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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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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转引自《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8 页。
③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8 页。
① 《匠人沟洫之法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3 页。
三、《七经小记·水地记》
《水地记》，今《安徽丛书本》按微波谢本刊印，共一卷。段玉裁说：“盖所属草稿尚不止此，葓谷（按：孔继涵字）取其可读者为一卷刻之，其丛残则姑置之。”②今能读到的仅此一卷。《水地记》的首条是：中国山川维，首起于西，尾终于东，河水所出其地，曰昆仑之虚，其山曰紫山。其未条是：其南沁水，东丹水，西曰太行。
全书共记二十四条。可见作者的用意是写自昆仑山至太行山的中国大地。全书的写法犹“词典条目加词典的释义。”戴震采用的这一写法是中国古书最常见的写法，有人说《易经》也是一部词典①，事实正是如此，因为它以卦起首，然后详释之，六十四卦详释毕而《易经》成，这不是词典型范又是什么呢？戴震既按“条目加释义”的方法给中国大地来一番规划范畴，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条目与条目间的关系的处理，二是释义本身的体例方法。
条目间的关系，正是贯串了戴震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地理学必须以大地为对象，而不是其他。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②“以山川为主”，就是以大地来研究地理，这就能把对象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思想。在“山川为主”中戴震又更深层地处理山和水的关系，他是以水领山的。如果说这一点在《水地记》中表现得还不明显，那么，在校《水经注》和修《汾州府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戴震叙《水经注》说：“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透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地的脉理）。”①在《汾州府志发凡》中说：“以水辨山之脉络，而汾之东西山为干为枝，为来为去，俾井然就序。水则以经水，统其注入之枝水，因而遍及泽泊、堤堰、井泉，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②“山川为主，以水领山”，这就是戴震的地理学思想，也是《水地记》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使戴震的水地研究除了为解经服务外，还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门类科学。《水地记》的二十四条目的确立及条目间的关系，完全贯彻了“以山川为主”的思想，同时也努力贯彻“以水领山”，无水源可寻时则叙述其山脉走向。除举出的首未两条外，其余二十二条是：2 河北之山，昆仑东千里而近日积石。3 鲜水西北，白龙堆沙之东日三危，是山不协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① 见《辞书研究》1985 年6 期。
②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禹贡之文，其名盖后起也。4 北迤东日嘉峪。5 弱水所出日穷石。6 北迤西日合黎。7 河惶之北大山曰祁连山。8 逾猪野之南，河西大山曰贺兰山。9 北河之北高阙东曰阴山。10 河曲外曰缘胡山。11 汾水所出日燕京之山，桑乾水所潜也。12 汾西河东自燕京别，而南离石水所出曰梁山。13 黄栌之南，胜水所出日歧山。14 西望孟门，夹束河流日壶口。15 汾水之左，自燕京别而东南，漳水所出日少山。16 右转历镣武而西，少水所出日谒戾之山，少水者泌水也。17 沁西彘水所出日霍山，是为太岳中岳也。18 历东陉而南曰析城。19 迤东沇水所潜日王屋。20 自东泾别而西，讹水所出山曰清野。21 又西南日薄山。22 西抵河曲中，雷水所出日首山，是为雷首。23 自轑武、侯甲左转， 水、蓝水、潞水所出，日发鸠之山。①从戴震对二十四条条目的解释中可看出哪些科学思想呢？这些思想，都是从其释义本身的体例和方法体现的，一是继续贯彻“山川为主，以水领山”的基本体例。大山之外有小山，干水之下有支水，基本体例不仅用于条目的确立和条目间的联系。而且用于解释条目。如第1 条下以山水释昆仑：《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昆仑，今西番名枯尔坤，译言昆仑也。有三山白阿克塔沁，日巴尔布哈，最西而大日巴颜哈喇？？由洪济粱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日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又南迤西连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语呼冈底斯者，绵亘二千里，皆古昆仑之虚也，犛水出聋石山，与河源相去仅三百六十余里，中隔一岭，即巴颜喀喇之岭，犛水亦呼犛牛河，语之转为丽水，今名金沙江。西番呼木鲁鸟苏，至喀木境又呼布赖楚。
