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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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也，而道之能事尽矣。”［58］借用《周易》来为自己论证，实际上还是九五至尊真龙天子传统观念在作祟。
在认识论上，严复的某些评语重复了庄子原著的形而上学观点。例如，“似道之物，皆无始卒。无始卒者，惟环可言，则由是往复周流之事起矣”。［59］对事物的变化作了循环论解释。又如，“夫终身役役，而不成功，不独人道有如是也，而尤然。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寒暑之推迁，昼夜之相代，生之万物以成毁生灭于此区区一丸之中。其来若无始，其去若无终，问彼真宰，何因为是，虽有大圣，不能答也”。［60］“天地若同宇宙，则其物固为不可思议，亦不得云自无而有，若其义如此易了，何须费词乎？”［61］对天地万物的奇妙变化“不可思议”，这又明显沾上了不可知论的色彩。按理说，严复所处的时代与庄子已大不相同，严复所具备的科学素养也决非庄子所能比拟，而他所列举的日月、江河、寒暑、昼夜等，在当时也并非“不可思议”，不能解释。严复在认识论上之所以陷入一种“不可知论”
的困境，这是他对自己的思想主张力不从心，对现实的变化无法把握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反映。因此，就《庄子评语》所反映的哲学倾向而言，严复大体可归入机械唯物论一列。
《庄子》是一部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学著作，书中许多处使用了形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言词自然是激烈一些。严复接受过近代科学洗礼，故对事物的看法往往能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在“为之斗斛以量之”一语上，他批道：“然而以为大盗利用之故，谓斗解权衡符玺不必设，设而于人事无所利焉，此又过激之论，而不得物理之平者矣”。［62］如果真的废除斗斛、权衡等度量器，正常的市场交易就无法进行，人类自然只能退化到原始状态中去。
严复的《庄子评语》还充满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他对《庄子·骈拇》篇评语道：“此篇宗旨在任性命之情，而以仁义为赘，先以形喻，次以官喻。”［63］并对“性”、“德”等词作了语义分析。“性”（Nature），“与生俱生，曰性；群生同然，曰德；因人而异，曰形。”“德者，群生之大同，非全生之本。”［64］在严复心中，“性”就是顺乎自然，“依乎天理”。“德”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庄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严复则认为，中国社会并不是利器增多，而是道德沦丧，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他感叹道：“呜呼！今之西人，其利器亦众矣。道德不进，而利器日多，此中国之所以大乱也。”［65］严复反对庄子美化愚昧落后的原始社会的倾向，以为“此说与卢梭正同，然而大谬。所谓至德之世，世间固无此物。而今日非、澳诸洲，内地未开化之民，其所当乃至苦，如是而日至治，何足慕乎？”［66］他借题发挥，激烈批评卢梭的《民约论》等书，“以初民为最乐，但以事实言之，乃最苦者，故其说尽破，醉心卢氏学说者，不可不知也”。［67］
《庄子·人间世》一篇论及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严复据以推论微因巨果以察事变。“今日所种之因虽微，而其结果可以至巨，观予吾国金陵、天津诸条约，皆成今日绝大厉阶”。［68］对于西方列强侵略我国，强迫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严复指出它是危及国计民生导致无限祸患的根源，表现了极为深切的爱国热情。
以上就严复的《庄子评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间题作了评述，借以反映严复思想的一个侧面。此外，该书的文字训诂部分具体细微，对《庄子》研究亦有助益，限于学力，不再赘述。
4。3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严复虽非文学评论家，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在诗歌方面，他带有唯美主义倾向，认为诗歌是至无用之物，他说：“嗟夫！诗者两者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可以为强，世之乱者不可以为治。又所谓美术之一也。美术意造而恒超越夫事境之上，故言田野之宽闲，则讳其贫陋；赋女子之妍妙，则掩其佇□。必如其言，夷考其实，将什八九无是物也，故诗之失，常诬至愚。其为物之无用，而鲜实乃如此。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69］
在《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一文中，严复表达了与上文大致相同的看法：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王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70］
由上可见，严复对于古代诗文、书法、金石篆刻都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东西，不可以充饥、温寒、强国、治世，因而它们都是最无用的东西；这些“无用之物”之所以为人们所用在于它们可以供人“怡情遣日”，或曰“移情遣意”。因而人们在从事欣赏或创作诗文、书法、篆刻艺术活动时，最正当的态度就是把它们自身当做目的，“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这样它们才能得到发展和繁荣。如果“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像古人参加科举考试那样，用它们来追求“声名”、“利禄”，则无异于适足以亡。
