消极。的确，当黑暗吞噬整个社会时，自然也可能吞噬它最优秀的精英。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有幸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接近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洗礼，已经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眼睛，又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这毕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为了寻找个人的出路，从李鸿章的行政走卒的地位中摆脱出来，严复试图另谋出路。他曾与王绶云（慈劭）投资创办河南修武云的煤矿，资本逾万，严复约占其半。这种在私人工矿企业中投资的兴趣，反映了他两重的愿望：一是争取经济上的自立和富足。在北洋水师学堂的20年间，严复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已成为三个儿子的父亲。原配夫人王氏殁于1892年，续娶了造室江氏，离津前又娶继室朱夫人，这二妻一妾共给他生育了五男四女，组成一个庞大的家庭，成为他一生无时不予操忧的生活负累。二是实现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价值观，即发展工商业是一个社会近代化的基础。但严复投资工矿业的举措，并无补于他的政治活动，故他仍不得不为跻身上层官僚社会作不懈的努力。他曾听说张之洞对他“颇有知己之言”，于是打算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45］可此事并未如愿以偿。
在另谋发展的尝试中，严复最寄予希望，且费力最勤，而再三碰壁的是科举考试。原来严复学成归国时，“见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维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因此，他想博取功名，提高社会地位，“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毂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开转移”［46］，他自信学问根柢不错，乃“发愤治八股，纳粟为监生”，以为可以在科举考场上打通一条道路，由举人、进士、翰林而至公卿，以实现自己平日的抱负；或至少也可以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1885年（光绪十一年）秋，严复回福建原籍参加乡试。遗憾的是，八股文与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高材生没有缘份，严复名落孙山。以后，1889年、1890年又两度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1893年，再到福建参加乡试，均——一落第。“荧冥短檠灯，凄惨长屈蠖”［47］的诗句，道出了严复科举失败后那种凄惨的状态。
科举考场上的败北，自然不能说明严复智力能力的低下，或者表明他忽视自己的经学修养。它只说明，严复尚无法迎合当时八股文的考试方式，摸透其中的诀窍；陈旧的考试制度亦不能容纳和接受具有“新知”的饱学之士，为其才学的发挥提供用武之地。科举考场将严复摒绝在上层官僚社会之外，也排斥了一批与严复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结果造成了清朝官僚政治机制的萎缩和僵化。就严复个人来说，这些羞辱的经历，除了给他带来重重痛苦外，也使他在甲午战争后更为猛烈地攻击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
在仕途不顺、科举失败的那些暗淡日子里，严复的思想和学术却有幸获得潜滋暗长。北洋水师学堂环境幽雅，设施齐备，“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48］在教务之余，严复可静心阅读中西书籍，从事著译活动。这时，他继续追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阅读那些能反映时代水平的西方名著。1881年，严复通读了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ofsociclogy，现译为《社会学研究》，作者注），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典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他在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所撰的“译余赘语”中，回顾了自己阅读此书的体会，写下了一段深刻的感言：
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意未尝晦也。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49］
由于斯宾塞的著作对严复以后的思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他在阅读此著的最初反应。
《群学肄言》是斯宾塞应热情的美国信徒尤曼斯教授的要求所写，原书出版于1873年。斯宾塞在该著中并未合盘托出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对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系统阐释是在后来完成的另一部巨著《社会学原理》中，《群学肄言》则可视为《社会学原理》的入门之作。“它为创立社会学（科学的皇后）概述了所有情感的、伦理的、理智的预见。斯宾塞描述了妨碍真正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产生的一切主观偏见和客观困难，然而在许多篇章里又错综地交织着无数他自己的偏见。”［50］
严复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时，他的独特感受是什么呢？首先，他惊奇地发现这部书的某些思想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加强了他将斯宾塞的思想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的信心。
严复在读斯宾塞的著作以前，他“尝言生平独往偏至之论”，而《群学肄言》一书，则“实兼大学中庸精义”。例如，《大学》中有一句名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里讨论的是在诚意、正心和致知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它强调道德的发展和完善伴随着知识的进化，道德修养应与知识成熟“同步”。而斯宾塞也认为，追求知识是与克服情感及道德的扭曲，亦即与某种程度的超脱相联系，这种超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上的修养。
也许严复当时已认识到，指出西方科学的高度伦理性的基础，可以提高“蛮夷之学”在充满敌意的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有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输。因此，他不仅肯定斯宾塞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经典《四书》有其相同之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他还力图证明，真实的知识恰恰是要运用西方科学方法发现的知识。这种知识既是“诚意”的反映，又将人们导向“诚意”。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和留学英国所获得的科学知识，使他自己切身体会到。这些科学知识不仅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包含着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作用。在人类获取知识、智慧的道路上只有科学的进化才能真正获取古代圣人所梦想的澄清所有情感蒙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贯穿着理性精神的西方科学蕴含了道德的品格，坚持了《中庸》中所追求的“中庸”之道。
其次，严复在斯宾塞的思想中找到了解开西方“成功”之迷的线索，发现了西方科学方法与建设近代社会文明的内在联系，这就为他的维新变革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科学、真诚和正直构成正常社会的基础”。斯宾塞如是说。为此，他探讨了各门具体科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学是一门包括所有其他科学的科学”。每一具体科学则提供一种“特定的思维习惯”，例如，数学和逻辑学“提高关于联系的必然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物理学和化学“增强人们对原因、效用和结果的认识”；生物学则教导人们懂得“连续性、复杂性、因果关系的偶然性”等。这种思维习惯对于掌握这一所有科学的最高综合科学（社会学），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斯宾塞的上述探讨主要是在该书的第十三至十六章中展开，它们冠以“规范”的章名。由于斯宾塞对社会学的含义所作的宽泛解释，这就不仅为严复提供了一个科学体系的框架，而且为他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正如后来他在《原强》一文中所说：
斯宾塞尔者……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之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51］
严复将斯宾塞的思想由一种社会学理论推广到实际的社会生活，视其为变革社会的药方，亦即提供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的药方，这与斯宾塞的初衷已相去甚远。斯宾塞当初写作这部书，并不是为那些前近代化的社会而写，而社会学与一般的“应用科学”不同，它不是作为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构造出来的。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试图为一个合理化的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作出解释，仅此一点对严复来说也许就够了。严复的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导向西方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基本线索，并将他所发现的这条基本线索贯穿到中国社会变革中去，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能深深吸引和打动他的关键原因就是在此。严复自以为在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中已经找到了解开西方成功之迷的线索，找到了能供岌岌可危的国人摆脱困境、“修齐治平”的思想武器。
除了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外，严复还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篇》、柏捷特（BagehotWalter，今通译白芝浩）的《格致治平相关论》（PhysicsandPolitics）两书，可惜这两部译稿已佚失。大约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严复认识了一位名叫宓克（Amichie）的英国人。当时长江流域一带“教案蜂起”；宓克“深忧夫民教不和，终必祸延两国；而又悯西人之来华传教者，胶执成见，罕知变道，徒是己而非人，绝不为解嫌释怨之计，”［52］故特著书《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inChina，现译为《传教士在中国》）。书分四篇：“首发端，次政治，次教事，终调辑大旨。”［53］宓克的宗教观点是非正统的，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批评传教士在中国“胶执成见”的做法；另一方面严复翻译此书，则是希望藉一个外国人反对传教士的观点，“为他的知识界同胞提供有威力的新武器”。［54］但他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有关严复在这一期间与“中学”方面的关系，我们没有详细的史料可资讨论。可以断定的是，他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在传统经学、考据学和古文写作方面作一番必要的准备，他的这些工作尽管在科举考场上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后来的政论、译文和古籍评点等方面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致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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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与伯纯如书》（二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26页。
［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收入《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收人《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5］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18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页。
［8］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载《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
［9］《为周养庵题篝灯纺织图》，《严复集》第2册第388、389页。
［10］《送沈涛园备兵推扬》，《严复集》第2册第364页。
［1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2］转引自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第2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1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5］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6］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7］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7页。
［19］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第1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0］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4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21］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62页。
［22］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50页。
［23］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6页。
［24］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8、589页。
［25］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37页。
［26］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53页。
［27］《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
［28］《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29］《严几道文钞》第81页。
［3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49页。
［31］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5页。
［32］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7、664、665、667页。
［33］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第十三章《西方文明对郭嵩焘的影响》，中华书局1985年版。
［3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
［3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4页。
［36］参见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37］严复：《与堂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38］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部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
［39］《送陈彤卣归闽》，《严复集》第2册第361页。
［40］《《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41］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6页。
［42］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
［43］《与四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44］《与伯兄观清书》，《严复集》第3册第730页。
［45］《与四弟观澜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46］严遽：《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47］《太夷继作有“被刖”诸语见靳，乃为复之》，《严复集》第2册第368页。
［48］张焘：《津门杂记》中卷页19，光绪十年刊本。
［49］《《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
［50］（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26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1］《原强》，《严复集》第1册。
［52］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9页。
［5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9页。
［54］（美）许华茨：《严复与西方》第30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
第2章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　
——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仅在于它在政治上实行变法，将变革的锋芒指向政治制度层面；而且在于它破除中国知识界的沉闷局面，除旧布新，启迪民智，推动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先导。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广泛影响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维新阵营与其他领袖人物的区别之处在于他不单纯拥有坚实的“中学”基础，还具备深厚的“西学”素养。他在当时的士林学子中，堪称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这就使得他在建构自己的维新理论时，能运用西方近代的哲学理论，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更接近现代意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维新思路。他别具一格的维新思想和西学译介，使他在维新阵营中独树一帜。他独自一人组成维新派的一个方面军。对于严复的思想独特之处，前人因其过于浓厚的“西学”色彩和在行动上对维新变法的某些保留，都颇不以为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其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正是严复超出同侪的过人之处。　