解释对象，当然要设立参照物，戴震解释地理条目的参照物是郡县治所等等。但《水地记》毕竟不是标准的辞书。戴震是立意一反传统的地理学“于古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的做法，而“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的。这一做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以地理体现行政建制。例12 条解释梁山：山在今永宁府州东百三十里，东接交城县界，北连赤谼岭，接岚县界，西逾溪谷，为临县，一名吕梁。
又如14 条解释孟门山，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山在吉州西南七十里，河西则陕西宜川县东南二十里之孟门山也。《汉志》河东郡北屈，《禹贡》壶口山在东南，今州东北有北屈故城，然则山当在其西南，作东南误也。在解释条目中，经史子集无不俱引，与其说用水地山川来解经，倒不如说以经典文献为历史证据为解释地理条目服务。例如首条解释昆仑山引了《尚书。 禹贡》、《尔雅。 释丘》、《史记。 禹本纪》、《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汉书。 地理志》等等。其中一段说：昔相传《禹本纪》、《山海经》、《淮南鸿烈》及《水经》诸书所言昆仑河源，辗转蹈袭，鲜能证实。《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西域还，为天子言于闻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则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水地记》一卷。
书本文献仅仅是证据之一，有时更需古今对应和实证，戴震以其朴学的求实精神，是很注重名和实的现实状况的，例如第三条的解释：鲜水今之青海，番名呼呼淖尔，值沙碛之东，西宁府之西，肃州甘州之南，积石之北。潞江自发源即成池三，皆黝黑，其池殆所谓玄趾者欤？三危盖其所经之地，岁久名湮，无以证实耳。昆仑、析支，《禹贡》于雍州言之。此水导源三池，去河源金沙江源不远。三跂置如鼎足，皆在冈底斯东北，然则雍之西南境至此水上游，梁之西境至此水，可无疑也。有时戴震以地理实情与文献中的史实挂钩，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例如，戴震以地理中的潞江之源的“玄趾”和“三危”来回答屈原提出的问题，他说：今所谓三危山者，其下亦无水径通《禹贡》之黑水，三危不在河北甚明，《屈原赋。天问篇》曰黑水玄趾安在？？？潞江发源即成池三，皆黝黑，其池殆所谓玄趾者欤？三危盖其所经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以相应的历史事实傅之于山川，写山川，实际上是写相关的历史事实。第9 条写阴山时通篇为之，从赵武灵王一直写到唐代天宝年间，通篇历史故事，读来不觉枯燥。掩卷而思，戴震这一写法的精神，和顾炎武言山川重视历史递变的态度确有某种共同之处。他说：《史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广曰，在金城，今兰州府治，本汉金城县），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六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按：地名）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汉书》：竟宁初，呼韩邪愿保塞，因议罢边备，塞吏卒，郎中侯应日：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水草，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经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元和七年河溢，西受降，域南面多毁坏，八年振武帅李光进请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治于天德，军北城。李绛、卢坦以为旧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又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侯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二百里也。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李吉甫策。九边考自阴山而北，皆大碛，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中国得阴山，则乘高一望，寇出没踪迹皆见，必逾大碛而居其北，去中国益远，故阴山为御边要地，阴山以南即为漠南，彼若得阴山，则易以饱其力而内犯，此秦、汉、唐都关中，必逾河而北守阴山也。
读戴震上述注释文字，可谓完全没有书卷气，后一段不仅重历史，而且重军事，强调阴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类似的文字在第24 条注释中也有：《金史·地理志》济源县有太行山，以沁水为界，西为王屋，东为太行。考河北八陉，起西南，迄而东北，一曰轵关陉，在济源西北十五里，当轵道之险。《史记》苏秦说赵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危是也。
清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是军事地理，戴震引用该书时强调某地的军事性质：山在今肃州西北七十里之西麓，即嘉峪关。《读史方舆纪要》云：国初收河西地，西抵玉门，北至沙漠，而仍以嘉峪为中外巨防。
第四曰溢口陉，山岭高深，实为险厄，《读史方舆纪要》云：滏口为自邺西出之要道。诚然，戴震与顾炎武，顾祖禹所处的时代不同，不大可能说他仍有亡国之痛和排满情绪，但他的经国济世的求实精神则是与顾炎武、顾祖禹一致的。《水地记》无疑也涉及到军事地理。