将严复的见解与中国古代各家诗论加以比较，就其把诗歌作为艺术，是作者表现自己想象、注意虚构的东西，这颇类似于齐梁间的唯美主义艺术观；而他把诗歌与人的关系，比作草木之花英，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到至深而莫能自制，这又近于魏晋时期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使他与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汉儒所说的“先王以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71］等正统的文艺观，产生了一定的歧异。应当肯定，严复针对传统士人以诗文“弋声称、网利禄”的做法，提出反对“术”的态度，主张“鹄”的态度；针对旧文人苟且粉饰的创作作风，提出“发于自然”的主张；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是针对封建的“文以载道”而发，它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考察古典诗歌的基础上，严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他赞美“李杜光芒万丈长，坡谷九天纷咳唾”。但他又主张“老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这就是说，作诗要随着时世不同而有所创新，不必去分别是做唐诗还是宋诗。只要“取经爱好似未害，他日湘帆随转柁。清新俊逸殆无援，着眼沉郁兼顿挫，”也就是说诗歌只要“沉郁顿挫”，可以听凭各自的爱好，所谓沉郁，就是要求内容的深厚，所谓顿挫，就是要求激情的唱叹，构成音节的跌宕。这就是严复对诗歌创作的看法。
在散文方面，严复沿承了从孔子以来儒家一派正统的观点。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引用了“修辞之诚”、“辞达而已”、“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话，认为“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72］以此为依据，他提出越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越易于“达”，用近世通俗的文字，作到“达”反而比较困难。他用文言来进行翻译的缘由亦在此。
严复以汉代古文翻译西书，虽然赢得了旧学根柢不错的人的理解，但不易为一班青年知识分子所阅读。梁启超对此颇有意见。1902年，严复翻译的《原富》问世后，梁启超一方面加以推荐，称许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一方面也指出这部译著，“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效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梁启超当时并未提出要废文言，倡白话，但他认为“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有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练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73］
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持抵触的态度。他认为通俗的文字，决不能翻译西方艰深的理论著作。他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意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74］其次，他认为西方并不存在“文界革命”。他说：“且文界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之文萃，以当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于古人，至于律令体裁，直谓之无微之异可也”。再次，如依梁氏之说，“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最后，他翻译的“学理邃赜之书”，读者对象不是学僮，而是多读中国古书的人。
严复推崇古典文言，反对通俗白话，他本着这种观点反对新文学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亦持贬议。他在致学生熊纯如的信中说：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言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侯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书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梦》。下者书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糠匏，正无如退化何耳。［75］
严复轻视语体文写成的文学作品，说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宋元以降词曲、小说兴起的背景，并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所以他轻视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坚持以屈、宋、李、杜之诗，马、班、韩、柳之文，才真正是文学中的典范之作这种正统的文学观。这也就无怪乎他认为新文学是一种退化现象。
就严复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主要是在散文方面。他从1895年在《直报》上发表第一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开始，到逝世为止，26年中共发表了96篇文章。体裁大都是政论文，其余大都是碑传序跋一类记叙体，有一两篇赋体祭文。文章内容涉及全球大事、社会古今、中西学术，书报评介直到名人行状、办学章程等，无所不及。此外，严复给亲友学生所写的大量书信，也可视为随感录式的简札体散文。
