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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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四月，明廷派遣都督佥事武忠（女真人）作为使臣，招抚建州等卫首领入朝进贡。董山等人听抚入京，贡献马匹和貂皮。成化帝特令大臣召集建州大小首领集会，告诫说：你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是朝廷的属卫，世世受朝廷的爵赏，允许在边方居住，朝廷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竟纵容部下侵犯边境，掠夺人、畜，背恩负义。依照祖宗的法度，本难容恕。然而，鉴于你们服罪来朝，我皇上体念天地好生之德，姑且宽宥，命你们归还部落，务须各自改过自新，严戒部下，尊事朝廷，不许象以前那样为非作歹。所掠去的人口，尽快查出来送还，不许匿藏。若是不听劝诫，朝廷将发大军问罪。到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建州大小首领，畏惧朝廷，叩头谢罪［78］。
董山却因皇上无意详察边吏鱼肉边民的过失和女真犯边的因由，心中很不服气。因此，举止傲慢，遇到高官也不为礼，很有抵触情绪。然而，朝廷重臣却不查实情，如朝中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等人，看见董山等人的不满表现，认为是怀恶不肯悔改。于是，不顾董山等人服罪来朝，以善加诱导，竟决定只放董山所带来的家属十多人回卫，而将董山等押送广宁拘留。同时，积极备战，准备大举讨伐建州。
七月二十七日，押解董山等一百一十五人由京师出发到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城）府。人府以后，靖虏将军武靖伯总兵官赵辅命令通事向董山等人再次宣布皇上敕谕，以示告诫。当通事宣读“圣旨”的时候，董山等人已经气愤难奈，骂声脱口而出，短刀出袖，向通事直刺过去。其他诸人各出佩刀，参与厮杀。馆驿（广宁府馆和驿站）中一百多服役的女真人，也持刀乱砍馆伴、兵卒。刹时间形成了一场混战。总兵官赵辅早有准备，一见如此，急令甲士杀出。当场杀死二十六人，其余的人都被逮捕，董山等人被囚禁起来。同时，明军联合朝鲜军，对建州女真进行了大规模的极其残酷的剿杀［79］。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提督辽东军务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总兵官赵辅、都督王英统兵，太监黄顺，少监张林监督军务。兵分左中右三路，共五哨（每哨万人）兵马向建州卫进发。左路右哨军出浑河、越石门、经土木河到分水岭（今新宾东南沿边墙向西河的发源处）。右路右哨军由鸦鹘关（今新宾县长春岭北三道关）经喜昌口、过凤凰城（今凤城县凤凰山中）、黑松林、摩天岭（在凤凰城西北）到婆猪江（今浑江）。中路军自抚顺经薄刀山、粘鱼岭，过五岭（今新宾县西境）、渡苏子河至古城（今新宾县西古城）。朝鲜王国派遣中枢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等，统兵万人，从东路堵截。朝鲜兵分两路，右路大将南恰，自满浦（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江道满浦）入攻婆猪江。左路大将鱼有沼自高沙里（朝鲜慈江道高山镇）入攻兀弥府（与满浦镇相对的鸭绿江西岸，在今桓仁县五女山附近）。明与朝鲜王国两军约期于二十九日会师。但朝鲜王国军于二十六日就先期攻入兀弥府。建州女真各部分散，没有防备，大首领李满住及其长子李古纳哈等为朝鲜王国军擒斩。明军随后再入，杀掠更多。据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多口。明军的杀掠十分残酷，总兵官赵辅在《平夷赋有序》中描绘说：“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猪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80］。这一战严重地破坏和摧残了建州的社会生活，释放奴隶（即阿哈）一千多口，破寨多达四、五百座，牛、马、家畜荡然一空。战后，明廷又将董山杀死，其弟及几百名壮勇，谪戍福建等南方省份，令他们永远身处异乡［81］。
继也先之乱和成化三年的讨伐，明朝政府与女真各部的关系步步恶化，明廷边政变坏，丧失民心，也从此始。因为董山是请罪入京被杀，朝廷又黩武弄兵，杀戮无辜，大为失信［82］。战后，又大修边墙，将辽阳以东之地向建州内地推进三百六十多里，迄至凤凰山。对此，女真各部深怀怨恨［83］。李满住的幼子甫乙加大，为了报父兄之仇，以八、九家的小部落首领竟联络建州、毛怜、乌拉等各部女真数千人，对朝鲜和明朝边境进行杀掠［84］。