《水地记》作者还写了大好河山，体现了作者热爱中华大地的丰醇情怀。他说：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美术茂草，山中冬温夏冷，宜牧放，牛羊充肥，乳酪美好，焉看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丰茂，宜畜牧，与祁连同。匈奴失祁连、焉耆（按：后译为“胭脂”）二山，乃歌日：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耆一作焉支。
如此看来，《水地记》是叙述中华史地的教科书，内容之博大，规模之宏伟，前无古人。作者思想方法的内在逻辑，确如段玉裁所说：“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①然后由总而分，以水领山。在解释中，“自《尚书》、《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战国至今，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赜而不乱。”②全书是以中华历史文化为贯串来叙述中华大地的山川水流的。著《水地记》的初衷，与清代朴学一贯主张的窄而小的研究很不一样，以其内容和规模，“此书固非旦夕之所能完成，先生志愿之大，以为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③尽管如此，《水地记》既为《七经小记》之一，治经者当有所稽，又从其撰著体例、思想方法、内容和实际作用，以及其学理逻辑看，《水地记》在戴震那里是作为独立的史地学而存在的。《水地记》成为学人研治相关内容的依据。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陉”字下即引据戴说④。《水地记》也是清代史地学史上以水为主的奠基之作。《水经注》已越千余百年，清儒大有赓续其业的志趣。早先就有黄宗羲的《今水经》，但过于简单，塞外之水尤多误。《水地记》也是出于续《水经》的初衷的。继戴之后，有齐召南《水道提纲》二十八卷等等著作，开其宏基的实为戴震。戴震尤善制地图，段玉裁曾说：“用晋裴秀法，而里数之远近，即可计北极之高下，凡直省府厅州县方乡四至八到，无少差误。”①此外，戴震史地学成就与他对天文的精湛研究也是分不开的。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段玉栽著《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734 页。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7 页。
四、对《易经》的研究
戴震早年就对《易经》作过很勤密的研究，在《经考》中，围绕《易》学研究写下的笔记条目有：重卦、三易、易取变易义、彖辞爻辞、九六七八、十翼、易为卜筮而作、理象数、卦变、互体、宋儒复《易》古本同样，在《经考附录》中，戴震也写下了不少《易》学条目：重卦有四说、连山归藏、《易》一名而函三文、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题周以别前代、《周易》上下经、卦名、汉初传《易》、焦延寿京房之《易》、王辅嗣韩康伯注《易》、子夏《易传》膺本、《河图》、《洛书》、大衍、先后天图、太极图、程子《易传》、朱子《周易本义》、言古《易》者各异在《戴东原全集》中，并无戴震研究《易经》的专著，今本《戴震集》中，也只有极少数的《易》学论文，它们是：《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法象论》、《读易系辞论性》、《与丁升衢书》、《再与丁升衢书》。但在许多文章中，零星个别地提到《易经》、《易传》的却不少。事实上戴震是娴熟于《易》并能对其原理运用自如的。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曾说要“假年以学《易》”，并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易》是不易读懂的。到了汉代，《易》被列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传说孔子授《易》，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而至施雠、孟喜、梁丘贺，，此三家《易》被列为今文经《易》学博士。今文经衰落后，有古文《易》费氏说①。郑玄继传之。此外，京房受《易》于焦延寿，假托孟氏，多言卦气占验，是今古文以外的《易》别传。王弼亦费氏古文《易》，但涉及道家，旨近老子。王弼注《易》，唐人据之作《正义》，汉三家《易》俱废。五代北宋间道士陈传以后世道教中的丹鼎之术附会《易经》，传至邵雍和周敦颐，而有先天的太极图说。程颐作《易传》，不信邵雍的象数学，少谈天道，多言人事，较王弼更近《易》理。戴震曾对程氏的《易传》表示推崇，说：“《周易》当读程子《易传》。”②朱熹综周、邵、程三家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的功令所推祟。清代《易》学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周、邵的先天《易》问罪。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讨伐周、邵，其弟黄宗炎《图书辨惑》把周、邵《太极图说》所踪的陈抟“无极图说”找了出来。毛奇龄著《河洛图书原舛》，发明二黄之说，提倡用汉学研究《易》学。胡渭著《易图明辨》，由宋儒与道士的关系找到其谶讳学的根源。他的《洪范正论》驳斥五行灾异，破除《易》学研究中的非理性主义。梁启超曾说：“一千年蒙罩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①但无论从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大势看，还是从《易》学本身研究的需要看，对《易经》来一番汉学考证功夫是必要的。江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载《经考》。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载《经考附录》。