严复的散文在当时被归为桐城派。他本人与清末桐城派的主要代表吴汝纶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两人书信往来，切磋译书，吴汝纶还为《天演论》和《原富》两书作序，对严译推崇备至。吴称誉《天演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76］“追幽凿险，扶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77］而严复对吴汝纶也很尊重，他以钦敬的口气对吴说：“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78］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严复常语：“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图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79］1903年初，吴汝纶病故。这时严复正想将已译完《群学肄言》一书寄给吴汝纶，请他作序，闻此噩耗，严复哀恸不已。在该书《译余赘语》中说：“呜呼！惠施去而庄周忘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
吴汝纶在晚期桐城派作家中居于坛主地位，以其资历深望，为《天演论》作序，对该书的风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桐城派到清末已是强弩之末，在文学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吴汝纶虽然思想开明，为了保住桐城派的阵地，他也力主把《古文辞类纂》列为学校必修课，并极为赞誉严复和林纾用古文来传播西学。按照桐城派文学的“家法”，写作须“清通、质实、雅驯”，富有“神气”。如果抛开桐城派末流把这些规范变成僵死的教条而阻碍新兴文学运动的发展这一点不谈，作为散文艺术的一般要求，这些主张确有其一定的美学价值。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与这些审美取向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严复的译文尽量“化俗为雅”，甚至“与其伤洁，毋宁失真”。严复的文章，较之他的译文，并不刻意求雅，而是自由舒放得多。虽然在写作技巧上他吸收了桐城派严整峻洁、音节铿锵的特长，但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严复散文最大的特色是以理胜、以情胜。在说理上，他运用西学逻辑推理之法，演绎、归纳，论据翔实，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特别是当他热情洋溢介绍科学、疾痛惨怛地指陈积弊、慷慨激昂地呼吁救亡时，他就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也顾不得讲究什么“气清体洁”、“清淡简朴”的桐城规矩了。试看《救亡决论》中的一段分析中国积弱不振原因的文字：
“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我！今者，吾欲与之为微词，则恐不足发聋而振聩；吾欲大声疾呼，又恐骇俗而惊人。虽然，时局到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儒儿，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80］
清晰的思想、强烈的感情、铿锵的语言，若如以石击水，激烈地冲撞着读者的心灵，使人悚然、憬然、奋然。可以说，严复的议论文，以其内容之博大、思想之新颖、推理之科学，决非同时期其他桐城派作家可以比肩，他已在许多方面突破桐城派的文章格局。
对于严复的议论文，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里批评道：“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在《社会通诠商兑》里还说：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扰未离于贴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81］章氏这段批评是从政治立场指责严复反对民族革命。不过，在此他却道出了严复议论文的主要特征：它并不像桐城派那么温柔敦厚，那样简雅含蓄，而是笔端常带感情，通过反复的强调及有力的节奏给人以艺术感染。而这正是严文的长处所在。
严复的诗歌作品主要结集在《愈懋堂诗集》里，他老年也自称为愈懋老人。懋就是野，愈野即愈鄙的意思。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82］这就是说，严复认定愈愚为救国之急务，所以他启称为愈懋老人，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愈懋堂诗集》。
严复创作的诗歌，以七言古、近体较多。题材有纪事、题咏、唱和、感赋、教子、赠徒、寄友、挽逝、论艺等。诗中充满了对家国身世的感喟，多带一种失落感，调子比较低沉，是其一生坎坷境遇的反映。
严复的诗，一般说来，语言朴实无华，抒情比较真挚，不做作，不浮夸，这是其长处，如《哭林晚翠》一首：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昼昏，池荷清逭暑，丛桂远招魂。投分欣倾盖，湛冤痛复盆。不成扶突弱，直是构恩怨。忆昨皇临极，殷忧国民屯，侧身收杞梓，列群贡玛�＇。岂谓资群策，翻成罪莠言，衅成基近习，祸已及亲尊。惝恍移宫狱，呜呼养士恩，人情方翕訾，天意与偏反。［83］
但严复作诗往往偏重议论，喜欢用典，有些作品意境不深。他的一些纪事、游记诗，平铺直叙，较少余味。只要不过分讲求喻理、论事，而任凭感情的自然抒发，他的笔下就会出现清隽可颂的佳作。如《和寄朝鲜金泽荣》、《书愤，次伯远韵》、《再题惜别图》、《赠英华》、《痛中述怀》等就属于这一类。