董山的儿子脱罗（公元1469——1502年，又书妥罗），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先。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七月，因为建州大首领两年没有人敢袭职，由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草合刀｝保奏，成化帝朱见深授脱罗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满住孙子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都降袭父职［85］。
脱罗时期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建州势力大衰，生产处于缓慢恢复的时期；二是明朝边区政策进入败坏，边官堕落，边境多事，民族关系紧张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期间，脱罗采取恢复生产，尽量保持向明廷朝贡，以尽边臣职责，即采取乱世之秋，处事平稳的态度。
脱罗降袭父职以后，建州三卫十分残破，他率领部众从朝鲜王国和汉区易换农器、耕牛，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努力从事狩猎、采捕生产。建州各部每年从七月到十月，各个村寨或十人一伙，或二、三十人一帮，结队进山入林。远远望去，游猎的人或骑或步，住地连布结幕。一幕住三、四人，或率领妻子单户而居。季节一到，猎人满山，采参布野，呈现一派狩猎繁忙的景象［86］。
女真人将猎取和采集来的貂皮、鼠皮、人参、珍珠、木耳、蘑菇、蜂蜜、松子、榛子等，通过朝贡、互市的途径，输入汉区和朝鲜，换取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女真各部朝贡的人数日益增多由最初规定的五十人左右，增加到一百人左右［87］。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建州、毛怜等卫女真人，每年入贡人数多达八、九百人。成化八年，又增至一千二百人。成化十年，建州都指挥孛哈等又乞求增加入贡人数。此时的抚顺马市相当繁荣。这些情况说明，脱罗时期积极恢复生产，促进了女真地区与汉区经济交流的不断增长。脱罗在职三十三年，几乎年年率部向明廷朝贡，有史可查的、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多次［88］。
脱罗时期，明廷对边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继正统末年以来，边政渐坏，边吏贪贿日甚一日。女真各部纷纷扰边。从成化三年以后，明廷抛弃太祖遗训，迷信武力征服，鼓吹执行血洗建州，屠杀无辜的镇压政策。实际上，血洗建州成为边廷与女真关系变坏的起点和标志。从这以后，明廷边区政策反动的一面日益发展，致使边乱渐渐不可收拾。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对女真各部采取分治政策。女真各部分散势孤，正合统治阶级的心意，即主张各按原来的旧有习俗，分别设立卫、所、地面、城、站，各设官职，使各部之间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互不统属，各自通贡，不相纠合。同时设立海西以抗建州，令女真各部犬牙相制，各自为雄，相互为战［89］。这就是明朝统治阶级所得意的“夷狄相攻”，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初所谓祖宗治边的“深意”，不过是利用女真社会客观存在的分散局面，采用分散的管理办法。而当时的边吏比较清廉，明廷政策反动性的一面不甚明显，女真与明廷的矛盾不很突出。明朝中叶以后，情况不同了。统治阶级不仅深知女真各部已形成分散局势，还故意制造事端。利用懂女真语言，了解女真民俗的“通事”，或深入女真各寨进行侦查，或对前来朝贡、互市的女真人实行监视，常以酒、肉、金、银、布、帛进行诱惑，挑拨是非，使各寨之间彼此猜忌，互生仇隙，以致边事渐坏［90］。
明朝初年，明廷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对于女真各部的交易，接货给值，边吏守法，不稍侵吞。朝贡、互市各有抚赏，赏金来自贸易货物抽分，市、贡两赏，每次均很丰厚［91］。仅对于建州、海西的抚赏，每年就多达万金［92］。各个马市、关市变成了货物“流通之府”。关市贸易虽然对汉区、女真地区各得实惠，而十分之七、八有利于女真各部［93］。尤其是各部的首领得利更多［94］。因此，明中叶以前，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关系也很融洽。
成化以后，朝贡、互市的某些规定逐渐废止。比如朝贡、人市都以敕书为准，持有敕书的由边官验放，允许入贡入市。敕书对于各部来说，是获惠的凭证。因此，女真各部首领千方百计地追求敕书，有的常以子代父，相互借用，甚至擅行洗改，致使面貌全非［95］。边官和京官为私利所驱使，盗卖库中废弃敕书，私相交易，非法货市［96］。敕书一乱，冒贡的人便放进来了，而真正朝贡的人却进不来，日积月累，各部女真怨恨的情绪逐渐增大［97］。
女真各部朝贡，抚赏各有等第，职位高的待遇好，赏赐多［98］。因此女真大小首领都争相晋升官职。但升官晋职原有规定，即各部首领所部人员二十五年没有犯边的，准升一级。从掌印都指挥到都督，当他的部下、子孙没有犯边的过错时，可以允许承袭父职。如果有善于管束部众，交还所掠夺去的人口，擒获犯边人员或追捕逃人有功的，可立刻升职［99］。所以，女真各部乞求升职的人纷纷到边。然而，朝廷的边吏殆不尽职，相互推倭，年久不向上级报告，或者报告了，也是女真首领要求高位，而封给低职，致使各部首领十分不满［100］。