2．1从救亡走向维新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海军陆军一败再败，洋务派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毁于一旦。泱泱大国败于弹丸小国的严酷事实，犹如一声惊雷将沉睡的国人震醒，对沉浸于科举考场的严复也不啻是当头捧喝。“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熸矣。”［1］噩耗哀讯接踵而来，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这位青年学子心中澎湃的爱国激情，迅速化成了急迫的救亡使命感。　

恰巧在1894年下半年，严复“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2］这时候，他俯读西书，仰观时艰，感受特别深刻。二十余年的西学积累和生活阅历，至此似乎水到渠成，豁然贯通。他“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相形之下，他强烈感受到中西学术之间的反差太大：　

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作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3］从中西学术比较中，严复旋即体察到迫在眉睫的民族危难。他得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由也。”［4］“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5］中国要振兴，当从此入手。严复油然而生思想启蒙的责任感，正如他后来致梁启超信中所忆：“甲午春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6］1895年2月至6月间，严复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如果说，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着重从政治角度，运用传统三世说，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那么严复的这些论文则主要立足于学术，通过中西对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开中国新文化之先河。　

《论世变之亟》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他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强调要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所谓“运会”。严复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的危难处境不是一时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我国人不虚心以求西方真相，徒塞一己聪明以自欺。”在这种危机面前，只有认清时势，把握历史的进化规律，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成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他批评守旧者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飞车不至，则神洲之众，老死不与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