清末诗坛出现了同光体派，它对严复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同光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他们提倡学习宋诗，做诗讲求学力，比较重事理，不大讲意境，文字上追求古奥，反对“浅俗”。“同光派’，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分庭抗礼，各自都组织了“诗社”。从严复的艮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参加“同光社”的“修楔”活动的记录。严复和他们凑在一堆，可能除了和诗抒情，沟通感情外，还有其某种情趣的一致。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这样谈及严复：“几道劬学，老而弥笃。每与余言诗，虚心翕受，粥粥若无能者。”陈衍的话语可能有自夸之嫌，但他当时的诗名很大，严复对他表现得比较谦虚完全有可能。严复在古典诗歌中最喜欢王安石的作品，留有《《王荆公诗》评语》一书。他认为，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积弱之时与清末情形相似，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精神和救世泽民的心胸，反映在诗歌上，不是一般“曲学陋儒”所能理喻。王安石的诗是政治家、思想家的诗，而不像苏东坡、黄庭坚那种“诗人之诗”。他评论王诗的重点不在诗艺，而在于“学术本源”。这种看法与“同光派”提出的“学人诗”，“诗人与学人合一”的主张不谋而合。
比较严复创作的诗歌与散文，无论从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社会影响来看，都是文胜于诗。他的诗风和文风比较接近，朴素简洁，注重论事和修辞，不尚夸张，笔锋常带感情。但因过于偏重事理，逻辑自然相对严谨，这就拘束了艺术形象的表现，故其文之长反为其诗之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严复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一般宥于文体论的层面，更多地强调严译名著的古文文学价值。而从理论上对严复在整个近代文学观念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欠缺应有的估价。出现这一情况，与近人对严复的评价有极大的关系，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读了严复《天演论》这部文笔雅驯的译稿后，喜出望外，大有“刘先生之得荆州”之慨，遂为《天演论》作序，盛推严复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译文。如果说吴汝纶对严复译文的推崇，有借严译扩大桐城古文影响之用意的话，那么后来胡适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则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视角出发，他认为“严复译的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84］可见，吴、胡两人的评价视角互有区别，但他们评价的文本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只以严译为讨论对象，肯定严译在传统文学中的价值。
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局限于严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复本人的身份。应当承认，严复首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一位专门性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虽对文学问题时有议论，但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不如他介绍进化论和西方学术著作那样，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严复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与他讲究功利的实用主义观点自然发生了冲突，故他认为文学无用，这种对文学功能的贬抑态度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文学可以改造社会的理论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在文学趣味上，严复崇雅反俗。他以文笔渊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固然有将西方哲学这副难咽的“苦药”，饰以古雅的糖衣使泥古而自尊的士大夫乐于吞咽之良苦用心，但它与“修辞立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儒家传统文学观念的渊源关系亦不可否认。正是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严复反对白话文，对新文学运动持抵制态度。
然而，严复对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文学发展，并不在他自己所持的文学观，而在于他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进化论。正是借助进化论这一思想武器，中国文学找到了自身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突破口，而这一切，也是注重思想革新而忽视文学革新的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古典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领风气之先，倡导文学的创新，提出文学创作要尊心、尊情、尊自然，呼唤文学改革的风雷；但他们限于诸种条件的限制，却提不出具体的文学改革方案。经世派掀起的爱国文学浪潮，虽为文学带来了一线生机，毕竟无法冲破层层迷雾。直至戊戌变法前夕，文学界依旧保持传统的格局，没有多大变化。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骚并溯，尊重古训的深重旧习，压抑了文学的创新机制，使得文学在创新与复古的怪圈内转来转去。《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花月痕》等小说欲将明清以来的小说推向极至，但画虎不成反类犬，渐入狭邪。曾国藩的诗文创作虽矫正了前期桐城派的空疏之病，带来了桐城派文学的一度中兴，但又为古文创作增加了许多禁忌和偶像。宋诗派决意冲破“诗必盛唐”之定见，转而膜拜宋人诗法，寓义理于诗情，结果导致诗的异化。常州词派力图改变词为“艳科”的形象，但他们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话引导下，把词变成了一曲旧时代的挽歌。迈入近代后的中国文学，仍旧在古典文学的框架内运转。