明朝初年，女真各部首领入京朝贡的时候，贡使进京，宴赏在会同馆。宴席丰洁，酒、肉等诸种宴品用之不尽，人人心情舒畅。赏赐按时，级别虽然不同，但都很优厚。明中叶以后，光禄寺官员作弊、贪贿，不肯用心尽职。女真贡使入京，往往酒饭菲薄，盘肉数两，骨多肉少，饭食生冷，酒中掺水，淡而无味。又不按日期颁赏，一拖再拖。等到不得不赏的时候，赏赉多为次等品［101］。所以，贡使心怀不平，怨声载道［102］。
脱罗以后，女真朝贡、互市和发展生产都困难重重，因为女真各部犯过事件日增，朝廷限制铁器、耕牛输边。过去，凡是女真贡使到京，朝贡以后，允许在街上买卖五天，沿途可以自由交易。现在，禁止街头买卖，只许在馆内，由行人（朝廷指定的交易人）持货到馆，与宛平、大兴二县选择的辅户（从地方选定的供货户）入馆交易。不允许辅户与女真人当面交易。人馆的货物常常不是女真人所需要的东西，致使他们失望而去［103］。
五天过后，京吏催促他们出京，兵部派人押送，通事跟从。不许沿途买卖。锅、铧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严加限制，五人或十人准许买铁锅一口，二、三年准买一次［104］，结果造成女真部男子没有铧、铲耕田，女人没有针剪使用［105］。女真各部互市、朝贡必须先经过边官验放，这时边吏廉勤的少，贪污的多，亏少马价、偷窃货物。事件时有发生，还以失物为由，诈取财物。通事常以升职进行引诱，千方百计索财或随意谩骂［106］，致使女真人失掉朝贡、互市的主动性，但这样做又缺乏衣食和必要的工业品的来源，于是就集结起来，兴兵抢掠边境。
建州女真自从董山被杀以后，群情激愤，加上明廷在关市上的官员种种刁难，犯边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边吏、太监等不以国事为重，贪功循私，任意杀戮。成化二年十二日，建州女真指挥苦女屡次扰害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东北清河城）、靉阳（今辽宁省凤城县靉阳）。明廷出兵，活捉了苦女等，处以磔刑［107］。时过不久，海西兀者前卫（今黑龙江省呼兰河中下游流域）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状告开原（今辽宁省开原老城）验放官接受了他的珍珠、貂皮不给货钱。兵部责成都御史陈钺调查此事。陈钺招散赤哈赴广宁对证。散赤哈率领所部十多人，从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北抚顺城）关入。正值开原管辖指挥官的同僚、参将周俊驻守抚顺关，因为官官相护，周俊怕散赤哈到了广宁对质，暴露真相，就借口海西人素来不从抚顺关进入，拒绝散赤哈入关。散赤哈大怒，便与建州女真联兵，纠集各部，多达数千人，大掠奉集堡（今沈阳东南奉集堡）。边警报到广宁，都御史陈钺，不察是非曲直，不分青红皂白，竟将接近边境的耕户也僧格等十八户女真贡使拘留在沈阳，命令辽阳副总兵韩斌出兵，将十八户女真平民家属全部杀害［108］。从此，边境更无宁日了。
由于皇帝昏庸，太监当权，控制边关。脱罗等女真各部要求朝贡、互市更加困难了。如何对待扰边的女真首领，朝廷的争论极大，以兵部侍郎马文升和兵部尚书余子俊为代表的比较清廉的官员认为，边防重地，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不可轻易动兵。马文升指出：出现边关多事，是因朝贡的使者被边吏求索，致使某些首领心中怨恨所造成的。应该严惩边吏，宽待“诸夷”，不必兴师动众［109］。余子俊也极力主张以守为上策，对女真不宜“深治”，况且建州都指挥伏当加等，只是因为不得都督职务，才扰乱边境的，罪行还不重，如兴兵征讨，决非祖宗治夷的初衷。因此，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明廷派遣马文升，大通事都指挥詹昇等前去招托建州、海西各部。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俄罗、卜花秃、完者秃等，都听抚入贡［110］，这样边患才平息下来。
然而，当朝太监汪直得宠于皇上，他求功心切，与都御史陈钺合谋，谎报边警。一边诬告马文升，一边请求皇帝，同意出师征剿。成化十五年，成化帝终于同意他们的请求。命令太监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兼总兵官，分兵五路，再次大规模地讨伐建州。女真各部知道大军将至，青壮年逃匿深山，老弱被明兵杀害的却多达六百九十多人，被俘四百八十多人，攻破四百五十多寨，掠获牛、马一千多匹。大军所过之处，房屋被焚毁，人民逃散。官军不惜掘骷髅回师报功。在明廷军事压力下，伏当加等女真首领被迫叩关朝贡。
当朱永等出师途中，遇到了建州的贡使哈速、郎秃等七十多人前去广宁。汪直不分是非，一律诬为“窥伺”边境，将哈速等五人无辜杀害，其他的人捕送京师邀功。后来竟无理地把郎秃等七十四人远戍两广安置［111］。