①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费氏易林》、《费氏分野》二书。②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78 页。藩曾概括清初的《易》学研究说：“国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击陈抟之图者，如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按：皆《易》卦象名）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胡胐明《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于伏生也。胐明虽知伪古文，而不知五行传之不可辟，是以黜之。”②学问为学术大势、学理逻辑发展而出，应时而生。真正用汉学的求实客观态度来研究《易经》的有惠栋的《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焦循《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通名《雕菰楼易学》三书。焦循是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他的成就自然要高。阮元评价“三书”说：“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引之说：“凿破混饨，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关于《易经》的主要精神，焦循由博返约以后曾说：“《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亦即以寡天下之过，而改过在变通行权，即易也。”①这与孔子“学《易》无大过”之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易》之辩证思想是最可玩索的。
前面提到，戴震主张学《易》应读程颐《易传》，这是很客观的态度。
即使对朱烹调和诸家之说的《易本义》，也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对“河图洛书”、“先天后天”这类极为敏感的问题，戴震也采取慎重的态度，与清初毛奇龄、胡渭的“革命”态度很不一样。诚然，这一态度，又是与早年不反宋儒的基本态度相一致的。戴震在《经考附录》卷一《河图洛书》条下引朱熹说：朱子曰，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按：欧阳修）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者，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者，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又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按：当为卢辩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九数者为《洛书》也。王应麟曰：《大戴礼》卢辩注非郑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未考此史也。
以上笔记可看出戴震是赞同朱熹关于《河图》、《洛书》的骑墙折中之说的。朱熹曾怀疑《河图》之伪，以邵雍之《易》为《易》外别传。但其《易本义》又冠以九图，并说：“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是指《河图》、《洛书》，伏羲之《易》则是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周公之《易》是后天八卦及六十四卦卦变。这又回到了邵雍。把上面戴震引用朱熹并心然其意的笔记内容与胡渭相对照，可看出戴震早期在《易》学上的保守态度。钱大昕和江藩都曾叙述胡渭《易图明辨》的看法说：② 《汉学师承记。经师经义目录》。上海书店1983 年复印本《汉学师承记》138 页至141 页。① 焦循《与朱椒堂书》。载《雕菰集》卷十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尝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何从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又言，《洪范》古圣所传，汉儒专主灾异，以瞽史矫诬之说，乱彝伦攸叙之经，害一。《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范》，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且谓《洪范》之理通于《易》？？，害二。《洪范》原无错简，后儒任意改窜，移“庶征”“王省惟岁”以下，为五纪之传，移“皇极”“敛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为“五福”、“六极”之薄，害三。戴震和胡渭，一以《洛书》在《洪范》证其存在的可能性，一以证其“初不为《易》设”，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另一些场合下，戴震又为朱熹的《河图》、《洛书》之说开脱。早期的《经考》中有好几条这样的条目。