中国文学从古典向近代演变，肇始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而究其发生、发展，严复确有功焉。戊戌变法期间，维新志士为推动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主张以文学启迪民众，实行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命。指导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严复宣传的进化论。文学革新运动是以“小说界革命”为发韧的。而“小说界革命”
的倡导者正是严复。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一词即含贬义，到了晚清这种色彩仍很浓厚。一般文人认为，小说既因缺乏真实而和历代史书相抵悟，又因行文轻薄，事涉淫乱，且常有聚义反叛的描写，而被视作末技小道，摈弃于文学的大雅之堂外。严复、夏曾佑破除传统文学成见，1897年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85］一文中，即以传统态度承认小说的力量，又以外来的进化论学说说明它内在的感染力。认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并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论证英雄男女为人类的普通性情，“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不能以描写英雄、男女之情而菲薄小说。严、夏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呼唤小说革新的第一声。
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发抒其说，认为欧洲各国变革之始，皆寄于小说，“各国政界之日进，则小说为功最高焉。”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并写了发刊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开首就肯定小说的教育价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文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超过经史与诗文，应该居“文学之最上乘”地位，并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严、梁的上述三篇文章，开“小说界革命”之先河，在文学界一时产生了巨响。由于严、梁是驰名学界的泰斗，他们的开拓性文章被人们当作新文学的宣言书，这就预示着一场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严复对“小说界革命”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最初发动，还在于他宣传的进化论从根本上引发了一场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人们认同小说的文学正统地位，是因为社合进化论唤醒人们不再拜倒在返古问雅、诗文正宗的传统古训下，并且将迅速衍化成文学的进化观，由雅向俗，认同宋元以来的通俗文学，革新改造以往的民间文学，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不可遏抑的趋势。梁启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趋势，将进化论推衍到文学领域，对文学的内部结构进行大胆改革。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展开，靡不循此轨道。”［86］他对中国文学自宋元以降为退化时代之说深为不满，认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87］既然小说这种俗语文学的代表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就应使它发扬光大。为此梁氏大声疾呼：“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88］在“小说界革命”推动下，小说创作迅速繁荣。《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等小说杂志接踵间世；《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纷纷刊发；以林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将大批欧美小说译介过来。“小说界革命”及其由此带来的小说创作繁荣局面，不仅将小说从文学的边缘移到了文学的中心地带，打破了诗歌散文主宰堂奥的传统文学格局，而且还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到来铺垫了重要的基础。
“小说界革命”由进化论引发，“诗界革命”也是如此。梁启超在1899年明确提出“诗界革命”，深感：“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可见，梁启超反对厚古薄今，坚信今必胜古，是接受进化论影响的结果。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手。在理论上，他也受进化论影响，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创作原则；创作上．他以俗语入诗，以散文笔法写诗，将世界各地的科技发展与社会变化及其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纳入诗歌的创作内容，纠正了早期诗界革命诸子“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偏颇，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