因太监汪直的诬陷，马文升被撤职，辽边更混乱了。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建州女真为了报旧仇新怨，各部联兵结势，深入辽东，骚扰清河、靉阳等地，竟长驱四百多里。凡是掠到边境男女都将四肢分解、碓脊、火蒸以泄其忿，劫夺牛马，焚烧庐舍。这样由统治阶级所挑起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了。
陈钺等惟恐失去所冒领的功劳，便坚守城池不出，并且隐瞒边情不报，使边关多事更胜于往时［112］。
在边官贪功妄杀，女真各部纷纷扰边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四世祖脱罗，仍然与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反对扰乱边境。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当马文升招抚边境各部首领的时候，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脱罗等，都听抚前来朝贡。后来，在一次朝贡中，当伏当加为其兄保能请职升级时，脱罗挺身而出，在会同馆截获伏当加，指责他乱边多达七、八年，导致许多女真人死亡，今天又隐瞒真实情况，欺君入贡，依照国法应当诛灭。
脱罗的所做所为震动了朝廷，颇得朝廷大臣的关注，为了保证脱罗的安全，决定把伏当加贬戍广东安置，并以脱罗有功，晋升为建州左卫都督［113］。
脱罗死后，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他的儿子脱原保承袭父职为都督。他继父、祖遗业，继续效忠于明廷，以时朝贡。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建州的一些部落侵扰辽阳，岁无虚月。镇巡官张贯等要集结兵力，进行讨伐，都督脱原保等知道后，率领一百多人，叩关调解，以通和好，安顿边境［114］，平息了朝廷再次出兵征伐，保护了建州的生产和安定。脱原保掌事十八年，直到明嘉靖初年，不知所终，才不见于史籍［115］。
努尔哈赤的世系出自脱罗三弟锡保齐篇古［116］。锡保齐篇古的儿子是都督福满，即为清代的兴祖。兴祖与脱原保是叔伯兄弟。所以，努尔哈赤的祖系不是大首领嫡系长子的后裔，史称是建州左卫“枝部所出”，就是这个原因［117］。都督脱原保、福满死后，建州左卫日益败落。嘉靖中叶以后，景祖觉常刚（又称觉昌安、叫场）、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包郎阿、宝实兄弟六人，即所谓六祖。六祖都没有接受过明朝都督职衔，惟有景祖觉常刚的官职升到都指挥使［118］。觉常刚生有五子，依次为礼敦、额尔衮、界堪、塔克世、塔察篇古。其中第四子塔克世（又称他失、塔石）是努尔哈赤的父亲［119］。
都指挥觉常刚时期，建州左卫部落间势力分散，互不相属。觉常刚智勇兼备，长子礼敦勇力绝伦，父子团结族众，试图统一建州各部，他们率领族人战胜强族大部的扰害，一时统一了五岭以东（系指苏子河下游西南的五岭）、苏克苏浒河以西二百里区域，强盛起来，从此自称六贝勒［120］。六贝勒势力刚刚兴起，恰遇栋鄂部［121］势盛，两部相抗衡，关系日趋紧张。六贝勒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栋鄂部的挑战，不得不向海西哈达部（首城在今开原东“南城子”）王台借兵。哈达万汗王台与六贝勒联兵与栋鄂部开战，结果两败俱伤。栋鄂部损失惨重，六贝勒也势力大衰［122］。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建州、海西女真各部农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23］。加上与汉区和朝鲜长期通商互市，在物质方面奠定了社会统一的初步基础。嘉靖晚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控制建州各部通往清河、抚顺各市的货源，贩卖貂皮、人参、松子，交易大兴，“结彀连骑，炫熿于道”，获取重利，大有统一建州三卫之势，俗称阿古都督［124］。建州左卫觉常刚及其子塔克世等全族归附了王杲，塔克世本人成了王杲的部将［125］。
这个时期，女真各部首领势力最大的是海西哈达部王台，他忠于明廷，士马精强。对各部远者招徕，近者攻取，其辖地达千里。王杲所属的建州三卫也听从他的约束。但各部之间没有严密的组织管辖，部落生产、经商各听其便。觉常刚经常率领部下几十人到辽东各个市场交易，以建州所产的粮食、麻布、马匹，交换汉区的猪、牛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明人称他是“市夷头目”［126］。觉常刚自领敕书三十道，授职为都指挥使［127］。与王台、王杲相比，地位较低。
隆庆和万历初年，王杲自以为能调动建州各部，无视朝廷边将的政令。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王杲入关市时，大肆索赏。他自恃雄长各部，坐骂关市，还以箭刺人。又赶上抚赏的备御官贾汝翼在验马的时候，责备数十名女真人，引起一些首领的不满。边吏尤清在验马的时候贪得无厌，虽索取王杲的金、银，却借口把马匹退回去。王杲与众首领以此为由乘机煽惑，相互连结，要求明廷撤换备御，又联合速把亥、歹青、委正等“三卫”各部蒙古骚扰边境［128］。