例如他在《经考》附录卷一“先后天图”条中说，朱子《易学启蒙》中载邵雍所传的先天、后天之图说不过是用来释《易》理的，朱熹并没有说先天图是伏羲造的，后天图是文王造的。关于朱熹的《周易本义》，戴震比顾炎武进一步考证出朱熹原本被搅乱起于宋宝佑（1253—1258）年间董楷所编的《周易传义》。他说：宋宝佑中克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传义》，附录纷乱朱子《本义》元本，实始于此。至于戴震后期以《易》和《易传》作为批判程、朱的武器，当另作别论。戴震早年对《易》的起因的看法赞同黄宗炎，认为由个别观察而达普遍抽象，在文字上表现为六书假借。他在《经考附录》卷一“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中说：黄宗炎日：“易”者取象于虫，其色一时一变，一日十二时，改唤十二色，因其倏忽变更，借为移易、改易之用。“易”之为文，象其一首四足之形。《周易》卦次俱一反一正。两两相对，每卦六爻，两卦十二爻，如析易之十二时，在本卦者象日之六时，在往来之卦者象夜之六时，取象之奇巧精确，不可拟议，无逾于此，俗儒反病其一物之微，不足以包含大道。误解“日月”为“易”，开端于虞仲翔，而圣人之取义渐隐。②关于《易经》的体例的形成，历来有许多看法。顾炎武认为“连合经传，本于郑玄”，朱熹记嵩山晁氏《封爻彖象说》，认为古经始乱于费直，大乱于王弼，今本《易经》分上下二卷，上卷三十卦，下卷三十四卦，每卦有卦辞等等，其基本体例是：“卦名十卦辞十爻辞＋（‘彖曰’为标志）彖传＋（以‘象曰’为标志）象传（分大象和小象。大象释全卦，小象释各爻爻辞）”。这样今本《易经》中已有彖传和象传。对于今本《易经》的经传相合的体例及其形成过程，戴震有明确的论断：郑康成始合彖、象于经，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后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于乾、坤后，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以后彖及象之论两体者，分属卦词。后解爻词者，逐爻分属其后。于是汉时所谓十二篇莫能言其旧。孔冲远（按：孔颖达）曰：《易经》本分上、下二篇，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汉书，艺文志》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胡渭传》。又见江藩《汉学师录记》卷一“胡渭”条。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经考》卷一。
曰：“《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对《易经》体例共性，不同卦中的个性，体例的形成、变化，《易经》和《易传》的关系，三家《易》的目录等《易》学基本问题，说得一清二楚，针对朱熹用晁氏说费氏大乱古《易》之说，戴震指出：《儒林传》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盖费氏《易》不自立故训章句，其解说经即用十篇之言，明其当时之口讲指画如此。是十二篇，费氏未尝改也。
为了确认今本费氏古文《易》的地位，戴震澄清了历史上对费氏的一些误会。刘向以中秘藏的古文本（简称“中古文”）校汉三家《易》时，三家《易》脱《无咎》、《悔》、《亡》三篇，而仅费氏《易》与“中古文”本相同。但刘向、班固也没有谈及费氏《易》与诸家之异。到了《汉书。儒林传》，因有“徒以彖、象、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一语，后人“膺作费氏《易》省去彖、象、辞之目，总以一‘传’字加于彖、象之首，纷纷咎费氏改经”，戴震指出，这是“不察之论”，“费氏未尝改也”②关于《十翼》的作者，历来认为孔子著《十翼》③。又《隋书。 经籍志》说：“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④三篇即《说卦》、《序卦》、《杂卦》。明末的经学大师朱彝尊怀疑《序卦》。戴震对此有独到之见。他说：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太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总之，戴震于《易经》研究虽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从明清的《易》学史的大背景下透视，是有一定地位的。他对《易》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明确的阐述，有些见解是《易》学入门的必备知识。《说卦》等三篇非孔子之作的说法，在《易》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几成定论的重大发现②。① 《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① 《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② 同上。
③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④ 类似的文字也见于《论衡。正说》。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
② 参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43 至45 页。
五、对《尚书》的研究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其时代起自上古的唐尧，终于春秋初世，为我国上古时代的史料，故名曰《尚书》。它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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