另外，王杲部下有三十多人，不愿意留居在建州，要求寄居于汉区，为边吏收纳。王果不答应，多次向边吏索人，并无理掠缚明边“夜不收”（即夜哨）。同年七月，当王杲部下来力红向边吏索取人口的时候，抚顺游击裴承祖出来拒绝。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承祖乘胜率领三百骑兵追到来力红寨，被王杲、来力红率众团团围住，把总刘承奕听到消息，迅速前去迎救，也陷入重围。结果大部分官兵被歼，裴承祖、刘承奕及百户刘仲文等被俘。王杲以剑斩杀多人，剖胸剜心，残酷异常［129］。
巡抚张学颜鉴于双方关系恶化，急请朝廷速罢辽东市赏。同年十月，他协同总兵官李成梁誓师讨伐王杲。
努尔哈赤祖父觉常刚，父亲塔克世，作了这次进军的向导［130］。六万明军，浩浩荡荡，疾驰前往。王杲与蒙古“三卫”速把亥等率兵迎战，两军激战多时，王杲军抗不住明军的冲击，望风奔溃，退入寨中。李成梁挥军纵火，瞬间攻破城池。王杲乘乱逃脱，小首领来力红等送了命，其部众被杀了一千多人。王杲寨破兵溃，逃无踪迹，死活不明。边官扣押“市夷头目”觉常则作为人质，令其子塔克世寻查王杲归案［131］。同时，开原兵备道贺臻，宣谕海西王台逮送王杲。王杲虽然溃不成军，然而心中不服。他又纠集部分女真人，继续骚扰边境。后来，明参将曹簠得知王杲隐居在左卫阿哈纳（宝实之孙）寨中，立即亲自率领轻骑前去追捕。王杲一见势危，便把自己的蟒挂红甲披在阿哈纳身上，乘机携马、牛、羊、貂皮、杂帛等投奔速把亥而去［132］。不料，抚顺关追捕甚急。王杲因路途不便直走，就投奔了海西王台。王台一向忠顺于明廷，得到边关宣谕以后，与长子虎儿罕（又书扈尔汉）等，在七月四日捕得王杲及其家室二十七人，槛车送往边关［133］。
王杲的槛车转至北京，辽东守臣直接向朝廷献俘。万历皇帝亲自登上午门云楼，集结百官称赞［134］，将王杲枭首于槀街。
王杲死后，宁远伯李成梁将王杲的属地拨给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塔克世对明廷比较忠顺，为人很有胆略，以讨伐王杲有功，授职为建州左卫指挥［135］。后来，清朝惟有这一支成为六世祖、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和承袭者。因此，努尔哈赤便是都督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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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尔哈赤，按满文原音应为努尔哈齐（满语nurhaci），因为习用成俗，本书亦称努尔哈赤。
［2］罕，为满语han，汉译为“汗”。老罕王，也书老憨王，即指老汗王，均为努尔哈赤。
［3］《元史·地理志二》卷59。
［4］《朝鲜李朝实录·太祖》卷8。
［5］《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21。
［6］《明太祖实录》卷56。
［7］《明太祖实录》卷67。
［8］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海西女真，系指分布在开原以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女真卫、所，及其经由海西各部向明入贡的女真人，皆称作海西女真。海西地指今伊通河口至依兰的松花江中游地区。参见蒋秀松：《海西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建州之名，原属唐时渤海国率宾府，地在今绥芬河流域。元时移到松花江东岸，海兰河西北一带。明时，称以上诸地的女真部落为建州女真。后来，几经南迁，于正统初年移到今辽宁省新宾县境，是为“建州三卫”。参见莫东寅：《满族史论丛》第36—37页。东海女真，又称野人女真，系指建州、海西女真以东以北的各部女真，包括东海虎尔哈、窝集、瓦尔喀等部女真人。
［9］张伯英等：《黑龙江志稿》卷62。
［10］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6上，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魏焕：《皇明九边考》卷3。
［11］陈建：《皇明从信录》卷13，谈迁：《国榷》卷14。
［1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彭孙贻：《东人志·女真考》页3，《明英宗实录》卷237，《明经世文编》卷248。
［13］《明太祖实录》卷236，卷239。
［14］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明太宗实录》卷71，彭孙贻：《东人志·女直考》页3，茅瑞征：《东夷考略·女直》页2。
［15］《明太宗实录》卷24。
［16］陈仁锡：《潜确类书·东北夷》卷14。
［17］《满洲实录》卷1。
［18］李廷玉：《长白山江冈志略》载：“朱果（草木），每茎不蔓不枝，高三寸许，无花而果先青后朱。形同桑椹，味清香而甘酸……一名仙果，池左右颇多。”
［1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以下简称《武录》。
［20］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1下，阿桂：《满洲源流考》卷1。
［21］《满文老档·太祖》卷70。
［22］《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38。
［23］《朝鲜李朝实录·端宗》卷13。
［24］《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58。
［25］［26］《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19。
［27］《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73。
［2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0，《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17。
［29］《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2。《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回忆》卷28。
［30］《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卷56。
［31］李民｛宝真｝：《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2。
［32］《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31，《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66。
［33］《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50。
［34］《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95。
［35］《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7。
［36］薛三才：《兵食计当蚤决破》，参见《筹辽硕画》卷4。
［37］［38］《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9，卷10。
［39］《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11。
［40］《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13。
［41］《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9。
［42］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叙伦订补编》页2。
［43］《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44］《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1。
［45］《明宣宗实录》卷13。
［4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0。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因为部落扰朝鲜边境，关系不协，猛哥帖木儿率部迁居阿哈出旧地风州，现因蒙古东扰，猛哥帖木儿被迫迁回阿木河谷地。
［4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4，卷23。
［48］《明宣宗实录》卷99。
［49］据《龙飞御天歌》卷七载：古州距会宁八日程．在“速平江之傍”，即今绥芬河之滨。其人为嫌真兀狄哈，属窝集部人。
［50］《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2，卷82。
［51］《明神宗实录》卷444。
［52］《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32。
［53］《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4］《明宣宗实录》卷108。
［55］《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9。
［5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3。
［58］《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9］《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1。
［60］［61］《明英宗实录》卷73，卷82。
［62］《明英宗实录》卷89。
［63］［64］《明英宗实录》卷36，卷124。
［65］［66］《明英宗实录》卷287，卷304。
［67］《明英宗实录》卷300。
［68］《明宪宗实录》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